摘要：车间主任老张在门口喊了一嗓子，声音在嗡嗡作响的机器声里显得有点飘。

“卫东，上海来的新变压器到了，王师傅让你过去搭把手。”

车间主任老张在门口喊了一嗓子，声音在嗡嗡作响的机器声里显得有点飘。

我应了一声，把手里的扳手在棉纱上擦了擦，别在腰带上。

一九七九年，我在县发电厂当一名电力维修工，算是个正经八百的工人。

我们这，能进发电厂，端上铁饭碗，那是祖坟冒青烟的好事。

厂里发的白棉布手套，我用得仔细，一个礼拜下来，也就指尖那块儿有点油污。

我爹总说，我是李家第一个吃上“商品粮”的人，走路腰杆都得比别人直。

我心里挺得意的。每天听着电流通过变压器发出的那种沉稳的嗡鸣，闻着空气里若有若无的臭氧味儿，我就觉得踏实。

这声音，这味道，代表着工业，代表着力量，代表着一个农村娃想都不敢想的未来。

我每个月的工资是三十六块五，除了自己留几块零花，剩下三十块，雷打不动地交给家里。

我爹把钱展平了，压在炕席底下，说要给我攒着娶媳妇。

我说爹你跟娘留着买点好的吃，他眼睛一瞪，说：“胡扯，你挣的钱，就是给你的。”

他嘴上这么说，可我知道，我娘前阵子咳嗽，他偷偷托人从县里药店买了“川贝枇杷膏”，那玩意儿可不便宜。

那天天气特别好，秋老虎的尾巴，晒得人暖洋洋的。

我正跟着王师傅研究那台新变压器的图纸，那上面密密麻麻的线路，看得我头晕，但也兴奋。

王师傅是厂里的总工，技术一把手，肯带我，是我的福气。

“卫东，你看这个旁路电容的设计，绝了。上海大厂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王师傅指着图纸，一脸的陶醉。

我凑过去看，心里盘算着，等这个月发了工资，去供销社扯几尺“的确良”，给我妹也做件新衣裳。

她今年十六，正是爱俏的年纪。

日子就像厂里那台永不停歇的发电机，平稳、规律，充满了力量感。

我以为，这样的好日子会一直这么过下去。

我以为，我身上这身沾着机油味儿的蓝色工装，就是我们家最硬的靠山。

“哥！”

一声清脆又带着点急切的喊声，从车间大门口传过来。

我一抬头，看见我妹卫红，扎着两个小辫，正扶着门框往里探头探脑。

她额头上全是汗，几缕头发粘在脸颊上，小脸跑得通红。

我心里“咯噔”一下。

家里离县城十几里地，她这个点跑来，肯定不是为了给我送两个红薯那么简单。

王师傅人好，摆摆手说：“家里有事就快去，这儿我先看着。”

我赶紧脱了手套，快步迎出去。

“卫红，咋了？出啥事了？”

“哥，”她喘着气，眼圈有点红，“你快去粮站看看吧，爹在那儿……被人给难住了。”

粮站？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秋收刚过，这几天正是家家户户交公粮的日子。

我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种了一辈子地，把粮食看得比命都重。

每年交公粮，他都把家里最好的麦子挑出来，用簸箕颠了又颠，筛了又筛，保证一粒瘪子都没有。

这样的粮食，怎么会被难住？

“你别急，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我扶着她的肩膀，让她顺顺气。

“就是那个管验收的，姓孙，大家都叫他‘孙猴子’。他说咱家的麦子湿，里面有沙子，成色不够，非要让爹把几百斤麦子都倒出来，在太阳底下重新晒，重新筛。”

卫红说着，声音里带上了哭腔。

“爹天不亮就套着驴车出门了，到现在还没吃上一口饭。那太阳多毒啊，爹的腰又不好……”

我的拳头一下子就攥紧了。

我爹的腰，是有一年夏天抢收，在田里累倒了落下的毛病，一到阴雨天就疼得直不起来。

孙猴子，我有点印象。尖嘴猴腮，看人总是斜着眼，手里常年端着个搪瓷缸子，走起路来一摇三晃。

他在粮站就是个验收员，权力不大，可拿捏他们这些交公粮的农民，却是绰绰有余。

“哥，好多人都说，那个孙猴子是故意的，就想……就想让咱家给点‘好处’。”卫红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我明白了。

一股火气从脚底板直冲脑门。

我爹那个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让他低声下气去求人，比要他的命还难受。

更别说，是让他拿东西去“意思意思”。

“我知道了，你先回厂里传达室等我，我过去看看。”我拍了拍卫红的肩膀，转身就往外走。

身上这身工装，我都没来得及换。

我就是要穿着这身衣服去。

我是发电厂的工人，是吃“国家粮”的，我倒要看看，谁敢这么欺负我李卫东的爹。

我骑着厂里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一路把车蹬得飞快。

还没到粮站，就看见门口排着长长的队，驴车、板车，把路都堵了一半。

空气里弥漫着粮食的香气和牲口的骚味，还有人们焦躁的汗味。

我把车往墙根一锁，挤进人群。

一眼就看到了我爹。

他在粮站院子中间的一块空地上，背对着我。

院子里的地是黄土地，被车轮碾得坑坑洼洼。

我们家那几袋最好的麦子，就那么被倒在了一张破席子上，金灿灿的，铺了一大片。

我爹佝偻着腰，手里拿着个大木耙，正费力地把麦子摊开。

秋天的太阳，已经没了夏天的毒辣，但晒在身上，依旧火辣辣的。

汗水把他后背那件灰布褂子浸湿了一大片，紧紧地贴在身上，勒出了一根根肋骨的形状。

他旁边，一个穿着的确良白衬衫，嘴里叼着根烟的瘦高个，正叉着腰，用一种看热闹的眼神瞧着我爹。

那就是孙建。

我爹每耙一下，都显得那么吃力，腰弯下去，就很难再直起来。

周围交粮的乡亲们，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别过脸，不忍心看。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狠狠攥住了，又酸又胀。

我爹，那个在我心里像山一样高大的男人，那个能一个人扛起两百斤麻袋的男人，现在，就那么卑微地，在一个小小的验收员面前，弯着他那早已不堪重负的腰。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里的火，分开人群走了过去。

“同志，请问一下，这粮食有什么问题吗？”

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客气。

我走到了孙建的面前，我身上的蓝色工装，在周围一片灰扑扑的颜色里，显得格外扎眼。

孙建斜着眼打量了我一下，看到我的穿着，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 ઉ 的变化，但很快又恢复了那种懒洋洋的傲慢。

“哟，你是他家的？”他用下巴指了指我爹。

“我是他儿子，李卫东，在县发电厂工作。”我刻意加重了“发电厂”三个字。

在当时，这三个字，就是身份的象征。

我以为，他会给我这个“工人同志”几分薄面。

没想到，孙建听完，嘴角一撇，露出一丝讥讽的笑。

“发电厂的？发电厂的怎么了？发电-厂的儿子，他爹交的粮食就不用符合标准了？”

他声音不大，但周围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一些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带着同情，也带着一丝看好戏的意味。

我的脸一下子就热了。

我爹也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他停下手里的活，慢慢直起腰，转过身来。

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满是皱纹，嘴唇干裂起皮。看到我，他眼神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然后迅速黯淡下去，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

“卫东，你咋来了？厂里不忙啊？快回去，这儿没事。”他一边说，一边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

他越是这样说，我心里越是难受。

“爹，我来看看。”我走到他身边，想去拿他手里的木耙。

他却死死攥着，不肯松手。

“我来问问孙同志，咱家粮食到底哪儿不合格。”我转头，再次看向孙建。

孙建从地上捏起一小撮麦子，放在手心里，装模作样地捻了捻，又吹了口气。

“哪儿不合格？”他把手伸到我面前，“你自己看，这麦子，水分大了点，颜色也不够亮，还有这个，”他用指甲掐出一粒微不足道的沙子，“杂质超标了。按照规定，这样的粮食，我们不能收。”

他说得“有理有据”，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

可我知道，这都是屁话。

谁家的粮食能一粒沙子都没有？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又不是机器造的。

这明显就是鸡蛋里挑骨头。

“孙同志，我们家这麦子，都是今年最好的头茬麦。您看这太阳，再晒下去，麦子都要晒爆了。要不您再给验验？通融一下？”

我的姿态已经放得很低了。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想赶紧让我爹把粮食交了，回家歇着。

“通融？”孙建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规定就是规定，在我这儿，没有通融这两个字。要么，就按我说的，把粮食晒干了，筛干净了，我再验。要么，就拉回去，明年再来。”

他说完，把手里的麦子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要走。

周围的人群里，发出一阵低低的议论声。

“这孙猴子，今天又是吃错药了。”

“还不是看老李家实诚，好欺负。”

“发电厂的儿子来了也没用啊，秀才遇到兵……”

这些话像一根根针，扎在我的耳朵里。

我看着我爹那张布满愁容的脸，看着他那双因为常年干农活而变得粗糙变形的手，再看看孙建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

我心里的那点理智，瞬间就被怒火烧得一干二净。

我上前一步，拦住了孙建的去路。

“孙同志，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今天这么做，就不怕风大闪了舌头？”我的声音已经冷了下来。

孙建没想到我敢拦他，愣了一下，随即脸色也沉了下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威胁我？”他梗着脖子，声音也大了起来，“我告诉你们，别拿什么发电厂来压我！今天这粮食，我还就这个标准了！你们爱交不交！”

他这是把我们父子俩架在火上烤。

我爹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一把拉住我的胳膊，一个劲儿地朝我摇头。

“卫东，算了，算了……咱晒，咱筛……”他声音沙哑，带着哀求。

看着我爹近乎卑微的样子，我的心像是被刀割一样。

我堂堂一个发电厂的工人，却连自己的父亲都护不住。

我引以为傲的身份，在这一刻，显得那么可笑，那么无力。

孙建见我爹服软了，脸上又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轻，带着侮辱性。

“小同志，年轻人，火气别那么大。让你爹好好干活，什么时候弄干净了，再来找我。”

说完，他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旁边那间挂着“验收室”牌子的小屋，还顺手关上了门。

院子里，只剩下我和我爹，还有那摊在地上，被太阳晒得发烫的麦子。

以及周围那些同情、怜悯、又无可奈何的目光。

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

不是发电厂里那种机器轰鸣、一切按规章制度办事的秩序井然。

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由人情、脸面和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权力交织而成的，让人喘不过气的网。

我的第一次反抗，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让我爹，当着众人的面，受到了更大的羞辱。

我站在那片金黄的麦子旁，手脚冰凉。

最后，我还是没能拗过我爹。

我默默地拿起另一个木耙，帮着他一起翻晒那些麦子。

我爹一言不发，只是埋头干活。

我们俩的影子，在院子里被拉得老长。

他不说我，但我知道，他心里肯定觉得我鲁莽了，给他添了麻烦。

周围排队的人，有的等不及，骂骂咧咧地拉着车走了。

有的则继续等着，看着我们父子俩，像是在看一场无声的戏。

我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像芒刺一样扎在我的背上。

我这个所谓的“工人阶级”，在这一刻，和我爹这个农民，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都一样，无力，且卑微。

一直忙到下午，太阳都偏西了，我爹才觉得麦子晒得差不多了。

我们又找来一个大筛子，一斗一斗地把麦子重新筛了一遍。

几百斤粮食，这么折腾下来，我爹的腰几乎直不起来了，每动一下，都咬着牙，额头上全是冷汗。

我让他歇着，他不肯。

他说：“这是咱家的脸面，不能让人戳脊梁骨。”

我听着这话，心里五味杂陈。

脸面？我们的脸面，早就被那个孙建踩在脚底下，碾得粉碎了。

等我们终于把一切都弄妥当，我再去敲验收室的门时，孙建正翘着二郎腿，喝着茶水听收音机。

他慢悠悠地走出来，又捏了一把麦子，看了看，这才不情不愿地挥了挥手。

“行了，过磅吧。”

那语气，像是在施舍。

过磅，登记，领了条子。

等我们把空了的麻袋和驴车收拾好，天已经快黑了。

回家的路上，我爹赶着驴车，一句话也没说。

驴蹄子敲在土路上，发出“哒、哒”的声响，显得格外寂静。

我骑着自行车，跟在旁边，心里堵得像塞了一团棉花。

我几次想开口说点什么，但看着我爹那比平时更加佝偻的背影，又把话咽了回去。

我知道，今天的事，伤到他了。

伤的不是身体，是他的心，是他作为一个老实本分庄稼人一辈子的尊严。

回到家，娘已经做好了饭。

看到我们爷俩一脸疲惫的样子，她什么也没问，只是默默地给我们盛了饭。

饭桌上，依旧是沉默。

卫红几次想开口，都被我用眼神制止了。

我爹扒拉了两口饭，就放下了筷子。

“我累了，先去睡了。”

他进了里屋，我听到他在炕上翻来覆去，伴随着压抑的叹息声。

那一晚，我失眠了。

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白天在粮站发生的一幕幕，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反复播放。

孙建那张轻蔑的脸，我爹弯下的腰，乡亲们同情的目光……

我越想越憋屈，越想越不甘心。

我原以为，我进了发电厂，成了工人，我们家就能挺直腰杆。

可现实却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的身份，我的工资，在那个小小的验收员面前，一文不值。

为什么？

为什么我爹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要被那样糟蹋？

为什么一个老实本分的人，要受那样的屈辱？

就因为那个姓孙的手里，有那么一点点权力？

我翻了个身，窗外，月光洒在地上，一片清冷。

远处，发电厂的方向，隐约还能看到高高的烟囱和闪烁的红灯。

厂里的机器还在轰鸣，电流还在输送。

电……

一个念头，像一道闪电，猛地划过我的脑海。

孙建的权力，来自于他能决定粮食是否合格。

他的验收，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眼睛，靠的是手感，但更重要的，是靠那台电动的鼓风机，用来吹掉麦子里的杂物；是靠那台精准的电子秤，用来称重。

如果……如果没有了电呢？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这太冒险了。

破坏电力供应，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大事。

轻则丢工作，重则……我不敢想。

可是，除了这个办法，我还能怎么办？

再去跟他理论？他只会更加得意。

去向上级反映？人微言轻，谁会为了一个老农民，去得罪一个粮站的“地头蛇”？

我辗转反侧，脑子里像是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一个说，李卫东，你疯了？为了这点事，搭上自己的前途，值得吗？

另一个说，李卫东，你爹受的委屈，就这么算了？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我眼前，又浮现出我爹在太阳底下，费力地挥动木耙的样子。

他的每一次弯腰，都像是一记重锤，敲在我的心上。

我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算了？

怎么能就这么算了！

我不是个冲动的人，在厂里，王师傅总夸我稳重，学东西快，脑子活。

这一次，我不能再像白天那样，凭着一腔血气去硬碰硬。

我要用我的脑子，用我的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要让那个孙建知道，工人阶级，不是好惹的。

我开始仔细地盘算起来。

我不能直接拉掉整个粮站的电，那样动静太大，一查就查到我头上了。

我需要一个合理的，不会引人怀疑的理由。

我脑子里，飞快地闪过县城的电力线路图。

我们发电厂，负责整个县城的供电。每一条主路，每一个单位，用的都是哪条线路，从哪个配电箱走的，我都一清二楚。

粮站位于城西，那一带的供电，走的是三号线路。

而三号线路，最近正好有一个老化的变压器需要检修。

这个检修计划，是我和王师傅前几天刚定下来的。

时间，就定在后天。

机会来了。

我心里有了一个初步的计划。

我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检修”的时间，稍微提前一点，范围，稍微扩大一点。

而且，我不能一个人干。

我需要一个帮手，一个能信得过，又能帮我打掩护的人。

我第一个想到了小赵。

赵立国，比我晚一年进厂，分在我这个班组，一直跟着我。

小伙子人很机灵，手脚也麻利，最重要的是，他家也是农村的，他爹有一年交粮，也遇到过类似的事。

我相信，他能理解我。

第二天一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了厂里。

我爹已经像往常一样，下地去了，仿佛昨天什么都没发生过。

他越是这样，我心里的念头就越是坚定。

我找到王师傅，跟他提了检修的事。

“师傅，三号线那个变压器，我昨天琢磨了一下图纸，感觉有点问题，噪音也比平时大。我怕拖下去会出事，要不……今天下午就把它给检修了？”

王师傅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探究。

“卫东，你今天脸色怎么这么差？没睡好？”

“没，就是琢磨图纸，琢磨得有点晚。”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王师傅是个人精，厂里这点事，没有他看不透的。

他沉吟了一下，说：“行，安全第一。既然你觉得有问题，那就提前检修。你带上小赵，注意安全，多带几块警示牌。”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谢谢师傅！”

下午，我叫上小赵，领了工具和警示牌，就出发了。

路上，我把昨天家里的事，跟小赵学了一遍。

小赵听完，气得一拳砸在了车把上。

“哥，这帮孙子，就是欠收拾！你说吧，要我干啥？”

“待会儿到了地方，我们先把警示牌立好。然后，我们不去那个老变压器那儿，去前面那个分线箱。”我压低了声音，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

“粮站那一片，都是从那个箱子分出去的。我要你做的，就是在我拉闸的时候，你在外面给我看着，要是有电力公司的巡线员或者其他人过来，你就想办法拖住他们，给我发信号。”

小赵听得眼睛发亮。

“哥，这法子高！神不知鬼不觉！你放心，外面交给我了！”

我们到了地方。

那是一个老旧的街道，分线箱就在一个巷子口，很不起眼。

我让小-赵在巷子口放风，自己提着工具箱走了过去。

打开锈迹斑斑的铁皮门，里面是密密麻麻的电线和开关。

我找到了通往粮站那一片区域的那个闸刀。

我的手，放在了黑色的绝缘手柄上。

手心，全是汗。

我心里很清楚，这一下拉下去，意味着什么。

我可能会丢掉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可能会让我爹娘和妹妹失望。

但是，一想到我爹那佝偻的背影，想到孙建那张嚣张的脸，我心里的犹豫，就瞬间被一股决绝所代替。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为了我爹，为了那些像我爹一样，被他们随意拿捏的老实人。

我深吸一口气，用力向下一拉。

“咔嚓”一声。

世界，仿佛瞬间安静了。

我不知道粮站那边是什么情况，但我能想象得到。

鼓风机停了，电子秤黑屏了，验收室里的收音机也哑了。

孙建那杯冒着热气的茶，估计也喝不安稳了。

我没有立刻合上闸门。

我在等。

等这个“意外”，发酵。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小赵在巷子口，学了两声猫叫。

这是我们约好的信号，表示安全。

我迅速地把闸刀推了上去，关好分线箱的门，锁上。

然后，我提着工具箱，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

“哥，怎么样？”小赵迎上来，一脸的兴奋。

“走，去修变压器。”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两个人朝着原定的检修点走去。

一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不知道我这么做，到底是对是错。

我只知道，我做了我当时唯一能想到的，也是唯一能做到的事。

回到厂里，我把“检修”情况跟王师傅做了汇报。

“师傅，那个变压器里面的线圈有点老化，我做了临时处理，过几天可能还得再看看。”我编得有鼻子有眼。

王师傅点点头，没说什么，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行了，去洗把脸，下班吧。”

那一晚，我睡得格外踏实。

第二天，我特意请了半天假，一大早就去了粮站附近。

我没敢靠得太近，就在街角一个卖茶水的大娘那儿，要了一碗大碗茶，竖着耳朵听周围的动静。

很快，我就听到了我想听的消息。

“听说了吗？昨天下午粮站停了十几分钟的电！”

“可不是嘛！当时正乱着呢，好几家的粮食都搞混了！”

“那个孙猴子，平时不是挺威风的吗？没了电，他那套家伙什儿全成了睁眼瞎，急得满头大汗！”

“后来站长都给惊动了，出来把他好一顿说，说他办事效率低，耽误大家交粮。”

听到这些，我心里一阵舒坦。

我端起大碗茶，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

茶水是凉的，但我的心里，却是热的。

我感觉，我扳回了一局。

我用我的方式，给了那个孙建一个教训。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孙建吃了亏，以后应该会收敛一点。

我爹再去交粮，应该不会再被刁难了。

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我低估了孙建这种人的无赖，也高估了那十几分钟停电所能带来的震慑力。

几天后，村里另一户人家去交粮，回来的时候，脸黑得像锅底。

一问，还是那个孙建，还是那套说辞。

而且，比之前更变本加厉。

据说，他现在逢人就说，总有刁民想害朕，想用歪门邪道来对付他。

他还放出话来，谁要是再敢跟他耍花样，他就让谁的粮食，烂在地里也交不上来。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了。

我那自以为是的“胜利”，原来只是一个笑话。

我的反击，非但没有让他收敛，反而激起了他更强的报复心。

他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那些无辜的农民身上。

而我，那个自作聪明的“英雄”，却只能躲在暗处，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和挫败感，将我紧紧包围。

我做错了。

我错得离谱。

我以为我拉下的，是粮站的电闸。

可实际上，我拉开的，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

我不仅没有帮到我爹，反而可能害了更多的乡亲。

那几天，我魂不守舍。

在厂里，好几次都差点出了操作事故。

王师傅看出了我的不对劲，把我叫到了他的休息室。

他给我倒了杯水，没有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像我一样，血气方刚，看不惯很多事。

有一次，车间里一个老师傅，因为家里困难，偷偷拿了厂里几颗废弃的铜螺丝，想拿去卖钱。

结果被管仓库的人抓住了，要上报厂里，开除他。

王师傅当时觉得，几颗废-铜螺丝，算得了什么？那个老师傅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这么做，太不近人情。

于是，他晚上偷偷溜进仓库，把那几颗螺丝又放了回去，以为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事情抹平。

结果，第二天，厂里查下来，发现仓库的管理有漏洞，不仅那个管仓库的被调离了岗位，厂里还出台了更严格的规定，所有工人下班，都要搜身检查。

“卫东啊，”王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用聪明解决问题，但其实，只是在用一个更大的问题，去掩盖一个小问题。”

“用规则之外的手段去对抗不公，就算赢了，也只是暂时的。因为你破坏的，是所有人都需要遵守的秩序。而当秩序被破坏，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那些最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人。”

王-师傅的话，像一记记重锤，敲在我的心上。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是啊，我自以为聪明，用停电的方式，给了孙建一个下马威。

可我破坏的，是粮站的正常工作秩序。

我让站长觉得，是管理出了问题，是农民在闹事。

孙建的个人行为，被我这个“意外”，掩盖在了更大的混乱之下。

他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可以借着“整顿秩序”的名义，更加有恃无恐。

我错得一塌糊涂。

我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让问题变得更糟。

我甚至开始后怕。

如果那天停电，导致了什么更严重的设备损坏，或者人员受伤，那后果……

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感觉自己被推到了一个悬崖边上。

我珍视的工作，我一直以来的骄傲，我想要保护家人的那份初心，在这一刻，都显得摇摇欲坠。

我好像把一切都搞砸了。

那天晚上，我回了家。

我爹看我脸色不好，以为我病了，还特意让娘给我煮了两个荷包蛋。

看着碗里那两个圆滚滚的荷包蛋，我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我到底在干什么啊？

我吃完饭，对我爹说：“爹，我想跟您聊聊。”

我爹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们爷俩，坐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下。

我把我拉电闸的事，原原本本地，都跟我爹说了。

我以为他会骂我，骂我冲动，骂我胡闹，骂我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可他没有。

他只是静静地听着，手里的旱烟袋，一明一暗。

等我说完，他沉默了很久，才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

“卫东，爹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他的声音，在夜色里，显得有些沙哑。

“可是，娃啊，你用的法子，不对。”

“那个姓孙的，他坏，是坏在明处。他刁难人，大家伙儿都看在眼里。你这一下，把水搅浑了。别人就看不清，到底是谁的错了。”

“咱庄稼人，讲究一个‘理’字。咱有理，走到哪儿，腰杆都是直的。要是咱自己先不占理了，那就算赢了，心里也不踏实。”

我爹的话，很简单，很朴实。

没有王师傅说的那些大道理，但每一个字，都说到了我的心坎里。

是啊，理。

我爹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是好粮食，这是“理”。

孙建故意刁难，索要好处，这是他“不占理”。

我应该做的，是站在“理”上，去跟他斗，而不是用一种同样“不占理”的方式，去把他拉下水。

那样，我们跟他，又有什么区别？

“爹，那我该怎么办？”我像个迷路的孩子，向他求助。

我爹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月亮。

“明天，你跟我一起，再去一趟粮站。”

“还去？”

“去。不过这次，咱不光是去交粮。”我爹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咱是去‘讲理’的。”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

我一直以为，我爹是懦弱的，是逆来顺生的。

我错了。

他的骨子里，比我硬得多。

他只是在用他那个年代的人，最朴素，也最根本的方式，在坚守着自己的尊严。

那就是——理。

在经历了这一切的痛苦和迷茫之后，我终于找到了那把能真正解决问题的钥匙。

这把钥匙，不是我手里的电工钳，也不是配电箱里的那个闸刀。

而是我爹说的那个字——“理”。

我的力量，不应该来自于偷偷摸摸的破坏。

而应该来自于光明正大的，对“理”的捍-卫。

我需要做的，不是切断电源，让世界陷入黑暗。

而是把孙建的所作所为，彻底地，暴露在阳光之下。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跟着我爹出发了。

我们没有套驴车，也没有带粮食。

我爹换上了一件他只有过年才舍得穿的蓝色卡其布上衣，那还是我用第一年发的布票给他做的。

我也没穿工装，就穿了件干干净净的白衬衫。

我爹说，去讲理，就要有个讲理的样子。

我们没直接去粮站，而是先在村里，挨家挨-户地走了一圈。

我爹找到了前几天同样被孙建刁难过的那几户人家。

有张大伯，有李二叔，还有村西头的王婶。

我爹没说太多废话，就一句：“今天，我跟卫东去粮站讨个说法。你们要是信得过我，就跟我一起去。咱不闹事，咱就是去讲理。”

一开始，大家都很犹豫。

“老李哥，算了吧，胳-膊拧不过大腿。”

“就是啊，那孙猴子不好惹，以后还得在他手底下交粮呢。”

我爹看着他们，沉声说：“就是因为咱总想着‘算了’，他才敢这么欺负咱。今天咱要是再算了，那以后，咱的腰，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再说了，我儿子卫东，在发电厂工作，是个有文化的人。今天，他帮咱写材料，把孙建做的事，一条一条，都写下来。咱拿着这个，去找站长，去找上级。我就不信，这天下，没有一个讲理的地方！”

听到我爹这么说，大家伙儿的眼神，开始变了。

他们看着我，这个在他们眼里“有出息”的后生。

我的存在，仿佛给了他们一种底气。

张大伯一咬牙，把手里的锄头往地上一扔。

“他娘的，豁出去了！老李哥，我跟你去！”

“我也去！”李二叔也站了出来。

很快，我们身后，就跟了七八个汉子，还有几个不放心的婆姨。

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朝着县城走去。

到了粮站，孙建正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剔着牙，晒着太阳。

看到我们这么一大群人过来，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了警惕的神色。

“你们干什么？想造反啊？”

我爹没理他，径直走到了粮站办公室的门口。

办公室的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站长室”。

“我们找张站长。”我爹的声音，不大，但很稳。

孙建几步窜过来，想拦住我们。

“站长忙着呢，没空见你们！”

我上前一步，挡在了我爹和孙建中间。

我比孙建高半个头，常年在厂里干活，身板也比他结实。

我什么话也没说，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

我的眼神，很平静。

但孙建，却从我的平静里，读出了一些他惹不起的东西。

他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敢再说什么，悻悻地退到了一边。

办公室的门开了，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他就是粮站的站长，张站长。

“怎么回事？在门口吵吵嚷嚷的，成何体统！”他皱着眉头，一脸的不悦。

我爹上前一步，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纸。

那是我昨天晚上，熬了一夜，用钢笔写的一份材料。

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了孙建这段时间以来，是如何利用职务之便，故意刁难交粮农民，索要好处的。

每一件事，都写明了时间，地点，当事人。

后面，还有张大伯，李二叔他们七八个人的亲手画押。

“张站长，我们是来反映问题的。”我爹把那张纸，双手递了过去。

张站长接过那张纸，一开始还满不在乎，可当他越看下去，脸色就变得越凝重。

他的目光，在那一个个红色的手印上，停留了很久。

孙建在一旁，脸都白了。

“站长，你别听他们胡说！他们这是诬告！是打击报复！”他指着我们，声音都在发抖。

张站长抬起头，没有理会孙建，而是看着我爹，又看了看我，和我们身后那一双双充满期盼的眼睛。

他是个聪明人。

他知道，今天这个事，如果处理不好，捅了出去，对他这个站长，没有任何好处。

一个农民，他可以不在乎。

但一群农民，还拿着白纸黑字的“证据”，他就不能不当回事了。

“老同志，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如果情况属实，我们绝不姑息！”张站长扶了扶眼镜，语气严肃地说道。

他转过头，对孙建说：“孙建，你先停职反省！站里的调查组，会找你谈话的！”

孙建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

我们赢了。

没有靠断电，没有靠威胁。

就靠着我爹说-的那个“理”字。

回家的路上，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乡亲们一路上有说有笑，那是一种很久没有过的，发自内心的畅快。

我爹走在最前面，他的腰杆，挺得笔直。

快到村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下脚步，转过身，对我说：

“卫东，你长大了。”

我笑了。

我知道，我爹说的“长大了”，不是指我的年纪，也不是指我那份工人的工作。

而是指，我终于明白，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于职位，不是来自于投机取巧的聪明。

而是来自于，你是否站在“理”上，以及，你是否有勇气，去捍卫这个“理”。

几天后，粮站的处理结果下来了。

孙建被调离了验收岗位，去后院喂猪了。

听说，还给了他一个内部处分。

新的验收员，是个刚从部队复员回来的小伙子，一脸正气，办事公道，大家伙儿都挺满意。

我们家的粮食，也顺利地交了上去，被评了“一等”。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但它在我心里，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

我回到了发电厂，继续做我的电力维修工。

每天，我依旧听着电流的嗡鸣，闻着臭氧的味道。

但我的心境，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看着那些纵横交错的电线，看着那些将光明和动力输送到千家万户的机器。

我开始明白，我的工作，不仅仅是拧几个螺丝，接几根电线那么简单。

我手里掌握的，是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可以用来照亮黑暗，也可以……制造黑暗。

关键在于，使用它的人，心里有没有一杆秤，一个“理”。

从那以后，我工作更加认真了。

王师傅也更看重我了，把很多核心的技术，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我。

几年后，我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后来还当上了车间主任。

我爹，依旧在村里种着他的地。

他的腰，还是会在阴雨天疼。

但他脸上的笑容，比以前多了。

村里的人，都很敬重他。大家伙儿都说，老李叔，是个有骨气，明事理的人。

有时候，我回村里，还会有人跟我提起当年粮站的事。

他们会笑着说：“卫东，你当年那一下，可真够厉害的。”

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拉电闸那一下。

而是我陪着我爹，带着乡亲们，去“讲理”的那一次。

那一年，我二十二岁。

我用一次失败的“聪明”，和一次笨拙的“坚持”，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长大”。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