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好不容易挨到腊月二十六，上级通知，明天就来车送你们下乡，地点是台安县新开河公社杜达莲泡大队。我问他们："我一没拿到处理通知，也没签字画押，你们也没开大会当众宣布，难道我的事就这么决定了吗？"他们不耐烦地说："反正是一回事，你签字不签字也是反革命，宣布不宣布也是
好不容易挨到腊月二十六，上级通知，明天就来车送你们下乡，地点是台安县新开河公社杜达莲泡大队。我问他们："我一没拿到处理通知，也没签字画押，你们也没开大会当众宣布，难道我的事就这么决定了吗？"他们不耐烦地说："反正是一回事，你签字不签字也是反革命，宣布不宣布也是反革命，总之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
到了第二天早晨，我手里头还有一张买木材的木头票，因为当时买什么东西都是凭票供应，这些木头是专供下乡的人使用的，不买可惜了，所以我起了个大早，蹬上了新买的自行车，赶到木材厂，木头不多，用自行车就可驮回来，在我返回的路上，天公不作美，竟飘起了雪花，我边往回走，边胡思乱想，是否奇迹能够出现，万一上级改变了主意，我就可以不下乡了，人到了这个时候，难免存在一些虚幻的想法，总希望万里有个一。结果我来到胡同口一看，心就凉了，我家门口停着两辆解放牌汽车，其中还有一辆带挎斗的，这就说明铁板钉钉了。全桂和帮着我们下乡的人正往车上搬运东西，我赶忙下了车把木头搬到车上，本来我家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可是敛吧敛吧也装了一车。我老伴儿带着俩孩子坐在头一辆车的司机棚里，我和其他人坐在车斗里，负责遣送我们的是文化局的两个老职员，也是我过去的老朋友，一个叫安广全，因为他经常叼着个木烟袋，所以绰号叫安大烟袋，另外一个姓陈，由于眼睛大，绰号叫陈大眼珠子，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要好的同志，现在却变成了革命派和阶级敌人。我还记得有不少街坊邻居都出来揣着手看热闹，事到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没有告别的言语，只有惊疑的目光，不知道那些邻居们心里是咋想的，我看了一眼我在这儿住了多年的房子，心说永别了，今后恐怕再也看不到这所房子了，就这样车子冒着北风大雪，开出了鞍山市，奔一个陌生的地方驶去。
我心里默默地吟诗一首：雪花飘，路漫漫，背难之人心痛酸！有理无处讲，无处去申冤，浑身是嘴难分辩！那叫一个冤！冤！冤！到了陌生地，接受新考验！我要豁出一张脸，一定要咬紧牙关越过难关，争取早日回到我向往的地方鞍山。其实这根本够不上一首诗，连顺口溜都不配，但它代表了我当时的思想。
台安县，隶属鞍山管辖，据说这里是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的诞生地，县城离鞍山仅五十华里。由于地势低洼，十年九涝，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农民的生活非常苦，有许多公社都是靠着政府救济生活，我下放的新开河公社，也名列其中，据说一个劳动力干一年，也挣不了三百块钱，除去口粮几乎没有剩余，家家穷户户穷，是有名的穷县。您想，好地方能让我这号人去吗？虽然路程不远，但是要过三道河，还要过浮桥，因此耽误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来到新开河公社，车子停在公社门外，负责遣送我们的老安和老陈下了车到公社办了交接手续，然后上了车接着往前走，这会儿雪停了，放眼望去，一片洁白，真是银装素裹，也分不清哪是村庄哪是田地，在当天的下午，我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是杜达莲泡大队第三生产队，我们的车子拐入后街，我从车上就看见在一所院落前站着十几个妇女和男人，他们看见汽车就说来了来了，从这简单的话语中我已经知道这儿早就做好安排了。
车子停住之后，我们先后下了车，就见院里走出一条大汉，二十多岁，四方大脸，白净面皮，五官端正，一看就是个善良的人，有人向我们介绍说："他是我们生产队的负责人叫卢必光，是民兵排长，专门负责接待你们的。"卢必光跟安大烟袋和老陈打过招呼之后，还跟我握了握手。这都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想象中，生产队的负责人和我的那位师弟连长指导员没有什么区别，见着我们不是吆三喝四就是一顿痛批，我哪里有资格跟干部握手啊？没想到这位卢必光却没有计较这些，他说一切都给你们安排好了，炕也烧热了，说着他用手往房子一指："这家房东姓张，老太太当家，人好着呢，听说你们要来，她让几个儿子现刷的墙现糊的顶棚，现糊的窗户纸，都给你们安排好了。"我听罢心里热乎乎的，没想到现实与我的想象截然不同，于是恐怖的心情大有好转。
随后，卢必光把大手一挥，告诉那些村民："大家都伸手帮着搬东西。"真是人多了好干活，不一会儿的工夫，东西就搬完了，当我们走进屋里的时候，热气扑脸，这是朝阳的三间砖房，老张太太领着三个儿子住在东面，把我们安排在西面，中间的房间两家共用，是烧火做饭的地方，老张太太也非常热情，把慧莉和老铁抱上了炕，嘴里还说："大冷的天走这么远的路把孩子冻坏了吧，快上炕暖和暖和吧。"我老伴儿本就是一个热心人，她就是见不得好，虽然眼前都是陌生人，可这些村民对我们都没有敌意，而是伸出热情的双手，因此我老伴儿备受感动，她把从城里带来的花生、瓜子、糖块分给大家，因为还有三天就过春节了，这些东西都是凭票买的，村民们自是高兴。
再说老陈和老安，一看都安排妥帖了，把我叫到了院外，很郑重地对我说："老单哪，今后你就在这儿度过余生了，你要好好表现，争取立功赎罪，早点儿把帽子摘掉，回到群众中来。"我心想："什么？我要在这儿度过余生，怎么可能？要真是那样的话，我宁愿自杀了此一生。"但嘴里不能说，我不住地点头称谢，向他们道了辛苦，于是两个人登上汽车回鞍山了。
我转身又回到陌生的房间里，一看房东老张太太正跟我老伴儿唠得热火朝天，她说："你们是城里人，没到过农村，缺什么少什么，尽管说话，我家里什么都有。"我老伴儿连声称谢。老张太太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和三子、四子都是务农为业，二子是小学老师，他说："孩子要上学找我，我就是大队的小学老师。"我听罢满口称谢，接下来看我们的人陆续不断，村民们一是好奇，二是听说我们过去都是说书的，想要看个新鲜，所以走了一伙儿又来一伙儿，他们才不管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呢，他们最注重的是人事关系和个人的利益。
正在这时，卢必光也就是那个民兵排长进屋来冲我一招手，对我说："老单你过来一趟。"说着把我领到东屋，也就是老张太太的住处，我发现又有几个陌生面出现在我的眼前，其中有个高个子四十八九岁，满脸皱纹，咋咋呼呼，见到我满脸不屑一顾的样子，卢必光介绍说："这是第三生产队的政治队长，杜景贵杜队长，我们的一切都要听杜队长的指挥。"我点了点头说了声："队长好。"杜景贵用鼻子哼了一声，指着我的腿说："你怎么负的伤，怎么还架拐？"我说："是汽车撞的，现在伤还没好。"他哼了一声："那你就先回去吧，等你腿伤好些，再找你谈话。"于是我又回到自己的房里，对全桂说："那个卢必光是好人，刚才我见到的那个杜景贵是政治队长，肯定不是个好东西，今后短不了找咱们的麻烦，你可千万留神，不是我自夸海口，我闯荡江湖也数载了，所见识过的人多得是，是好是坏是忠是奸用眼一看就能猜到八九。"
喧闹的一天过去了，我们又累又乏，猜想变成了现实，今后不知要走多远，唉！一切听天由命吧。
1970年2月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在城市里生活了三十六年的我，第一次迁居到农村去住，真是两个世界两重天啊！到农村之后的第三天正好过春节，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农村过春节。村民们都非常热情，人来人往到我家来拜年，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看那热情劲儿，跟多年的老熟人差不多，村民们是质朴的、实在的，也没有把我视为现行反革命，多日没有的笑语欢声，在农村里出现了，我们一家都非常高兴。
我老伴儿私下对我说："看来咱们下乡下对了，这儿的人比城里的人强多了，你看看城里人街坊邻居那副嘴脸，就好像欠他们八吊钱似的，一个个冷冰冰的，没有半点热乎气儿，再看看人家农村，真是两个世界两种人群。"我说："对。"
大年初五那天，突然大队通信员小王到了我家，对我说："大队干部叫你到大队部去一趟。"我一听"干部"两字心里就是一惊，刚摆脱那些恶劣的环境，过了舒舒服服的一星期，没想到大队干部要见我，我就知道没有好事，于是我跟着通信员小王来到杜达莲泡大队部。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属于第三队的地盘，院里有两个很高很高的柴火垛，地上全是积雪，大队部是一溜七间房子，小王把我领进办公室，这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屋里有一铺大炕，足能睡下十个人，地下放着几张办公桌，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几个人在炕上坐着，有的半躺半卧，有的盘膝打坐，有的坐在炕沿儿抽烟，虽然衣着不同但都是一个面孔，板着脸，翻愣着眼睛，连一点儿笑容都没有，我顿时后脊梁冒凉气，好像从热被窝掉进冰窖里。
可能我这两年被调教出来了，在干部面前没有我的座位，我只能站着听教训，这次也不例外。我对着几个陌生人垂首站立，等待他们训话，那个斜躺在炕上的大个子，看上去比其他人年轻几岁，他就是杜达莲泡党支部书记杜xx ，他看了我几眼，问我："你是从哪儿来的？"我说："鞍山市曲艺团。"他又问我："你是干什么的知道吗？"我说："我是说书的。"他听后豁然站起，把炕沿一拍，提高声音说："我问你是什么人？你知道不？"我说："是啊，我是说书的。"他说："你装什么糊涂？我是问你的身份是什么？"我说："不知道。"他听了之后十分恼火，对我嚷道："你装什么糊涂？你是戴帽的现行反革命知道不？你们家是从鞍山遣送到我这儿来的，一是叫农民监督你劳动，二是交代余罪，我可警告你，你是阶级敌人，你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罪上加罪。"坐在炕沿上抽烟的就是第三生产队的政治队长杜景贵，此人我来时已经见过一面了，他接着说："这两天你在家干什么呢？"我说："过年了，也没有分派我做活，再加上我腿不好，在家休息呢。"他的声音比支部书记的声音还大，近似吼叫道："我可警告你单田芳，别动不动的就说你腿有伤，你到农村来是接受群众监督劳动的，我们这儿不是疗养院，腿上有伤也得干活。"我问他："我干点什么活呢？"他说："活多了，在农村就是干不完的活，看见院里那些雪没？从今儿个开始，你把大队和第三生产队的院里的积雪都要打扫干净，革命群众可以放假，你是个现行反革命，放哪门子假？"我只好点头称是。
接下来大队通信员给我找了把扫帚和铁锨，我瘸着一条腿在院里打扫积雪，他们隔着窗户往院里看了我几眼，嘀嘀咕咕不知说了些什么。我一边干活一边想，干部跟群众就是不一样，群众是那样的热情，他们却如此冷酷，看样子他们不比我那位连长师弟差什么，看来厄运还没有结束，真是从屎窝挪到尿窝来了。唉！反正我也豁出去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劳动就是好，不仅锻炼人的体魄，还锻炼人的意志，我赌着气用力地扫着雪，累得我通身是汗，脑袋呼呼直冒热气，不到两个小时我就干完了，我看见大队的领导已经陆续回家了，只剩下通信员小王了，小王背着手看了我一会儿就说："行了行了，回家吧，明天是初六，社员们都要干活了，明天你就到你们第三生产队去报到吧。"
这个姓王的通信员叫王成文，长得五官清秀，年纪不大，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就留在大队部当通信员，他待人非常随和，对我从来没发过脾气使过性子，说话一向很和蔼，因此我对他心存好感，回家后我老伴儿急得直嚷嚷："你怎么一去不回头，去了这么长时间？"我把经过讲了一遍，我说："咱们已经从屎窝挪到尿窝来了，别看群众挺热情，干部可不一样，比那城里的造反派只凶不次，尤其是咱们三队的那个政治队长杜景贵最不是个东西，对我又吼又叫，根本没拿我当人。"我老伴儿长叹一声："唉！我早有思想准备啊。"
大年初六社员们开始到生产队报到了。因为农村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过了正月十五，不算过完年，初六到那儿无非是大家互相问候一下，没有事可做，大家聊聊天谈谈心，因为他们几乎都到我家去过，彼此也熟悉。我按着政治队长的指示，没有资格在屋待着，只好抄起扫帚打扫院里的积雪，这时饲养员老王头过来了，他说："别扫了，咱们这个穷地方三天两头下雪，扫也扫不过来，等攒到一块儿再收拾吧，我提个建议好不好，大过年的，你给我们来段评书吧，让大伙儿也乐呵乐呵。"还有几个社员连声称好。您想在那种环境下我怎么敢说书，政治队长早已明令宣布只许我老老实实，不许我乱说乱动，以往我就吃了嘴不严这个亏，再不吸取教训，就更完了，所以我婉言谢绝了，说什么也没答应他们的要求，虽然他们挺扫兴，但是也理解我的处境。
因为节日没过完，我家的客人依然是络绎不绝。他们到了我家一点儿也不见外，有水就喝，有烟就抽，有几次正赶上我家吃饭，结果一让就吃，我心里反倒非常高兴，这才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比起城里那些华而不实的人，他们的品质高多了。
十五过后，生产队正式干活了，因为是数九寒天，别的活干不了，不管男女老少，都起粪，为将来春播做准备。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干这种体力活，生产队的东院有个大坑，这是积肥的地方，有牲口粪和人粪，都冻在了一起，需要把它们打开，用车送到地里，隔几步一个小堆，送粪倒容易，起粪可不容易，因为冰天雪地，那些粪已经冻成了铁块，需用大锤和凿子把它们一点一点地解开，一柄大锤有十四磅，抡两下还可以，多抡几下膀子就疼，我早就下定决心，再苦再累也比挨批挨斗强，因此我脱了大衣加入到凿粪的行列，社员们热心地告诉我怎么使锤怎么用凿子，怎么才能把硬如铁块的粪便打开，我才抡了七八下就冒汗了，社员看着我笑着说："行，还真有把力气。"有的社员说："打得还挺准，当心别把锤子打空了，砸在自己的迎面骨上。"
此后，起早贪黑就是起粪就是送粪，虽然累了些，我心倒比较安定，因为不挨批了，省去了多少人前受辱的烦恼，饭量也显著增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抡锤的本事越来越成熟，一点儿不比社员差。
开春了，万物复苏，大地解冻，春耕开始了，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是社员们最忙的季节。我自幼生长在城市，对农活一窍不通，连苗和草都分不清，全依赖社员手把手地教我。农活是相当累的，社员们起早贪黑地干，两头不见太阳，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能回家，只有中午一小时可以回家吃顿午饭。对我来说，比他们的负担还要重得多，每个周六杜达莲泡的"牛儿"们（地富反坏右）都要到大队部去汇报，社员们可以回家休息，我们晚上还要加班，一干就干到晚上十一二点，简直是又困又累。说来也怪，我那条受伤的腿没治也没吃药就自然而然地好了，腿也不疼了，跟正常人没有区别，我心里说这真是老天保佑啊！
杜大大队一共有七个"牛儿"，除了我之外，一队有两个地主，六队有父子二人，也是从鞍山遣送到这里来的，一个是老周头，一个是他儿子周士，老周头是历史反革命，周士是坏分子，我们第三生产队还有个老杨，他是沈阳人，孤身一人被遣送到这里，据说他是国民党的一个连长，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再有一个姓施，据说他在国民党的时候当过士兵，论理他不应该是四类分子，可是此人有个毛病，就是手脚不干净，爱偷东西，属于屡教不改，因此也划到我们这个小团体中，每次加班都是我们七个人在一起，真可以说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啊。
那时我女儿慧莉和儿子老铁都上了杜大小学，老伴儿在家也学着农民的样子开始养猪养鸡，好心的房东张大娘曾经告诫我们说："咱们这西下洼子苦啊，一个好劳力一年挣不了三百块钱，除去口粮二百四十块，剩下才五六十块，够啥用的？全靠着猪啊、鸡蛋啊能挣点外快，为了长久打算，你们也得养猪养鸡，来弥补生活的不足。"我们接受了老人的好心劝告，所以我老伴儿也买了头老母猪，还下了一窝崽子，老母猪下崽子那天我也很兴奋，结果下了七个崽子只活了两个，但这俩崽子非常活泼，使我们这个破败的家多少增加了一线生机，也添了一点乐趣，眼看着猪崽子越长越大，心里非常高兴。没想到好景不长，叫老黑的那个猪崽子不到一百天就死去了，剩下的那只花猪好不容易长到五十斤也无缘无故地死掉了，使人好不扫兴。怪不得有人说家缠万贯带毛的不算，不管是牲畜还是人他们都要吃喝都要生病，有一点儿照顾得不对，就难以存活，后来我老伴儿一赌气把老母猪也卖了。
我家那台金龙牌的自行车成了公共自行车，从我们家下乡那天起就不断有人来借，今天张三要赶集借车用一下，明天李四要看病借车骑一下，各式各样的理由把车借走，我们又不敢得罪他们，只好把车借出去，我儿子老铁气愤地说："那不是咱家的车嘛，我还想学车呢，结果车子老不在家，这个地方的人脸皮真厚，用别人的东西跟自己家的差不多。"我只好劝慰儿子说："人家管咱家借车是瞧得起咱家，千万别说这种话。"
在春耕正忙的时候，通信员王成文突然到地里找到我，他在地头喊道："单田芳，电报。"我一听就是一愣，谁能给我来电报啊，什么紧要的事情？尽管我不知道是啥事，心头升起不祥的预感，我赶紧把手中的家伙放下，从王成文的手里接过电报，上面有简单的几个字：父病重，速归。我的心顿时被掏空了。想到我那半身不遂的老父亲，临别时那副伤心的样子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肯定是疼子心切，一股急火病倒了。
我赶忙拿着电报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大队部，进屋一看，大队支部书记、大队公安都在，我把电报交给书记，我说："书记，我爸病重，我想请个假回去看看。"杜 xx 连眼皮都没撂，把电报推给我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他又训斥我说："你知道你是什么身份吗？刚来这么两天就想请假，谁家的老人不闹病，去去去，回去干活去。"我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又回到地里干活，社员刘凤齐是我们三队的生产组长也就是打头的，此人为人忠厚，对我非常同情，他问我："老单，啥事？"我把经过说了一遍，他说："那得回去啊。"我说："大队不给假，说我刚来的日子不多，像我这种身份的人不给假。"他眉头紧锁，晃晃头说："真他妈不像话，要是他爹有病，他早就也蹶子跑了。"
我没言语，一直想着我父亲。病重？病到什么程度？难道卧床不起了？要不是情况严重他不会给我发电报的。当晚收工之后，我把这件事跟全桂说了，全桂急得连晚饭都没吃，她要找大队论理去，我知道她嘴不饶人，所以没让她去，我说："也许过两天咱爸的病就好了，用不着这么着急。"我的嘴虽是这么说，可心里却急如火焚，一宿觉没睡好。
我强忍悲痛坚持着下地干活，没出三天，王成文又到地里找我："老单，电报。"我听后，马上心就缩紧了，我把电报接过来一看，字不多，上写：父病危，速归。上次是父病重现在是父病危，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硬着头皮又找到大队部，正好这几位都在，我把电报往上一递，又提出请假的要求，杜书记说："我不管病危还是病重，反正不能给你假，你就死了这份心吧，去去去，干活去。"我反驳说："书记，上一次是我父亲病重，有好的可能，我不回去也就罢了，现在电报上明明写着'病危'二字，看来人已经是不行了，我是他唯一的儿子，难道说连见上一面的资格都没有了吗？"杜 xx 把桌子一拍说："你白话什么？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快走走走。"说着把我赶出大队部。
在我回到地里的时候，社员们正歇气儿，大家把我围住问怎么回事，我一边抹眼泪一边把电报读了一遍，许多社员都说人都有父母，将心比心，人都病危了，怎么还不给假，这也太有点儿说不过去了，有的人甚至嘟囔道当干部的没他妈的好东西。社员们可以口无遮拦地随便说，这些话我哪敢说，只有默默地承受着痛苦。
收工后，我把电报让我老儿看了，我老伴儿说："看来老爷子是保不住了，他们要不给你假，我替你回去怎么样？不管怎么说咱家得回去个人啊！"我说："你是你，我是我，你能代表儿子吗？"她说："可也是，我走了，这个家咋办？"又过了几天，王成文又交给了我第三封电报，上面写着几个字使我眼前一黑，几乎摔倒，上写：父病故，速回。此时此刻，我也顾不了许多，手持电报，迅速跑到大队部，正好几个当家人都在，我控制不住情绪，边哭边说道："书记，我父亲死了，我想请假回去，料理后事，您看可以吗？"他把电报接过去看了几眼，好半天没说话，这次他的态度有所缓和，寻思了一会儿对我说："你先回去听信吧，因为你的情况特殊，大队没权做主，我们需要向公社请示，给假不给假全由公社决定。"
还说什么呢？我也没回地里，直接回到家里，王全桂把电报拿过去一看，也失声哭了起来，房东张大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忙过来询问，我老伴儿说明了经过，这位心地善良的老太太受了我们的感染她也哭了，她说："人都到了这个份儿上，还不给假，那也太没有良心，太缺德了。"
中午老铁、慧莉放学吃午饭的时候，通信员来了，跟我说："大队请示过公社了，决定给你五天假，允许你回家料理后事，但有个条件，必须准时归队。"我一听如蒙大赦，忙说："谢谢，谢谢。"既然上边给了假，我得马上开始行动，于是打点行囊，带了一百元路费，就要起身，我儿子老铁说："爸，我也去，我爷爷最疼我了，我得回去看看。"我说："你马上到学校请个假吧，咱爷儿俩一块走。"我儿子一溜烟跑到学校，时间不大就返回来了，他说："爸，老师准我假了，咱们马上走吧。"
我们爷儿俩急匆匆离开了杜达莲泡，一口气走到十八里，来到台安县城，这是我头一次进县城，好不容易找到客运站，坐上了去鞍山的公共汽车，我们爷儿俩一路上不断地掉泪，谁也没说话，我的脑子里一直闪动我父亲的身影，不知道此时此刻谁在他的身边，他的后事由谁来料理，想到这儿，我恨不得肋生双翅飞到沈阳。两个小时后，汽车到了鞍山站，我看了一眼这个使我身败名裂的城市，眼前一片模糊。我急忙拉着儿子跑进火车站，买了两张去沈阳的火车票，连夜赶到沈阳。
因为春天天长了，早晨五点多钟已经大亮，火车到达沈阳后，我带着儿子风是风火是火回到我父亲在沈阳的住处，由于时间特早，我用力地砸房门，砸开房门，开门的是我的继母，跟她在一起的是我二妹妹林华，我没想到我二妹妹已经先我一步来到沈阳，进屋还没说话呢，我二妹妹对我发起了脾气，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好狠心啊，爸爸病成那样，想你想得用头撞墙，又喊你的名字，又喊老铁的名字，结果到死也没把你盼来，你真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不孝之子啊！"二妹说的虽然言辞有些激烈，但也是实情，我边哭边对她解释："林华啊，并非你哥不孝，可你哥是什么身份，你是清楚的，我现在已经没有人身自由了，形同奴隶，我早就想回来，可人家不允许啊！"二妹听罢气儿才逐渐消了，问起我爸的后事，继母对我说："你爸所在的塑料八厂，很够意思，都是厂子工会派人处理善后，因为天要热了，尸体不能久存，已经被火化了。骨灰盒就在东塔火葬场寄存着。"我一听急得直跺脚，心说无论如何也得等着我见上一面哪，怎么我没回来就火化了呢！可一想人家也是出于好心，替我处理了后事，以我的处境，有什么理由埋怨人家？于是我提出要到火葬场去取骨灰盒，我二妹妹陪着我带着老铁坐着车子来到东塔火葬场，按号牌找到了我父亲的骨灰盒，他的骨灰盒是最便宜的，才八元钱一只，但质量还交代得过去，上面贴着父亲一张生活照。
我和我妹妹手捧骨灰盒坐在大厅里号啕大哭，老铁也放声大哭，嘴里不住地喊："爷爷我和我爸来看你了。"我二妹妹也哭得死去活来，在那种场合，到处都是哭声，谁也不笑话谁，我们一直哭够了，才逐渐地止住悲声，回过神来，我才问我妹妹我父亲死去的经过。
我二妹已经结婚，爱人是北京人，是钻研矿井勘测的，现在在沈阳矿务局清水台二井工作，跟我妹妹也在二井安了家，因为当时我的处境非常艰难，自顾不暇，二妹已经成人了，她的婚姻她做主，所以我一点儿消息也不知道。因为二井地处沈阳边缘，她跟我父亲是有联系的，我父病重后，是继母给她拍了电报，她才赶到沈阳，那时我和大妹三妹四妹都不在父亲身边，全靠二妹替我们尽孝了，再加上塑料八厂工会的支持，才给我爸安排了后事，钱都是工会出的。
我跟二妹说："大队只给了我五天假，我还要急着赶回去，关于父亲骨灰盒的事，我是儿子我应该带走，至于将来安放在何处还不好说。"二妹同意了。另外就是继母的问题，我俩一商量，父亲家里本就贫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破东乱西的东西倒也不少，就全给继母了，她自己的事情她自己处理吧。我俩决定之后，办理了取骨灰盒的手续，用个包袱包着，捧回到我父亲家中。
我俩跟继母介绍了情况，也对她说了些感激的话，继母边哭边说："你父亲命苦啊，我的命更苦，本想找个依靠的人，没想到他半道走了，既然你们兄妹都同意，咱们就各走各的路吧。"就这样，我和二妹带着老铁赶到二井，第一次与我二妹夫见了面。二妹夫是个知识分子，为人也很好，对我的事深表同情，但又无能为力，他找出很多件劳动服和劳动手套，让我带到农村去，我的确需要这些东西，在农村干活，又费衣服又费手套，他还给我买了两条烟，拿了二十块钱路费，我和老铁匆忙地住了一个晚上，就向他们辞行，赶回杜达莲泡。回家后，我把骨灰盒放到桌子上，用一块红布盖好，不知道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摆设，我对全桂介绍了经过，全桂说："这骨灰盒咋处理啊？"我说："天不是咱的天，地也不是咱的地，我也不知道埋到哪儿合适，就暂时放到咱身边吧，等将来选块好地方再让他老人家入土为安。"我老伴儿同意了，接下来我赶紧到大队去报到，大队一看我四天就回来了，也没说什么，此后照样下地劳动。
我这个人除了说书之外，干什么都不中用，笨手笨脚，无一长处，在劳动当中既陌生又拙笨，出了不少的笑话，难怪生产队的领导经常批判我。不是我找客观原因，一是我没干过农活，二是从未参加过这么繁重的体力劳动，就拿挖沟来说，每人一段，人家早都完成了，连妇女都干在我前面，而我却一个人还在汗流满面地吭哧吭哧地干着，而且挖的那沟又浅，坡面又不平滑，政治队长杜景贵站在沟边指着我鼻子说："单田芳，你连一个老娘儿们都不如，看你干的活，跟狗啃似的。"社员们听了哈哈大笑，队长说的确实在理儿，虽然我用尽了全力，却依然干不快，的确不如女人。因为干活我总被落在后头，挨训是免不了的事，为此我很苦恼。许多老农在背后对我说："老单哪，你过去说书是一门学问，农活也是一门学问，看似简单，不会技艺你也干不了，就拿挖沟来说，如何用力如何下锹都有一套学问，你光靠两个膀子用力是不行的，还得用腿顶，借助腿的力量和腰部的力量，才能挖得深，速度才能提高，另外土跟肉差不多也是讲横茬和竖茬，你得顺着茬口挖，一锹挨着一锹这样才顺当，否则你东一锹西一锹，就会挖个乱七八糟，所以你费力不出活儿。"我听罢之后心存感激，往往在收工之后，我找个没人的地方，开始练习，一点一点摸索经验，有道是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经过无数次的练习之后，我的劳动速度大大提高，半年之后，比任何人都不差，我颇感自负。
还有就是推土车修大坝的事儿，这是一年当中冬季的重头戏。每到冬天，农活干完了，劳力都得修坝，防止第二年洪水来袭，这可是一项强体力劳动，开始的时候我不会推土车，一推车就翻，车上装的土撒了满地，妨碍了后面的人过去，同时我装的土比别人都少，尽管我使尽浑身的力量，也是驾驭不了土车，正因为如此，在分组干活的时候，哪个组都不要我，嫌我是个累赘，往往人家都分完组了，就剩下了我一个人，站在地边没人要，非常尴尬。我心说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简直就是废人一个，跟买货一样，好的都被人挑走了，破烂的谁要，我就是那堆破烂，但每次都遇上好心人，像刘凤海、刘凤江、刘凤齐、张士凡等人还主动提出来要我，我真是受宠若惊，下决心不给人家丢脸，但是事与愿违，依然是推不动车，经常车子翻到过道上，严重影响了别人干活，虽然我两条膀子都要累折了，却怎么也改不了失败的痛苦。后来我农村的好朋友刘凤齐偷着教给我，他说："老单啊，推土车要有窍门，你看见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条袋子，叫挎袋，往脖子上一搭，一边还有个套，套在土车的手把上，推的时候腰要往前弓，两只手驾驭方向，全靠脖子和腰上用力往前推，这样才能平稳，还不用太费力，这就叫有钢使到刃上，你想一车土都有六七百斤，光靠两个胳膊哪能支持得住。"我听罢如梦方醒，哦，这里边还有这么多学问，刘风齐还建议我，自己掏钱买辆好点的土车，因为这种交通工具不是属于公家的，是每个劳动力必备之物，我回家和我老伴儿说完之后，花了二十五块钱买了一辆土车，还特意请刘凤齐过来帮着做指导，我老伴儿帮着我做了两条挎袋，用麻绳编的，能有五尺多长，外面包了一层厚厚的布，恐怕把脖子和两臂勒伤了，经过不断地学习和努力，我推土车的本事迅速提高，后来竟成为三队一流的土车手，往往一车重有六七百斤，我都可以轻松驾驭，从过去没人要的我，变成了抢手货。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逝，享年84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