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室外的暑热正在退去,那个空间里更有一种冷峻、安静,排斥杂质的氛围。它由包豪斯式的厂房改建而成,经隈研吾主持设计,除了入口处可以看见建筑师代表性的纹理和造型,绝大部分内部空间都由混凝土拱形屋顶与色调柔和的白墙构成。在楼梯的转角,一组以石头、钢板和玻璃为材料的装置
桑山忠明,“空之形”展览现场,白石画廊北京空间,2025年8月23日-9月20日,图片由艺术家及白石画廊提供。
这位艺术经营者对自己近60年画商生涯的回顾,是一场漫长的讲述,交织其间的理性和感性,映射着他经历过的浪潮以及始终相信的东西。
访谈/撰文:朱振
和白石幸生的对话约在了8月一个晴天的上午,地点在白石画廊开在798艺术区的北京分部空间。
室外的暑热正在退去,那个空间里更有一种冷峻、安静,排斥杂质的氛围。它由包豪斯式的厂房改建而成,经隈研吾主持设计,除了入口处可以看见建筑师代表性的纹理和造型,绝大部分内部空间都由混凝土拱形屋顶与色调柔和的白墙构成。在楼梯的转角,一组以石头、钢板和玻璃为材料的装置作品出自李禹焕之手。它有点像某种点题之笔,自身代表着绝对的存在性,同时也在向外来者诠释着这个空间“物派”式的风格基调。
白石幸生讲话轻声慢语,如今年逾80的他已经退出一线工作。但谈起这个由他本人在上世纪60年代创办的画廊,58年的画商生涯还是让他调动起了足够的精力和耐心。
在我们的身旁,正在展出艺术家桑山忠明(Tadaaki Kuwayama,1932-2023)的回顾特展。呈现的23件作品,创作时间从1960年代一直延续到了2018年,几乎覆盖了艺术家的整个创作生涯。桑山忠明早年学习日本画,自1958年移居纽约,从此与传统的日本绘画方式告别,并用六十余年的创作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艺术语言,对世界极简主义艺术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桑山忠明,“空之形”展览现场,白石画廊北京空间
那些尺幅不一的作品,共同呈现着一种高度的纯粹性:从用矿物颜料均匀覆盖在画布上的红与蓝,到以阳极氧化工艺对钛金属电解着色、再经精细切割,从而得到的具有工业品精度和多变色泽的大小色块。它们排布在不同的墙上,面向观看者展现着沉静、疏离的气质,同时似乎也能从其中发觉一种淡淡的叛逆:那是一位创作者身在西方艺术世界的核心现场,以一种去除文化符号的方式,所达成的东方式的“空无”。
桑山忠明的整个创作生涯映射着一段独特的艺术历史:二战战败的日本进入经济和文化的重建期,从而开启了一个思潮剧烈激荡的阶段。在艺术领域,日本的艺术家们一方面开始反思并寻求超越停滞的传统;另一方面,又要在欧美艺术湍急来袭的浪潮面前,解决存在感和身份的焦虑。最终在多重力量的塑造和冲突中,爆发出了“融入”与“抵抗”并存的各种艺术运动。
白石画廊算是这段艺术历史的见证者之一。它成立于1967年,通过多年持续经营成为了日本现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先锋之一。画廊因在2000年代推动“具体派”(gutai)—-一个强调大胆自我表达和激进艺术表现形式的前卫艺术团体——在世界的发展而知名,同时也致力于帮助新兴的亚洲艺术家登上国际舞台。
对话中,白石幸生有关于过往经历的讲述,都由蔓延和琐碎的回忆组成。他的回答并不受问题的约束,而是每每自顾自地漫谈开去。加之在语言转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误读和时断时续,更让他的叙事像是一条自有源头和去向的河。这条河流中,能看到一位艺术经营者特有的生意理性,以及偶尔才会袒露出的感怀。这些理智与感性彼此交织,记录着在经历更大浪潮的过程中,一家画廊所见证的激流与缓流。
以下为对话摘录
FT中文网:艺术是贯穿您人生最重要的事业之一,能否讲讲最初接触艺术时的经历?
白石幸生:我的老家在九州的熊本县。早年我从地方来到东京,心中就抱着一个信念,“少年要胸怀大志”。不过回过头看才发现,自己是在不知不觉中才逐渐沉浸在艺术这个自己真正热爱的世界里的。
我初到东京时,在日本有能力购买画作的人,大部分都是企业主管或商人,他们收藏的作品也大多是日本的传统艺术作品。日本传统艺术除了书法,还包括其他领域:比如在美术方面就分日本画与西洋画;从中国传入的茶道,则属于另一门需要潜心钻研的技艺;另外,剑道、柔道等体育项目也一样,都是需要追求极致的领域。总而言之,就是各种“道”的世界吧。
在那样的环境下,我开始试着接触拥有雄厚经济实力且专门经营精品画作的画廊,而恰巧经九州的大分县的熟人介绍,我便开始与他们往来交集。
FT中文网:如果回头看,在自己的性格中有哪些特质是契合经营画廊这项工作的?
白石幸生:说到底,是“追求极致”。
那个时候为了达到极致境界,大家都会投身于“修行”(学习)之中,进公司不是“工作”,更像是在“修行”。
我最初所在的那家画廊,客户就包括诸如海运公司的总经理、大型地产企业的高管等等。那位画廊主看待艺术品的眼力也非常有水平。在日本,业内的经销商市场非常发达,大家会在那里买卖所谓“交换会”(经销商拍卖会)商品。在这个领域里,无论你是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还是大学毕业生,都被一视同仁对待,所有人都是从零开始“修行”。
我原本也是打算在画廊“修行”的,不过当时正好在学生时期结了婚,因此也要面对养家糊口的问题。对于当时那位画廊主老先生,我所心怀想法就是:无论是您的眼光还是为人,我都非常尊敬。我坚信自己一定会成为您最出色的弟子。不用给我工资,但恳请您破例让我做“外门弟子”吧。
于是,我在进入艺术领域的起步阶段,就能接触到顶级的作品,不过必须自己去开拓客户,毕竟不能去抢前辈们负责的区域,所以得靠自己去发掘客源。
FT中文网:将日本的本土艺术作品推向国际市场,是白石画廊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步,这个过程大概是如何开始的?
白石幸生:在我自立门户成立白石画廊之后,我在日本率先举办了“纽约画派”艺术家们的群展。说到世界艺术的中心,古老的有意大利,之后的巴黎时代也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我开始从事艺术工作的时候,纽约成为了新的艺术中心,而我主要推广的艺术家也都属于“纽约画派”,包括当时日本的艺术家千住博(Senju Hiroshi)就属于纽约画派的一员。于是从1999年之后的几年里,我开始在日本全国筹备举办主题为“美永不衰老”的世界艺术家巡展。
与中国相比日本只是个小国,但即便如此也拥有47个都道府县。我们依托各地的百货公司、美术馆以及报社和电视台的支持,将这个巡展推向了全国。
当时的艺术运动中有各种流派,比如有些做法是通过展示“丑陋之物”引发反思——例如把汽车压成废铁等形式,用这种手段揭示机械文明的种种问题。总之,这些运动都是通过展示丑陋,来反衬什么是真正的艺术。
在此之后,“艺术必须具有美感”的主张开始兴起,人们开始支持“艺术岂能不言美”的立场。作为当时的艺术中心,纽约更多是抽象表现主义大行其道。抽象本质上仍是对美的追求,只是将美通过抽象的形式表达出来。然而人类终究无法仅满足于纯粹的美,内心还是渴望某种律动与张力,这种需求又孕育了波普艺术的诞生。
这些变化,也让我开始思考如何展现“日本的美”。此后,在2010年我们在俄罗斯举办了“日本之美”的展览。当时俄罗斯人非常喜爱日本产品,日本人同样也痴迷于俄罗斯的马戏、芭蕾等艺术形式。
FT中文网:在俄罗斯举办的展出结果符合预期吗?
白石幸生:在俄罗斯举办的展览,最初的举办地点是在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之后展览也移师到了莫斯科。包括了草间弥生等我们代理的艺术家作品,但主要展出的还是当时日本各大美术团体的代表作。
不过由于完全没有获得国家层面的支持,展览的花费非常巨大。虽说本可以寻求企业赞助,但我们坚持用卖画所得的资金独立推动所有的艺术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还在红场边的Triump Gallery画廊举办了内部预展,仅开幕酒会就达成了约50亿日元(约5700万美元)的预订额。
但俄罗斯画廊主们随后就提出一个问题:”这些作品定价的依据是什么?”我们解释,是参照这些作品在日本百货店内售卖时的定价而制定的。结果那些客人就表示,既然这些作品未被佳士得或苏富比拍卖行认证,即便标价五千万或一亿日元,他们最终也因无法估值而不愿付款。相比之下,500万日元以下、更适合作为礼品赠送的作品,顺利收到了画款。最终我们大约只回笼了约5亿日元的资金。
FT中文网:您曾经谈到:和诸如欧洲“零派”(Zero Group)等艺术作品相比,日本“具体派”艺术作品的价值仍是被低估的。在您看来,有哪些因素会制约亚洲艺术作品获得更广泛市场的认可?
白石幸生:在俄罗斯的展览之后,我们又开始筹备在纽约的展览。那时我们虽然也接触过“具体派”(GUTAI)的作品,但当时涉及的还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在2013年,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亚历山德拉•孟璐(Alexandra Munroe)策划了“具体派”的美术展:“具体:灿烂的游乐场”(“Gutai: Splendid Playground”),但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个项目。
同年在纽约的军械库艺博会(Armory Show)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带什么作品去才能实现资金回笼呢?之前在俄罗斯办展时,虽然入场观众数量非常可观,但贵的作品都没有售出,所以很苦恼。于是我们决定带着能在纽约实现资金回收的作品去参展。正好艺博会主办方承诺,如果我们能带来“具体派”的作品,就会给我们提供最核心的展区并扩大展示空间。最终我们就选择了带着“具体派”的作品去参展。
不过那时我也才弄明白,此前“具体派”的作品都是被欧洲的画商购入,然后从欧洲流转到美国市场的。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的艺术作品,未能被美国市场直接接纳,至少表面上没有过。
FT中文网:这种情形会如何影响到艺术家?
白石幸生:这次在白石画廊北京空间展出的是桑山先生(桑山忠明)的作品。他当初在纽约的格林画廊(Green Gallery)受到瞩目时,在日本国内也引发了关注。不过当时桑山先生在纽约发展时由于日本艺术家的身份也未受到画廊特别的重视和推广。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桑山先生身上,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这个背景让此后很多在纽约发展的日本艺术家都曾面对过相似的境遇。比如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滴画法,他本人就曾亲口说过:”这种滴洒技法不是我首创的,日本早就有人在做这件事了。是日本’具体派’的艺术家们更早实践了这种创作方式。”
FT中文网:“具体派”的艺术创作,是一种东方式的艺术理念?还是一种西方式的艺术理念?
白石幸生:具体派的艺术家们最初是在日本的芦屋公园举办展览的。一位曾在巴黎发展的日本艺术家对吉原治良( Yoshihara Jirō,具体派的创始人)告诫道:”不能模仿他人,必须做前人未做过的事”。日本的传统学艺方式总是模仿老师,通过模仿老师就能进阶。但无论在哪个领域,特别是在现代艺术界,纯粹靠模仿是根本得不到认可的。
“具体派”之所以特殊,终究在于他们非常大胆的前卫性。当时世界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艺术运动,但是想成为具体派的正式会员,必须有前人从未做过的创作。
比如白发一雄在沙坑里倾倒颜料、用身体与其搏斗;再比如嶋本昭三,他虽是核心成员,却总被说”缺乏个人风格”。直到有一天,他觉得用画布太费钱,就把报纸糊在画框上。清晨起床时,用刚洗过的手触碰纸面,发现报纸容易破孔。他认为这个说不定能获得吉原治良的认可,于是立刻带着“作品”跑去见吉原老师。 那时在日本人们还根本不知道丰塔纳(Lucio Fontana),也是在后来才得知道嶋本昭三捅破报纸的行为比丰塔纳更早。
“具体派”诞生于日本的关西而非东京,算是在地方兴起的艺术团体,在那个时代的日本很难获得认可,因此即便他们当时来到东京,也不会被接纳。只是由于他们后来在海外获得了认可,具体派才得以走向世界。
FT中文网:如今的世界艺术市场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特别是今年,常会听到不同的艺术从业机构陷入困境的消息。经营一家拥有58年历史的画廊,您怎么看待“长期主义”这件事?
白石幸生:在经营画廊这条路上,我经历过很多失败,也获得过许多的成功。在日本,曾经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一家画廊的销售额会相当于数十家普通画廊的销售总额。但是能走到今天,我觉得应当归因于环境的眷顾。
在大约20年前,我们在轻井泽投资建造了美术馆,打算以此向世界传播艺术。当时连同周围的土地,也一并买了下来,后来这些土地的价值也上涨了。再后来,到了新冠疫情时期,在艺术市场面临困境的情况下,我们通过转卖这些土地,才得以度过困难的阶段。
FT中文网:在经营画廊这条道路上,您有没有一直坚持的原则?
白石幸生:所有(工作)都是以和平为原则。
接下来白石画廊准备在日本举办一场“爱与艺术无国界”的展览,之后还计划在全球各地陆续举办这样的展览。如果看看最近的报纸,全球各地的战争虽然在朝着结束的方向发展,但总体局面仍然不能算是乐观的。我希望各个国家都能把更多的精力和预算用在音乐、美术、体育这类和平的产业上。说“爱与艺术无国界”可以,说“爱与艺术拯救人类”也可以,初衷就是希望能以这样的核心主题去推动艺术的发展。
FT中文网:您会如何描述“画廊”这门生意?这项事业中让您感到鼓舞的部分是什么?令人头疼的事情又有哪些?
白石幸生:对于画廊来说,培养艺术家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现在很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艺术家们,也通过白石画廊的推广成长起来。与其说我们是一家日本的画廊,其实是一家亚洲画廊,我们希望将艺术和展览带到世界各地。
大约30年前,我曾与学科导师高山辰雄、平山郁夫等人同行来过北京,当时还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首次关于印象派艺术的展览。那时中国还没有“画商”这个职业,中国艺术家的作品直接进入二级市场后,会出现作品价格突然飙升得非常高,但不久又会跌至很低的现象。因此,终究还是要培育画廊体系,若不这样做,画家便无法留存于历史。
我知道在更早的时候,一些日本画廊相继来到中国大陆市场发展,那时我们还没有来。但在疫情之后,在很多国际画廊都离开了的情况下,我们开设了北京的空间。王贝女士为了在这里开设画廊,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昨天我去了嘉德艺术中心,观看了一场关于古老文化的展览。我觉得了不起的艺术都是与自然的共同演绎。中国的历史朝代有很多,特别是唐、宋时期都有非常了不起的艺术作品。中国曾经是了不起的国家,现在是很了不起的国家,将来也会越来越好。我也看到每一位和我共事的人们的身上,都保留着传承文化的精神。
来源:FT中文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