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治通鉴·宋纪》里，包拯的“不合群”堪称传奇：朝中大臣多与外戚张尧佐勾结，唯有他三次上书弹劾，哪怕触怒宋仁宗、遭同僚排挤也不退让；别人劝他“别太固执，得罪权贵没好处”，他却直言“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后来，“合群”的权贵们或贪腐落马、或身

一、不合群的“孤”，是避开“群盲”的清醒——《资治通鉴》中的“从众之祸”

《资治通鉴·秦纪》记载，秦二世时期，赵高欲篡权，故意献鹿称马，问群臣“此乃鹿也？马也？”。朝堂之上，多数大臣畏惧赵高权势，纷纷附和“此乃马也”，唯有少数几人直言“是鹿非马”，却遭赵高记恨，不久便被构陷诛杀。可正是这些“不合群”的谏臣，虽身死却留名青史；而那些随波逐流的“合群者”，最终不仅沦为赵高的傀儡，更在秦朝覆灭时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

职场中，“群盲效应”从未缺席：会议室里，领导提出一个看似合理却暗藏漏洞的方案，多数人因“不想得罪人”“不愿做异类”而纷纷点头，哪怕明知有问题也不愿发声；团队里，同事们扎堆议论领导是非、抱怨工作辛苦，有人明知此举不妥，却为了“融入圈子”而跟着附和。《资治通鉴·汉纪》中，汉武帝曾评价汲黯：“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汲黯为何能得此评价？正因他从不随波逐流——当群臣都迎合汉武帝“开疆拓土”的雄心时，唯有汲黯直言“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哪怕触怒龙颜也不妥协。后来证明，汲黯的担忧并非多余，过度征战确实导致汉朝国力损耗，汉武帝晚年不得不下《轮台罪己诏》反思。

真正的“不合群”，是在众人皆醉时保持清醒。他们不轻易被他人观点裹挟，不盲目融入无意义的圈子，看似“孤”，实则是用独立思考避开“群盲”的陷阱——这不是刻意疏远，而是对自我判断的坚守，对事情本质的尊重。

二、不合群的“静”，是专注“成事”的沉淀——《资治通鉴》中的“蛰伏之力”

《资治通鉴·三国纪》中，诸葛亮未出茅庐时，“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当时荆州士族子弟多扎堆交游、攀附权贵，诸葛亮却独守隆中，每日读书、观天下大势，看似与“主流圈子”格格不入，却在蛰伏中洞悉了“天下三分”的格局。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一篇《隆中对》定乾坤，最终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成就一代霸业。

反观同期的荆州名士祢衡，虽有才学却热衷于“合群”——每日与权贵子弟饮酒作乐、高谈阔论，看似人脉广阔，却因缺乏沉淀、眼高手低，最终因出言不逊得罪曹操、刘表，落得被黄祖斩杀的结局。《资治通鉴》评价祢衡：“衡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他的“合群”，不过是消耗自我的虚耗；而诸葛亮的“不合群”，却是专注成事的沉淀。

职场中，太多人把“合群”等同于“有能力”：下班后陪同事聚餐喝酒，周末参加无意义的团建，看似与大家打成一片，却把大量时间浪费在无效社交上，无暇提升专业能力；反观那些“不合群”的人，下班后拒绝无效聚餐，把时间用来学习新技能、研究行业趋势；周末不参与八卦闲聊，专注打磨项目方案。他们看似“不合群”，却在沉默中积累实力——正如《资治通鉴·唐纪》中记载的房玄龄，早年在隋末乱世中，不与群雄逐鹿的“圈子”为伍，而是闭门研究兵法谋略，后来辅佐李世民时，才能凭借过人的智谋，在“玄武门之变”中定策，助李世民登上皇位，自己也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手。

“不合群”的“静”，不是消极避世，而是成大事者的“蛰伏之道”。他们懂得，真正的竞争力，从不是靠“圈子”堆砌，而是靠自我沉淀积累——把别人用来“合群”的时间，用来专注做事，才能在关键时刻脱颖而出。

三、不合群的“刚”，是坚守“原则”的底气——《资治通鉴》中的“守正之勇”

《资治通鉴·宋纪》中，包拯任监察御史时，因弹劾权贵屡屡“不合群”。当时朝中大臣多与外戚张尧佐勾结，包拯却三次上书弹劾张尧佐“恃宠而骄，贪赃枉法”，哪怕面对宋仁宗的偏袒、同僚的劝阻，也毫不退让。有人劝他“何必如此固执，得罪权贵对你没好处”，包拯却答：“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正是这份“不合群”的刚正，让包拯成为“包青天”，不仅震慑了权贵，更让宋朝官场风气为之一清。

职场中，“原则”往往是“合群”的牺牲品：有人为了融入团队，帮同事做“擦边球”的工作；有人为了讨好领导，违背职业道德隐瞒问题；有人为了不被排挤，默认同事的偷懒懈怠。可《资治通鉴·晋纪》中，陶侃任荆州刺史时，却因坚守原则而“不合群”——当时军中将士多有酗酒偷懒之风，陶侃却下令“饮酒不过三爵，工作必求实效”，哪怕将士们抱怨“太守太过严苛”，他也绝不妥协。后来，正是这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在平定“苏峻之乱”中屡立奇功，陶侃也因功被封为大司马。

真正的“不合群”，从来不是刻意唱反调，而是坚守原则的勇气。他们明白，“合群”的前提是不违背本心，“融入”的底线是不突破原则——那些为了“合群”而丢掉原则的人，看似暂时获得了圈子的接纳，却会在未来为自己的妥协付出代价；而那些因坚守原则而“不合群”的人，虽暂时被孤立，却能凭借“守正不阿”的底气，赢得长久的尊重与信任，这正是成大事者的核心品质。

四、不合群的“远”，是着眼“长远”的格局——《资治通鉴》中的“谋远之智”

《资治通鉴·隋纪》中，隋文帝时期，高颎任尚书左仆射，因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而与朝中多数大臣“不合群”。当时不少官员为了讨好隋文帝，纷纷建议“增赋税、扩军队”，认为这样才能彰显隋朝国力，高颎却力排众议：“国之根本在民，民富则国强，若竭泽而渔，虽短期见效，长远必祸。”隋文帝起初犹豫，最终还是采纳了高颎的建议，正是这一决策，为后来的“开皇之治”奠定了基础。

反观同期的大臣杨素，虽善于迎合隋文帝，与朝中权贵打成一片，看似“合群”且深受重用，却因急功近利，建议隋文帝“修大运河、征高句丽”，虽短期满足了隋文帝的野心，却导致民怨沸腾，为隋朝的灭亡埋下隐患。《资治通鉴》评价杨素：“素多权略，乘机赴敌，应变无方，然专以智诈自立，不由仁义之道。”他的“合群”，是着眼短期利益的投机；而高颎的“不合群”，是着眼长远的格局。

职场中，“短视”的“合群者”随处可见：为了眼前的绩效，不惜牺牲项目的长期发展；为了当下的人际关系，不愿提出对团队长远有利的建议；为了暂时的稳定，拒绝接受有挑战却能提升能力的工作。而“不合群”的人，却能跳出眼前的利益与人际关系，着眼长远——正如《资治通鉴·唐纪》中，狄仁杰任宰相时，面对武则天晚年“立武氏为太子”的提议，满朝大臣或沉默、或迎合，唯有狄仁杰直言“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哪怕触怒武则天也坚持己见。后来证明，狄仁杰的建议不仅保住了李唐江山，更让唐朝在“开元盛世”时迎来巅峰。

“不合群”的“远”，是超越眼前得失的格局。他们不被短期利益裹挟，不被当下的人际关系束缚，看似与“主流”脱节，实则是用长远眼光规划未来——成大事者，从来不是“只顾眼前”的投机者，而是“着眼长远”的布局者，这份“不合群”的远见，正是他们区别于普通人的关键。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曾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所谓“不合群”，从来不是品德的缺陷，而是“才”与“德”的外在表现——是独立思考的“才”，是坚守原则的“德”，是着眼长远的“智”。那些看似不合群的人，不是故意疏远世界，而是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相处：他们避开“群盲”的陷阱，在清醒中辨明方向；他们拒绝无效的社交，在沉淀中积累实力；他们坚守内心的原则，在刚正中赢得尊重；他们着眼长远的未来，在格局中成就大事。

这个世界从不缺“合群”的追随者，缺的是“不合群”的引领者。愿我们都能从《资治通鉴》的智慧中读懂：真正的“不合群”，是清醒者的自我坚守，是成大事者的必经之路——与其在无意义的圈子里消耗自己，不如在“不合群”的时光里沉淀自己，唯有如此，才能在人生与职场的道路上，走出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来源：竹馬清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