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字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它不仅记录语言，更承载社会记忆和世界观。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是殷（商）代甲骨文，距今约三千六百年。然而，《逸周书》有言：“夏府有典有册”，意味着夏人已保存制度和历史文书。随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这种传统认

中国最早的文字体系在哪里？——从夏文字、巴蜀图语到河图雒书

作者：翁卫和

文字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它不仅记录语言，更承载社会记忆和世界观。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是殷（商）代甲骨文，距今约三千六百年。然而，《逸周书》有言：“夏府有典有册”，意味着夏人已保存制度和历史文书。随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这种传统认识受到挑战。大量刻画符号文字表明，夏早期可能存在一种不同于甲骨文的文字系统。本文综合考古、文献、图像学和符号学资料，探讨夏文字与巴蜀图语的关系，追溯“河图”和“雒书”背后的书写传统，重构中华文字的多元起源。文章采用“三证合一”方法：用考古实物验证文献线索，用符号学分析解读图像意涵，并通过比较文字学勾勒文字演化路径。通过梳理夏及夏前符号体系与汉字形成的关联，本文希望推动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文字史的再认识。

一、夏书“有典有册”与三星堆之谜

古文献关于夏王朝的记载零散而神秘。《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等典籍，多次提及夏代政务、祭祀以及洪水治理等史事，并反复出现“典”“册”字样。这些记载表明，夏人具有以文书记录历史和制度的传统。所谓“典”，指规范性的制度文书；“册”，则是金属片、玉片、竹简等联联的档案。若夏代没有文字，如何保存礼仪、分封与治水信息？因此，夏文字的存在不容忽视。

三星堆遗址出土发现的刻画符号，为夏文字研究提供了突破口。部分学者曾指出，三星堆器物上发现的符号往往“一器一符号”，似乎不具备甲骨文式的系统性，因而被视为文字前身。然而，这种观点隐含着“文字=甲骨文”的逻辑预设。文字体系的发展经历从图画符号到成熟书写的漫长阶段，早期文字形式未必符合后世标准。三星堆刻符的核心功能似乎在于祭祀和记事，其材料多为高柄豆、玉圭、金杖等礼器，这些物件与文献中记载的“典册”密切相关。

二、巴蜀图语与夏文字的考古学证据

1. 巴蜀图语的发现与年代

在四川、重庆及湖北东部等地，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种被称为“巴蜀图语”的刻画符号体系。早在三星堆一期、二期陶器上，就可见高柄豆圈足上的“眼”纹、陶盉上的“贝”纹等符号。这些图语最早出现于距今约四千多年前，经殷（商）代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达到相对成熟。研究者指出，巴蜀图语常由二至七个符号组合而成，用以记载祭祀、治水或神话故事。例如，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金杖上刻有戴冠人首、鱼、鸟等图案，可以解读为祭祀或传说的图语。另一件玉圭刻有大山、人物、牙璋、手、象牙等图案，被认为记录了古蜀人的治水仪式。这些组合符号表明，巴蜀图语不仅是装饰性纹样，更具备记事功能。

2. 符号特征与组合规则

巴蜀图语兼具象形与抽象两种形式：有的符号直接描绘物象，如手、花、鸟、虎、龙、眼、人头、山等；有的则已摆脱具体形象，呈现几何化或线条化的书写。符号组合具有语法雏形，一般由主符和辅符构成。例如，“山+人+牙璋+手+象牙”组合，可解读为“大禹治水持璋祭祀”；“眼+鱼+鸟”组合，被认为象征祭水或祖先的守护。巴蜀图语中还包含四方方位符号：一组器物上的符号被翁卫和解读为东、南、西、北的标记，其中南方符号呈眼状圆环，内含圆点，象征太阳；北方用人面或人形；东方用几何符号；西方则用鸟形符号。方位符号与四时祭祀观念相连，表明三星堆人具有以四方、四季为核心的宇宙观。

3. 与夏文字的关系

翁卫和提出，巴蜀图语可能就是夏文字的早期形态：它们功能上承担“典册”职责，但形态不同于甲骨文。三星堆遗址作为夏早期王权中心，金杖、玉圭、高柄豆等礼器上的符号记录祭祀程序和族群记忆。殷周文献将夏王都称为“西夏”或“西邑”，实际上是站在中原、周原视角对西南夏都的命名。若将巴蜀图语视为夏文字遗存，文献与考古便形成了呼应。值得注意的是，中原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系统符号，说明夏文字的重心可能不发生在黄河中游，而在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

三、河图雒书与华夏早期书写

1. 河图：逐水草而居的宇宙观图像

古代华夏先民逐水草而居，在江河边的岩壁上绘制图案，用来祈祷求福、表达宇宙观。这些绘画以江河湖海的形态为蓝本，排列出阴阳、五行、八卦等理念，被后世称为“河图”。河图并非抽象的算符，而是生动的图画和符号组合。图案中常见龙马负图之形，象征上天赐予的启示。河图的创作时间早于夏代，它承载着先民对宇宙自然的观察和对水神的崇拜，也为后来的书写提供了符号储备。

2. 雒书：泥页岩上的刻划记录

与河图相对应，河谷山地的先民在片状泥页岩上刻画文字，被称为“雒书”（洛书）。洛书起源于“田时代”，其载体多为天然的片岩，书写方式包括刻、画、写。雒书记录先民的日常生活、祭祀礼仪和神话传说，以图形符号为主，文字尚未完全脱离图画。苏美尔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均有雒书遗风：苏美尔人在河流两岸寻找黏土制成泥板，用芦苇笔刻写楔形符号；埃及人在石板和草纸上绘制象形文字，兼具表意和表音功能。这些书写方式与华夏雒书颇为相似，暗示中国文字体系对西方古文字产生过影响。

3. 雒书对两河与埃及文字的影响

翁卫和认为，苏美尔和埃及文字的起源与华夏雒书有关：雒书采用片岩刻写的形式，通过商贸和文化交流传入西亚北非，被当地人改造为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这种假说并不否认苏美尔和埃及文明的独创性，而是说明文明起源具有互动与借鉴。无论如何，雒书为中国书写传统提供了早期样本，它的图画性和组合性与巴蜀图语一脉相承。若将雒书纳入华夏文字谱系，中华文字的历史将从甲骨文的三千六百年前推回到六千年前。

四、文献学与考古学的三证合一

针对华夏文字的研究，翁卫和强调“三证合一”的方法：即考古发掘、文献记载与图像符号互为支撑。考古学提供实物基础，如陶符、岩画、金杖铭刻；文献记载保存制度记忆，如夏朝分封、祭祀和治水；图像符号则揭示宇宙观与神话象征，如朱雀、炎帝、共工等意象。这三类证据结合，可以避免单凭某一学科而犯偏颇。

在文献方面，《尚书·禹贡》记录了九州贡赋与治理，大致反映了夏代政治格局；《山海经》保存了古代神话地理，描述炎帝、共工、黄帝等群族的迁徙；《逸周书》直接记述“夏府有典有册”。这些文献所述的事件和观念，通过考古发现的器物符号得到了印证。例如，三星堆的神树、神面和鸟足人像，可以与文献中的祝融、炎帝和共工对应。符号学解读使这些图像与文字建立联系，从而揭示出华夏早期复杂的宗教体系和宇宙观。

五、中华文字的历史推进

综合上述证据，中华文字的历史可以从商代甲骨文的三千六百年前推前到六千年前。其发展路径可能是：符号——图语——雒书——夏文字——甲骨文——金文——篆书——隶楷。华夏文字与巴蜀图语共同构成了汉字初期的雏形。它们以象形和组合符号为主，主要记录祭祀、历法和族谱。随着华夏文化向北传播，华夏文字逐渐抽象化，最终在殷代成为另一种成熟的卜辞体系。甲骨文延续并发展了华夏文字的结构，但其最早起源却应在更早的雒书和图语中。

承认华夏文字并重构其谱系，有助于重绘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图：华夏文明并非单一中原起源，而是多源并存、南北互动。长江上游的古蜀文化、江汉流域的稻作文明、珠江流域的海洋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交织互动，共同孕育了汉字的多样性。我们不能用殷代甲骨文封顶，也不能假定文字起源只有一个模式。相反，考古新发现要求我们保持开放，不断将中华文明探源向前推拓。

六、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最早的文字体系并非只存在于甲骨文。华夏文字或许已经在三星堆的巴蜀图语和更古老的河图、雒书中显现。巴蜀图语以象形和抽象符号组合记录祭祀与治水活动，其出现年代可追溯至距今四千年。洛书则以泥页岩为载体，用刻画和绘画方式记录先民生活与宇宙观，其影响可能跨越中西文明。甲骨文是早期汉字的成熟阶段，而非起点；华夏文字不能被甲骨文的“最早”标签所遮蔽。未来的考古发掘有望发现更多夏书文献或类似“典册”，为华夏文字史提供实物依据。华夏文明探源最好“上不封顶，下不托底”，以开放的视野重构文字起源的多元路径。

来源：翁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