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今日新疆具有“五大战略定位”：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思】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隆重举行。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今日新疆具有“五大战略定位”：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
桥头堡、战略支点、战略保障基地、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屏障，每一个词都份量很重、含义很深。
这些战略定位，虽然是刚刚提出的，但结合新疆独特的地理和历史来看，背后却也无不有着深厚渊源。表面上，新疆在地名上带一个“新”字，作为一个自治区成立时间只有70年，自清朝正式建省至今也不过140余年，但新疆却并不是一个新地方。这片土地与中华民族的紧密关系，以及新疆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一直以来就有的各种“战略定位”，却至少可以向前追溯2000多年。
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老地方。
古老的西部“枢纽”
在地理上，新疆位于今日中国版图的西部，人们前往新疆就是一路向西，进入新疆之后通常还要继续向西，诸如喀什、伊宁和塔城等新疆重镇，都位于极西的西部边陲。
在中国历史上，自汉朝开始，位于中原地区的中央王朝都以这种一路向西的地理观看待这片广袤的“西域”。王朝强盛之时，国力也随地理观的引导一路向西延展，西征的远近与国力的大小成正比。
今日中国已是一个全面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而强大的工业和交通业已经彻底改变了农业时代的国家地理格局。自治区成立70年后的新疆，正在快速摆脱过去千百年来“西部边陲”的地理定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国家赋予的“双向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等新功能，新疆甚至开始具有了欧亚大陆重要“枢纽”的区位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正确地指出：“（新疆）过去是内陆的一个省份，现在有了‘一带一路’就不同了。这里不再是边远地带，而是成为一个核心地带，成为一个枢纽地带。”
在历史上，新疆作为欧亚大陆一个“枢纽”的定位，也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汉通西域，是新疆成为枢纽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新疆就是一个连接当时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波斯文化圈的枢纽地带。
据《汉书·西域传》：“安息国……民俗与乌弋、罽宾同” ，“大月氏国……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康居国……与大月氏同俗”“奄蔡国……与康居同俗”“大宛国……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贾市，争分铢。”这些记叙说明西域诸国当时就是中华文明与波斯文明的交汇处。
据历史学家考证，当时“丝绸之路”上中国商人带回的珍稀商品如红海珍珠、玉石、天青石等宝石，以及洋葱、黄瓜、香菜、石榴、开心果、黄杏、金桃等蔬果，还有乳香和没药等药品，有的出自遥远的也门、埃塞俄比亚和撒马尔罕，但在中国都称作为“波斯货”。如此看来，自那时起，新疆其实就具有了“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功能。
隋唐大一统建立之后，中原王朝历史上第一次将行政权力扩展到漠北地区，当时的新疆同时又成了连接广阔内亚地区这个新生文明诞生地的一个重要枢纽。
在东面，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草原民族十万人内附，到公元650年高宗年间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在西面，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军攻占高昌，置西州、庭州，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其后在收复焉耆、龟兹后，置龟兹、焉耆、疏勒、于闐四军镇，留军镇守，又设立羁縻建制的西州都督府。
唐高宗永徽和显庆年间（公元650-657年）苏定方远征中亚，史无前例地将唐朝版图向西开拓至今日的咸海，并曾在今日阿富汗与伊朗交界处短暂设置过波斯都督府。天宝六年（747年）三月，唐玄宗派遣高仙芝率领唐军翻越了帕米尔高原，到达过位于今日巴基斯坦奇特拉尔的古朅师国。在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3-755），“是时天下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大唐的疆域达到极盛。
其时的新疆，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定居-游居混合社会的独特优势，长期成为中原各农耕民族与草原各游牧民族实现大交流、大融合的一个中心地区。
古老的文化“中转站”
作为“丝绸之路”的一个副产品，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大约公元前2世纪后期经由中亚细亚沿着丝路辗转进入西域，成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端，其时的新疆又成了一个通向当时新兴宗教佛教极盛之地印度的必经之地，成了此后绵延数个世纪的佛教东传文化运动的重要的文化中转站。
据史书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接受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的《浮屠经》，由此拉开了佛教在汉地传播的序幕。所以说，新疆正是东传佛教的源头之一，“丝绸之路”正是东传佛教的主要路径之一。东来的佛教僧人中有不少就是高昌人、于阗人和龟兹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鸠摩罗什（344—413）即生于龟兹。他精通梵、汉语文，在长安主持译经多年，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今天新疆的旅游热点之一、位于拜城县克孜尔镇的克孜尔千佛洞遗址正是这段历史的一个见证。
克孜尔千佛洞遗址 资料图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活跃在新疆各地的西域各国使臣或商贾把佛教带到了内地，并且很快使之在上层社会中流传开来。在经历了从民间进入宫廷—流行于宫廷—从宫廷进入民间这样一个社会传播路线之后，佛教进入到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在地域上，经由新疆这个中转站向东进入中原地区之后，汉代佛教的传播开始以洛阳为中心，转而向南逐渐传到江淮流域，以彭城、广陵、丹阳为重镇，旁及颍川、南阳、下邳、豫章、会稽，远至广州、交州。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汉族僧人通过丝绸之路前往西域，或经由西域中转前往印度等地取经。沙门朱士行从于阗得佛经梵书正本。著名高僧竺法护，曾游历西域诸国，来往于敦煌、酒泉、长安、洛阳等地译经。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受胡太后派遣，比丘惠生、宋云等从洛阳起程，由陆路经西域去往印度，主要游历了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带，于正光三年（522年）回国，历时4年，带回佛典百余部。
隋唐大一统建立之后，经由新疆中转站的佛教东传运动高潮迭起。隋文帝杨坚生长于佛寺，对佛教有特殊感情，在位20余年间，立佛寺数千所，造佛像、菩萨像十万多尊。唐朝著名高僧玄奘经过西域西行东归首尾共计17年，亲历110国，传闻28国，回国后撰成《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大盛事。
与佛教的传播路径类似，伊斯兰教自唐朝中期开始的东传，也是经由新疆这个中转站进入到中原地区的。在唐朝肃、代、德三宗时期，阿拉伯帝国大食国的兵众从中亚地区渐渐进入中国新疆等地，成为伊斯兰教信众在中国人口中出现的起源。虽然当时大食国的对唐政策是它对中亚各国政策的延长，并不因为大唐而特殊，但由于唐朝具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力量，大食的势力始终被挡在葱岭以西，未能侵入唐朝本土。因此缘故，在中国并没有发生像中亚诸国那样的一个总体的伊斯兰化进程。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伊斯兰教在唐代的传播和发展，主要是通过大食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人等中亚人口在唐朝的留居这个方式进行的。这种留居，大约有商人的留居、士兵的留居、战俘的留居和被掠人口的留居等几个不同的途径。
公元十世纪前后，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草原民族人口大量迁入新疆喀什噶尔、和田一带及河中地区，又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伊斯兰教的东传运动也开始加快，还出现了《福乐智慧》《真理入门》等重要著作。现今的新疆喀什市还有一座1987年重建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墓，以纪念这位在1069年-1070年左右于喀什噶尔完成了《福乐智慧》一书创作的著名伊斯兰诗人和学者。
总体上讲，新疆作为伊斯兰教东传的中转站，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缓冲和消化作用的，使得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具有明显的中国化的特点，呈现出与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没有唐朝国力影响的中亚各国，由于政治上分裂，军事上虚弱，统治者内讧，阿拉伯帝国对它们采取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成功实现了大举扩张。
上述这些历史故事，只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片段。在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悠久历史中，新疆作为一个战略性的枢纽、中转站、支点、屏障，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远不止于此。但通过重温这些历史，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今日新疆迎来大发展机遇的重大意义，更深地理解新疆“五大战略定位”的深刻内涵。在重复人们常说的“新疆是个好地方”这句流行语的同时，也更进一步认识到：新疆是个老地方，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老地方。
谨以此文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
来源：懒驴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