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诺尔曼·白求恩，这位49岁的加拿大医生，在草草搭成的病榻上艰难地喘息，败血症已蔓延全身，他的左手中指伤口成了死亡的门户。

1939年11月11日，河北唐县黄石口村一间低矮的农舍里，煤油灯的光晕在土墙上摇曳。

诺尔曼·白求恩，这位49岁的加拿大医生，在草草搭成的病榻上艰难地喘息，败血症已蔓延全身，他的左手中指伤口成了死亡的门户。

在生命的最后清醒时刻，他望向一直守在身旁的聂荣臻司令员，用尽力气说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请求：“请给我的离婚妻子弗朗西斯·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款子……”

这个临终嘱托，像一束突然照进黑暗的光，瞬间勾勒出这位国际主义战士被忽略的情感世界。在

“钢铁战士”的革命形象背后，藏着一个有血有肉、有着复杂情感纠葛的白求恩。

1939年10月，白求恩在抢救伤员时不慎割伤手指，这个微不足道的伤口在缺医少药的抗日根据地成了致命威胁。

当聂荣臻接到消息，立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甚至派出精锐小队冒险前往敌占区获取药品。然而，一切已回天乏术。

高烧中的白求恩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时，他仍在惦记着医疗队的工作，用颤抖的手写下遗嘱，安排医疗器械的分配，而在意识模糊之际，他反复念叨着几个英文名字，其中“弗朗西斯”出现的频率最高。

谁能想到，在生命的终点，白求恩最放不下的竟是已经离婚九年的前妻？

1923年，年轻的白求恩在爱丁堡结识了美丽的弗朗西斯·坎贝尔。

两人一见钟情，很快步入婚姻殿堂。这段始于浪漫的感情却命运多舛——弗朗西斯罹患肺结核，按照当时的医疗观念，白求恩作为医生竟建议离婚以“保护”妻子。

这看似冷酷的决定背后，是他对医学的极端执着和对爱人未来的复杂考量。

离婚后的白求恩始终无法释怀，他投身医学研究，最终攻克肺结核的治疗难题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弗朗西斯。

他们曾短暂复婚，但白求恩日益强烈的政治理想和即将到来的中国之行，让两人再次分离。

在太行山的烽火岁月里，白求恩将全部精力投入救治伤员，他创建移动医疗队、设计简易手术台、培训中国医护人员，在一年半时间里使八路军伤员的死亡率大幅降低。

但每当夜深人静，他会在打字机前写下日记，字里行间偶尔会流露出对远方亲人的牵挂。

他在1938年3月的日记中曾写道：“昨天是我的生日，我48岁了，我想起了弗朗西斯，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

在战火连天的中国战场，白求恩目睹了太多生离死别。

也许正是这些经历，让他更加理解情感的珍贵，当他意识到生命将尽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身后事，而是那个曾被他“辜负”的女子未来的生活。

聂荣臻听到这个请求时，内心深受震撼。

他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男人对前妻的责任感，更看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超越政治立场的人性光辉。

在战争最残酷的阶段，白求恩的遗嘱提醒着每个人：革命不是为了消灭情感，而是为了让普天下的人都能享有爱的权利。

聂荣臻紧握着白求恩的手郑重承诺：“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办到，这个承诺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友人的尊重和感恩，更是对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践行。

白求恩去世后，聂荣臻亲自督促办理此事。

尽管抗日根据地财政极其困难，他们仍想方设法通过地下渠道将款项转交，这已不仅是一笔钱的问题，而是一种信念的传递——革命者的情感世界同样值得尊重和珍视。

1940年1月5日，白求恩的追悼会在河北唐县举行。

聂荣臻在悼词中说：“白求恩同志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心中装着全人类的苦难，也装着对每一个具体个体的关怀。”

历史往往习惯于将英雄符号化，而忽略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白求恩的临终嘱托，恰似一个珍贵的裂隙，让我们窥见革命光环之下真实的人性，他对前妻的牵挂，与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并不矛盾，反而是这种精神在个人生活中的自然延伸。

今天，当我们在白求恩纪念馆里瞻仰他的遗物时，除了手术器械和抗战照片，或许更应该记住这个温暖的故事。

原来真正的英雄主义从不排斥人性的柔软，最坚定的革命者也拥有最丰富的情感世界。

白求恩临终前的这个请求，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理解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新维度，在理想与信念的宏大叙事之下，始终流淌着个体情感的温热溪流。

而这，或许正是白求恩精神最动人之处。

来源：飞鱼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