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闻之外，类似情形并不罕见：更早几年，国外有一个19岁女生在三个月内让三百余名男子感染，其中一半以上是同校同学，剩下的是公务员、教师、律师等社会人士。

中国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扫黄扫毒，这个问题近几年或许有了答案。

先从一桩案子说起，2021年5月，成都一名18岁女生因传播性病被判五年。

她在此前一年确诊艾滋，之后频繁与人发生关系，还故意把安全套戳洞。

新闻之外，类似情形并不罕见：更早几年，国外有一个19岁女生在三个月内让三百余名男子感染，其中一半以上是同校同学，剩下的是公务员、教师、律师等社会人士。

如今不管是线下邀约还是软件匹配，这种节奏越来越快，随之而来的风险也跟着走高。

高校成为新的高发区，六年里大学生HIV感染年增幅被统计为30%到50%，15—24岁累计感染约一万五千例，男女比例32.6：1，其中男男性行为一直扮演主要环节。

现在的年轻人虽然关于性的了解更多了，但真正的卫生知识依旧缺乏；在觉得没事的那一刻，病毒已经上路。

把视线往外拉，能看到另一条线索。

追溯到更早的殖民时代，殖民者已经开始把天花当作对原住民下手的工具。

战争年代的性病同样扎眼，1941年，美国国内新增梅毒约一百万人；

欧洲战场上，德军投降的当月，美军即统计出大规模淋病与梅毒病例。

由于药效有限，于是出现了臭名昭著的人体试验：1946年，危地马拉，妓女被注射病原再被送进监狱传播；

再往前，是塔斯基吉实验，对六百名黑人隐瞒四十年。

梅毒究竟从哪里来，欧洲各国互指。

十六世纪的医师写过一段细节：哥伦布返航至巴塞罗那，有印第安随行者；

接待的名妓先染病，军队再带着走，很快从法到德、从瑞士到英苏，十年不到遍及欧洲，然后随殖民回流非洲、向东进入亚洲。

时间回到1952年1月，铁原郡的冬天异常热闹。志愿军阵地上出现不合季节的大量昆虫，每每伴随美机盘旋。

采集样本检出霍乱、鼠疫，也检出了与性传播相关的病原。

3月，中国在国际上提出抗议，随后投放明显收敛。

更早的历史也见过官方放行的版本，比如朱元璋曾设官妓制，秦淮灯火盛极而炽，官场与市井一道流连，直到明宣宗时期收手扫过一轮。

而真正把手伸到全国范围，是另一个时代。

1949年之后，城市接管与社会整治同步推进，在“打扫干净屋子再迎客人”的指示下，八大胡同的红灯下起落了几百年，终于灭了。

1953年前后，改造任务收尾，性病曲线急降。

可在七十年代末又有了转折，经济转身、流动加快，性病又回来了。

1980年全国全年仅报告四十八例；二十年后，统计口径下的性病数跳到八十五万九千，艾滋病压在最上面。

它通过性、血液和母婴传播，能把人的免疫系统慢慢抽空最终致命。

1981年6月，美国期刊上出现五个不明病例，共同点是男男性行为；

1985年，北京协和收治境外带入的病例；

后面有研究追溯，早在1982年进口血制品已把艾滋病毒带进来了。

再看六十年代的美国，从越战、失业到街头暴动，叠加出了逆反文化。

按摩店、旅馆、桑拿一路开花；男男群体从地下走到地上，社交网络靠的是酒吧与派对。

那股风后来飘洋过海，开放与现代化把世界带得更近，好的坏的都一起到达。

今天的校园里，风气看上去更轻松了，真正的防护没跟上。数据里写着：青年学生病例中，男男性传播占比超过八成。

同一时期截至到2024年10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现存艾滋感染者过百万，性传播占九成以上。校园里成千上万的学生，感染率是千分位，可增长曲线不容乐观。

高校里出现了健康告知、匿名检测、药学门诊，流程逐步细化，但校园之外的夜色更复杂。

公共卫生的招式，总会被拿到台面上反复讨论。

2007年，有专家呼吁放宽艾滋感染者入境限制，支持者说去污名，反对者说要控制风险。十多年过去，报告的现存活感染者仍在增加，同时累计死亡人数也在增加。

在城市夜店与会所里，从业者被包装成公主、少爷、公关，旧词换了新皮；服务对象越匿名，追踪与阻断也愈加困难。

回到扫黄扫毒，这一组词在人们耳边出现了很多年。

有人把它看成姿态，也有人把它当成理所应当。

而真正需要盯住的，是那些清楚的环节：什么时候出现传播高峰，哪类场所重复出事，哪些群体最容易被忽略，这些都被重点关注。

把时间拉长一点，明代的灯红酒绿、民国的胡同烟火、建国初期的整治与回落、七十年代末的反弹、八十年代的输入、九十年代的扩散、千禧年以来的互联网加速，每一个时间点都留下一组因果。

诊室里，医生把纸推给病人，写了窗口期多久、药怎么吃、多久复检；

走廊上，海报贴着自愿、匿名、免费；大学里，类似宣传正在增加；

社区里，志愿者挨个发安全套。

有人在犹豫要不要去医院，有人在决定要不要说出真实的接触史，有人把检测报告折住放好。

有些事说起来残酷，却躲不过去。

新闻里的一句故意戳洞，让很多人脊背一凉；法庭上的一纸判决很简单，但另一端的痛苦却无法磨灭。

社交媒体会把“浪漫”与“试探”变得更轻松，可法律与道德却没办法替人承担后果。

所有统计最终都要回到个人的选择上：是否了解传播路径，是否做足防护，是否承担后果。

扫黄扫毒的政策有其必要性，而公共卫生的重心永远在“人”。

来源：厉羽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