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十八画先生长篇小说《扬州传奇》为研究对象，运用叙事学、文化研究、城市文学理论等多学科方法，从叙事范式、文类跨界、非遗书写、创作实践及文学史定位五个维度，对作品进行全方位深度剖析。研究发现，《扬州传奇》以“时空网格化”架构颠覆传统线性叙事，通过地方志、工艺

十八画先生长篇原创小说《扬州传奇》之全方位深度研究

摘要

本文以十八画先生长篇小说《扬州传奇》为研究对象，运用叙事学、文化研究、城市文学理论等多学科方法，从叙事范式、文类跨界、非遗书写、创作实践及文学史定位五个维度，对作品进行全方位深度剖析。研究发现，《扬州传奇》以“时空网格化”架构颠覆传统线性叙事，通过地方志、工艺图谱与文学叙事的融合实现文类突破，以“活态记录”方式完成非遗的文学编码，在史料整合、语言拟真与情感平衡中展现史诗级创作难度，最终在当代文学中构建起“城市文明生命体”的叙事新范式。作品不仅为扬州城市文化立传，更填补了当代城市文学中“文明史诗”书写的空白，为中国历史名城的文学表达提供了可复制的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

《扬州传奇》；十八画先生；城市文明叙事；时空网格化；非遗书写；跨文类创作

一、引言

在当代中国城市文学创作中，多数作品聚焦于城市个体的生存困境或局部生活图景，对城市文明史的宏大叙事多有规避——或因架构难度过高，或因史料整合与文学审美难以平衡。而十八画先生创作的百章长篇小说《扬州传奇》（以下简称《扬传》），以公元前486年夫差凿邗沟为起点，至2024年“扬州炒饭”标准发布为终点，跨越两千五百年时空，将扬州这座城市的经济变迁、文化传承、精神演进凝练成一部“城市文明史诗”。

当前学界对《扬传》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现有成果多集中于文本内容的表层梳理，缺乏对其叙事理论创新、文类跨界逻辑及文化价值的深度阐释。本文立足文本细读，结合叙事学、文化唯物主义、非遗保护理论等，系统解构《扬传》的创作特质与文学史意义，旨在揭示作品如何以文学方式激活城市文明记忆，为当代城市文学的宏大叙事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二、叙事范式的解构与重构：“时空网格化”与城市文明基因图谱的构建

传统历史小说多遵循“王朝更迭—英雄人物”的线性叙事逻辑（如姚雪垠《李自成》），其核心是“人”的历史；而《扬传》彻底解构这一范式，以“扬州”为唯一“主角”，首创“时空网格化”叙事架构，构建起城市文明的基因图谱。这一创新可从“时空体重构”与“核心意象串联”两个层面展开分析。

2.1 时空体的突破：从“线性时间”到“切片化空间”

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指出，叙事的时空形式直接影响文本对现实的认知与表达。《扬传》摒弃传统小说的“连续时间”设定，选取100个关键历史节点作为“时空切片”——从先秦的“邗沟开凿”（第1章）、唐代的“鉴真东渡”（第28章）、宋代的“瘦西湖修浚”（第42章），到近现代的“张謇办厂”（第65章）、当代的“连镇高铁通车”（第98章）。每个切片都是独立的“文化标本”：第28章以鉴真弟子的日记视角，还原其第六次东渡前在扬州大明寺的筹备细节，既展现佛教文化的传播，也暗含扬州“开放包容”的城市品格；第65章通过大生纱厂工人的家书，折射漕运衰落后天州从“盐漕经济”向“近代工业”转型的阵痛。

这些切片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运河—盐—文脉”三大核心意象形成“空间联动”：运河作为“血脉”，串联起不同时代的经济命脉（如汉代盐运、清代漕运、当代港口）；盐作为“筋骨”，见证城市财富的积累与阶层变迁（如盐商园林的兴衰、盐工生活的演变）；文脉作为“灵魂”，贯穿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创作（第25章）、王少堂评话的整理（第72章）、当代非遗进校园（第99章）。这种“以意象为轴、以切片为点”的时空体，打破了历史的“朝代壁垒”，使扬州的文明基因（如“枢纽意识”“文化坚守”）在跨时空对话中得以凸显。

2.2 叙事主体的转换：从“英雄史观”到“文明共同体史观”

传统历史小说多以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为叙事核心，如《三国演义》聚焦三国英雄，《红楼梦》围绕贵族家庭展开。而《扬传》彻底“去英雄化”，将叙事主体转向“扬州文明共同体”——上至吴王夫差、苏轼，下至漕工、绣娘、现代创业者，所有人物都是城市“文明细胞”。例如第42章写苏轼修保障湖（瘦西湖），不聚焦其文人身份，而是通过他与工匠的对话，展现“以工代赈”的民生考量，以及扬州人“因地制宜”的智慧；第88章写当代漆器匠人开发文创产品，通过其与年轻设计师的理念碰撞，呈现非遗传承的“创新困境”与“破局路径”。

这种叙事转换，本质是从“个体史”到“文明史”的视角升级——人物不再是推动情节的“工具”，而是承载城市精神的“载体”。正如扬州文化学者赵昌智所言，《扬传》中的“大气（开放包容）、文气（文化积淀）、骨气（坚守精神）”，并非抽象概念，而是通过无数个体的命运（如抗战时期藏文物的市民、当代创业的大学生）具象化为城市的“文明肌理”。

三、文类跨界的理论突破：从“单一文类”到“百科全书式”新人文写作

十八画先生在《扬传》中打破文类边界，将地方志、工艺图谱、经济史论、诗歌等异质文本融入小说叙事，形成“百科全书式”的跨文类写作。这种突破并非简单的形式叠加，而是基于“文化唯物主义”理论（雷蒙·威廉斯）的文学实践——将“日常生活”“工艺技术”“经济制度”等被传统文学忽略的“边缘文化”纳入叙事核心，实现对城市文明的“全息式”书写。

3.1 地方志的文学转化：从“史料记录”到“叙事场景”

传统地方志以“条目化”记录地理、历史、风俗（如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语言客观但缺乏文学张力。《扬传》则将地方志的史料转化为鲜活的叙事场景：第1章写夫差凿邗沟，引用《左传》“吴城邗，沟通江淮”的七字记载，但并未停留在史料复述，而是通过漕工的劳作细节（如“夯土时唱的号子”“工具的材质”）、士兵与百姓的对话，还原邗沟开凿的艰辛与战略意义；第56章写明代东关街的商业布局，参考《嘉靖扬州府志》中“街长三里，店铺百余家”的记载，通过盐商子弟的逛街视角，展现“茶肆的叫卖声”“绸缎庄的陈设”“评话书场的热闹”，使静态的地方志成为充满生活气息的“城市画卷”。

这种转化的关键，在于“视角嵌入”——以个体的感官体验（视觉、听觉、触觉）激活史料，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而非被动接受知识。正如十八画先生在访谈中所言：“我要让读者触摸到邗沟的泥土，闻到东关街的茶香，而不是只知道‘扬州是运河起点’这个结论。”

3.2 工艺图谱的叙事编码：从“技术手册”到“文化符号”

《扬传》对扬州漆器、玉雕、淮扬菜等工艺的书写，并非简单的“技术介绍”，而是将工艺图谱转化为“文化符号”，通过工艺传承的故事展现城市文明的延续性。例如第35章写宋代扬州漆器“点螺”工艺，不直接罗列“七十二道工序”，而是通过漆匠世家的“传艺仪式”展开：老匠人在传授“螺钿选材”技艺时，强调“要选长江口的贝壳，色泽才温润”，既暗含扬州“依江而兴”的地理特质，也传递“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第82章写当代淮扬菜厨师改良“狮子头”，通过其对“马蹄大小”“肉馅肥瘦比例”的考究，展现淮扬菜“不时不食”的饮食文化，以及“传统技艺与现代口味”的融合。

这种“工艺叙事”的价值，在于将“技术”与“文化”深度绑定——工艺不再是孤立的“技能”，而是承载城市记忆、价值观的“文化载体”。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言，“文化是日常的”，《扬传》通过工艺书写，让读者理解：扬州的文明不仅存在于诗词歌赋中，更存在于漆器的螺钿里、狮子头的汤汁中。

3.3 “诗史互文”的创新：七律诗作为叙事的“精神索引”

《扬传》每章开篇均附有一首原创七律诗，如第1章“邗沟初凿水汤汤，吴越风云入大荒。一斧劈开南北路，千年滋养楚吴乡”，第98章“高铁如龙跨大江，江淮枢纽又新章。运河帆影连今古，不负扬州旧韵长”。这些诗歌并非装饰性元素，而是章节的“精神索引”——既凝练章节核心内容，又与正文形成“诗史互文”。

从叙事功能看，七律诗承担三重角色：一是“时空锚点”，通过“邗沟”“高铁”等意象，明确章节的历史坐标；二是“情感升华”，如第72章写王少堂在战乱中整理评话，诗歌“烽火难遮书卷气，劫波未改说书评”，将正文的“艰辛叙事”升华为“文脉坚守”的精神表达；三是“跨时空对话”，不同章节的诗歌通过重复意象（如“运河”“江淮”）形成呼应，构建起贯穿全书的“诗意脉络”。这种“诗史互文”的设计，复兴了中国“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如杜甫“三吏三别”的“诗史”特质），为当代长篇小说的形式创新提供了新路径。

四、非遗活态传承的文学编码：从“静态名录”到“动态叙事”

近年来，非遗题材文学作品多聚焦于“非遗技艺的濒危”（如小说《红高粱家族》对酿酒技艺的书写），但缺乏对“传承过程”的深度呈现。《扬传》则以“活态记录”的方式，将扬州评话、漆器、淮扬菜等非遗转化为“动态叙事”，展现非遗在历史变迁中的“坚守与创新”，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文学化”的解决方案。

4.1 非遗传承的“艰辛叙事”：对抗遗忘的文化坚守

《扬传》不回避非遗传承的困境，通过具体人物的命运，展现非遗在战乱、时代转型中的“生存危机”。例如第72章写王少堂整理《王派三国》评话：抗战时期，日军占领扬州，要求王少堂为其表演，他以“嗓子哑了”为由拒绝，暗中将评话手稿藏于墙缝，每晚在煤油灯下补充细节。正文通过“手稿的磨损痕迹”“王少堂的咳嗽声”“日军的搜查”等细节，还原非遗传承者在“生存与尊严”之间的抉择；诗歌“劫波未改说书评”则点明其“以技艺守文脉”的精神内核。

这种“艰辛叙事”的价值，在于打破了非遗“浪漫化”的想象——非遗并非静态的“文化标本”，而是在历史磨难中不断“对抗遗忘”的活态存在。正如扬州评话传承人杨明坤所言：“《扬传》写出了我们这行的‘苦’，但更写出了‘苦’中的‘韧’——这才是非遗能传下来的根本。”

4.2 非遗创新的“当代书写”：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路径

《扬传》的非遗书写不止于“怀旧”，更聚焦于当代非遗的“创新实践”，探索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的融合路径。第95章写扬州漆器厂开发文创产品：年轻设计师提出“将漆器纹样印在笔记本、手机壳上”，老匠人最初反对，认为“这是对技艺的亵渎”；但当看到年轻人排队购买文创产品，听到他们讨论“漆器纹样的寓意”时，老匠人逐渐理解“创新不是放弃传统，而是让传统被看见”。最终，漆器厂推出“非遗体验课”，让市民亲手制作简单的漆器小件，实现“从产品创新到体验创新”的突破。

这种书写呼应了当代非遗保护的核心命题——“活态传承”的关键在于“融入当代生活”。《扬传》通过文学叙事，将非遗创新的“理念碰撞”“实践过程”具象化，为非遗保护提供了可借鉴的“扬州方案”：非遗的生命力，不在于“原封不动地保存”，而在于“在创新中延续精神内核”。

五、创作实践的难度突破与美学平衡：史料、语言与情感的三重驾驭

《扬传》的创作是一项“史诗级”的系统工程，其难度不仅在于架构的宏大，更在于对史料整合、语言风格、情感表达的精准驾驭——三者的平衡，构成了作品的核心美学特质。

5.1 史料整合的学术精度：从“碎片化史料”到“系统性叙事”

《扬传》跨越两千五百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工艺等十余个领域，其史料来源包括《左传》《史记》等正史，《扬州画舫录》《马可·波罗游记》等文献，以及当代扬州港吞吐量、非遗名录等数据。十八画先生对史料的整合，并非“堆砌”，而是“系统性重构”：例如对“盐运经济”的书写，从汉代刘濞煮盐（第15章）、唐代盐铁专卖（第30章）、清代盐引制度（第50章）到当代盐业转型（第90章），形成一条“盐运与扬州命运”的主线；同时，通过盐商与漕官的博弈（第50章）、盐工的生活变迁（第70章），让“盐运经济”从抽象的“制度史”转化为具体的“人的历史”。

这种整合的学术精度，体现在对“细节真实性”的追求：第28章写鉴真东渡，参考《唐大和上东征传》中“鉴真失明”的记载，但并未简单复述，而是通过其弟子的回忆，还原“失明后仍坚持校对佛经”的细节，既符合史料，又凸显鉴真的精神；第98章写连镇高铁通车，引用2020年高铁通车的准确时间、扬州站的客流量数据，确保当代叙事的“现实真实性”。

5.2 语言风格的历时性模拟：从“先秦文言”到“当代用语”的自然渐变

语言是历史语境的“载体”，《扬传》跨越两千五百年，其语言风格随时代自然渐变，避免了“古今语言混杂”的违和感。具体而言，先秦至汉代章节（第1—20章）采用“浅文言”，如第1章“夫差召诸将曰：‘邗地扼江淮之要，凿沟以通漕，可制楚越’”，句式简洁，符合先秦文献的语言特质；唐代至宋代章节（第21—50章）语言趋向“半文半白”，如第28章鉴真弟子日记：“师晨起，盥漱毕，坐于禅堂，谓吾等曰：‘东渡之事，志在必行，纵有万难，不退也’”，兼具文言的典雅与白话的流畅；近现代至当代章节（第51—100章）则使用“现代汉语”，并融入时代特色词汇，如第65章写张謇办厂，用“实业救国”“机器轰鸣”等词汇；第95章写文创产品，用“网红”“直播带货”等当代用语。

这种语言的“历时性模拟”，并非简单的“仿古”或“跟风”，而是基于对不同时代“语言习惯”的深入研究——既确保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又避免因语言晦涩影响现代读者的“可读性”。正如语言学家王力所言，“语言的演变是渐变的”，《扬传》的语言风格恰好印证了这一规律，也为“历史题材小说的语言创作”提供了范本。

5.3 情感与理性的平衡：历史创伤书写的“冷峻与温度”

对于“扬州十日”（第60章）、抗战时期的城市创伤（第75章）等历史事件，《扬传》既避免了“煽情化”的情感宣泄，也拒绝了“冷漠化”的理性旁观，实现了“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平衡。例如第60章写“扬州十日”，不直接描写血腥场景，而是通过一个市民“藏在地窖中”的视角，记录“地窖外的惨叫声”“火光”“送饭时看到的废墟”，以及“战后整理尸体时发现的孩子的玩具”——这些细节既客观呈现了历史的残酷（理性），又通过“孩子的玩具”传递出对生命的悲悯（情感）。

这种平衡的核心，在于“以个体视角承载集体记忆”——不站在“上帝视角”评判历史，而是通过普通人的“感官体验”与“情感反应”，让读者自主感受历史的重量。正如十八画先生所言：“我不想告诉读者‘应该愤怒’或‘应该忘记’，而是让他们通过一个地窖、一个玩具，自己去理解历史对人的影响。”

六、文学史坐标中的《扬州传奇》：城市文明叙事的新范式

将《扬传》置于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坐标中，其价值不仅在于“书写了扬州”，更在于构建了“城市文明叙事”的新范式——它既区别于王安忆《长恨歌》（以上海个体命运折射城市变迁）的“微观叙事”，也不同于张炜《你在高原》（以地域文化反思民族精神）的“宏大抒情”，而是以“城市文明生命体”为核心，实现了“微观个体”与“宏大文明”的有机统一。

6.1 对城市文学“宏大叙事”的补位

当代城市文学多聚焦于“现代性焦虑”（如年轻人的住房、职场压力），对城市“文明史”的书写长期缺位。《扬传》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白——它不仅书写扬州的“现在”，更追溯其“过去”，展望其“未来”（如第100章“运河数字经济”规划），使城市成为“有记忆、有灵魂、有未来”的“生命体”。这种书写，打破了“城市只是背景”的传统认知，将城市提升为“叙事主体”，为城市文学的“宏大叙事”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

6.2 对“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学回应

在“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更多展现中国城市文明特质的作品。《扬传》通过扬州的“运河枢纽”“文化坚守”“非遗创新”，展现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包容性”（鉴真东渡、马可·波罗来访）、“韧性”（战乱中的文脉守护）、“创新性”（当代产业升级）——这些特质并非扬州独有，而是中国历史名城的共同基因。作品通过“小切口（扬州）”展现“大主题（中国城市文明）”，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以点带面”的文学范本。

6.3 方法论的可复制性：为历史名城书写提供“工具包”

《扬传》的“时空切片选取—核心意象构建—多视角嵌入”创作模式，具有高度的可复制性。对于西安（十三朝古都）、苏州（江南文化名城）、杭州（运河与西湖文化）等历史名城，可借鉴这一模式：选取关键历史节点（如西安的“兵马俑建造”“丝绸之路开通”），提炼核心意象（如西安的“城墙”“丝路”），通过个体视角（工匠、商人、当代创业者）展现城市文明的演变。这种方法论，为中国历史名城的文学表达提供了“通用工具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七、结论

十八画先生的《扬州传奇》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长篇小说。在叙事上，它以“时空网格化”架构颠覆传统线性叙事，构建起“城市文明基因图谱”；在文类上，它实现地方志、工艺图谱与文学的跨界融合，开创“百科全书式”新人文写作；在内容上，它以“活态记录”完成非遗的文学编码，探索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路径；在创作实践上，它在史料精度、语言拟真与情感平衡中展现史诗级难度，实现了“历史理性”与“文学审美”的统一。

《扬传》的价值，不仅在于为扬州立传，更在于为当代城市文学提供了“文明史诗”的叙事新范式——它证明，城市文学既能书写个体的细腻情感，也能承载文明的宏大叙事；既能扎根地域文化，也能与世界文明对话。未来，对《扬传》的研究可进一步拓展：从比较文学视角与国外城市史诗（如左拉《卢贡—玛卡尔家族》）对比，或深入分析其地域文化符号（如瘦西湖、淮扬菜）的象征意义，这些都将为当代城市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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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草鞋芒杖论平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