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复旦大学？计算机系？”韩丽丽的声音尖利中带着难以置信的喜悦，她反复摩擦着那张单薄的纸张，似乎有点不敢相信。

一九九六年夏末，上海闸北区的一栋老式里弄房里，空气黏稠得好像能拧出水来一样。

刘晓晨的录取通知书抵达的那一刻，刘家狭小的客厅里仿佛炸开了一颗无声的炸弹。

“复旦大学？计算机系？”韩丽丽的声音尖利中带着难以置信的喜悦，她反复摩擦着那张单薄的纸张，似乎有点不敢相信。

韩丽丽今年56岁，此刻，她眼角堆满了笑纹，一转头，看见丈夫还坐在藤椅上剥毛豆。

韩丽丽以为他没听见，便问道：“广军，你听见没？咱们儿子考上复旦了！”

刘广军只是点了点头，继续专注地剥着手中的毛豆。只见他粗糙的手指一挤，豆子便“啪嗒”一声跳进碗里。

“爸，我......”刘晓晨站在电风扇前，白衬衫被风吹得鼓胀起来。

刘晓晨期待着父亲说些什么，一句表扬，一声叮嘱，哪怕只是一个认可的眼神。

刘广军终于抬起头，黝黑的脸上看不出情绪，他问：“学费不便宜吧。”

就这五个字。没有骄傲，没有激动，甚至没有一丝温度。晓晨感觉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他抿紧嘴唇，转身回了自己用阳台隔出的小房间。木门关上的声音比平时响了一些。

韩丽丽急忙打圆场：“你这人，儿子这么大的喜事，你就关心学费？”

说罢她朝着小房间又喊了一声：“晓晨别理你爸，他老糊涂了。”

刘广军不再说话，只是继续剥毛豆，速度比刚才快了些许。

晚饭时分，姐姐刘晓雅带着丈夫和六岁的女儿回来了。作为虹口区小学的音乐老师，晓雅天生有着化解家庭紧张气氛的能力。

“哟，咱们家出状元了！”她一进门就高声笑道，将一袋苹果放在桌上，摸了摸弟弟的头，“爸妈呢？是不是高兴得说不出话了？”

韩丽丽从厨房端出红烧肉，压低声音说道：“也不知道咋回事，你爸一下午没说话，就知道抽烟。”

饭桌上的气氛微妙起来。晓雅丈夫试图活跃气氛，讲起单位里的趣事，但刘广军始终沉默，只是偶尔给外孙女夹菜，粗糙的手指与孩子细嫩的皮肤形成鲜明对比。

“爸，要不我明天去厂里办停薪留职吧。”晓晨突然说道，他的声音里带着挑衅，“王主任说，像我这样考上重点大学的，可以保留工龄。”

刘广军终于开口，他反问刘晓晨：“保留工龄有什么用？四年后还不一定能分回好单位。”

晓晨直视着父亲，眼睛里带着些许倔强，他说：“我不打算回来了！计算机是未来，毕业后我要去深圳或北京发展。”

刘家的空气凝固了。韩丽丽的筷子停在半空，晓雅也紧张地看着父亲和弟弟。在这个大多数上海人还视国企为铁饭碗的年代，刘晓晨的话无异于宣告要放弃安稳的未来。

“长大了，翅膀硬了。”刘广军放下碗筷，起身离开了餐桌。狭窄阳台上很快飘来烟味，他佝偻的背影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孤独，终究是老了。

刘晓晨记得，那是父亲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翅膀硬了。

随后的四年，晓晨只在寒暑假回家。父子间的交流几乎为零，偶尔通电话，刘广军总是说一句“找你妈”，然后就放下听筒。

但晓晨的大学生活费总是准时到账，甚至比许多同学都宽裕。母亲在电话中说，父亲加班更频繁了，每天很晚才回家。

一九九九年秋，一眨眼刘晓晨就大四了，深圳一家外资企业已向他抛出橄榄枝。他提前回上海准备毕业材料，却发现家里的气氛比往常更凝重。

母亲的眼圈总是红的，姐姐频繁回家，而父亲——晓晨突然意识到，父亲瘦得厉害，原本结实的肩膀如今像衣架般撑不起衬衫。

“爸怎么了？”他终于忍不住问姐姐。

晓雅叹了口气，欲言又止：“厂里效益不好，提前退休了。他心里不痛快。”

离家的前一晚，晓晨被一阵轻微响动惊醒。

凌晨两点，他看见父亲刘广军在阳台上整理他的行李，那双他从未见过父亲表达情感的手，正小心翼翼地将叠好的衬衫抚平，又把母亲准备的茶叶用塑料袋层层包好，防止撒出来。最后，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塞进了行李箱的夹层。

晓晨屏住呼吸退回床上，心中五味杂陈。

第二天告别时，他破天荒拥抱了刘广军，很轻，很快，他感觉到父亲身体的僵硬。

去火车站的路上，他打开那个信封，里面是崭新的五百元钱和一张纸条，只有五个字：照顾好自己。笔迹笨拙，刘广军很少有写字的机会。

二〇〇〇年春节，晓晨因项目紧张没有回家。

三月的一个雨夜，姐姐的紧急电话将他从睡梦中惊醒，刘晓雅的声音里透露着手足无措：“爸住院了，肺癌晚期。”

刘晓晨顿时懵了，他连夜飞回上海。在医院的走廊里，母亲韩丽丽终于道出了真相：父亲三年前就查出肺有问题，为了供晓晨读书，他拒绝了厂里安排的轻闲岗位，主动要求加班最多的车间。“他说，你要飞得远，不能拖你后腿。”

病床上的刘广军更瘦小了，医疗器械的管线像藤蔓般缠绕着他。见到儿子，他浑浊的眼睛亮了一瞬，随即又恢复平静，轻轻地说：“工作要紧，回来做什么。”

晓晨在父亲床前守了七天。

大多数时候他们还是沉默，但沉默中有什么东西在融化。有时晓晨读报，有时只是看着父亲睡觉。最后一天，刘广军精神突然好转，要吃城隍庙的小笼包。刘晓晨买回来时，发现刘广军已经换上了干净的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刘广军对刘晓晨说：“推我出去走走。”

在医院的小花园里，刘广军望着初绽的玉兰花，突然开口问刘晓晨：“还记不记得你六岁那年，发烧四十度，也是这样的春天。我背着你跑了两公里到医院，你在我背上说，爸爸，我长大了也要背你。”

刘晓晨喉咙发紧，他完全不记得这件事了。

“我不需要你背。”刘广军继续说，声音很轻，“只要你们过得好，我就放心了。”

那是刘广军父子间最长的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第二天凌晨，刘广军安静地走了。

值班医生说，他是在睡梦中离世的，表情安详。

在整理遗物时，刘晓晨在父亲床头柜的深处发现一个铁盒，里面整齐收藏着他从小学到大学的成绩单，甚至还有发表在校报上的第一篇作文。每张纸都平整如新，边缘因反复摩擦而微微起毛。

盒底是一张一九九六年的《新民晚报》，在文化版有一篇被红笔圈出的文章：《计算机时代即将到来》。晓晨想起，那正是他决定报考计算机系后不久。

母亲韩丽丽红着眼眶说：“你爸那段时间天天跑图书馆，就为了搞清楚你选的这个专业有没有前途。”

刘晓晨攥着那张发黄的报纸，失声痛哭。他想起返校那天清晨父亲刘广军在阳台上的背影，想起塞进行李的信封，想起病床上那双依然试图保持尊严的手。

所有沉默的时刻串联起来，组成了一份他迟来才读懂的爱。

葬礼后，刘晓晨在父亲的老式手表背面发现一张卷得很紧的纸条，上面是父亲工整却生疏的字迹：“晓晨，以你为荣。”

六个字，像六颗钉子，将刘晓晨钉在了上海四月的阴雨里。

他终于明白，有些爱重如泰山，却静默如谜；有些付出倾其所有，却深藏不露。中国式父亲的爱，是一本需要用心才能读懂的书，而他，刚刚翻到最后一页。

来源：鹤洲白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