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霍金到伍迪·艾伦，只有他拍到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灵魂！

摘要：在西班牙摄影师霍尔迪·贝尔纳多（Jordi Bernadó）近3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的作品题材横跨城市景观、生态挑战、历史遗产、在地文化和哲学等议题。

在西班牙摄影师霍尔迪·贝尔纳多（Jordi Bernadó）近3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的作品题材横跨城市景观、生态挑战、历史遗产、在地文化和哲学等议题。

但自始至终，他只使用一台相机和一个广角镜头。工作之外，他甚至很少拍照，并直言“我并不喜欢摄影”。

在贝尔纳多的摄影中，技巧从未是他关注的核心。他更关注观看本身，希望通过镜头探讨那些真正吸引他的主题。

《时尚芭莎》9月主题刊「壮游Grand Tour」刊登了贝尔纳多的摄影书《ID Project》。在这个摄影项目中，他拍摄了包括电影导演伍迪·艾伦、科学家斯蒂芬·霍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以及作家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埃等共17位人物。

作为观众，我们看不到被拍摄者的面孔，只能通过所处环境猜测他们的身份与故事，而贝尔纳多并不打算揭示这些地点背后的原因。他认为，这些照片不仅是人物肖像，而是为观众构建了一个肖像，启发我们思考：“如果让我选择一个代表自己的地方，会是哪里？”

“BAZAAR ART时尚芭莎艺术”与贝尔纳多对话，透过他几十年不变的这颗镜头，让我们进入一个略有不同的世界。

纽约某一天的清晨7点，贝尔纳多和伍迪·艾伦（Woody Allen）两人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还没正式营业，在提前获得批准的情况下，穿过无人的大堂，走上大理石台阶。伍迪·艾伦的脚步最终停在意大利画家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的《马吕斯的胜利》面前。

也就5分钟，贝尔纳多的肖像系列“ID Project”的第一张照片就拍完了。伍迪·艾伦后来向贝尔纳多袒露，这是他人生中最特殊，甚至最亲密的一张照片。

可照片里，不仅没有伍迪·艾伦的脸，就连其背影都和油画上的马吕斯将军一样小，他似乎正在仰头欣赏这凯旋的一幕——如果你相信那真是伍迪·艾伦本人的话。

伍迪·艾伦（Woody Allen），电影导演，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整个“ID Project”，17张肖像，全部如此：一个意味深长的地点和一个小小的背影。

这是贝尔纳多有意为之。前期筹备过程中，他向所有被拍摄者递出邀约时，附上了三个条件：

第一，你需要选择世界上的一个地点，一个“属于你的地方”，并希望我在那个地方为你拍照，无论哪里都可以；

第二，当我们到达你选择的那个地方，你必须背对镜头；

第三，我们只按一次快门。

三个条件看似严格，“但没有人拒绝，全部愉快地接受了，也许因为它虽然带点挑衅，但也很有趣”。17位人物来自不同国家，有科学家、活动家、艺术家、作家、律师、主厨等。他们在各自领域做着不同的事情，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在某种意义上启发过贝尔纳多本人。

“可以说，我真心想通过这个项目认识他们。”

贝尔纳多拍摄的第二个人，是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在剑桥大学数学科学中心，霍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场所。就在贝尔纳多决定按下快门前，英国典型的灰蒙天空中，厚厚的云层突然开始消散，小小的月亮在云朵中若隐若现。

贝尔纳多定格了霍金望向月亮的一瞬。或许那一刻，霍金眼中不仅是月亮，还有他用一生探悉的整个宇宙。而偶然间，这竟成为霍金人生中的最后一张照片。

史蒂芬·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科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数学科学中心

在贝尔纳多设定的条件下，除了地点，被拍摄者们仅剩的“选择权”便是他们的着装。

亚历克斯·奥列（Alex Ollé）是西班牙著名先锋剧团拉夫拉前卫剧团（La Fura dels Baus）的六位核心创始成员之一。他曾在上世纪80-90年代主导了当时世界上最激进、最具批判性的剧场变革。

照片中，奥列站在自己担任艺术总监的西班牙巴塞罗那利塞乌大剧院（Gran Teatre del Liceu）的舞台上，赤裸的身体沾满湿润的泥土。

还有娜达·阿尔阿达尔（Nada Al Ahdal），一位出生在2002年的也门女孩，她选择了约旦首都安曼一处被色块铺满的长楼梯，梳着两条麻花辫，身着婚纱。

娜达·阿尔阿达尔（Nada Al Ahdal），儿童权益活动家，约旦安曼

10岁时，父母强迫她嫁给一位年长她许多的远房亲戚。在叔叔的介入下，这桩价值2000美元的婚约勉强被叫停。没过多久，父母再次与另一成年男子达成交易，娜达·阿尔阿达尔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家，逃到约旦，投奔叔叔。

出走路上，娜达拍摄并上传了一段两分半的视频，讲述姑姑在14岁时为拒绝结婚而自焚身亡的悲剧，控诉童婚习俗的阴暗。这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掀起巨浪，成为全球关注童婚问题的触发点。如今，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娜达已成为一名儿童权益活动家，持续抗争针对女性的不公。她还创立了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帮助更多女孩挣脱身上那些腐朽的枷锁。

“当娜达答应我的邀约时，她说：‘这次是为了你的照片，我第一次想穿婚纱，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这对我来说很美好。”贝尔纳多回忆道。

罗萨里奥·基斯佩（Rosario Quispe），原住民领袖，阿根廷胡胡伊省的萨利纳斯格兰德斯盐沼

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维基百科联合创始人，英国伦敦图书馆

在“ID Project”中，有些被拍摄者选择的地点，有着观众不难猜到的理由。比如美国女性主义作家薇薇安·戈尔尼克（Vivian Gornick）站在自己位于纽约第七大道与东12街十字路口的家门前，遥望“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比如世界上最后一批用古老方式采蜜的女养蜂人之一哈蒂兹·穆拉托娃（Hatidze Muratova），选择了其一生的居住地——北马其顿村落Bekirlija的山腰上；再比如美国生物学家和环境主义者格蕾琴·卡拉·戴利（Gretchen Cara Daily），则将贝尔纳多带到了哥斯达黎加丛林深处的一棵木棉树前，她在这里拥有一处科学基地，也是整个项目中最难抵达的地方。

薇薇安·戈尔尼克（Vivian Gornick），作家，美国纽约第七大道东与第十二街口

里德·布罗迪（Reed Brody），人权律师，在他儿时纽约布鲁克林的公寓

哈蒂兹·穆拉托娃（Hatidze Muratova），欧洲最后的野生养蜂人，马其顿，贝基尔利亚

而有一些，则显得暧昧不明，比如人权律师里德·布罗迪（Reed Brody）站在纽约一处被白墙包裹的楼梯上。再比如伍迪·艾伦，他曾在巴黎和纽约之间犹豫不决。最终，天平还是微微倾向了他的出生地、反复被他讲述的纽约。至于为什么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会和《安妮·霍尔》里那场天台戏有关吗？贝尔纳多对被拍摄者的选择无法透露。

“所有人都向我解释了他们选择背后的理由。有的故事充满情感与幸福，有的故事则难以言说。有个人告诉我，29年前，他在这个地方犯了一个错误。但我不会将这些理由公开，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理由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部分，发生在观看者面对这些照片时的思考。

“观看者或许会自问：如果是我，我会选择世界上的哪个地方来代表自己？而当你认真思考时，这个问题会迫使你重新审视整个人生。”“ID Project”更具野心的是，它试图构建一个属于观众本身的“肖像”。

一方面，“ID Project”具有双重的私密性。被拍摄者的人选，他们最终的地点，都是秘而不露的。但另一方面，它又为公众打开了一个宽阔的空间。

观看者首先要决定，是否相信照片中的肖像真的是摄影师所声称的那个人；然后在看不到常规肖像中的面部刻画后，在强烈对比中，开始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与此同时，你也会不自觉地陷入贝尔纳多借此提出的核心追问：到底什么才是肖像？”

“ID”（identity）通常与面部特征强关联，肖像则有关“展露”。但贝尔纳多将它颠覆——肖像可以是一个属于你的地方，是另一种审美选择，是一次秘密的决定。

但如果要为贝尔纳多自己拍一张这样的肖像，他会选择哪个地方呢？

“一个移动中的空间，横越海洋的飞机，或者穿过森林的火车。”

没等追问理由，他就笑着补充：“我该去拜访一下心理医生，让他帮我解释，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一个感到归属的地方。”

虽然尚未求证心理医生，但贝尔纳多选择移动中的空间作为答案，也许因为他是一个没有顾忌、始终好奇的旅行者。旅行，是很多摄影师工作的一部分，但贝尔纳多有着属于他自己的旅行方式，以及出发的理由。

正在进行中的项目“Last and Lost”，是贝尔纳多职业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一个项目。它涉及了气候危机、生态挑战、社会现状，以及传统遗产和现代科技之间的冲突。简言之，是为世界上的那些“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事物拍摄照片。

项目的开篇，是刚果共和国的泰莱湖。

泰莱湖是刚果共和国唯一一个由社区管理的保护区，坐落在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泥炭地腹部。从这里的博哈村出发，一棵树一棵树地行进42公里，穿越过森林，跌撞过沼泽，才可抵达泰莱湖。

作为世界上最偏远且尚未被现代化征服的地方之一，浅浅的泰莱湖呈现出一个近乎完美、令人费解的椭圆形。在21世纪，生活在这里的很多物种仍未被科学描述过。当地人相信，泰莱湖是一种名为Mokele-Mbembe、类似蜥蜴或蛇颈龙动物的栖息地，因此这片湖水在神秘动物学领域里被奉为圣地。

出发前，贝尔纳多在网上只找到五张有关泰莱湖的照片。

贝尔纳多和博哈人向导在荒野深处住了两天。第三天，一架他见过最小的飞机接他出发，因为森林中能够起飞与降落的地方都极其狭小。单程3个小时的飞行才能见上泰莱湖一面，而贝尔纳多最多只能拍摄10分钟。

上午，湖被云层遮住，他们败兴而归。当天下午他们再次尝试，神奇般地，这次从贝尔纳多的视角望去，湖上不见半朵云。他大概按了五六次快门。在轰隆的螺旋桨声之间，飞行员对他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泰莱湖。

回到巴塞罗那后，贝尔纳多将这张大幅的摄影作品悬挂在利塞乌大剧院镜厅的天花板上，正下方的地面，放置着一面圆形的镜子。当你靠近，俯身低头时，这个原始、纯净、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就在你的眼前。

刚果共和国的泰莱湖是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之一，至今仍然置身于人类扩张之外，孤立而野性。

“Last and Lost”项目已经完成了17张照片的拍摄。

在瑞典中部富鲁山的国家公园，贝尔纳多拍摄了目前地球上最古老的树木“老吉克”（Old Tjikko）——寿命已超过9565年——一棵具备无性繁殖能力的云杉。

地面之下的那层根系，通过不断克隆来延续生命，几乎见证了整个人类的历史。

在卡塔尔，他的镜头对焦美国艺术家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的作品《东-西/西-东》（East-West/West-East）。在这片没有路标的古老沙漠中，艺术家竖立了四座绵延超过1公里的纪念碑。据说，它们象征曾存在于此地的海平面，隐喻着已经消失的海水。

在美国约克镇高地的IBM研究中心，他将镜头对准了当下技术创新的代表之一——IBM量子计算机。贝尔纳多选择它的理由，源于他的思考：“技术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还是会带来更多毁灭？”在他看来，技术进步总伴随着矛盾的挑战与益处，唯有通过持续的对话，人类才能在其中寻找平衡。

老吉克树位于瑞典，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树木，在地表之下，它的根系延展，生命长达9,565年以上。

《东-西/西-东》（East-West/West-East）是艺术家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在卡塔尔沙漠景观中的作品。艺术家选择的沙漠地点据说标记了某个时期海平面曾达到的高度。那片消逝水域的最后遗痕，如今化作艺术家的印记。

IBM的量子计算机是技术创新中最具突破性的例子之一。科技进步的问题始终贯穿着未解的张力：对高效的渴望，也是对新事物的恐惧。唯有开放而严谨的对话，才能将这种张力化为和谐。

贝尔纳多对“Last and Lost”项目的计划是20张。不久后，他将前往马绍尔群岛的鲁尼特岛。1946年到1958年间，美国曾在此进行多次核试验，原住民被迫迁移。如今，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鲁尼特穹顶”之下，仍有约73000立方米的放射性废料被封存。它所在的埃内韦塔克环礁，如今是约300位居民的家园。

“我们这次还会采访当地社区，深度接触那些受核试验影响的人们。”

每一张照片，都并不是一张地理或纪实摄影作品那样简单。它们更多是一个接一个的隐喻——有关自然的诗意、进步的代价，以及人类在历史中以各种方式留下的印记。

对贝尔纳多来说，拍摄“消失”，不只为了谴责，或哀叹不可挽回。他前往沉默但奇异的角落，以影像保存下它们此刻的美丽。在展示它们的那一刻，向观看者发起对话，探讨希望的可能，把目光投向仍可以被拯救的存在。

就像贝尔纳多的每一次出发，不是为了印证，而是出于寻找的渴望——寻找已知但未曾谋面的，寻找未知且震动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