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不上了，在家呆着又总发生意外，怎么办呢？父母几经权衡之后，认为最安全，也是最妥善的办法，就是让我和他们形影不离，比如说上地儿，就把我放到眼皮底下，画地为牢，任我怎么挣，也无非像飞车走壁那样，跑不出为我所规定的有限范围。就这样我跟着父亲、母亲进了书场。
学不上了，在家呆着又总发生意外，怎么办呢？父母几经权衡之后，认为最安全，也是最妥善的办法，就是让我和他们形影不离，比如说上地儿，就把我放到眼皮底下，画地为牢，任我怎么挣，也无非像飞车走壁那样，跑不出为我所规定的有限范围。就这样我跟着父亲、母亲进了书场。
父母亲担心小小书场圈不住儿子，可是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到书场没两天，我就被母亲精彩的呼杨合兵给驯服住了。我老老实实地坐在茶馆掌柜为我特意安排的小板凳儿上，仰着小脸儿，听着母亲口吐玑珠股的表演……也许是母亲讲得太生动了，把一个充其量才五周岁的孩子给深深地吸引住了。书中的喜、怒、哀、乐，明显地写在了我那充满稚气的脸上。
我们家的邻居姓张，一家之主在银行工作，因为他比父母亲大了几岁，我叫他张大爷。这位张大爷乐观豁达，待人热情，业余时间，经常光顾书场，是母亲的常客。由于书曲牵缘，两家关系处得很好，每每打住书后，我们一家人，总是先到张大爷家，捧着热茶杯，神聊一阵，然后再回家休息。
张大爷没有小孩，非常喜欢我。在书场他见我像个小大人似的聚精会神地听书，不禁暗暗发笑："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爹妈是说书的，孩子也有兴趣儿；等晚上回去，我考考他，看他是不是这里的虫儿……"
这天打住书后，我们一家人又到张家小坐，神聊一阵之后，张大爷把话题转到我身上，他问我："哎！大全子，你今天听的是什么书啊？"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听的是小黑儿找老黑，老黑救小黑儿。"
"什么小黑儿找老黑，老黑救小黑儿。"
"你今天没去听书，当然不知道了。"
"这么说，你都记住了。"
"记住了！"
"那你能不能讲给我听听？"
"好吧！"
我打扫打扫嗓门儿，摹仿母亲的腔调，姿势，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我把呼延庆上坟，火烧东京汴梁遭官兵追杀，跑到开封府求包相爷保护的这一大段书，从头讲到了尾。竟然能一个环节不落，一个人物不丢，且又顺理成章，要言不烦，这对一个连话都说不全的孩子来说，简直是个天方夜谭。然而，这是事实，是真而确的事实。
当时不仅作为外行的张大爷感到惊奇，连久战书场的宿将母亲都为之一震。她平素只晓得孩子淘气，却没料到我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和一般大人所达不到的悟性。
是书曲世家的遗传原因？是几经科学论证的胎教？还是特殊环境下的耳濡目染？再则是关东大地人杰地灵？或者迷信一点儿说，是天生我；张大爷高兴得把我旱地拔葱般地抱了起来，一边亲切地拍着我的屁股，一边咂赞不已地说："龙王爷的儿子会浮水，这孩子是奇才，总有一天，会像他母亲一样，称雄书曲界.…"从来对儿子没好脸儿的父母亲，虽然不喜欢他们的儿孙后代步他们的后辙，但他们从儿子身上似乎看到了单家未来的希望，为此父母亲两个脸上出现了平素没有过，或者说很少有过的笑容。
尽管这笑容转瞬即逝，很难捕捉，可，还是让一向看着父母脸色行事的我捕捉到了。
小孩子不能夸，夸一夸上房笆，五岁的我也不例外。当时，我见张大爷一个劲儿地夸我，父母的脸上也一扫往日的严肃，我有些受宠若惊了，竟飘飘然起来，见张大爷屋里地下放着电扇，我对电扇能在谁也不管它的情况下，自个儿就转出凉风来感到奇怪，心想：这玩意真神了，母亲的书台上要能有这个自动扇风的东西该有多好，免得我用蒲扇在母亲背后一下一下地扇了……想着想着，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竟忘乎所以的照着正在旋转的电扇踢了一脚，我这一脚可真管用，那无缘无故受了伤害的电扇，一气之下，当时就不转了。
父亲一见可气坏了，他什么话也没说，夹起我就走，回到家后，把我按到床上一顿穷揍，要不是奶奶豁出老命来拉开，我的屁股又得被打得好多天不敢沾炕……人常说，因祸得福，在这儿被修改了，变成了因福得祸。
几个"节"连完，结束了齐市之行，我随父母经长春取道奉天（就是沈阳）。这时候我已经七毛岁，该是上学的年龄了。在我家下处附近的三径路上有一座小学校，叫协心完小，离家近，便于照应，父亲把我送进了这座官办的小学校，此时的我，可远不是在齐市上学时候的我了，我两脚刚一沾到求知的起跑线，便以惊人的速度，向前飞跑。先后刷新了全班几个高材生所保持的最高成绩纪录，从前五名进入前三名，接之第二第一，也志在必得。
当时，腐败透顶的满洲国，他们只知抱祖宗之残，守祖宗之缺，对外来势力，无力抗争，畏首畏尾，一副奴颜卑膝的姿态，这样软弱无能的政府，只会向他的国民灌输封建、愚味、落后的思想；只会让人们逆来顺受，做任人宰割、践踏、凌辱的亡国奴。那些在豪强面前自惭形秽的国民，哪还有什么素质可谈，有的就是自卑感。不用说别人，当时，就连处在童年时代的我，都存有这种自卑感。在我幼小的心目中，日本人比洪水猛兽还要可怕。虽然那时日本人并没有像大灰狼一样闯进我童话一般的梦境，但我不止一次听老人们讲，日本人打人如何如何狠，宪兵队如何把人抓去喂狼狗等等，为此，我一见日本人，不管是当兵的，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怀有一种不可明状的恐惧感。
在我上学的路上，有一个亮着红灯的日本派出所，老百姓管它叫小衙门，说凡是被抓进"小衙门"的人，不死也要扒层皮。由于心存余悸，所以每每看着那盏比放在死人头上的照尸灯还要可怕的警务灯的时候，都感到毛骨悚然，宁可绕出多远，也不敢从它身边经过。
东北有句歇后语，叫歪嘴子吹"撇拉"，偏偏对偏偏，就是说害怕什么，偏偏遇上什么。一天，我早起上学，穿着校服，打着裹腿，拔着正步，精精神神地往前走，突然发现我对面走来两个日本学生，我想躲，已经来不及了。两个日本学生把我堵在路口，他们不由分说，对着我的前胸就是几拳；措不及防的我，被打得双手捂着胸口蹲在地上。看着我那痛苦的样子，两个日本学生哈哈大笑，笑毕，扬长而去……气得我真想追上去，狠狠地揍他们一顿，可我没有动，心想：人家是两个人，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就是单挑，相对之下，人家两位，哪一位年龄都比我大；哪一位的个头都照比我猛，动起手来，我未必能占便宜。鉴于此，我压住了火气，暗暗发狠："小日本，你等着，老子早晚要出这口气……"
人都说，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机会到底让我找到了。在协心小学和日本小学中间，有一家木材厂，我放学的时候，经常和那里的一些孩子在高高的木头堆上，玩占山为王的游戏。据了解，木材厂的孩子们，大多都被日本学生欺负过。于是，我借机策动他们。那些被欺负的孩子们，都憋着一肚子火，一直想报复那些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学生。经我一号召，如同火上浇油，马上燃烧起来了，于是我们坐在一起，秘密地策划了一个报复的方案……
方案形成以后，我们每天放了学，便聚在一起，躲到木材厂的木头垛后边，守株待兔。我们一连守了好多天，也没有找到一次下手的机会。因为那些日本学生，虽然上学放学都从木材厂经过，但他们一向群来群往，很少有跑单帮的时候。不过，有志者事竟成，这一天机会终于来了，真有两个主动送上门的倒霉鬼儿。且冤家路窄，那两个倒霉鬼儿，还正是那天打我的仇家。我和几个小伙伴屏住呼吸，待两个日本学生走近之后，一声嗯哨，大家伙一拥而上，把两个人按倒在地，拳头像雨点儿似的落到了他们的身上。狠狠地揍了一顿之后，还嫌不解恨，又拽掉他们的校徽，扔到地下用脚踩；夺去他们的书包，把他们书包里的文具抢劫一空。我指着像落水狗似的两个日本学生，厉声喝道："狗日的，你们听着，你们再敢随便欺负我们，让我们抓到，比这次收拾得还厉害，让你们统统死了死了的干活……"
两个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日本学生，一边点头哈腰，嘴里还不住地"哈依"，当初打我的骄横劲儿一点儿也没有了。像两只咬败的鹌鹑，斗败的公鸡一样，可怜巴巴地站在那里，直到我等把他们捉弄够了，也就是说彻底出了气，才放这两个小日本滚蛋。
那些年头，不断的闹空袭，美国 B -29飞机，像蜘蛛一样，经常在沈阳上空吐丝拉网，那银白色的网丝几经风吹却久久不散。他们实则是冲日本人去的，但日本人和中国人是同在一个城里，一旦出现空袭，全都遭殃。所以中国人、日本人全都一样，都必须做预防空袭的工作，家家门窗的玻璃全贴上作为防空标志的纸条；窗帘儿、灯罩，一面是红色的，一面是黑色的；城内每一个路口挖数十个大坑，大炕里倒进油漆……。贴纸条和挂黑红两色的窗帘儿，是为了便于灯火管制；挖坑放油漆，则是为了空袭来后点着，让滚滚浓烟迷惑住飞行员的眼睛……在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记得，空袭到来时，警报器是一声长笛一声短笛，进入是七声短笛，走后是一声长笛……。我小的时候，开始对空袭并怎么害怕，因为自打门窗贴上防空标记那天开始，我只听说过别的地方遭过轰炸。尽管我有几次被轰隆隆的爆炸声从梦中惊醒了，但因为没有亲眼看见到爆炸现场，也只不过是像听过年放鞭炮而已，后来终于有一次空袭时的声与像，被我深深地印在了脑子里。那是我正读小学二年级，那天是星期日，我去找小朋友玩。小朋友家是开理发店的，我俩手拉手，刚出理发店的门，一抬头，见远方天空有几个小黑点儿，每个小黑点儿的后边都拉着两道白烟，那白烟儿的凝聚力极强，任高空的劲风怎么吹，硬是吹不断。我俩不知是什么东西，拉那小朋友的爸爸一看，是美国的 B -29飞机。他猛地一推我："赶快回家，美国飞机来了！"我一听是美国飞机，二话没说撒腿就往家跑。我的一只脚刚刚迈进门坎儿，炸弹就下来了，轰隆隆，那响声，真可为惊天动地，震耳欲聋……
空袭过后，我跑到外面一看，天哪！那离我家不远的十间房，有座镶着瓷砖的大黄楼活活让飞机给炸去了一半儿。离那不远的街上，几架大车被炸飞了，马脑袋、牛肠子、骡子大腿，被炸得挂在树上、电线杆子以及住家人的院墙上、门楼上……简直是惨不忍睹，据说当天，沈阳兵工厂也被炸了。这血淋淋的事实，第一次在我少年如花的梦境中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阴影。让我这个还不懂得战争的孩子，亲眼看到了战争的残酷。
记不清是一九四二年还是四三年，有一天下午，大约在三点钟左右，我的父母亲到沈阳北市场上地儿去了。我同一帮小孩在地上玩玻璃球儿，在直起腰来擦汗的时候，突然发现天上并排着出现三个太阳，三个太阳大小一样，距离相等。论亮度，中间那个最亮，两边的稍差一些，那种奇异现象，足足持继了有十几分钟，见到这奇异景象的人们，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奔走相告。父母亲从书场回家后，我迫不及待地把亲眼所见的怪异现象对他们说了，因为他们没在现场，所以对小孩子说的充耳不闻。当时正是伪满洲国，听人们私下议论，说那是一种征候，预示着小日本儿就要垮台了……。长大后，再谈起当初那一怪异的景观，有人说，那是日挂双耳，还有一种来自科学方面的说法是：从海面折射过来的，近似于海市蜃楼一样的景观。
由于母亲连完了几个节，合同期满，下一个地儿是长春，没办法，我不得不中途退学，随父母转移。可惜我一年级刚刚念完了一半儿。
我们一家，从沈阳折回长春，一到地儿，我就嚷着要找学校上学。父母在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下，也觉得孩子有求知欲望，难能可贵，对我的积极性，不能有半点儿挫伤；应该，也必须把我的入学一事纳入正式议事日程上来。
当时的学校有两种，一种是官办的洋学，一种是个人办的私学，就是所说的私塾，父母亲综合了几个亲戚朋友的意见，经过煞费苦心的研究之后，认为洋学主要学的是语文算术，似乎有一种虚无漂渺之感，没有私学学的东西踏实，最后决定不去洋学堂，而进私塾。正好在我们住的同一条胡同里有一间私人学馆，办学的是一对年过花甲的老夫妻。当时同我年龄所差无几的表兄表弟一大帮，经过串联之后，全部进了这家私塾。入学后我们先从三字经、百家姓学起。
那位教书先生个不高，是位秃脑袋老头，别看衣不压众，貌不惊人，可治学非常严紧。一般情况下，都是他照着书本，操着公鸭嗓，摇头晃脑，拿腔拿调地念上一句，学生们学着他的腔调，摹仿他的姿势，跟着复述一遍。这样反来复去念过几遍之后，他便让大家合上书本，由他提名背诵。每次老师点到我，我都能背诵得如行云流水，而且对老师的腔调、姿势也摹仿得维妙维肖，为此我深得老师的欢心和宠爱。那几个表兄弟几乎每个人都挨过老师的手板子，尤其是那个外号叫小黑子的表兄，淘气方面，谁也没有他淘的明白，学习方面，他比谁都糊涂，他挨的手板创整个群体当中的最高纪录，几乎每天都能被老师关照一两次。一部三字经，不管是记忆力好的，还是差的，最后大家都能背得下来，可只有他还是吭哧瘪肚的。那天放学后，老师令他回家去背，明天一早到馆后，他再背不下来，要重重地惩罚他。所谓重重惩罚，他知道就是挨板子，不用问，还得像每次一样，不，一定比每次要重，重到让他的手不敢摸，不敢碰，连弹玻璃球儿、爬树都不能。
想到第二天如果自己背不下来所要面临的的窘境，他真有几分毛骨悚然，没办法，他只有自己强制自己坐下来，静心默读。读着读着，见窗外的草坪上，飞来几只羽毛亮丽的小鸟，几只可爱的小家伙，它们一边叽叽地叫着，一边在跳来跳去地啄着食儿。让几只小鸟把他撩拨得没心思再读书了，至于第二天背不下来书挨打的事他也不再去想它了。于是他从书包里取出弹弓，跑出户外，捉了一下午的小鸟，结果是一无所获。想起第二天上学被罚，他想利用晚上家里人都睡了的时候，一个人挑灯夜读。想的挺好，可没读上几句，上下眼皮就开始打架了。
一觉醒来，已日上三竿，许是白天捉小鸟捉得太累了，他竟睡过了站，误了上学时间。他想：此刻大家已经学了半天了，他的出现肯定会被老师当成杀一做百的典范。
挨手板是小事儿，说不定还得跪上几个时辰。堂堂三尺高的汉子，跪在大伙面前，平空少了大半截，太丢人了。不，不能去丢那份人，宁可在家逃学挨家里大人的打骂，也比到那儿丢人好一些。拿定主意，他便不声不响地猫在家里了。他妈妈问他："小黑，你今天怎么不去上学呀！"你别说，在这方面，他反应还真挺快，听妈妈问，他似乎没加思考地说："师母家不知出了什么事，老师去送师母去了，给我们大伙放一天假……"粗心的妈妈，信心为真，没有仔细追究。没想到按下葫芦起了瓢，他妈妈这边搪塞过关了，学校这关没过去。老师见已近响午了，他那个最让他头疼的学生还没来，觉得他本人不管学习好坏，毕竟人家家长交了学费，把孩子托付给我了，有道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身为老师，不能误人子弟，他有义务对他的学生负起责任来。又等了一个时辰，见小黑还未到，便责令我和几个表兄弟去家里找他，老师说："他如果不来，就是抬，你们几个也要把他抬来……"我按老师的吩附，领着几个表兄弟直接来到了小黑的家，发现他躺在炕上蒙头大睡哪！我们几个人使了个眼色，每个人拉住被子的一角，我喊过一二三之后，大家一块往起掀，一刹间，那个正在甲级睡眠中的小黑，成了被从水里抓出来扔在岸上的泥鳅鱼了。
他睁眼一看，见几个表兄弟团团围在他的身边，像看动物园里的稀有动物似的看着他。他赶紧拽过衣服，三下两下地穿上，很不高兴地指着我们几个："你，你们这是干啥？"
我学着老师的腔调："干啥，来找你上学！"
"我，我有病，去，去不了。"
"你有病，什么病？"
"肚，肚子疼。"
"老师说，不管你怎么样，也要让你去。"
"不，我，我不去！"
"你不去，不行。"
"你，你们想怎么样？"
"我们执行老师的命令，把你抬回去。"
"看，看你们谁敢？"
我冲几个表兄弟一咖嘴："上！不要怕他！"
别看我在几个表兄弟当中个头儿最小，但在他们之中的威望可不小，一般情况下，无论大事小情，他们全听我的，可以说我他们之中的领袖。今天我发话了，大家伙谁能不听，所以不由分说全都下了手。尽管小黑平常在打架斗殴方面是我们表兄弟当中的拔尖人物，可毕竟是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或者叫寡不敌众，双拳难敌四手，好虎驾不住一群狼，总之，此刻，他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让我们各抱一角，像包公当年铡陈士美的那种姿势抬到了学馆。
在私塾念了一段之后，觉得没什么长进，父母认为还是得上正规学校。我们所在的长春富海茶社，是长春最大一个茶社，一般书曲艺人没有真正赢人的能耐，在那儿根本站不住。父母亲来后，凭其高超的技艺，使富海茶社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可以说是顾客盈门，财源广进。富海茶社掌柜的姓梁，叫梁富，是个聪明人，他见母亲是棵摇钱树，自然是别有一番地盛情款待，可以说我们住处所需一切应有尽有。
梁富有个亲戚，是个女的，已经到了当嫁的年龄，却还是孤雁一只。要说职业，人家是老师，人品，谁也说不出啥，为什么当嫁不嫁呢？原因是她的模样太欠火了。
论脸上的五官，鼻子、眼睛、嘴的形状和安排的角度上同一般人无所差别，只是在五官四周的开阔地上，坑坑洼洼太多了，所谓坑坑洼洼说白了，就是麻子，可以说是大麻子套小麻子；关键是那些大大小小的麻子，要老老实实呆在那里还可以，讨厌的是它们全被脸上的横丝子肉拉着。这样，给一张脸凭空增加了一种紧迫感和恐怖感。
论辈份，我管她叫大姐，她是长春市长通路小学的班主任老师。我就是通过她进了长通路小学，再一次从二年级念起。虽然由于中途退学，我落下一些功课，但我勤奋好学，没用多长时间，就都追上了。所差的就是日语，由于我从小就对日本人存有反感，所以打心里往外讨厌日语；可当时受国情制约，不学日语不行，没办法只好捏着鼻子去学。一个人对所要学的东西，无论如何也调不起兴趣儿来，那他就无论如何也学不好它，因此，我的日语在全班来说，不在二五眼以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在二五眼上。
什么语法、单词，每次提问，我都背得驴唇不对马嘴。特别有一篇课文叫盲人摸象，我说啥也背不下来，背不下来，就要受罚，罚什么？罚跪，一跪就是一堂课。光跪着还不算，脑袋上还得顶着自己的书本……下课后，有人说情，老师才会借坡下驴。当时学校的课内活动和课外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张，白天上学，星期三、星期六，勤劳奉事，就是奉献劳动。学生们一水儿穿着操衣、打着裹腿，全是日本化，奉献劳动的内容，无非是打扫卫生什么的。
这方面内容，是令我最最头疼的了，多少次想溜号，但没敢，都是被麻子大姐那一脸横肉给吓回去了。后来我冷不丁想到了官不差病人五个字，于是我开始试着装起病来。头一回装肚子疼，混过去了。大家都在勤劳奉事，我呢？独自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火烧红莲寺》哪；第二回说头疼，大家仍在勤劳奉事，我钻进戏院去看《四郎探母》，这次寻思还会像上次一样蒙混过关，不巧，被同学看见了，那个同学向老师做了汇报。第二天麻子大姐，叫起座位上的我，厉声喝问：
"你昨天到哪儿去了？"
"我，我有病，在，在家躺着了。"我心里有鬼回答得很不仗义。
当我去看《四郎探母》的事被目击者揭穿之后，我傻了。麻子大姐气得脸上的横肉把大小麻子拉起多老高，拿我当了全班的典型，来个杀一做百，以正班风，我挨了手板，被罚了跪不算，还把我逃学的事，一五一十地转告了我的父母，……这样，我不仅在学校受罚，在家还挨了父母一顿胖揍，……事后，奶奶抱着被打肿屁股的孙子，一边揉着一边说："爸爸妈妈打你，是因为你犯了错误，有道是棍头出孝子，恩养无义儿，今后可不能再逃学了，下次奶奶也不护着你了。"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来源：玫瑰香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