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5年4月5日清晨,细雨打在西山公墓的石阶上,褪色的柏香隐约传出潮湿的味道。离休不久的陈宝绮撑着旧军伞,一步一步走到新立的墓碑前。同行的司机远远站住,只听陈宝绮低声道:“露萍,四十年了。”雨丝裹着话音散开,周围瞬间安静得只剩树叶的滴水声。
1985年4月5日清晨,细雨打在西山公墓的石阶上,褪色的柏香隐约传出潮湿的味道。离休不久的陈宝绮撑着旧军伞,一步一步走到新立的墓碑前。同行的司机远远站住,只听陈宝绮低声道:“露萍,四十年了。”雨丝裹着话音散开,周围瞬间安静得只剩树叶的滴水声。
很多人只记得陈宝绮后来担任铁道、交通要职,却不知道这位部长年轻时在延安读书、在陕北操练无线电,也不知道他那段短暂又决绝的婚姻。1939年的延安,黄土地被初秋的风吹得沙沙作响,他在马列学院做助教,经常去文联借书。某天傍晚,一位扎两条麻花辫、穿灰色粗布上衣的女生递来一张纸条:“无线电操作守则表,请帮忙誊一份。”漂亮而爽利的字体配着爽朗笑声,那就是黎林——她后来被党组织赋予的新名字,真正的姓名叫张露萍。
延安的夜色静寂,窑洞里的煤油灯把影子拉得很长。陈宝绮的同学打趣他:“小陈,那个会唱《拿起刀枪干一场》的姑娘,对你笑的时候眼睛会弯。”陈宝绮只是笑,在日记里写了一句:“她的歌声像山泉,敲碎阴霾。”半年之后,他们领了组织批准的介绍信,窑洞外面埋下一丛迎春花作纪念。第二天凌晨,张露萍就随军委通讯学校的调令离开,一句话没多讲,徒留一包红薯糖。
1939年底,南方局电讯战线吃紧,曾希圣和雷英夫急需一位能进军统局“掏心脏”的情报员。张露萍被点名,她爽快答应,唯一的要求是不带助手,省得连累别人。雷英夫后来回忆:“她提笔就在申请书上写了四个字——‘干一场’。”于是,“干一场”成了她在重庆地下圈子的外号。穿裙式西装、戴法兰西毡帽,抬手就是傲慢的贵族姿态,国民党稽查在汽车站看到她,往往还没问话就被气场震住。
军统内部设有公开督察和秘密督察,人人自危。张露萍扮作电讯处内勤,与地下党员张蔚林以“兄妹”名义同住牛角沱小楼。半年时间,三十多份密码本、呼号表、波长分配图被送往周公馆,再转延安。1940年初,南方局截获“潜台电台案”情报,毛人凤苦心布置的特务小组刚踏进陕北就被端掉。戴笠拍桌子大骂:“重庆居然让共匪扎堆,岂有此理!”
危机往往来自意外。那年春节,张露萍回成都探亲,电讯值班室却烧坏一支真空管。张蔚林因慌张逃跑露出马脚,军统督察科翻出一叠名单,顺藤摸瓜抓了七人,史称“电台案”。张露萍回渝在两路口落网,被押往稽查处。当时戴笠亲自审问,他拍案厉喝:“说!谁是上线?”回答只有冷冷一句:“你不配知道。”
严刑逼供无果,戴笠改用“钓鱼”伎俩,假释张露萍试图顺藤摸瓜。她途经曾家岩,连头都没抬,反而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空处,为南方局保住了生命线。阴谋失败后她再度被捕,1941年春押往息烽集中营,编号253。狭小女牢里,她给“小萝卜头”讲故事,给重病同志送药,一句“咱们终会出去”的鼓励让同囚的黄彤光至今哽咽。
1945年7月14日,特务谎称“押解重庆”,把张露萍、张蔚林等人带到快活岭。脚镣在石阶上发出刺耳碰撞,张露萍中弹倒地后仍抬头挑衅:“笨蛋,往胸口来。”六枪过后,她侧卧在泥水里,裙摆被血浸出深色。消息传进息烽的那晚,女牢哭声不止,连看守都躲到墙角抽烟。
新中国成立后,西南军政委员会档案室多次翻阅军统旧案,“电台案”却因线索断裂被束之高阁。张露萍的母亲直到临终都不知道小女儿已长眠贵州。直到1980年,全国妇联、中央组织部相继批件,四川、贵州几十名老同志出面作证,“南方局军事组电讯小组”这段隐秘往事才浮出水面。1983年夏,雷英夫携材料进中南海,叶剑英猛地记起:“‘干一场’!她让全校唱歌的样子我还记得。”随即批示“按革命烈士核定”。
同年冬,息烽烈士陵园碑林新添七座石碑。韩子栋提笔写下“少年赴陕,献身革命”十二字,墨迹尚未干透就被山风吹皱。第二年春,骨灰移灵完毕,黔渝公路旁开始有人献花,却鲜有人知道那位姑娘的丈夫正静候在京城。
回到1985年的雨幕。陈宝绮把一束白兰放在墓前,手指抚过碑文,指尖微颤。司机递上伞,他摆摆手。片刻后,只听他低声说了一句:“等了你半生,愿你安好。”风把话带走,青苔把泪痕藏好。公墓大门外,车辆喇叭声此起彼伏,现实与历史隔着薄薄的雨帘,再无法交叠。
来源:东方大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