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9月5~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热水联合考古队承办，都兰县文保中心协办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考古学研究·2025都兰——以丝绸之路青海道考古为中心学术交流会”，在

2025年9月5~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热水联合考古队承办，都兰县文保中心协办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考古学研究·2025都兰——以丝绸之路青海道考古为中心学术交流会”，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召开。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新林，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马金刚等出席此次会议，焦南峰、张建林、罗丰、沙武田等资深学者应邀出席会议，参会人员来自国内20余家科研院所、文博机构和高校。

会议现场

9月5日，举行会议开幕式，并进行大会主旨发言和分组研讨。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杨勇主持，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进先院长致欢迎辞，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马金刚副厅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副所长、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张凌副司长先后讲话，从不同角度强调青海考古、青海道考古、统一多民族国家考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上具有的重要意义，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主旨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建华研究员发言题目为“考古·问道——青海都兰热水考古40年”。首先，韩建华介绍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形成过程、路线和价值，他指出，丝绸之路是一条联通中西之路，从汉至唐，它除了是一条丝绸贸易之路，更是一条保卫帝国疆土的交通路线，并成为财富、智慧、宗教等的交流之路。其次，韩建华回顾了热水墓群的发现历程，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着重介绍了第三阶段的考古工作。从2018年至今，开启热水考古的新时代，在三方共建热水墓群的顶层设计下，运用新的考古理念和方法，遵照大遗址考古工作规范，建立统一的分级控制网和记录系统，以明晰的学术目标为指引，开展了以热水墓群为中心的区域聚落考古。在2018血渭一号墓、羊圈墓的发掘、血渭一号墓的重新清理以及察汗乌苏河南北两岸及周边调查中都取得了重要收获，并展示了2018血渭一号墓、羊圈墓的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情况。热水墓群的发掘也得到了从地方到中央媒体、单位的广泛关注。另外，近年来，积极推进考古成果转化，惠及学界和社会，在考古发掘中实施多学科合作、建设考古大棚等举措也是热水墓群在践行“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努力。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麒助理馆员介绍了近年来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他梳理了吐谷浑的发掘和研究历史，着重介绍了2019年以来对慕容智墓和冰沟河、大水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情况，其中对慕容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揭示出其为现代蒙古人种北亚类型；西湾M6则出现了较为特殊的三墓道、夫妻合葬形式，并通过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遗物。通过近几年的发掘，了解到武威地区存在“阳晖谷”“白杨山”“大可汗陵”三个陵区，墓葬年代集中在663～755年之间，并总结出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墓葬主要使用单室砖墓和双室砖墓，表现出5点特殊葬俗：1、墓葬一般不起封土，实现“潜葬”效果；2、普遍存在殉整马的现象；3、墓葬中使用前高后低、前宽后窄的梯形棺葬具；4、棺床上、葬具内大量铺就桦树皮；5、存在烧殉及烧物现象。整体来看，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呈现出清晰的唐制，同时墓葬中也保留了一些本民族的特色。这清晰展现了唐代时期的“多元一体”格局。何麒还从考古工作、文物保护、科技考古、跨区域合作研究、信息化建设及公众考古五个方面提出了未来展望与计划。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飞虎助理馆员介绍了夏尔雅玛可布遗址的发掘收获。首先简单阐述了夏尔雅玛可布遗址的地理位置、学术背景、前期考古调查工作、遗址分布范围及功能区划、主要发掘区域。考古发掘主要分为居址区和墓葬区，居址区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见围沟、瓮棺、高台硬面、东部房址等遗迹；第二阶段见土坯墙、灰堆、木构建筑、火塘、灰坑、冶铸遗存。核心区出土遗物有双耳罐、铜锥、铜刀等，显示出复杂的遗址形成过程和鲜明的聚落功能规划。墓葬区共发现 4 片，探明墓葬 3000 余座，分为A、B、C三区，除墓葬外，A、C两区还发现不同数量的祭祀坑。此外，还进行了包括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等在内的多学科研究。该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诺木洪文化的年代分期、聚落形态、生业经济、文化互动交流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是早期人群适应、征服青藏高原的重要例证，为探讨柴达木盆地早期农牧文化互动交流和古代多民族融合进程提供了历史依循。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扎西次仁馆员汇报了当雄墓地的考古发掘与收获。据调查统计，当雄墓地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为6座大型封土墓，北区有47座小型封土墓。墓葬由地上封土、封土下石墙和墓室建筑组成，封土平面基本呈近圆形或圆角梯形，立面均呈覆斗状。大型封土边长（直径）20~42米，高 2.7~6.9 米。墓葬形制主要有竖穴土坑石室墓和圆形穹窿顶石室墓两大类，墓葬结构保存较好，出土遗物有金银器、陶器、铜器、铁器残件、珠饰以及石质黑白围棋子等。小型封土边长（直径）6~18 米，高0~1.3米。墓葬形制主要为石室墓和土坑墓，均为单室墓，出土陶片、铜器、铁器、珠饰等。墓葬出土人骨基本零散且不完整，随葬动物骨骼现象较为普遍。地处唐蕃古道上的当雄墓地的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均显示出吐蕃时期文化特征，经碳十四测年，墓葬年代为公元7至9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墓葬封土、梯形石墙、穹窿顶石室墓等形制都是吐蕃式墓葬的典型特征。出土的金银器纹饰等显示出其与中原文化，以及与周边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特征的相关性，展示了唐-吐蕃时期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考古学面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志岩研究馆员针对蜀道考古发现与研究进行了阐述。他指出，蜀道是我国保存较好的古代国家路网遗存，连接中原与西南，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发展意义重大，狭义上包括翻越秦岭、巴山、陇山的多条主线及支线、连接线。并认为目前蜀道考古研究存在多学科合作不足、线路研究不均衡、考古材料运用少、研究时段集中于汉代以前、地理环境研究不足、记录手段传统等问题。在具体的蜀道考古调查发掘上，近年来的工作打破了行政区划限制，以“一家牵头，多家协作”模式，完成川陕甘渝四省市44个县区6条蜀道主线的考古调查。并对沿线重点城址进行考古工作，如确认西汉梓潼县城遗址的西坝遗址，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绵竹城遗址、新都城遗址、三泉县所在的县城遗址及梁鹿坪遗址等，这些遗址对探索蜀道路线、沿线城市面貌等有重要意义。蜀道的功能随历史变化，如荔枝道从唐宋官方驿道变为明清商贸通道，这与全国政治中心转移相关，南宋时期，蜀道又成为战争前线，其军事和茶马互市功能进一步提升。此外，蜀道串联区域城市，形成完整城防体系和稳定区域中心，通过关隘等设施保障通行，体现其在历史时期的作为“国道”存在的重要价值。现阶段考古调查带来了蜀道在国家治理、军事交通、商贸往来、文化传播等方面作用的新识，也为阐释蜀道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作用提供了实证。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研究员的演讲题目为“何谓典型吐蕃式墓——以墓葬封堆为中心”，他以青海地区族属的学术争论引入问题“什么是典型的吐蕃墓葬？什么是吐谷浑墓葬？什么又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墓葬？”，此次汇报主要解答“何为典型吐蕃墓葬”的问题。从历史文献和西藏腹地、青海吐蕃时期墓葬的统计分析出发，观察出典型的吐蕃式墓葬的地表封堆大多为等腰梯形平面，无论大中小型均如此，方形封堆数量不多，其中体量巨大的方形封堆仅见于吐蕃赞普的陵墓。此外，数量更少的圆形封堆、塔形封堆的墓主应当是当时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青海都兰热水墓地的大多数墓葬可以视为典型吐蕃式墓，但必须说明的是，采用典型吐蕃式封堆与殉祭坑的墓主人未必就是吐蕃人，也有可能是接受吐蕃葬俗影响的吐谷浑人。7~9世纪的吐谷浑墓葬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归附唐王朝的吐谷浑人基本上采用了唐朝北方的墓葬形制，而归附吐蕃的吐谷浑人则吸收部分吐蕃墓葬因素、部分中原墓葬因素，还部分保留了鲜卑旧俗，形成独特的墓葬形制。

分组研讨

下午第一会场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夏格旺堆研究员主持。多位学者围绕考古发现与民族文化交融等主题展开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研究员以“秦五大夫翳刻石纪年与时代”为题发言。他从刻石中“皇帝”称号和“五大夫”爵名出发，结合文献指出其年代上限不早于嬴政称皇帝的公元前221年，下限约在公元324年之前。通过对“卅七年三月己卯”纪年方式的分析，排除了西汉诸侯王的可能性，最终认定此刻石属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是秦代公文纪年的重要实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王树芝研究员在“认知丝绸之路青海道——以树轮年代学和考古发现为依据”报告中，通过树轮年代学对都兰和德令哈墓葬出土木材进行精确断代，确认了青海道作为中西文化交流枢纽的地位。她强调这条沿湟水至青海湖，经柴达木盆地通达新疆若羌的通道，在秦汉时期已初步形成。

四川大学赵德云教授系统研究了巴蜀地区秦汉车器。他指出该地区车器最早见于战国晚期，原为实用器，西汉中期后明器化，与全国趋势同步。马车的传入始于秦灭巴蜀，通过官营手工业逐步推广，并影响西南夷地区的葬俗。

陕西师范大学沙武田教授在再论吐谷浑人功德窟中提出新见：莫高窟第159窟不仅具有显著吐蕃艺术风格，更可能是代表吐谷浑势力参与营建的功德窟，反映了内附唐朝的吐谷浑人在瓜沙地区的宗教实践与艺术融合。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冀源副研究馆员介绍了青海都兰哇沿水库考古发掘与研究情况。其中北岸发现唐代吐蕃时期居址，可能为修墓工匠或驻军临时住所；南岸墓地包含四类墓葬，其中5座中型石室墓前有殉马坑，具有典型吐蕃丧葬特征，为研究青海地区唐-吐蕃时期民族文化交融提供了新资料。

南京大学吴桂兵教授聚焦哇沿水库南岸墓地未成年人墓葬，通过分析M8、M9、M10一组及邻近未成年人墓葬，为热水墓群的墓地结构、功能分区和未成年人丧葬礼俗提供了新视角，并通过跨区域比较揭示了礼俗传播与演变。

下半场由南京大学吴桂兵教授主持。

西北大学博士生德拉东知对青海都兰哇沿水库M23出土的墨书藏文羊肩胛骨进行了重新观察，通过释读，确认其内容为卖方保留的买马契约副本，并发现“马印”记录，为研究吐蕃马政制度提供了珍贵材料。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冀源副研究馆员以“宗日文化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为题目发言，介绍了近年来宗日考古发掘收获，多学科研究表明宗日文化聚落具有较强流动性，采用无窑烧陶技术，可能存在彩陶贸易，为认识青藏高原史前文化提供了重要基础，同时也谈到了发现的彩绘木棺作为凸显这一地区多元文化因素的重要价值。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梁官锦馆员在吐蕃墓葬中的殉马坑研究中，梳理了条形殉马坑的等级特征，指出其吸收融合了吐谷浑、象雄和突厥等多种文化习俗，形成具有吐蕃特色的殉马制度。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柴怡研究馆员介绍了北城村墓地的考古发现，该墓地墓葬规模差异明显，年代从西晋延续至唐代，规划严谨独特，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构成与交融提供了重要案例。

云南大学王文波助理研究员系统研究了宋辽时期最外重舍利容器的“棺形化”，指出这一趋势既源于唐代以来容器形制演变，也受到墓葬棺椁制度和涅槃信仰影响，反映了丧葬制度对舍利瘗埋的深刻影响。

云南大学讲师钱诚在“交融的镜像：云南青花瓷形制、装饰及制作技艺中的多元文化互动与中华一体认同”中指出，云南青花瓷既受景德镇影响，又融合地方民族特色，其“青釉青花”工艺与广西宋元技术更为接近，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物证。

第二会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王明辉副研究员主持。

上半场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郭正臣系统介绍了青海2018血渭一号墓的实验室考古成果，团队对出土漆盘、铠甲等多套遗物进行科学复原，通过遗存信息提取与应急保护，复原其材质、工艺及使用方式，尤其关注具有组合关系的复杂遗存。该项工作为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详实的实物资料与科学依据。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杜星雨以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玻璃珠为研究对象，使用 LA-ICP-AES、体式显微镜等进行科技分析，结果表明玻璃珠在成分上属于植物灰钠钙玻璃系统，使用金属离子（铜、铁）或铅锡黄颜料为着色剂，采用拉制法与热塑法制作而成。通过以上分析认为来自中亚地区，其传播路线应从中亚地区穿过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盆地以南经由疏勒-于阗-且末-若羌，再以南最终抵达都兰。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严明圣馆员以棺板画QK004992和QK004993为例，介绍了2022年郭里木彩绘棺板画的保护修复成果。该批棺板画是吐蕃时期美术考古的重要发现，此次修复首次深入探讨其制作工艺，并完成画面摹搨与复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西藏民族大学余小洪副教授研究了青藏高原汉唐时期海螺制品，指出其属印度铅螺，制作以切割、钻孔为主，功能从装饰工具延伸至宗教用途，反映了青藏高原古代民族的文化交流以及青藏高原与南亚的文化交流与丝路珍稀物品流通。

中国科学院大学杨益民教授系统阐述了葡萄酒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历史进程，通过分析甘肃武威吐谷浑墓地银壶残留液体，发现其为添加多种谷物并经酒曲发酵的“葡萄黄酒”，体现了唐代东西方酿酒技术的融合与葡萄酒中国化历程。

青海省博物馆孙杰副研究馆员分析了海西州出土彩绘木棺的山水构图，将其分为吐谷浑时期与吐蕃时期两类，前者突出山林且“人大于山”，具北朝风格；后者山林元素减少，图像融合多元文化特征。研究进一步从服饰、牛耕图像和祆教元素等方面展开具体分析，论证了青海海西地区出土彩绘木棺图像作为多元文化集中载体的重要价值。

下半场由西藏民族大学余小洪副教授主持。

青海民族大学讲师赛本加对青海吐蕃墓出土木俑与吐蕃葬仪中的“替身”进行了分析，认为吐蕃墓出土木俑可能在葬仪中充当“替身”（glud），仪式后随葬，体现了特定丧葬功能。

兰州大学博士生沙琛乔则关注慕容智墓出土谷物袋，认为其或为文献所谓“木重”“五谷囊”，用于亡魂凭依与饮食，其与中晚唐“多角罐”可能存在源流关系。对慕容智墓谷物袋功能、用途和源流的诠释，为唐代丧礼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支撑。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张大利结合传世品，对乌兰泉沟墓、2018 血渭一号墓等吐蕃时期墓葬出土的金银容器进行了研究，指出部分器物在形制和功能上呈现专门化与多样化，表明吐蕃贵族阶层有意识利用贵金属器皿进行身份表达，文化认同与秩序分化的可能性。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张驰将青海地区彩绘木棺分为三期，并逐期分析其文化因素。吐谷浑系统彩棺图像叙事承袭鲜卑墓葬传统及自身文化取向，描绘墓主世俗生活及出行场景，吐蕃系统彩棺叙事则主要取自吐蕃日常及苯教葬仪，兼采北魏至唐青海地区彩绘木棺表现出的不同文化因素，凸显出青海地区沟通东西文化的重要作用。

复旦大学博士生娘先才让分析了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镶松石金链，该类型器物为青藏高原考古首次发现，对其观察、比对分析，认为其采用了相交式环扣型金链的制作方法，相关工艺属于典型的吐蕃金器传统，形制可能受地中海文化影响，是吐蕃与西方交流的物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生王润涵探讨了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木器，指出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墓葬的随葬品整体与唐墓配置基本一致，但随葬该类木器的墓葬习俗或承自河西地区汉晋时期，并为吐谷浑王族所吸纳。

分组讨论结束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倩倩副院长主持了会议闭幕式。首先，由分组交流和研讨的主持人——西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夏格旺堆研究员、南京大学吴桂兵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王明辉副研究员、西藏民族大学余小洪副教授分别汇报各组交流和研讨情况及收获。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杨勇代表会议主办方对本次交流会进行了学术总结。杨勇研究员表示，本次会议是继去年在云南师宗县召开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考古’学术交流会·2024师宗——以西南夷考古为中心”以来，第二届以“统一多民族国家考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以“丝绸之路青海道考古”为中心，旨在通过近年来丝绸之路青海道考古的收获及相关研究，从考古实证角度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程。杨勇认为，提出“统一多民族国家考古”这一命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是我国现代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这一命题不仅关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演进这一重大历史问题，也直接影响我们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演进等理论问题的理解。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真正形成并不断巩固、发展的时期，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 杨勇强调，统一多民族国家考古既不是断代考古，也不是区域考古，亦非一般的专题考古，它是围绕重大历史问题而开展的综合性考古，涉及的材料和问题十分复杂，是个系统性、长期性的工作。在实现路径及具体操作层面，应秉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原则，坚持以田野考古为基础，强化学科交叉融合，注重考古材料与文献相结合，强调实证研究与阐释研究并重，同时不断拓宽学术视野尤其是国际视野。

9月6~7日，与会代表参观夏尔雅玛可布遗址、热水墓群、都兰县博物馆、伏俟城遗址等，发掘现场的新收获与博物馆内丰富多样的展品，都展现着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也为此次学术交流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此次“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考古学研究·2025都兰——以丝绸之路青海道考古为中心学术交流会”是在青藏高原考古尤其是丝绸之路青海道考古不断取得新突破的情况下召开的，各位报告人围绕青海道考古出土遗存展开多维度、多方法的探讨，从墓葬制度、手工业技术、宗教艺术到物质文化交流，均体现出考古学在揭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大家一致认为，希望通过类似学术研讨和交流，总结经验及存在的问题，同时加强协作，将统一多民族国家考古、丝绸之路考古推上新的台阶。

文字：周静张大利王润涵

摄影：李振远余新李祥

审核：杨勇韩建华

来源：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