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苏州平江路，观看苏绣传承人飞针走线，感慨中华文化传承力之强。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要把包括苗绣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好、发展好。
9月30日，《农民日报》刊文《苏绣与苗绣——一场跨越山海的“遇见”》，具体报道如下：
“守住精神的根，找到创新的枝。”正如一位苏绣传承人所言，这场跨越山海的双绣对话，不仅织就了中国乡村的富裕图景，更绣出了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锦绣之路。
苏州虎丘，太湖之滨，一根蚕丝被劈为至细，绣娘以针代笔、以线代色，针线沉浮间，绣造出绵延2000多年的江南雅韵。
2024年4月，苏绣青年传承人岳琰参加88届佛罗伦萨国际手工艺展。资料图
千里之外，苗岭深处，五彩丝线饱蘸山水之韵在土布上穿梭，蝴蝶妈妈、夔龙纹样跃然布上，讲述着苗族迁徙的英雄史诗。
“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苏州平江路，观看苏绣传承人飞针走线，感慨中华文化传承力之强。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要把包括苗绣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好、发展好。
千百年来，苏绣与苗绣相隔千里，直到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的实施，江苏苏州与贵州铜仁结对帮扶，太湖之畔的针尖轻捻和乌江岸边的彩线飞舞就此结缘。一根丝线跨山海，开启了一场横跨十数年的非遗传承创新实验。
破土而生，刺绣非遗如何保持生命力？
非遗的诞生，往往源于丰沛的土壤。苏绣的生命力，根植于太湖流域温润的水土与繁盛的桑蚕之业。
“很早以前，这边交通非常不方便，”苏州高新区镇湖街道刺绣协会秘书长裘星回忆，“当地以农业为主，农闲时妇女们就做些刺绣补贴家用，逐渐形成了家家户户做刺绣的传统。”
2024年5月，苏州镇湖刺绣协会党支部书记张黎星进行苏绣技能帮扶培训。孙东艺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日本制作和服腰带的“出口创汇”订单，是镇湖苏绣产业的起点。改革开放后，绣娘们不再满足于简单代工，开始带着绣品外出，到宾馆、旅游景点等点位推销，意外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反馈。
市场的闸门一旦打开，绣娘们的视野豁然开朗：刺绣不再仅为补贴家用，苏绣给了绣娘们更大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囿于家庭，前往苏州刺绣研究所或各类专业机构拜师学艺，学成后又回到家乡开办绣庄、招收徒弟，形成了“前店后坊”的产业雏形。这种以家族和师徒为纽带的自发传承，让刺绣技艺得以迅速传播和提升。
2000年前后，镇湖当地政府敏锐地认识到，刺绣是“无烟经济”，也是能让百姓富裕的“富民经济”，于是顺势而为、大力扶持。从1998年成立刺绣协会，到2000年绣品街开街，再到2007年中国刺绣艺术馆开馆，一系列平台的搭建，为产业的规范化和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造就了如今拥有四百余家绣庄、八千余名绣娘、年产值高达30亿元的“苏绣小镇”的崛起。
这种源于民间、成长于市场、规范于政府引导的发展路径，赋予了苏绣强大的“内生力量”。裘星深有感触地说：“苏绣不需要被保护，自己有力量面向市场。”
当目光从江南水乡转向黔贵高原，由于没有文字，服饰上的刺绣就成为苗族同胞传承文化的载体。从创世神话到英雄史诗，从山川河流到草木畜禽，从历史到生活，苗绣就是一部苗族的百科全书，苗族的历史就穿在身上。
苏绣与国漫IP“罗小黑”跨界合作。资料图
与精雅的苏绣不同，长期藏之深山的苗绣，其文化“母语”则显得更为神秘、原始和炽烈。它不是文人书斋里的雅兴，而是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如果说苏绣是内敛端庄的，那苗绣就是热情大方的。苗绣的美学，是一种生命力的直接迸发，是一种非商品化的实践，每一件苗绣盛装，都是一部流动的、鲜活的民族志。
同为传承千年的非遗，在近年来却有着不同的发展境地。
随着消费内涵的不断深化，如何让苏绣这门昂贵的艺术融入日常，成为摆在所有传承人面前的课题。
位于镇湖苏绣小镇的姚琴华工作室内，苏绣作品琳琅满目，但不再局限于挂画和屏风，而是与盘扣、吊坠、胸针等相结合，化身为一系列时尚精致的文创产品。
从苏绣到文创，这一做法“当时只道是寻常”，却推动姚琴华的刺绣作品突破了传统刺绣的思路。通过线上带货等新渠道，成功敲开了年轻消费者的心门，产品早已远销海外，在佛罗伦萨国际手工艺展、东京国际礼品展等舞台大放异彩。
“苏绣来源于生活，慢慢成为了艺术品，只有让其回归生活、走进当下，成为普适性消费品，才是对非遗苏绣更好的传承和保护。”姚琴华刺绣艺术馆青年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岳琰，清晰地表达了这一代人的认知和使命。近年来“绣二代”的回归，为这个古老的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样是“绣二代”的郁竹君，则将赛道定位于更具挑战性的苏绣服装。她认为，“技艺源于生活，要把它重归于社会”，这样才能实现产业化发展。面对线上激烈的竞争，她果断将业务模式转向ODM（原始设计制造商），为品牌方提供企划和订货服务。同时，将工作室打造成集文创、咖啡、服装于一体的“新空间”，以适应年轻人的体验式消费习惯。
贵州松桃苗绣第七代传承人、省级乡村工匠石丽平
如果说产品和模式的创新是“术”，那么题材的与时俱进则是“道”。“85后”绣娘吴昊僖将创作的目光投向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从“嫦娥四号”发射成功，到“绿皮火车到复兴号”的变迁，再到港珠澳大桥，她用苏绣记录着时代脉搏。与国漫IP“罗小黑”、“Hello Kitty”等跨界合作，更是让苏绣彻底“出圈”，吸引了大量年轻粉丝前来“打卡”，打破了信息壁垒。
苗绣虽与苏绣齐名，但很长时间以来，面对工业文明和消费主义的侵蚀，与诸多非遗项目一样，一度面临着发展困境。
苗绣
带着如何在发展中保护苗绣的思考，作为贵州松桃苗绣第七代传承人，石丽平开始寻找传统苗绣与现代审美结合的路径。
从2000年起，石丽平用8年的时间，收集资料，挖掘、记录苗绣的历史。2008年，石丽平组建了松桃苗绣团队，从3名绣娘发展到如今4000多人的队伍，其中有下岗女工、留守妇女、返乡农民工。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一朵朵“鸽子花”销往全球67个国家和地区。
走进松桃中等职业学院陈列馆，映入眼帘的是整齐摆放着的苗绣作品和展品，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鲜艳夺目，整个大厅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民族气息，让人不禁沉浸其中，感受到苗族文化的神秘与魅力。
“松桃苗绣是铜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张金字招牌。在加强民族传统手工艺保护与传承的同时，我们联合企业、社区开展传承人传习工作，大力开展苗绣技能培训，带动农村妇女创业就业。”松桃县相关负责人表示，松桃将继续深耕苗绣非遗文化创新，将苗绣推向市场，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苗绣非遗文化。
一个要走进生活，一个要走出大山，苏绣、苗绣本质上面临的是同一个课题：如何推动刺绣从纯粹的文化载体向“指尖经济”的用户导向转变，向被看见、被使用而努力。正是这个课题，为苏绣与苗绣的“相遇”埋下了伏笔。
只不过，这种对话，注定不会是单向的输出，而是一场相互的探寻与诘问。
山海同行，非遗项目如何互学互鉴？
与苏绣地处东南沿海不同，苗绣长期以来面临着“养在深山人未识”的困境。
苗绣
传统的苗绣以手工为主，纹饰花样繁复、民族风格浓郁，但存在耗工费时等弊端，最重要的是，很难为普通消费者所接受。
无法普适于日常生活，这就使苗绣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工艺品少量存在、脆弱延续，难以在广泛使用中得到传承保护。
转折出现在2013年。随着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的启动，苏州高新区（虎丘区）与贵州铜仁正式结成对口帮扶城市。命运的丝线，将相隔千里的两种刺绣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苏绣和苗绣绣种不同、渊源有别，该如何帮、怎么扶？
从“技”到“艺”的理念之变，是协作帮扶的第一步。苏绣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姚惠芬是这场帮扶行动的积极践行者。自2017年起，她的足迹就遍布贵州铜仁等地。
“苗绣可以学习、了解苏绣的理念，但不要简单模仿和改变。只有保留民族特色，才能更好推动苗绣的振兴和发展。”姚惠芬发现，许多苗绣作品虽然图案精美，但在色彩搭配、产品形态上与现代市场审美存在脱节。
于是，她们从最基础的色彩学讲起，教绣娘们如何运用过渡色让色彩搭配更和谐，如何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设计，开发出更符合消费者喜好的文创产品。这种“点石成金”的指导，让苗绣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前提下，拥有了与市场对话的能力。
从“会绣”到“会卖”的模式之变，是帮扶的核心。
改变苗乡绣娘命运的钥匙，藏在苏州镇湖绣娘们的日常里。在镇湖，几乎家家户户的窗边都设有一架绣绷。女人们打理完家务，便捻起细如发丝的丝线，完成来自各个工作室的订单。这种“计件发放、统一订销”的灵活模式，让她们实现了“指尖的技艺”与“灶头的光阴”两不误。
“这种模式，同样适合大山里的姐妹们！”苏绣大师、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姚琴华在帮扶时不禁感叹。当帮扶团队把苏绣的成熟模式带到贵州，立刻就点燃了绣娘们的希望。过去，她们最愁的就是销路。一件耗费数月心血的绣品，背到几十里外的集市，可能一天也无人问津。而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村里的合作社成了临时的“揽件中心”。苏绣企业和当地公司合作，将设计好的图样、分好色的丝线、裁好的布料，打包成一个个“材料包”，发放到绣娘手中。绣娘们要做的，就是发挥自己最好的手艺，按时交货，收入就实实在在地进了口袋。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手里的针线也仿佛变得更轻快了。
更大的改变发生在屏幕前。苗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文丽第一次面对直播镜头时，还有些羞涩。但当她看到屏幕上“太美了！”“支持！”的弹幕飞速滚过，订单数不断跳动时，找到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对着镜头，她讲述着蝴蝶妈妈的传说，展示着绣片上每一个图腾的寓意。
“如今，我们的苗绣产品有近七成都是通过直播带货销往全国的！”她兴奋地向记者分享。从寂静山谷里的“提篮小卖”，到喧嚣网络里的“云端带货”，这不仅是销售方式的跨越，更是绣娘们拥抱市场、实现自我价值的巨大飞跃。
从“请进来”到“走出去”的视野之变，是帮扶的升华。
如果说订单解决了绣娘们的生计，那么一次跨越山海的“交换生”之旅，则为她们打开了一扇望向世界的窗。当来自贵州的绣娘们第一次踏上苏州平江路，看到沿街店铺里，一幅巴掌大的苏绣团扇就能标价上千元时，受到的震撼是巨大的。在镇湖的中国刺绣艺术馆里，她们亲眼见到一根丝线被劈成三十二分之一，绣出的金鱼尾鳍薄如蝉翼，仿佛在水中轻轻摆动。
“原来我们的手艺，可以变得这么‘金贵’！”这种亲眼所见的冲击，远比任何说教都来得深刻。
帮扶并非单向的给予。苏绣新生代绣娘吴昊僖第一次接触到苗绣时，便受到了强烈的视觉和心灵冲击。
“苗绣的图案非常大胆，有一种很强的生命力，那是我们苏绣里比较少见的。”吴昊僖坦言。苏绣追求“精、细、雅、洁”，师法自然，而苗绣则源于神话和记忆，图案抽象、符号化，充满了奇崛的想象力。
一次赴贵州铜仁的帮扶经历，将这种冲击推向了顶点。在那里，她见到了一位身患残疾的苗族绣娘。那位绣娘用畸形的手指捻着绣花针，脸上却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一刻，吴昊僖感叹道：“原来觉得是去帮助她们，但是看到她的笑脸，我觉得是她在帮我，让我们的内心更为强大。”
苗族绣娘们仿佛从泥土中拔节而出的生命力，带给吴昊僖更多的思考。当刺绣技艺达到极致后，很容易陷入“为技艺而技艺”的窠臼，沉湎于对细节的无限追求，反而缺少了与当下生活的连接和最本真的情感共鸣。
那位仰着笑脸的苗族绣娘，她的刺绣是生活，是对抗命运，刺绣作品是她内心喜悦的直接流露。那种朴拙、真诚、充满故事性的表达，恰恰是当下许多艺术创作所缺失的。
苗绣的“原生态”和其承载的深厚民族情感，像一面镜子，同样照亮了苏绣传承人的路。岳琰表示，无论市场如何变化，技艺如何创新，都不能丢掉文化的“根”与“魂”。苏绣的未来，不仅仅在于绣出更逼真的猫、更秀美的山水，更在于如何用这门古老的技艺，讲好当下的中国故事。
从民族到世界，刺绣如何架起文化桥？
2022年，苗绣代表性传承人潘玉珍登上欧洲时尚秀场的照片在网络走红。这位年近八旬的绣娘，先后被邀请去十多个国家展示苗绣，成为国际时尚舞台的常客，苗绣元素也越来越多出现在各类时装上。
苗绣“出圈”，热议随之而来。非遗项目积极跨界、拥抱时尚，是否会消解传统民族文化的内核和价值？或者说，非遗等民族瑰宝该如何保持本色的同时走向世界？
“在世界舞台上既展现东方的美，又保持文化的根，这不仅是手艺人的挑战，更是这个时代向我们提出的，关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必答题。”姚惠芬有着深刻的文化自觉。她曾收到一个意大利奢侈品牌寄来的成品手袋，价值不菲，附带的合作条件却略显轻率，希望她“随便在哪个角上绣一朵花”。姚惠芬断然回绝。
在她看来，真正的合作，必须让刺绣从设计之初就深度介入，而不是沦为品牌logo旁的“代工”或“点缀”。“如果只是简单地绣上一朵花，”她说，“那不仅是对这门技艺的草率应用，更是对‘苏绣’二字背后艺术价值的稀释。”
这份对“话语权”的坚守，看似是商业上的“不通融”，实则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高度自信。它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刺绣是一门独立的、完整的艺术，它走向世界，寻求的是平等的合作与对话，而非依附性的加工。
这种自信，也体现在苏绣大师姚建平的艺术实践中。其团队创作的《大汉盛世》《大唐盛世》等巨幅作品，并非对古画的简单复刻，而是基于对历史文化的深度研究与再创作。当这些承载着厚重历史叙事与民族情感的作品走向世界时，它们所引发的共鸣，早已超越了刺绣本身，成为一种跨越国界的文化震撼。
与苏绣不同，苗绣的“走出去”更像是一场瑰丽图腾的“远征”。潘玉珍的成功，激励了无数大山里的绣娘。她们的作品，或与陶瓷等行业跨界结合，打造出备受海外市场追捧的新文创；或通过与时装企业合作，将蜡染鱼纹绣上床单、丝巾，广受消费者青睐。
如何破解“被选择”，甚至文化元素被抢注、挪用的困局？苗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艺的探索给出了答案。从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彭艺带着对现代审美的理解回到家乡，提出了“为苗绣做减法，为国潮做加法”的理念。
所谓“做减法”，是将苗绣中过于繁复、文化语境过强的元素进行提炼，使其更易被大众理解；“做加法”，是主动跨界融合，注入更受年轻人欢迎的“国潮”设计，打造出全新的苗绣文创产品。
这种主动求变，让彭艺和她的团队从被动的“元素提供者”，转变为市场潮流的“主动创造者”。她们不再仅仅是被动地等待品牌方“发现”，而是在电商平台上主动出击，她们的产品也因此备受追捧，消费群体越来越大。
无论是苏绣对“话语权”的坚守，还是苗绣对“文化符号流失”的警惕，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难题：在全球化的商业浪潮中，如何有效保护并活化那些珍贵的文化符号？
数字化，为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题思路。
在苏州丝绸博物馆，馆长钱兆悦正带领团队进行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丝绸纹样数字化创新应用”。通过高精度扫描，“三蓝绣”等珍贵绣品的纹样被转化为可编辑、可追溯、可授权的动态数字资产。这意味着，每一个繁复精美的传统纹样，都有了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
苏绣与苗绣的“出海”之路，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不同求索。苏绣的探索，是在保持艺术独立性的前提下，主动融入国际高端产业链的“对话”；苗绣的实践，则是在拥抱市场的同时，努力守护自身文化符号与经济权益的“博弈”。
“建设文化强国，需多渠道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不能让民族的文化瑰宝藏之深山、养在深闺。”近几年，岳琰的海外订单不断上升，成为最具活力的业务单元。
“守住精神的根，找到创新的枝。”正如一位苏绣传承人所言，这场跨越山海的双绣对话，不仅织就了中国乡村的富裕图景，更绣出了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锦绣之路。
来源 农民日报
编辑 徐然
二审 杨韬
三审 闵捷
来源：天眼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