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力总监的嘴唇一张一合，吐出的数字像一群没有温度的飞虫，盘旋在会议室闷热的空气里。

本文纯属虚构

人力总监的嘴唇一张一合，吐出的数字像一群没有温度的飞虫，盘旋在会议室闷热的空气里。

十二万。

这个数字精准地落在了马建的头上，那个坐在我对面，正努力抑制嘴角上扬的同事。

他的领带有些歪，是那种亮闪闪的丝质面料，在顶灯下反射着廉价的光。

而我的名字，从头到尾，像一颗被遗忘的尘埃，从未被那双涂着淡色唇膏的嘴唇提及。

没有。

一分都没有。

空调的出风口发出低沉的嗡鸣，我能感觉到那股冷风正一丝丝地钻进我的后颈。

周围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更多的是窃窃私语，那些目光像无数根细小的探针，有意无意地向我刺来。

我没有动，只是静静地看着桌面。

那是一张红木贴皮的会议桌，光滑的表面倒映着天花板上惨白的灯管，也倒映出我一个模糊不清的影子。

我好像闻到了一股味道，是加湿器里散发出的柠檬香精，混合着打印机墨粉的干涩气味，还有马建身上那股过于浓郁的古龙水。

这一切，都让人有点反胃。

会议结束的时候，老板张总说了几句场面话，无非是“再接再厉”、“明年更创辉煌”之类。

他的目光扫过全场，在我的脸上停留了大约零点五秒，随即像滑过一块玻璃一样，毫无阻碍地移开了。

那一刻，我心里某个一直紧绷着的东西，咔嚓一声，断了。

人们陆续离开，马建被一群人围着，他的笑声在空旷的走廊里显得格外响亮。

我慢慢地站起来，椅子腿和地面摩擦，发出一声刺耳的“吱呀”声。

我没有回工位，而是径直走向了我的储物柜。

柜门打开，一股熟悉的、独属于我的物品的气味扑面而来。

那里面有一本翻旧了的《建筑结构初步》，几支不同型号的德国产绘图针管笔，还有一个装着速溶黑咖啡的铁皮盒子。

我把它们一件一件拿出来，放在桌上。

那几支笔，笔杆上还留有我指腹的温度。

回到工位，电脑屏幕还亮着，上面是我熬了三个通宵才完成的“城南文化中心”项目的最终渲染图。

阳光以最完美的黄金角度洒在建筑的玻璃幕墙上，每一片草坪，每一棵树，甚至倒影里飞鸟的姿态，都经过了上百次的调整。

这幅图，在昨天下午的汇报会上，由马建进行讲解，赢得了甲方的满堂喝彩。

张总当场就拍了拍马建的肩膀，说：“小马，有大局观，是块好料。”

而我，作为这张图以及整个项目百分之八十技术细节的实现者，当时正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处理着甲方临时提出的一个关于消防通道宽度的修改意见。

我关掉电脑，屏幕暗下去，倒映出我平静的脸。

我拉开抽屉，从最里面拿出一张崭新的信纸。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键盘的敲击声消失了，电话铃声也消失了，世界安静得只剩下窗外车流卷起的风声。

我拧开笔帽，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

那声音很好听，像冬夜里落下的第一场雪。

“辞职报告”四个字，我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郑重。

我没有写任何抱怨，也没有写任何不满。

只有一行字。

“因个人原因，申请离职，望批准。”

落款，签名，日期。

我把信纸对折，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

然后，我把它轻轻地放在了张总办公室的门缝下。

做完这一切，我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但同时，一种奇异的轻松感包裹了我。

就像一个背着重物长途跋涉的人，终于卸下了行囊。

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待了五年的地方。

灯光下，每一个工位都像一个沉默的格子，格子里装着不同人的梦想、疲惫和无可奈何。

我养在窗台上的那盆文竹，叶子还是绿油油的，很有精神。

希望下一个坐在这里的人，会记得给它浇水。

我走的时候，没有和任何人告别。

大楼的旋转门缓缓将我推出，一股冷空气迎面扑来，我打了个哆嗦，才发觉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小雨。

城市的霓虹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晕染开来，像一幅被打翻的油画。

我没有打车，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雨丝很细，落在脸上凉凉的。

我想起了很多事。

我想起刚来公司时，我也是意气风发。

那时候，我对张总说，我的梦想是设计出能被人记住的建筑，有温度的建筑。

张总笑着说，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

那时候，马建还只是个实习生，连最基础的建模软件都用不熟练，经常拿着图纸来问我。

“城南文化中心”这个项目，一开始就是我跟下来的。

从最初的场地勘测开始，那片荒芜的土地，夏天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空气里都是泥土和植物腐烂的气息。我穿着胶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里面走，裤腿上沾满了泥点和苍耳。

我用脚步丈量了每一寸土地，用相机记录下不同时间段的光影变化。

我知道清晨五点的第一缕阳光会从哪个角度照进来，也知道傍晚七点的最后一抹晚霞会染红哪一片天空。

这些数据，后来都成了我设计中“光影长廊”的灵感来源。

方案的初稿，我画了十几版。

那些废弃的图纸，在我的房间里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有时候半夜里有了灵感，会立刻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脑，任由思绪在指尖流淌。

那段时间，咖啡是我最好的朋友，窗外的星辰是我唯一的听众。

我记得，为了解决那个复杂的双曲面屋顶的结构问题，我连续一个星期都泡在图书馆里，翻阅了大量的国外文献。

当我终于找到一个可行的算法，在电脑上成功模拟出模型的瞬间，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那时候是凌晨三点，窗外一片漆黑，只有我的屏幕在发光。

那种纯粹的、源于创造的喜悦，是任何奖金都无法比拟的。

后来，项目进入了关键阶段，张总把马建安排进了项目组。

他说，小马沟通能力强，让他负责和甲方对接，也让我能更专注于技术。

我当时没有多想，觉得这样也好。

于是，我画的图，我做的模型，我写的技术报告，都经由马て的手，交给了甲方。

而马建，确实很“会”沟通。

他总能把我的设计理念，用最华丽、最动听的词语包装起来。

他会做精美的演示文稿，会在汇报时引用一些时髦的哲学概念，把一个单纯的建筑设计，上升到城市精神和人文关怀的高度。

这些，我都不擅长。

我的语言，就和我的图纸一样，只有精准的线条和朴素的标注。

我以为，作品自己会说话。

现在看来，我错了。

作品需要一个“翻译”，而马て，就是那个最优秀的翻译家。

他把我默默耕耘的一切，翻译成了他自己的功劳。

他会在汇报会上说：“关于这个光影的设计，我的灵感来源于……”，然后把我在勘测时拍的照片放出来。

他会指着我熬夜做出的结构分析图说：“这个技术难点，我们团队经过反复论证，最终找到了一个突破性的解决方案。”

他口中的“我们团队”，通常只有他一个人站在聚光灯下。

而我，那个真正的“我们”，却总是被淹没在背景的阴影里。

有一次，一个技术细节出了问题，甲方代表是个行家，当场就提出了质疑。

马建的额头渗出了汗，他支支吾吾，说得前言不搭后语。

我在台下，用手机给他发了一条信息，告诉他解决方案和其中的原理。

他看了一眼手机，立刻清了清嗓子，仿佛瞬间被打通了任督二脉，条理清晰地把问题解释得明明白白。

那一次，他获得了甲方“专业”的赞誉。

会后，他请我喝了杯咖啡，笑着说：“哥们儿，多亏你了，改天请你吃大餐。”

那顿大餐，我一直没有等到。

我开始慢慢地，变成了他的“幕后枪手”。

我负责攻克所有最艰难的技术壁垒，他负责在人前展示所有最光鲜的成果。

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诡异的默契。

我不是没有过挣扎。

我也曾试图向张总说明情况，我拿着厚厚的设计草稿和数据报告走进他的办公室。

他正在打电话，看到我，只是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这些具体的东西，你跟小马说就行了，我只看最终结果。”

那一刻，我看着他那张被烟熏得有些发黄的脸，忽然明白，他不是不知道，他只是不在乎。

在他眼里，谁能把客户哄得开心，谁能把合同签下来，谁就是功臣。

至于那些埋在华丽辞藻之下的钢筋、水泥、和无数个不眠的夜晚，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份签了字的合同，那笔打了款的预付款。

他需要的是一个能为他冲锋陷阵的“将军”，而不是一个在后方默默铸造兵器的“工匠”。

而马建，恰好是那个他想要的“将军”。

雨渐渐停了。

我走到了家楼下，抬头看去，我家的窗户黑着。

那盏我习惯为自己留的灯，今天没有亮。

也好。

从今天起，我要为自己点一盏新的灯。

回到家，我没有开灯，摸黑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

窗外的城市，像一片由无数发光体组成的深邃海洋。

那些高楼大厦，那些我曾经向往过的，梦想着能在上面留下自己印记的建筑，此刻看起来，却显得那么遥远和冰冷。

它们是城市的丰碑，却不是我的。

那晚，我睡得格外安稳。

没有做梦，没有在半夜惊醒，想着某个悬而未决的技术参数。

第二天，我没有被闹钟吵醒，而是被窗外透进来的阳光晒醒的。

阳光暖暖地照在脸上，我甚至能闻到空气中漂浮着的，被阳光晒过的尘埃的味道。

我伸了个懒腰，感觉身体里那些积攒了许久的疲惫，都随着这一觉烟消云散了。

手机上有很多未接来电和信息。

有同事小心翼翼的问候，也有相熟的部门主管的旁敲侧击。

张总的电话也在其中，响了三次。

我一个都没有回。

我删掉了手机里所有和工作相关的软件，退出了那几百个工作群。

世界一下子清净了。

我给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煎了两个鸡蛋，烤了两片面包，还热了一杯牛奶。

我坐在阳台上，一边吃，一边看着楼下公园里晨练的老人。

他们的动作很慢，一招一式，却透着一股悠然自得的劲儿。

有个老爷爷在练书法，用一支巨大的毛笔，蘸着清水，在水泥地上写字。

水迹很快就会被风和阳光蒸发掉，但他毫不在意，依旧一笔一画，写得专注而投入。

我忽然有些羡慕他。

那种不为任何目的，只为内心喜悦的创作。

那几天，我哪儿也没去。

我把家里彻底打扫了一遍，扔掉了很多不再需要的东西。

我整理了我的书架，把那些专业的建筑书籍擦拭干净，重新分门别类地放好。

我还把我那个尘封已久的木工工具箱找了出来。

那是我上大学时的爱好，后来因为工作太忙，就搁置了。

我找到一块闲置的旧木料，决定给自己做一个笔筒。

锯子划过木头的声音，刨花卷曲着落下的样子，砂纸在木头表面摩擦的触感，都让我感到一种久违的踏实。

我不需要考虑甲方的喜好，不需要计算成本和工期，我只需要跟着自己的心意，慢慢地打磨。

木头的香气，混合着木蜡油的味道，在房间里弥漫开来。

那是一种温暖而质朴的香味，比办公室里任何一种香精都好闻。

三天后，一个带着不规则纹理，触感温润的木质笔筒诞生了。

我把我那几支珍贵的德国针管笔，一支一支地插了进去。

它们找到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很快，就到了春节。

这是我工作以来，过得最轻松的一个春节。

我不用再担心假期里会接到甲方的电话，也不用再背着沉重的电脑回家，以备不时之需。

我陪着父母贴春联，包饺子。

饺子皮的边缘被我捏出细密的褶皱，像建筑设计里的某种装饰线条。

我母亲笑着说，你这饺子包得都像艺术品了。

除夕夜，窗外是此起彼伏的烟花。

绚烂的光芒，一次又一次地照亮夜空，也照亮了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边的脸。

电视里播放着热闹的晚会，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香气。

那种温暖而安稳的幸福感，像潮水一样，将我轻轻包裹。

我意识到，过去的那五年，我虽然建造了很多“房子”，却没有为自己真正地建立一个“家”。

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那些冰冷的项目，却忽略了身边最温暖的风景。

大年初五，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略显苍老但很温和的声音。

他自称是本市一家私人博物馆的馆长，姓李。

他说，他看到了我之前发表在一本专业建筑杂志上的，关于传统榫卯结构在现代建筑中应用的一篇论文。

他对此非常感兴趣。

他说，他们的博物馆正在筹备一个关于古代木构建筑的展厅，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设计师。

那些知名的设计师，要么对这个领域不感兴趣，要么就是设计费高得离谱。

而那些年轻的设计师，大多又对传统工艺缺乏深入的了解。

“我在你的文章里，看到了一种尊重，一种对传统工艺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热爱。”李馆长在电话里说，“我想，只有具备这种心态的人，才能设计出我们想要的那个展厅。”

我们聊了很久。

从斗拱的演变，到藻井的结构，再到不同木材的特性。

我发现，那些曾经被我认为是“无用”的知识，那些我在业余时间里纯粹出于兴趣而研究的东西，此刻却闪闪发光。

李馆长邀请我，能不能为他们出一套概念设计稿。

他说，没有限制，没有条条框框，让我尽情发挥。

挂了电话，我的心跳得很快。

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一种被点燃的激动。

这正是我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项目。

没有浮夸的要求，没有复杂的利益纠葛，只有纯粹的、对建筑本身的热爱和探索。

我重新打开了我的电脑。

但这一次，我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也不是为了取悦谁。

我是为了我自己，为了那个一直藏在我心底的，关于建筑的最初的梦想。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个星期。

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画了无数张草图。

我把整个展厅，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可以走进去的榫卯结构。

参观者在其中穿行，就像在探索一个古老建筑的内部肌理。

墙壁、天花板、展台，都由不同形式的榫卯拼接而成，本身就是一件巨大的展品。

光线从特殊设计的格栅窗里透进来，在地面上投射出变幻的光影，模拟出古代建筑在一天中不同时间段的光影效果。

我甚至为展厅设计了一种独特的气味。

我建议在通风系统里加入微量的柏木香氛，那是古代宫殿和庙宇里最常用的木材，能让人在一瞬间，就仿佛穿越了时空。

当我把最终的设计方案发给李馆长时，我的手心都在出汗。

这套方案，没有使用任何华丽的渲染技巧，很多图甚至是手绘的。

它很朴素，但每一个细节，都倾注了我的思考和情感。

第二天，我收到了李馆长的回复。

邮件里只有一句话。

“就是它了。”

那一刻，我感觉比拿到十二万年终奖，还要开心一万倍。

与此同时，我之前公司的消息，也断断续续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听说，我走后，那个“城南文化中心”的项目出了大问题。

甲方在后续的深化设计审查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结构安全隐患。

那个问题，恰好就出在我之前反复强调，但马建为了赶进度而忽略掉的一个细节上。

据说，甲方勃然大怒，直接把文件摔在了马建的脸上。

马建根本无法解释其中的技术原理，更提不出解决方案。

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们再研究一下”、“我们马上调整”。

张总也急了。

这个项目是公司今年的重点，如果出了问题，不仅会面临巨额的违约金，更会影响公司在业内的声誉。

他组织了好几次技术会议，让公司的技术骨干们一起想办法。

但那个结构是我独创的，融合了好几种复杂的算法，没有我的原始数据和设计逻辑，他们根本无从下手。

就像一把精密锁的钥匙，被我带走了。

而他们，只有一把锤子。

他们尝试了各种方法，熬了好几个通宵，但拿出的方案，要么成本太高，要么会完全破坏原有的设计美感，都被甲方一一否决。

项目的进度，就这么卡住了。

公司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我是在一个午后接到张总的电话的。

当时我正在阳台上，给我新买的一盆多肉浇水。

阳光很好，水珠在肥厚的叶片上滚动，折射出小小的彩虹。

手机响起的时候，我看来电显示，是张总。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喂，是我。”我的声音很平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传来张总略显沙哑和疲惫的声音。

“……最近，还好吗？”

他没有一上来就提工作，而是选择了一句寻常的问候。

这让我有些意外。

“挺好的，谢谢张总关心。”我回答，语气礼貌而疏远。

又是一阵沉默。

我能听到他那边有打火机“咔哒”一声，然后是深深的吸气声。

他应该是在抽烟。

“那个……城南的项目，出了点问题。”他终于还是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窘迫。

“哦。”我淡淡地应了一声，没有多问。

我的反应显然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他可能预想过我会质问，会抱怨，会借机发泄不满。

但他没想到，我只是如此平静，仿佛在听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

“是这样的，”他似乎在组织语言，“那个屋顶的结构，大家……大家都没太搞明白。你看，你能不能……回来一趟？帮大家看看？”

他的语气，几乎是商量的，甚至带着一点请求的意味。

这和以前那个习惯了发号施令的张总，判若两人。

我没有立刻回答。

我看着窗外，一只麻雀落在电线上，歪着脑袋，好奇地看着我。

我想起了那些在办公室里熬过的夜，那些被忽略的建议，那些被夺走的荣誉。

我还想起了那个宣布年终奖的下午，会议室里闷热的空气，和自己当时冰冷的心。

如果我还是以前的我，也许会因为他这句“回来帮帮忙”，就心软了。

因为我热爱那个项目，就像热爱自己的孩子。

我不忍心看着它出问题。

但现在，我不会了。

“张总，”我开口，声音依旧平稳，“我已经离职了，不再是公司的员工。那个项目现在和我没有关系了。”

电话那头的呼吸，明显加重了。

“我明白，我明白。”他急切地说，“这次……这次不算你白帮忙。公司会给你补偿的，你开个价。”

开个价。

多么熟悉的词语。

在他们眼里，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用钱来衡量。

我的才华，我的心血，我的尊严。

“这不是钱的问题，张总。”我说，“我最近在忙一个新项目，实在抽不出时间。”

我说的是实话。

博物馆的展厅设计，已经进入了深化阶段，李馆长给了我极大的信任和创作自由，我每天都充满了干劲。

“什么项目？”张总追问，语气里带着一丝不相信。

“一个私人博物馆的展厅设计

“博物馆？”他似乎愣了一下，然后语气里带上了一丝轻描淡写，“那种小项目，能有多少预算？你先放一放，公司这边才是大事。只要你回来，把城南的问题解决了，待遇好商量。职位、薪水、年终奖金，都好说。马建那个位子，你来坐。”

马建的位子。

他以为，这是我想要的。

他以为，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取代马建，成为另一个他。

他还是不懂。

我笑了笑，那笑声很轻，却让电话那头的他，再次陷入了沉默。

“张总，我不想坐任何人的位子。”我说，“我只想做我自己想做的设计。”

“你……”他似乎有些生气了，“你别不识抬举。你别忘了，你是从我们公司出去的。没有这个平台，你算什么？”

又是这种居高临下的论调。

我心底最后一点念旧的情绪，也消失了。

“是，我承认，我在公司学到了很多。”我说，“但我也把我最好的五年，都给了公司。我们两不相欠。”

“你现在在哪里？我们见一面，当面谈。”他的语气又软了下来，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急迫。

“不用了，张总。我很感谢您这几年的照顾，就这样吧。”

说完，我没有等他再开口，直接挂断了电话。

世界，再次恢复了安静。

只有那只麻雀，还在电线上，欢快地跳动着。

我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没想到，两天后，我的门铃响了。

我从猫眼里往外看，竟然是张总。

他一个人站在门外，手里提着一个果篮，看起来有些局促。

他穿的还是那身深色的西装，但没有打领带，领口的扣子解开了，显得有些疲惫和狼狈。

我打开了门。

“张总？您怎么来了？”

他挤出一个笑容，比哭还难看。

“我……我路过，顺便来看看你。”

这个理由，连他自己都不信。

我让他进了屋。

他一进门，就看到了我放在客厅里的那个木工台，以及上面散落的工具和木料。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困惑。

“你……在做这个？”

“嗯，一点小爱好。”

我给他倒了杯水。

他局促地坐在沙发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来做家访的小学老师。

他环顾着我的家，这个他从未踏足过的地方。

我的家里很简单，除了书，就是一些我自己做的木质小物件。

墙上挂着几幅我拍的建筑摄影作品。

没有奢侈的装饰，但很整洁，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我……”他喝了口水，清了清嗓子，“我是来，正式邀请你回公司的。”

他把“正式邀请”四个字，说得很重。

“我昨天，已经让马建离职了。”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我知道，之前公司在很多事情上，对你……不公平。”他艰难地措辞，“是我管理上的失误。我太看重表面的东西，忽略了真正有价值的人。我……向你道歉。”

他站起来，向我鞠了一躬。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一个曾经对我颐指气使的老板，此刻，正向我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深深地弯下了腰。

说实话，那一刻，我心里没有复仇的快感。

只有一种很复杂的，近乎荒诞的感觉。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请坐吧，张总。”我扶住了他。

他重新坐下，整个人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现在，整个公司，只有你能救那个项目了。”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恳求，“我知道，让你回来，是委屈你了。但是，这个项目不光是公司的，也是你的心血，对不对？你忍心看着它就这么毁了吗？”

他又提到了心血。

是的，那是我的心血。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城南文化中心那座建筑的样子。

它像一只展翅欲飞的白色纸鸢，轻盈地落在城市的一角。

那是我心中最美的设计。

“我可以帮忙。”我终于开口。

张总的眼睛瞬间亮了。

“但是，”我继续说，“我不会回公司。”

他的光芒，又黯淡了下去。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作为项目顾问，用我个人的名义，来解决这次的技术问题。”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会成立我自己的工作室。以后，贵公司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用项目合作的方式，继续合作。”

张总愣住了。

他呆呆地看着我，好像在重新认识我一样。

他可能没想到，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任由他拿捏的，沉默寡船的下属。

我有了自己的底气，有了自己的规划。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会拂袖而去。

最终，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好。”他说，“就按你说的办。”

那一天，我们聊了很多。

我给他看了我为博物馆设计的方案。

他看得非常仔细，一边看，一边不住地点头。

“这个设计……”他抬起头，眼神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纯粹的欣赏，“这个设计，比你以前做的任何一个，都更有灵魂。”

是啊。

因为，这是为我自己做的设计。

后来，我以独立设计师的身份，回到了“城南文化中心”的项目组。

当我再次走进那间熟悉的会议室，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那目光里，有惊讶，有好奇，也有敬佩。

我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打开电脑，调出结构模型，开始讲解解决方案。

我讲了整整两个小时，从最初的设计逻辑，到每一个参数的设定依据。

那些曾经对我来说，只是枯燥的数据和线条的东西，此刻从我口中说出来，却像是在讲述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

所有人都听得入了神，包括张总，也包括甲方的代表。

当我讲完，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过了几秒钟，甲方那位最挑剔的技术总监，带头鼓起了掌。

掌声，热烈而持久。

那一刻，我站在那里，灯光照在我的身上。

我忽然明白，真正的光，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点亮的。

当你有了足够的光芒，你就不再需要站在任何人的影子里。

问题的解决，比想象中更顺利。

半个月后，项目重新回到了正轨。

张总遵守了他的承诺，支付给我一笔远超我预期的顾问费。

我的个人工作室，也顺利地注册了下来。

第一个正式的项目，就是李馆长的那个展厅。

开工那天，我站在工地上，看着工人们按照我的图纸，开始搭建第一根龙骨。

阳光穿过钢筋的缝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空气中，弥漫着泥土、木材和电焊的混合气味。

那是我最熟悉，也最喜欢的味道。

李馆长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相信，这里会成为一件伟大的作品。”他说。

我笑了笑，看着眼前这片充满希望的工地。

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的建筑之路，才刚刚开始。

至于那个十二万的年终奖，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了。

它就像一颗掉进水里的小石子，曾经激起过一圈涟漪，但水面，早已恢复了平静。

有时候，失去，是为了更好地得到。

放弃了那片看似繁茂，却不属于我的森林，我才终于有机会，去种下属于自己的一棵树。

虽然它现在还只是一棵小树苗，但我有信心，也有耐心，等待它慢慢地，长成一棵能够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

那棵树的年轮里，会刻满我所有的努力、热爱和坚持。

那才是，真正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无价的奖赏。

来源：溪边畅快玩水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