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北大讲“大国崛起”，课堂场场爆满

摘要：在钱乘旦的成长经历中，历史总是与时代紧密相连。青年时期的他，曾因“文革”中断学业，被下放到苏北农村插队6年。那段艰苦岁月里，读书成为他最大的渴望和慰藉。

在北京大学

有这样一门火爆的课程

每逢开学选课

报名系统总是瞬间爆满

而到了正式上课的日子

讲堂里早已人满为患

地板、台阶、窗台无一不是席地而坐

许多同学甚至会提前几个小时来

只为抢占一个离讲台最近的位置

选课名额一次次

从最初的150个扩容到500个

直到北大最大的阶梯教室

也难以承载这股热情

这就是“大国崛起”课

主讲人正是历史学系的钱乘旦教授

在学生们的眼中

他既是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的学者

也是善于讲故事、启发思考的老师

1.从英国史到现代化研究

钱乘旦研究历史的起点和初心

在钱乘旦的成长经历中，历史总是与时代紧密相连。青年时期的他，曾因“文革”中断学业，被下放到苏北农村插队6年。那段艰苦岁月里，读书成为他最大的渴望和慰藉。

彼时能够接触到的书寥寥无几，但正是在通读马列著作与《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他敏锐地发现：许多注释都涉及外国历史事件。为了读懂这些注释，他开始主动去了解相关的历史背景，从而一步步走进了世界历史的殿堂。

1978年，钱乘旦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成为著名英国史学家蒋孟引教授的学生。钱乘旦回忆起自己的求学经历，他每周带着读书笔记、作业，去老师家请教，由老师当面点拨。这种近距离的学术训练，不仅扎实了他的学术功底，也塑造了他一丝不苟、勤于思考的治学态度。

中国英国史研究“第一人”蒋孟引教授

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是硕士论文的选题。彼时社会上普遍强调“革命”，对“改革”常带有批判甚至回避的色彩。但在蒋孟引教授的鼓励下，钱乘旦大胆选择了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作为研究对象。他首次提出：“英国的发展道路是改革的道路，英国通过改革的方式实现了现代化。”

这一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学界无疑“石破天惊”——不仅挑战了教科书里的“革命中心论”，也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这篇论文很快被权威期刊《世界历史》头版刊登，引起广泛关注，也让更多学者开始正视“改革”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钱乘旦并未止步于此。博士阶段，他进一步探讨英国工人阶级在改革进程中的作用，与苏联教科书“工人阶级被操控”的定式不同，他通过大量文献研究，指出工人阶级实际上是主动参与改革的重要力量。

随着研究的深入，钱乘旦逐步将视野从英国扩展到整个欧洲。他比较分析了英国以和平渐进改革实现现代化、法国以暴力革命推动变革、德国则在精英主导下实现特殊转型，总结出西方现代化的多种路径。这种对不同历史道路的关注，其实背后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关心中国的现代化能否走出自己的路，又能从世界历史中获得哪些借鉴。

回望这一路，钱乘旦始终以“中国问题关怀世界史”。正是带着这样的初心，他从英国史一步步走进了世界史、现代化研究乃至中国学术创新的最前沿。

2.从“大国崛起”纪录片到公选课

让历史学走出书斋，为中国提供借鉴

2003年冬，钱乘旦和齐世荣一道，受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讲授“世界九强兴衰史”。这次讲座不仅直接催生了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更成为日后钱乘旦“大国崛起”课程火爆燕园的序曲。

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钱乘旦教授作为学术指导全程参与其中，纪录片播出后获得了巨大反响。

纪录片热播后引发的巨大反响，让钱乘旦意识到，学术研究成果要走向大众，要让更多人理解历史、思考现实。

2012年，他首次开设“大国崛起”公选课。本意是满足部分同学的兴趣，没想到课程一经推出就火爆了整个校园，有学生提前几个小时只为抢一个前排的位置。甚至有学生自发整理课堂笔记，编成厚厚一册“课本”，在北大流传。

钱乘旦将课程内容转写成书，《风起云飞扬：钱乘旦讲大国崛起》获评第二十届“文津图书”。

但“大国崛起”的魅力，绝不仅仅是因为钱乘旦讲故事的能力，更在于他让历史成为关乎现实的思考。钱乘旦不断引导学生追问：什么是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如何演变？历史的规律与偶然性在哪里？他鼓励同学们跳出“照搬照抄”的惯性，独立思考，建立起自己的历史观。

更重要的是，钱乘旦始终在用“大国崛起”的全球视野反观中国。事实上，在课堂之外，钱乘旦还亲自主持、主编了《新世界史纲要》这样的重点教材。过去，中国学界对“世界史”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没有中国的外国史”，很难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叙事。

钱乘旦主编《新世界史纲要》时，特别强调世界史不仅是单向度的“线性发展”，还应该关注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的横向交流与互动，真正的世界史应该是“纵向的发展进程”与“横向的文明互动”两条脉络的交织。

《新世界史纲要》获2023年“中国好书”，颁奖词为：阐释世界历史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交叉并举的客观事实，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知识体系。

在“讲好大国故事”和“重写世界史体系”这两条道路上，他不断实践着“让历史学服务现实、回应中国关怀”的理想。

3.从世界史到区域国别学

开拓大国之学、实用之学

世界历史作为一个学科，早已脱离19世纪传统或更早传统的历史学理念了，而成为一个高度交叉的、高度融合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最终催生了一门全新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这就要说到2018年春天，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正式成立，钱乘旦教授受命担任首任院长。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简称“区研院”，因谐音的缘故，学生们别有意趣地称之为“圈儿院”，它承载着学术破圈的使命。

他深知，区域国别学的兴起，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已步入国际舞台的中心，全面、深入地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已成为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这条路并不平坦。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全新的跨学科领域，最初连“学科属性”都没有，研究生培养、学位授予、课程设计、导师遴选，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从零探索。钱乘旦带领团队，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从招生到毕业、从课程到论文、从知识到实用能力，每一步都在探索中前进。

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将区域国别学纳入交叉学科门类一级学科目录，可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

更大的挑战，是如何让区域国别学真正成为国家需要、时代需求的“实用学”。中国学科体系长期强调单一学科的专业化，这固然带来学科深度，但也造成知识的割裂。而区域国别研究必须整合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多重知识和视角，培养能“知形、知心、知行”的跨界区域国别研究人才。钱乘旦深知，这不仅仅是“研究外国问题”，而是要让中国在全球复杂格局中拥有自主、全面的认知体系和话语权。

“区域国别学既是大国之学，更是强国之需。”钱乘旦在推动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的过程中，提出了“实用、实践、实证”的“三实”路径：首先强调实用性，研究要服务国家现实需求，解决具体问题；其次强调实践性，要求研究者要真正深入一线、掌握当地语言与社会，获得第一手经验，而不是纸上谈兵；最后强调实证精神，要以真实材料和经验为基础，追求可验证、可操作的学术成果。

在他的带领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为北大文科交叉创新的典范。院内不仅开展学术活动、出版高质量研究成果、撰写资政报告，还整合全校的学科资源，为中国培养出具备国际视野、实战能力和家国情怀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