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2年的秋天，比往年冷得早。凌晨四点，天还黑得像泼了墨，我就被灶房的铁皮闹钟叫醒了——那是公社食堂唯一的闹钟，铁皮壳子锈了一半，指针走起来“咔哒咔哒”响，像老黄牛喘气。我叫李建国，刚满二十岁，是柳溪公社食堂的炊事员，干这活快两年了。

第一章 公社食堂的清晨

1972年的秋天，比往年冷得早。凌晨四点，天还黑得像泼了墨，我就被灶房的铁皮闹钟叫醒了——那是公社食堂唯一的闹钟，铁皮壳子锈了一半，指针走起来“咔哒咔哒”响，像老黄牛喘气。我叫李建国，刚满二十岁，是柳溪公社食堂的炊事员，干这活快两年了。

灶房里飘着柴火的焦味，大铁锅凉得像冰。我摸黑抱来一捆玉米秆，塞进灶膛，划了根火柴，火苗“腾”地窜起来，照亮了满墙的标语：“抓革命，促生产”“节约粮食光荣”。灶房很大，中间摆着三口大铁锅，最大的那口用来煮玉米粥，另外两口蒸窝头、馏咸菜。墙角堆着半袋红薯，是公社农场刚送来的，带着泥土的潮气。

“建国，水烧好了没？”老周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他裹着件打补丁的蓝布褂，手里拎着个搪瓷缸，“我这老寒腿，得喝口热水暖暖。”

老周比我大十岁，是炊事班的老资格，负责打饭，性子直，眼里容不得沙子，尤其对“坏分子”家属，从来没好脸色。我应了声“快了”，往大铁锅里添了两瓢井水——水是前晚挑满的，沉在灶房角落的水缸里，早上摸起来还带着冰碴。

等水开的时候，我开始淘玉米糁。玉米糁是公社粮站发的，掺了不少沙子，得反复淘几遍。我蹲在水缸边，看着水面上的沙子慢慢沉底，心里琢磨着今天能省出多少粥——不是为自己，是为那个总在队伍最后面的小女孩。

六点半，公社的广播响了，先是《东方红》，接着是公社书记王强的声音，喊着“社员同志们，下地干活了”。没多久，灶房门口就排起了长队，都是扛着锄头、拿着镰刀的社员，男人们光着膀子，女人们扎着围裙，手里的搪瓷碗、铝饭盒碰得“叮当”响。

“李师傅，多给点粥，今天要去挖河沟，耗体力！”排在前面的是二队的张大叔，他嗓门大，每次打饭都要喊一嗓子。我笑着应了，用大铁勺舀了满满一勺玉米粥，还特意多带了点米粒——张大叔家有五个孩子，日子紧巴。

队伍慢慢往前挪，轮到最后面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小女孩了。她叫林晓梅，大概七八岁，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小花褂，袖子短了一大截，露出细瘦的胳膊。她手里拿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站在队伍最后，头埋得低低的，不敢看前面的人。

她爹林文斌原是公社小学的老师，去年因为有人揭发他“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文书”，被定为“坏分子”，送去公社农场劳动改造，家里就剩她和生病的娘。自那以后，晓梅就成了“坏分子女儿”，社员们都躲着她，打饭的时候，老周总故意少给她粥，有时候甚至让她最后来，说“坏分子家属，不配吃公社的粮食”。

“磨蹭什么？坏分子家的，还想挑肥拣瘦？”老周的声音又响了，他瞪着晓梅，手里的铁勺敲得饭桶“砰砰”响，“就这点粥，爱吃不吃，不吃滚蛋！”

晓梅吓得一哆嗦，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我心里一紧，赶紧走过去，接过晓梅的碗，假装没听见老周的话，用大铁勺舀了一勺粥，又偷偷从锅底舀了半勺——锅底的粥熬得稠，米粒多。“拿着，小心烫。”我压低声音说，手指碰到她的碗，凉得像冰。

晓梅抬起头，眼睛亮了亮，小声说了句“谢谢李师傅”，然后抱着碗，飞快地跑了，像只受惊的小兔子。老周瞥了我一眼，没说话，但脸色沉了下来——他肯定看见我多给了。

等队伍散了，老周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建国，你可别犯糊涂！她是坏分子家的，你跟她走太近，小心被人揭发，到时候连炊事员都做不成！”

我搓了搓手，说：“周哥，我知道，可她才几岁，饿坏了怎么办？粥也不是我私藏的，就是多给了一勺。”

“多给一勺也不行！”老周急了，“你忘了王书记怎么说的？要划清阶级界限！坏分子就是坏分子，他们家的人，就该受点教训！”

我没再跟他争——老周就是这样，认死理，觉得“阶级”比什么都重要。但我心里清楚，晓梅没错，她娘也没错，错的是那些捕风捉影的揭发，错的是这冷冰冰的“界限”。

那天中午，我蒸窝头的时候，特意多捏了个小的，藏在灶膛后面的柴火堆里——那里暖和，窝头不容易凉。傍晚收工的时候，我看见晓梅在灶房门口的老槐树下徘徊，手里拿着个小布包。

“李师傅。”她看见我，小声喊了句，从布包里掏出一把野菊花，“我娘让我给你的，说泡茶喝能败火。”

我接过野菊花，干干的，却带着股清香。我从柴火堆里拿出那个小窝头，塞给她：“快拿着，趁热吃。”

晓梅攥着窝头，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李师傅，你真好，我娘说，只有你不嫌弃我们。”

我赶紧让她别哭：“别让人看见，快回家吧，你娘还等着呢。”

她点点头，把窝头揣进怀里，又鞠了个躬，才跑走。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酸酸的——这么小的孩子，本该在地里追蝴蝶、在炕上数星星，却要因为“坏分子”的帽子，活得这么小心翼翼。

第二章 柴火堆里的秘密

从那天起，我和晓梅就有了个秘密。每天早上打饭，我都会偷偷多给她一勺粥；中午蒸窝头，我会捏个小的藏在柴火堆里；晚上收工，她会在老槐树下等我，有时候给我带一把野菜，有时候是她娘腌的咸菜——咸菜很咸，却比公社食堂的萝卜干好吃多了。

晓梅的娘身体不好，有哮喘，一到冬天就喘得厉害，干不了重活，家里的活全靠晓梅——喂鸡、挑水、洗衣裳，有时候还要去公社农场给她爹送衣服。我问过晓梅，她爹在农场怎么样，她总是低下头，说“我爹挺好的，就是瘦了，他说等他出来，就教我读书”。

有一次，我去公社粮站领玉米糁，路过农场，看见一群“坏分子”在地里挖红薯，其中就有林文斌。他穿着件灰色的囚服，头发很长，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手里的锄头却握得很紧，挖红薯的动作很麻利。晓梅站在田埂上，手里拿着个布包，正往他那边看，眼神里满是心疼。

我没敢过去，怕给他们添麻烦，只是远远地看着，直到晓梅转身离开，我才赶紧走了。那天晚上，我多蒸了两个窝头，还从食堂的咸菜缸里捞了两根黄瓜，藏在柴火堆里。晓梅来的时候，我把东西递给她，说：“给你爹带去，让他也吃点好的。”

晓梅愣了一下，然后“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眼泪掉在地上：“李师傅，你就是我们家的恩人！我长大了，一定报答你！”

我赶紧把她扶起来，慌得不行：“快起来，别这样，我受不起。我就是看你们可怜，没别的意思。”

她还是哭，说：“我娘说，好人有好报，你一定会有好报的。”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心里又暖又慌。暖的是晓梅的懂事，慌的是怕被人发现——公社里到处都是“眼线”，尤其是王书记的侄子王小虎，总爱到处打听事，要是让他知道我给“坏分子”家送东西，肯定会告到王书记那里。

果然，没过多久，麻烦就来了。

那天早上，我正给晓梅多舀粥，王小虎突然从后面凑过来，阴阳怪气地说：“哟，李建国，你这粥给得挺多啊，怎么不给我多来点？难道我还不如个坏分子家的？”

我心里一紧，赶紧把勺子收回来，说：“小虎，你别瞎说，晓梅还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给点怎么了？”

“长身体？”王小虎冷笑一声，“坏分子家的孩子，长那么好干什么？长大了跟她爹一样，当坏分子？”

晓梅吓得脸都白了，抱着碗就要走。王小虎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想走？没那么容易！我得让王书记看看，有人跟坏分子家属勾勾搭搭，破坏公社纪律！”

“你放开她！”我急了，一把推开王小虎，“她就是个孩子，你别吓她！”

王小虎被我推得后退了两步，恼了，指着我喊：“李建国，你敢推我？你等着，我这就去找我叔！”说完，他气冲冲地跑了。

我赶紧让晓梅快走，她走的时候，眼泪掉个不停，说：“李师傅，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

我摇摇头，让她别担心，心里却七上八下的——王书记平时挺和蔼，但在“阶级问题”上，从来不含糊。上次有个社员跟“坏分子”说了句话，就被拉去开了三天批判会。

果然，中午的时候，王书记就把我叫去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小，摆着一张木桌、两把椅子，墙上挂着毛主席像。王书记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个烟袋锅子，脸色很沉。

“建国，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经常给林文斌家送东西？”他开门见山，烟袋锅子在桌子上磕了磕。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小声说：“王书记，我……我就是看晓梅可怜，她娘生病，家里没吃的，我就多给了她点粥和窝头，没别的。”

“没别的？”王书记提高了声音，“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这是立场不坚定！是跟坏分子划不清界限！公社信任你，让你当炊事员，你就是这么干的？”

我心里一酸，忍不住说：“王书记，晓梅才八岁，她没错，她娘也没错，凭什么因为林文斌，就让她们娘俩挨饿？咱们公社的粮食，不就是给社员吃的吗？她们也是社员啊！”

王书记愣了一下，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抽着烟。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说：“建国，我知道你心善，可这不是心善的时候。现在是什么年代？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你要是再这么干，被上面知道了，不仅你要受处分，我也得担责任。”

我没说话，心里堵得慌。

“这样吧，”王书记又说，“我不处分你，也不跟别人说，但你得保证，以后不能再给她们送东西了，听见没？要是再被人揭发，我也保不住你。”

我抬起头，看着王书记，他的眼神里没有了刚才的严厉，多了点无奈。我知道，他也不是铁石心肠，只是在那个年代，他不得不这么做。我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了，王书记。”

从办公室出来，我心里很难受。我答应了王书记，可我知道，我做不到——我不能看着晓梅娘俩挨饿。那天晚上，我还是蒸了个小窝头，藏在柴火堆里，只是换了个地方，藏在最里面，用玉米秆盖得严严实实。

晓梅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问我：“李师傅，王书记没骂你吧？”

我笑了笑，把窝头递给她：“没骂，他就是跟我聊了聊。快拿着，以后别在灶房门口等我了，你去柴火堆那边，我把东西藏在里面，你自己去拿。”

晓梅接过窝头，眼泪又掉了下来：“李师傅，你真好，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

我摸了摸她的头，让她快回家。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我心里暗暗发誓，只要我还是炊事员，就不会让她娘俩挨饿——哪怕冒着被处分的风险。

第三章 风波与坚守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晓梅的秘密一直没被发现。我每天把东西藏在柴火堆里，晓梅趁没人的时候去拿，有时候她会在柴火堆上放一朵野菊花，告诉我她来过。

老周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有时候会故意在柴火堆旁边转悠，嘴里念叨着“怎么柴火总少”，但他没找到证据，也没再跟我提过。我知道，他心里也不是真的坏，只是被“阶级斗争”洗了脑，觉得那样做才是“正确”的。

1973年的冬天，特别冷。腊月里，下了一场大雪，把公社的田地、房屋都盖得严严实实。灶房里的柴火不够用，我每天要去后山砍柴火，砍完回来，手冻得像胡萝卜，连铁勺都握不住。

晓梅的娘哮喘犯得更厉害了，躺在床上起不来。晓梅不仅要照顾娘，还要去农场给爹送棉衣。有一次，她去农场的时候，路上滑倒了，棉衣掉进了雪水里，冻得硬邦邦的。她抱着棉衣，在雪地里哭了很久，最后还是农场的一个看守可怜她，给她爹找了件旧棉衣。

那天晚上，晓梅来柴火堆拿东西的时候，我看见她的手冻得通红，还裂了好几道口子，渗着血。我心里疼得厉害，从怀里掏出个烤红薯——是我中午偷偷在灶膛里烤的，还热乎着。“快吃吧，暖暖身子。”我说，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冻疮膏——是我娘托人从城里带来的，我一直没舍得用。

晓梅接过红薯和冻疮膏，眼泪掉在红薯上，“李师傅，你对我这么好，我该怎么报答你啊？”

“不用报答，”我说，“你好好照顾你娘，好好读书，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她点点头，咬了一口红薯，甜得笑了，眼泪却还在掉。

没过多久，公社里来了个工作组，说是要“清查坏分子家属的动向”。工作组的人每天在村里转悠，问社员们有没有跟“坏分子”家来往，还去各家各户查粮食。我心里很慌，怕他们查到晓梅家，也怕他们发现我给晓梅送东西。

有一天，工作组的人来食堂检查，领头的是个姓赵的干部，戴着副眼镜，看起来很严肃。他围着大铁锅转了一圈，又翻了翻粮缸，问老周：“食堂的粮食有没有少？有没有人私藏粮食，给坏分子家送？”

老周赶紧说：“没有没有，赵干部，我们都是按规定发粮食，谁也不敢私藏！”

赵干部又看向我，“你是炊事员李建国？我听说你跟林文斌家的女儿走得挺近？”

我心里一紧，赶紧说：“没有，赵干部，我就是给她打过几次饭，没别的来往。”

“打过几次饭？”赵干部冷笑一声，“是不是多给了？我可告诉你，跟坏分子划不清界限，是要受处分的！”

我没说话，心里直打鼓。就在这时，王书记来了，他笑着跟赵干部打招呼：“赵干部，辛苦了，食堂的情况我清楚，建国是个老实孩子，不会干那种事的。”

赵干部看了王书记一眼，没再追问，只是说：“王书记，你可得看好了，别出什么岔子。”

王书记点点头，送走了赵干部。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但眼神里的意思很明显——让我小心点。

那天晚上，我没敢给晓梅送东西。我站在柴火堆旁边，看着晓梅平时来的方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来，有没有饿着。

第二天早上，我去柴火堆拿柴火的时候，发现里面放着个布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双布鞋，针脚有点歪，却是新的。布包上还放着张纸条，是晓梅的字，歪歪扭扭的：“李师傅，这双鞋是我娘给你做的，谢谢你一直照顾我们。我娘说，天太冷了，你砍柴火的时候，别冻着脚。”

我拿着布鞋，心里暖暖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这双鞋虽然不好看，却是晓梅娘一针一线做的，比城里买的皮鞋还珍贵。

从那以后，我更小心了。我把给晓梅的东西藏在更隐蔽的地方，有时候藏在灶膛的灰烬里，有时候藏在粮缸的角落，用玉米糁盖着。晓梅也更懂事了，每次来拿东西，都会把现场收拾干净，不留一点痕迹。

日子虽然过得提心吊胆，但我从来没后悔过。我知道，在那个冰冷的年代，一点温暖对晓梅娘俩来说，可能就是活下去的希望。我不敢说自己是“好人”，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第四章 离别与约定

1976年的秋天，空气里多了点不一样的味道。公社里的广播不再天天喊“阶级斗争”，而是开始说“平反冤假错案”。王书记也比以前爱笑了，有时候会跟社员们聊家常，说“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

有一天，王书记找我去办公室，笑着说：“建国，告诉你个好消息，林文斌的案子平反了，他明天就能从农场回来，恢复小学老师的工作。”

我愣了一下，然后心里一下子就亮了——晓梅终于能跟爹团聚了，她们家终于不用再受歧视了。我赶紧说：“真的？那太好了！晓梅肯定很高兴！”

“是啊，”王书记说，“这些年，委屈他们娘俩了。林文斌是个好老师，以前教过的学生，都还记得他。”

第二天，我特意多煮了点粥，还蒸了几个白面馒头——白面是公社刚发的，平时很少见。我想等晓梅来打饭的时候，给她多带点，让她跟爹一起吃。

可晓梅没来。中午的时候，我看见林文斌从农场回来，他穿着件新的蓝布褂，头发剪短了，虽然还是瘦，但精神好了很多。他手里牵着晓梅，晓梅穿着件新的小花褂，脸上带着笑，跟以前那个低着头、怯生生的小女孩判若两人。

他们走到食堂门口，林文斌拉着晓梅，给我鞠了个躬：“李师傅，谢谢你这几年照顾我们家晓梅，要是没有你，我们娘俩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

我赶紧扶起他们，笑着说：“林老师，别这么说，我就是做了点小事。你们能团聚，比什么都好。”

晓梅抱着我的胳膊，说：“李师傅，我爹回来了，以后我就能读书了，我爹会教我，还会教公社里的其他孩子。”

“好啊，”我说，“好好读书，以后考大学，去城里，过好日子。”

林文斌叹了口气，说：“李师傅，其实我们明天就要走了。县教育局调我去县城小学当老师，我们娘俩也一起去，城里的医疗条件好，能给我爱人治病。”

我愣了一下，心里有点失落，但还是笑着说：“去城里好，城里条件好，对你们娘俩都好。”

那天晚上，林文斌带着晓梅和他爱人来我家。他爱人身体还很弱，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个布包，说：“李师傅，这是我给你做的件新褂子，料子不好，你别嫌弃。我们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只能给你做件衣服，谢谢你这几年的照顾。”

我接过布包，打开一看，是件蓝色的卡其布褂子，针脚很细，比我身上这件打补丁的褂子好多了。我心里暖暖的，说：“嫂子，太谢谢你了，我很喜欢。”

林文斌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递给我：“李师傅，这钱你拿着，虽然不多，却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以后要是去县城，一定要去家里找我们。”

我赶紧推辞：“林老师，钱我不能要，我照顾晓梅，不是为了钱。你们去城里要花钱，这钱你们自己留着。”

林文斌坚持要给，我坚持不要，最后他没办法，只能把钱收了回去。他说：“李师傅，你是个好人，以后有什么困难，一定要跟我们说，我们能帮的，肯定帮。”

晓梅拉着我的手，眼泪掉了下来：“李师傅，我不想走，我想跟你在一起，想每天吃你给的窝头和粥。”

我摸了摸她的头，说：“傻孩子，去城里能读好书，能治好你娘的病，以后还能来看我。我们约定，等你考上大学，就回来告诉我，好不好？”

她点点头，哭着说：“好，我一定考上大学，一定回来告诉你！”

第二天早上，我去送他们。公社的拖拉机把他们送到村口，晓梅趴在车窗上，喊着“李师傅，再见！我会回来的！”，眼泪掉在车窗上，像一颗颗小珍珠。我站在村口，挥着手，看着拖拉机慢慢消失在路的尽头，心里像空了一块，却又满是希望——我知道，晓梅会有好日子的。

他们走后，我把那件蓝布褂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衣柜的最上面。每次看见它，我就想起晓梅的笑脸，想起我们在柴火堆里的秘密，想起那个寒冷的冬天里，她递给我的那把野菊花。

第五章 十五年后的重逢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1987年。这十五年里，公社改成了乡，食堂还在，但已经不是以前的集体食堂了，改成了对外营业的餐馆，我成了餐馆的负责人，老周早就退休了，回了老家。我也结婚了，爱人是乡卫生院的护士，叫张兰，我们有个儿子，叫李强，已经十岁了，在读小学。

这些年，我偶尔会想起晓梅，不知道她在城里过得怎么样，有没有考上大学，有没有忘记我们的约定。有时候去县城，我会打听县城小学的情况，想找林文斌，可县城太大了，小学也多，一直没找到。

1987年的秋天，乡上来了个考察团，说是要在乡上投资建卫生院。乡领导让我负责接待，说考察团的团长是个女的，从北京来的，很有本事。

那天早上，我早早地就去了乡门口等着。九点多，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开了过来，停在乡门口。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着西装、拎着公文包的女人，大概二十三四岁，头发烫成了波浪卷，脸上带着笑，看起来很干练。

我赶紧迎上去，笑着说：“欢迎欢迎，我是乡餐馆的李建国，负责接待你们。”

女人愣了一下，然后仔细看了看我，突然喊了一声：“李师傅！是你吗？”

我也愣了，看着她，觉得有点眼熟，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你是……”

“李师傅，我是晓梅啊！林晓梅！”她激动地抓住我的手，眼睛一下子就红了，“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那个总在食堂门口等你，给你送野菊花的晓梅啊！”

我一下子就懵了，然后心里翻江倒海——眼前这个穿着西装、谈吐优雅的女人，竟然是当年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小花褂、怯生生的小女孩！我握着她的手，手还在抖：“晓梅？真的是你？你长大了，我都认不出来了！”

“是我，李师傅！”晓梅哭了，“我找了你好多年，去年才知道你在乡餐馆当负责人，这次来考察，就是特意来看看你！”

我们站在乡门口，聊了很久。晓梅告诉我，她爹林文斌在县城小学当校长，她娘的哮喘也治好了，她自己考上了北京的医学院，现在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医生，这次来乡上，是想投资建一所卫生院，因为她娘当年在乡上没地方治病，她想让乡上的人都能看上病。

“李师傅，”晓梅握着我的手，说，“这十五年，我从来没忘记过你。小时候，要是没有你偷偷给我粥和窝头，我和我娘可能早就饿死了。我娘总跟我说，一定要找到你，好好报答你。”

我笑着说：“傻孩子，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提它干什么？你现在有出息了，能为乡上做贡献，比什么都好。”

那天中午，我在餐馆做了一桌子菜，都是晓梅小时候爱吃的——红薯粥、玉米面窝头、炒野菜，还有她娘当年爱吃的咸菜。晓梅吃着红薯粥，眼泪又掉了下来：“李师傅，还是你做的粥好吃，跟小时候一样，甜到心里。”

吃完饭，晓梅跟我去了我家。我爱人张兰和儿子李强都在家，张兰听说晓梅是我当年帮助过的孩子，赶紧给她倒茶，李强围着晓梅转，好奇地问：“阿姨，你是从北京来的吗？北京有天安门吗？”

晓梅笑着摸了摸李强的头，说：“有啊，等你长大了，阿姨带你去北京看天安门。”

晓梅从包里拿出一个大红包，递给我：“李师傅，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拿着，给李强买些书和文具，也给你和嫂子买点好吃的。”

我赶紧推辞：“晓梅，钱我不能要，你能来看我，我就很高兴了。你投资建卫生院，已经是为乡上做了大好事，我怎么能再要你的钱？”

“李师傅，你就拿着吧！”晓梅急了，“这不是给你的，是给李强的，是我这个当阿姨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收，我心里会不安的。”

张兰也劝我：“建国，晓梅的心意，你就收下吧，以后咱们再好好谢谢她。”

我没办法，只能收下红包。晓梅又说：“李师傅，等卫生院建好了，我想请你当名誉院长，你为乡上的人做了这么多，这个位置你最配。”

我赶紧摆手：“不行不行，我没读过多少书，哪里能当院长？你还是找别人吧。”

“李师傅，你别谦虚了。”晓梅说，“你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乡上的人都信任你。再说，我就是想让你多帮帮我，把卫生院办好，让乡上的人都能看上病。”

我看着晓梅真诚的眼神，点了点头：“好，我帮你，但名誉院长我就不当了，我给你当顾问，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我帮你协调。”

晓梅笑了，说：“好，听你的。”

第六章 报恩与乡情

卫生院的建设很顺利，晓梅从北京派来了工程队，还捐了很多医疗设备——听诊器、血压计、病床，都是乡上以前没有的。她还从北京请了医生，来乡上坐诊，教乡卫生院的医生和护士技术。

开工那天，乡上的人都来了，放着鞭炮，敲着锣，热闹得像过年。林文斌和他爱人也来了，林文斌握着我的手，说：“李师傅，谢谢你当年照顾我们家晓梅，现在她能为乡上做贡献，都是你的功劳。”

我笑着说：“林老师，别这么说，是晓梅自己有出息，我没做什么。”

晓梅的娘拉着我的手，眼睛红红的：“李师傅，当年你给我们的那些粥和窝头，我们一直记着。那时候，我躺在床上，晓梅每天给我端回热粥，说都是你给的，我就想着，等我们好起来，一定要好好报答你。现在，终于如愿了。”

我心里暖暖的，说：“嫂子，都是过去的事了，别再提了。现在日子好了，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比什么都好。”

卫生院建成那天，晓梅特意从北京回来，还请了县领导来剪彩。剪彩仪式结束后，晓梅拉着我，站在卫生院门口，说：“李师傅，我想给卫生院起个名字，叫‘建国卫生院’，以你的名字命名，你看好不好？”

我愣了一下，赶紧说：“不行不行，这太张扬了，还是叫‘柳溪乡卫生院’吧，跟咱们乡一个名字，多好。”

晓梅笑了，说：“好，听你的，就叫‘柳溪乡卫生院’。但我要在卫生院门口立个牌子，上面写着‘感谢李建国师傅多年来对乡邻的关爱，此卫生院的建设离不开他的支持’。”

我没办法，只能答应她。

从那以后，晓梅经常回乡上，有时候是来看卫生院的情况，有时候是来看我和她爹娘。每次回来，她都会带很多北京的特产——烤鸭、果脯、巧克力，给李强买很多书和玩具。

李强很喜欢晓梅，每次她来，都缠着她讲故事，问北京的事。晓梅也很喜欢李强，说：“李强，你要好好读书，以后考北京的大学，阿姨在北京等你。”

李强点点头，说：“阿姨，我一定会的！”

有一次，乡上的张大叔得了重病，乡卫生院治不了，晓梅特意从北京派来救护车，把张大叔接到北京去治疗，还垫付了所有的医药费。张大叔康复回来后，特意带着家里的鸡蛋和红薯，来我家感谢晓梅，说：“晓梅，你真是个好孩子，要不是你，我这条老命早就没了。”

晓梅笑着说：“张大叔，别这么说，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本分。再说，当年我小时候，你也给过我红薯吃，我还记得呢。”

张大叔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这孩子，记性真好，我都忘了。”

乡上的人都很感激晓梅，说她是“柳溪乡的骄傲”，是“报恩的好孩子”。有时候，有人会问我：“建国，你当年怎么就敢给坏分子家送东西？不怕受处分吗？”

我笑着说：“没什么敢不敢的，就是觉得孩子可怜，不忍心看着她挨饿。我没想着要报答，就是做了点对得起良心的事。”

老周也从老家回来过一次，他听说了晓梅的事，特意来餐馆找我，笑着说：“建国，还是你心善，当年我还劝你别跟她们来往，现在看来，是我错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周哥，那时候的情况不一样，你也没错。现在好了，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比什么都好。”

老周点点头，说：“是啊，好日子来了，不容易啊。”

第七章 岁月里的暖

1990年的春天，晓梅结婚了，新郎是她的同事，也是个医生，温文尔雅，对晓梅很好。婚礼在北京举行，晓梅特意邀请了我和张兰，还有她爹娘。

我们去北京的时候，晓梅亲自来火车站接我们。她穿着件白色的连衣裙，脸上带着幸福的笑，看起来更漂亮了。她拉着我的手，说：“李师傅，欢迎你来北京，我带你去看天安门，去逛故宫。”

在北京的几天，晓梅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天安门广场、故宫、颐和园，还带我们去了她工作的医院。医院很大，设备很先进，晓梅穿着白大褂，跟医生护士们打招呼，看起来很专业，很受大家尊敬。

婚礼那天，很热闹，来了很多客人。晓梅在婚礼上，特意提到了我，她说：“今天，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我的李师傅。在我七岁那年，我爹被定为坏分子，我们家没吃的，是李师傅偷偷给我粥和窝头，让我和我娘活了下来。没有李师傅，就没有今天的我。李师傅，谢谢你，你是我一辈子的恩人！”

说完，她给我鞠了个躬，眼泪掉了下来。我也很激动，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我从来没想过，我当年做的那些小事，会让晓梅记这么久，会成为她人生中这么重要的一部分。

从北京回来后，我经常跟李强说晓梅的事，说她小时候有多懂事，有多努力，说她现在有多优秀。李强总是听得很认真，说：“爹，我要向晓梅阿姨学习，好好读书，以后也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帮助更多的人。”

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说：“好，爹相信你。”

日子一天天过去，李强长大了，考上了北京的医学院，跟晓梅成了校友。他去北京的时候，晓梅特意去火车站接他，还帮他安排好了住宿，经常请他吃饭，教他学习。李强每次给我打电话，都会说：“爹，晓梅阿姨对我可好了，她还带我去医院实习，教我怎么看病。”

我心里很高兴，觉得这就是缘分——当年我帮助了晓梅，现在晓梅帮助了我的儿子，这份温暖，在岁月里传递着，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

2000年的时候，我退休了。晓梅特意从北京回来，给我办了个退休宴，乡上的人都来了，热热闹闹的。晓梅握着我的手，说：“李师傅，你退休了，就去北京跟我一起住，我照顾你和嫂子。”

我笑着说：“不了，晓梅，我还是喜欢乡上的日子，空气好，人也熟，住着舒服。你要是想我们了，就回来看我们，我们也会去北京看你。”

晓梅点点头，说：“好，我会经常回来的。”

现在，我和张兰住在乡上的老房子里，每天种种菜，遛遛弯，有时候去卫生院看看——卫生院已经成了乡上最好的医疗机构，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病，医生护士们都很认真，很负责。

有时候，我会坐在卫生院门口的石凳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想起1972年的那个秋天，想起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小花褂、手里拿着豁口粗瓷碗的小女孩，想起我们在柴火堆里的秘密，想起那些寒冷的冬天里，彼此传递的温暖。

我知道，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但那份温暖，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留在了晓梅的心里，留在了柳溪乡的每一个角落。它像一粒种子，在岁月里生根发芽，开出了最美的花，告诉我们：善良从来不会被辜负，温暖从来不会被遗忘，只要我们心怀善意，就能在寒冷的岁月里，照亮彼此的路。

来源：完结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