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第一次听见“她不正经”这四个字，是在一九九七年正月过后的早市上。

我第一次听见“她不正经”这四个字，是在一九九七年正月过后的早市上。

风从早八点起就不老实，沿着菜市场的彩条布棚乱钻，把塑料口袋吹得鼓鼓的像小气球，拍在卖菜老李的帽檐上。

他拍了拍帽檐，憋不住笑，嘴里还是冒了一句：“哎呀妈呀，这风忒犟。”

我正蹲在小摊前给一把摇摇晃晃的餐椅换脚钉，掌心里攥着一枚自制的方木垫片，木尺别在耳朵上，铅笔压在后脑勺，像一根稳住心思的簪子。

有人往我摊前探头，压低声音道：“老周，你别太近乎，她家摊夜里还亮灯呢。”

我抬头，木屑粘在眉毛上，正对上她的目光。

她推着一辆自改的铁皮车，从街角拐过来，车上盖着军绿色的旧棉被，蒸汽从棉被缝里“嘶嘶”往外冒，像冻了一整夜的心找着了热乎。

她装作没听见，只朝我轻轻点了点头。

那一瞬，她眼角的细纹像一圈轻轻的水波，绕开了人们的目光，落到地上就碎开了。

“你说谁不正经呢？”我抻直了背，问。

“就她呗。”那人撇撇嘴，语气里带着随口一说的轻。

“晚上有人来买豆腐脑，嘀嘀咕咕的，咱这片谁不知道。”

我没答，又低头拧螺丝。

螺丝在木头里吃劲儿，发出细细的吱呀声，像一只耐心的小虫在钻洞。

我心里明白，夜里来的，多半是加班晚归的工友，或者附近澡堂的小工收工后买点热汤回家。

她摊上那盏煤油灯一直开到夜里十点多，风大时火苗偏向一边，照得她半边脸温暖，另一半被夜色轻轻收起。

人心安静时能辨分寸，嘴上话头一快，容易偏。

“二两香菜不拣根儿，三块钱喽。”卖菜的老李吆喝了一嗓子，像给这风里加了一句舒缓的调门。

我把椅子试坐了一下，没再摇晃，收起木尺，抬头看她。

她掀开棉被，铁瓢在铝盆里轻轻敲打，叮当清脆，像一面小铃在风里报平安。

“来一碗？”她问我。

“来。”我说。

她给我加了半勺咸菜芯儿，撒了葱花，一点点酱油沿碗沿滑出一条浅色的边，白气腾起像绵绵的雪。

我用手哈了哈气，端着碗站在风口，舌尖被烫得一缩，胸口却暖出一层汗。

我叫周庆，三十一岁，前年冬天从家具厂下岗，那会儿厂门口的红底白字牌子还立着，风一吹，“某某木器厂”的塑料字就微微打颤。

手艺没丢，刻字、修椅、配玻璃，统共这一点吃饭的本事，细活能熬日子，粗活顶风过冬。

家里老娘有哮喘，遇上风沙就犯，一声一声像旧风箱，吱吱呀呀，拉出来的气粗而长。

我和她住筒子楼，走廊尽头是公用水龙头，冬天结了厚冰，谁去拧都要先用热水烫一下。

妹妹小雪在纺织厂做临时工，二十三岁，赶一手好毛衣，她的婚事像一团慢火，要有耐心，不能急。

我们住的这片叫“九号院”，十几栋红砖楼排成一串，像一溜红色算盘珠子，一按就是一生的账。

每到晚饭点，楼道里油烟一层压一层，炒土豆丝的，焖大头菜的，煮玉米面的，锅盖“当啷当啷”响，好像谁在说：“日子就这么过。”

她叫林素，岁数跟我差不多，眼里有股不冷不热的清明。

她男人在外地跑运输，几年前一场急病没了，从此她接过了这辆豆腐脑车，日子不是换了一种，而是把重量分给了她。

每天四点半起蒸黄豆，五点磨浆，六点出摊，直到晚上十点收摊，双手常年被热汽薰得白剥剥的，指尖却有干裂的口子，抹一点猪油，第二天照旧。

人背后的话像风筝线，看不见，勒得人不敢回头。

我和她的来往，从一只保温桶起头。

那是前年大雪夜，我收了晚摊，手里攥着两块钱，想打一份热豆腐脑给老娘暖暖胃。

风大到把人往墙上拍，豆腐脑摊上的灯火被风吹得直跳，像个不服输的小火苗。

我端着碗刚到楼口，就看见楼道黑了，是临时停电。

我在黑里摸索，半碗汤不小心洒了，烫得手背起了一层泡，疼得人直吸气，又怕声大吓着老娘。

我摸回摊，吞吞吐吐道：“林姐，借我一个保温桶行吗，我妈喘得厉害。”

她没多问，把她家唯一的保温桶递过来，轻声道：“明儿还我就成。”

声音轻，像一滴水落进锅里，听不出波浪，却顺顺当当地到人心里。

我把热汤捧回家，老娘喝了一口，眼底就有了水光，像被风吹干的河床悄悄收回一点湿润。

第二天我洗了桶，擦得亮亮的，连盖子边缘都用牙刷刷了，又帮她摊子修了一个松动的桌腿。

她抿嘴一笑，白气从碗里冒出来，盖过她的笑，逼得人想凑近看清楚，这一笑在哪里落下。

从那以后，我有时会帮她抬黄豆袋。

五十斤一袋，扎得紧紧的，她把肩膀抵上去，咬着牙往肩窝里使劲。

我把袋子扛到肩上，走在前面，她在后面扶着，怕台阶滑。

那一回，我记住了一件小事。

她摊旁的搪瓷缸边上，有一个掉了漆的小缺口，位置总朝向她自己。

她总把这个缺口藏在里侧，留给客人的一面永远光滑。

一个人把缺口朝向自己，大概心里有分寸，愿意把圆满给别人，把磕碰留给自己。

“你啊，少跟她走那么近。”老娘后来提了一句，手里捧着缝好的棉背心，针脚密密，像她的担心悄悄从线缝里露头。

“人言可畏。”

我嗯了一声，没有顶嘴。

人到这岁数，说道理有时候不如递一杯热水。

九七年的春天比往年晚，旧棉衣一直压着肩膀，袖口磨得发亮。

我每天把修椅摊摆在菜市场西头，旁边是卖磁带的小孙，他放的多是那几盘“涛声依旧”“晚秋”“朋友”，一遍遍，听久了心里反而柔和。

寻呼台在街口支了个“BP机办理处”的牌子，年轻人围在门口，比划着腰间别机子的姿势，笑出了牙花子。

我们这些人，见过风的脾气，认得饭的颜色，对新鲜东西也不躲，心里却更认那几个老物件：木尺，暖壶，搪瓷缸，羊毛围巾，煤球炉火。

邻里间的话头，却是从一个午后紧起来的。

那天近黄昏，一位穿花棉袄的婶子在她摊前慢慢喝完一碗，放下碗时轻声道：“夜里也开门，辛苦啊。”

她点头笑了笑，说：“大家都有需要，能赶上就多做一会儿。”

婶子又补一句：“小姑娘们看见了，学勤快就好。”

她还是笑，眼神沉着。

我知道，她的话既是给客人听，也是在给自己定心。

做生意是她活下去的方法，来的是客，多半端着一份热气回家。

闲话从此变了调门，有的夸她勤，有的拿不准，有的随口就说，话在风里绕一绕，意思变了又变。

第二天，有个老主顾来修椅，手里提着一只切口不齐的凳子腿，笑说：“小周，别累着。”

转而又压低声音：“街坊话多，别往心里压。”

我点头，笑了一下，说：“我这是吃饭，修你椅子。”

我的手把木尺在椅脚边轻轻一划，木屑像雪末儿落在鞋面上，落下去就安静了。

我其实不是个爱出头的人。

人群里我习惯低头，写“周”字的时候，笔画会顿一下，因为左耳边总有声音提醒：别把自己往前推。

可一想到她那只搪瓷缸的缺口永远朝着她自己，我就觉得该替她挡一挡风。

风不长眼，挡得过一阵是一阵。

我回家跟老娘提了几句这事。

老娘握着热水杯，杯盖吱吱响，最后不过叹了口气：“你自个儿掂量。”

妹妹小雪在一旁织毛衣，棒针“嗒嗒”跳，手里织出一片平整的花样。

她说：“哥，人家林姐挺好的。”

她话轻，眼睛里带着年轻人简单的笃定。

“你知道啥？”老娘看她一眼，语气带着保护子女的惯性担心。

“街坊邻居的嘴，说风就是雨。”

“妈，风不都是从门缝里钻出来的嘛，塞上就小了。”小雪没大声，句子落在我心上，像把门缝塞进了一团棉。

日子照旧，摆摊，修椅，挣点毛钱买药给老娘，给小雪攒嫁妆。

她也照旧，磨豆子，熬卤子，掌勺，收摊，白天两袖热气，夜里两手清水。

我们像两条并行的小路，各走各的，却常常能看见对方的影子。

逢集那天，市场人多，我忙得顾不上喝水。

一抬头，看见她在我摊角放了一个茶缸，缸里插着一把旧勺子，水面漂着几片柠檬皮。

她说：“便宜柠檬，泡着，别上火。”

我说了声“谢”，把缸端起来咕咚咕咚喝了半缸。

那天风小了，阳光从晾衣绳间的被单缝里落下来，落在我的手背，照亮了那层旧旧的茧皮。

人有时候是这样，阳光不用多，大拇指甲盖那么大，心就松了。

直到有一天，风换了方向，吹得更紧一些。

那天晚上，城里临时停电，市场上的彩灯全灭，整片“嗡”的一声安静下来，只有远处路口传来BP机的嘟嘟声。

她摊前围了一圈人，黑影你挤我我挤你，有人笑说：“没灯也要吃上一口。”

也有人随口调侃：“这么晚还开摊，辛苦了。”

我刚好从修椅摊过去，手里提着刚买的灯泡，想回家换上。

黑里看不清谁说的，声音像泡过水的纸，晾干了也有纹路。

那一刻，她“嗯”了一声，像要解释什么，又像把话咽了下去。

她把煤油灯往上一提，微弱火把她脸的一半照亮，另一半隐在黑里，像她这些年的日子，露出一半，藏起一半。

不知道怎么，我嘴里先出了一句：“大家都不容易，图个热气。”

一出口，我自己都被自己吓了一下。

黑暗里一时安静，有人“嗯”一声，有人应和：“是个理儿。”

她回头看我，脸上看不见表情，只见煤油灯在她眼里跳了一下。

她把勺子放在铝盆边上，轻轻地说了一句：“轻车熟路有什么不好。”

那一瞬，我没反应过来她话里的深意。

后来我念叨了很多回。

轻车熟路，不是走偏门，不是图省事，而是把一条难走的生活路走熟走稳，走到不怕人看，走到心里不慌。

她的话像一盏灯，照的不是别人，是她自己的脚下。

停电那晚，我陪她多站了一会儿。

小风一点点薄下来，灯火在她的勺子边上跳舞。

我给她按了按摊子腿，怕刮着倒。

我记得很清楚，她掀棉被那一下，泄出的蒸汽像一股白幔，把我们和旁人隔开了片刻。

她低声说：“周师傅，你别往心里压，大家都是街坊。”

“我不压。”我说。

第二天，街道贴出一个通知。

为了扶持下岗人员个体经营，市场东头腾出一排临街小棚，租金按优惠标准执行。

我看了两遍，心里像有人点着了一根火柴，火星在风里一点一点亮起来。

这样的棚，有门，有顶，不用每天收摊子，不用看风穿不穿棚缝。

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微微发颤。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机会。

那天傍晚，我拿着木尺去她摊，木尺像旧时的旗子，虽然旧，举起来心就稳。

我对她说：“要不，我们合在一起，你做你的豆腐脑，我在旁边修椅，摊位一间省钱，也省力。”

她看着我，笑了一下，还是那种落在白气里的笑，声音温和：“行。”

只一个字，四平八稳。

我怕她误会，赶紧补一句：“主要是省成本，彼此照应，咱都好干。”

她点点头，轻轻重复：“轻车熟路。”

“轻车熟路有什么不好。”我第一次把她那句完整说出来，心里像合上了一扇门，门里头是干净的。

我把这事回去说给老娘听。

老娘沉默了好一阵，把手里的麻花放下，轻轻叹气：“你认准了，就干，别半道上掉链子。”

老娘的话，像一只稳稳的手按在我肩上。

她不是不怕风言，她是知道，人这辈子总要挑一次担子，看看到底有没有肩膀。

我们合摊的第一天，我起得比以往更早。

把小棚打扫得干净，桌脚垫平，门帘缝了一圈防风的边。

她把锅端进来，锅底擦得亮亮的，像面镜子，照出我们俩的影子靠在一起。

她在角落放下那只保温桶，是当年那只，我一眼认出它的缝隙，像认出一个老朋友。

我的木尺挂在墙上，旁边钉了一排钉子，串着螺丝和小配件，亮亮地排成一串鱼鳞，整齐得让人心里敞亮。

第一天来的人并不多，路过的人却总爱多看一眼。

有人进来坐一会儿，喝一碗豆腐脑，顺便把家里晃荡的椅子带来让修一修。

我手下忙，她勺子下忙。

风从门帘边掠过，熏得屋里一股豆香，这香不是冲人的，是往里坠的，像把人心压稳。

老娘午后过来，围巾捂着嘴，我给她端一碗，她喝一口，眼神里有了暖。

她没多话，只对林素点点头：“谢谢你。”

她笑了一下，说：“阿姨慢点儿喝，别烫着。”

人和人的关系，就这样被一碗热汤慢慢焐熟。

合摊做了一个月，事情慢慢有了变化。

早晨来排队的人多了几个熟面孔，老师傅、公交司机、环卫大姐，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儿干净实诚，分量足。

有人提着小桶来打，顺嘴就唤她一声“林姐”，语气里没了客气，像家里人。

有人修椅付了钱，又塞给我一小包螺丝，说：“留着用。”

门口摆了一盆她搬来的吊兰，叶子油亮，日头一照，屋里像多了一点水气，一种轻轻的绿意。

有一天，小雪过来帮忙，手脚麻利，一边装料一边逗老娘笑。

她悄悄跟我说，纺织厂这阵再缩编，她心里也打鼓。

我说：“不急，有手有脚，怕啥。”

她看一眼“BP机办理处”的牌子，又看我们的棚，笑道：“还是你们的小棚实在。”

她顺手把门帘边缝了一个口袋，塞了几支干净的筷子，说：“省得乱。”

生活里的好，常常就是有人多做了这么一小点，乱就不乱了。

也不是没有人来试探话头。

有个嘴快的，在门口掀着门帘，有一搭没一搭地道：“合摊了啊，辛苦不。”

我没抬头，只把锯条往下一压，木头“吱呀”一声，像回答。

他见没趣，笑了一笑，接过一碗豆腐脑，小口小口吃，吃完把碗边擦了擦。

她连眼皮都没抬，把一碗端到窗边老人面前，轻声道：“烫，慢点儿。”

更多时候，是她的细心替我挡了些风。

她把那只搪瓷缸换了个新位置，缺口始终朝着她，杯沿擦得亮堂。

她给我的木尺缠了布，怕夏天汗多滑落。

她在门口贴了一张手写的价目表，字不漂亮，却清清楚楚：豆腐脑一碗一块五，加蛋两块，咸菜不要钱；修椅腿一对两块，换皮面三块，螺丝赠送。

最下面写了一句小字：“谢谢您来，走好。”

我站在门口看了两回，心里的那根弦松了又紧，紧了又松，像跟着那句“走好”一起呼吸。

渐渐地，邻里的话头也没那么尖了。

对面面摊的小两口常常把多余的葱段递给我们，说一句“蘸着吃更香”。

花棉袄婶子领着外地亲戚来吃，吃完碗底朝天，抿嘴道：“你家这卤香。”

又看见我蹲着修椅，笑：“小周，手艺还是那股子稳。”

她的语气像秋天的风，不冷不热，吹过就过去了。

我以为日子就这样平稳往前走。

生活却总会拿出一点小考验，看你有没有把灯捂严实。

一个午后，我去批发市场拉木料，回来晚了。

她一个人忙不过来，门口排了六七个人。

偏巧这会儿煤气罐打不着火，火头“噗噗”响，烟把她眼睛熏得发红，她眯着眼咳了一声，把打火机扣在掌心里，还是没着。

有人说：“慢慢来，我们等着。”

有人笑道：“这么多人都爱吃你的手艺。”

我进门先放下木料，顺手把煤气阀关了又开，捂火，半分钟，火头突然一抹稳稳的蓝。

我把火调小，让火沿着锅底贴着走，不生不灭，刚刚好。

“火要小点儿，慢。”

我说。

她看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瞬轻松。

也就是那一瞬，门帘外头传来一声笑，听着像俏皮，不尖不刻，是打趣又不冒犯。

我只听见她“嗯”了一声，没有抬头。

她把勺子伸进锅里，舀起一勺，卤汁顺着勺边滑下，像雨落进土里，不惊不扰。

她端给一个工装小伙，小伙子接过碗，笑着说：“辛苦了。”

我没再回头。

手下的木尺贴在椅腿边，划过一道细细的线。

线这一划，我心里也像划出了一条界。

这屋里，锅里有火，手里有活，门外的风就小一点。

轻车熟路，就是这个意思。

又过几天，街道办的人来小棚里转了一圈，登记个体经营户，嘱咐我们注意安全卫生。

我们把灭火器摆在门后，按要求贴了紧急电话，心里也随之踏实。

小棚慢慢像座小炉心，把一些人一点一点聚在一起。

对门的老大爷习惯下午来坐一会儿，端着一碗，慢慢吃，吃完把碗底抿干净，还要用筷子敲一下碗边，轻声道：“好。”

垃圾桶边有一只猫，开始只是来翻翻边角，后来就住在门口花盆背后，冬天缩成一团，夏天摊成一张小毯，尾巴尖一抖一抖。

老娘的哮喘入夏时稍消，能去楼下晒晒太阳。

小雪的婚事后来落了地，男方是纺织厂隔壁机修间的小伙，人厚道，见我们家就紧张得手心冒汗。

他们俩站在小棚门口吃豆腐脑，怕烫彼此吹，吹得脸上都微微红，我看了心里觉得安稳。

“哎呀，别跟见领导似的。”我笑着说。

小伙“嘿嘿”两声，耳朵根红得像灯泡。

老单位的冯师傅有一回背着手来，递我一包用牛皮纸包着的螺丝和铰链，说：“厂里清仓，能用你就拿着。”

我接过，掌心沉甸甸的。

冯师傅看了一圈小棚，点头：“弄得好，稳当就是福。”

他拍拍我的肩，又朝林素点点头，眼睛里有赞许，不多言，转身走了。

背影在阳光里显出一点老年的硬朗，像旧板凳，老是老了，可坐上去踏实。

夏至那天，我们关门略早。

我和她在门口坐了一会儿，夕阳落在那只保温桶上，映了一圈橘红，像把时光轻轻系在桶沿。

她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收在柜子里。

她的手背上有几道浅浅的疤，是被锅边烫过的，新旧叠在一起，像年轮。

她看我一眼，说：“周师傅，合做这段，我没亏。”

我笑：“我也没亏。”

她想了想，又说：“以前我怕人说，现在觉得，日子清清楚楚，怕也就小了。”

我点头，心里把她那句“轻车熟路有什么不好”又念了一遍。

人走路，怕的是心里慌，不是路熟。

我们没走捷径，我们只是把该走的路走熟了。

慢慢地，小棚生意越做越稳当。

早晨的第一缕蒸汽总比阳光早半拍，从门帘缝里抬头就跑出去，像个急着报喜的孩子。

中午最热闹，修椅的、配玻璃的、打豆腐脑的都挤在这小方寸里，一屋子热气，一屋子脚步声。

晚间收摊后，她把锅底“滋滋”刷干净，我把地面再拖一遍，门框上新添的刻痕是给小雪外甥量身高用的，一道一道，像给生活做了标尺。

九七年的尾巴时，城里新盖起几栋楼，路口的BP机店也换了更亮的招牌，又开出一间“小灵通咨询”，门口拴着氢气球，吸一口嗓子变细，孩子们笑得倒在地上拍手。

我们看着新事物换了又换，心里没那么焦躁，我们手边的物件老着老着就成了根。

我偶尔也会抬头想，人这一生，要紧处不在改变多少，而在稳住几件事。

老娘的病情到了秋后有点小反复，夜里咳两下，我起身给她倒热水，捎带着看小雪织的新毯，线头收得干净，像心思收得稳妥。

林素常常把新换的姜片和陈皮分一点给我，说泡水暖胃。

我把她的煤气管换了一根新的，把接头拧紧，试了几遍不漏才放心。

小雪婚礼那天，九号院的楼道里挂起了几串红绸，邻居们都把门虚掩着，探头探脑又笑盈盈。

她挑着一盘子糖，笑着往门口挨个送。

礼堂里的磁带放着老歌，主持人的话筒偶尔滋滋响，大家都不在意。

我端着茶在门口招呼，衣服洗得干净又有褶，心里像给自己也办了一个小仪式。

她穿了一件浅色毛衣，围了一条淡蓝围巾，站在不远处，朝我点点头。

那一天，风不大，阳光把人心照得暖暖的。

日子总爱在人松懈的时候往里塞一点突发的小事，考考彼此的手脚。

冬天第一场雪下来的时候，小棚外的地滑，我把门口垫了两层草垫，还是有人差点打滑。

她从里头出来扶了一把，是个老大娘，头发花白，戴着一顶旧绒帽，帽沿落着细细的雪。

老大娘笑得不好意思，说：“你们这有心。”

她进来喝了一碗，喝完用袖口擦了擦嘴，又在口袋里摸了两块糖出来塞给我们，说：“甜口。”

我们笑着推辞，她偏要塞。

一些温暖，就这样互相递来递去，像冬天里一双手背着一双手，借一点热。

九八年春天，市场管理又规范了，统一门牌、统一卫生检查，收摊时间也更明确。

我们照章做事，不赶不躲，心里坦荡也就从容。

偶尔有人打趣我们“忙得过来吗”，我笑着说“还行”，她也笑，说“天天都有活干，心就稳”。

说话之间，锅里又咕嘟一声，把话头盖过去。

那两年，街坊里有谈下岗的，有谈小买卖的，有谈孩子上学的，话题来来去去，都落在一个“稳”字上。

我常把木尺在手里掂一掂，尺子上的刻痕越来越密，像一条窄窄的路从我掌心延伸到门口，再从门口延伸到街上。

一日复一日，熟悉得像闭着眼也能摸着门锁，摸着锅沿，摸到她把缺口朝自己的那只搪瓷缸。

我慢慢懂了她那句“轻车熟路”的另一层意思。

不是只说一门手艺走熟了，而是说，一个人的心也要走熟了。

遇见风，知道把门帘按一按；遇见夜，知道把灯芯捻短点；遇见人言，知道把它当风，从耳边过去，不必挂在心上。

春夏秋冬一轮又一轮，九号院里的孩子们从三轮车上跳下来，换成了能骑着上学的二八杠。

老李摊上的香菜从两块涨到两块五，他每次找钱都要叮嘱一句：“找零你看清啊。”

卖磁带的小孙慢慢改卖CD，再后来又兼着卖小电器，他放的歌也换了新派的，我偶尔听听，听不出门道，笑笑就过去。

我们的小棚新增了一个小黑板，粉笔字写上当天的卤子内容，早上是榨菜、香菇，中午会加一点海带丝，晚上就清爽一些。

她说：“老客人口味记着点，谁爱吃咸一点，谁要清淡点，心里有个谱。”

我点头，心里记账本上也多了一栏“谁是谁”，不仅是名字，而是习惯和脾气。

天凉时她会在靠墙的位置铺一条旧毯，老人家坐着不冷，孩子来吃要给半个鸡蛋，眼睛一亮，碗底也就见亮。

我忙的时候她会把我的水杯添满，杯子边永远擦得干净。

她忙的时候我会把窗口的雾水擦掉，怕人看不清里头的火候。

两个人做着做着，像两只手合拢成一个掌，端得更稳。

母亲的气色那年确实好了一些，走路不再那么喘，偶尔也能在小棚里帮忙洗洗碗，收收桌。

她对林素的语气，也从谨慎慢慢变成了亲近。

有一次我晚回家，老娘端出一盘玉米饼，说：“带去摊上，让人家尝尝，你林姐嘴不挑。”

我笑，说：“妈，你别总嘴甜。”

老娘也笑，眼角皱纹像一朵慢慢开着的花。

日子像被一双稳手揉开，面团发了，锅里的火稳了，人的心也跟着有了气。

有个周末，九号院搞了一场小小的联欢，都是街坊自娱自乐。

小孙拿了把二胡拉了两段，老李媳妇唱了个小曲，小孩子们在台下拍手乱跳。

我借来一个小木台，在上面演示怎么换椅腿，大家围过来看，唏嘘声里带着一点赞许。

有人喊：“周师傅手指头真灵巧。”

我笑着摆摆手，说：“这都不算啥，啥活都练多了就顺，轻车熟路。”

台下几个人一起笑，说：“这词儿好。”

我看见台边的她眼里有一丝亮，像在阳光里看见一粒细沙反光。

她后来跟我说：“你说话也越来越稳了。”

我说：“多跟你学。”

她摇头，笑而不答。

有一次，她出摊前忘了带围裙，我把自己那条旧帆布围裙递过去，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那条围裙在她腰间系得整齐，比我系得更好看。

她把口袋理了理，把针别在里头。

小针在布面上亮了一下，又安静地躺下。

这一点点细碎，像是生活在悄悄摆正它自己的边角。

九八年秋末，城里开始修一段新路，车流从我们这边绕行，市场边缘一度冷清。

我们也跟着安静了一阵。

她说：“淡季就当歇口气，手艺也需要让一让。”

我说：“趁这个空把椅子上的油漆补一补，棚顶也加一层防水布。”

我们把能做的做了，能修的修了，手脚不停，心就不慌。

过两周，道路通了一半，人又来了。

有人说：“你们的小棚还是香。”

我们笑，说：“还是老味道。”

冬天里，门口的猫学会了蹭我们的腿。

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花点”，因为它鼻尖有一小点白。

她笑，说：“你起名都像木工，简单实用。”

我说：“咋的，不好听？”

她摆手，笑：“中。”

我们彼此的玩笑，轻轻柔柔，像一碗不烫人的热汤。

妹妹小雪婚后一个月来帮忙，说想到我们的小棚就像回娘家，手一伸就知道哪是碗，哪是勺，哪是茶缸。

她说：“哥，我这心是定了。”

我说：“定心好，定心才有力气。”

她点点头，把围裙一系，又像从前的小丫头一样麻利。

老娘看着我们忙，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她说：“这叫一家子。”

我点头，心里觉得这两个字沉稳又舒坦。

又一场雪落下的时候，我们的小棚顶没有漏，门帘也挡住了风。

我在门口挂了一串灯笼，是塑料的，不重，晚上亮起来像两颗红红的果子。

她说：“喜气。”

我说：“图个好彩头。”

这年冬天，街坊里谁家有个喜事，就会端一盘子东西来互相走动，给彼此留一点香在记忆里。

她也学会了做一款简单的红糖年糕，切块裹上椰蓉，端给隔壁孩子们吃。

孩子们嘴边黏得白乎乎，笑着说：“林阿姨做的甜。”

她笑得眼尾弯成一条细线，手上还是那样干净利落。

我偶尔在忙里偷偷看她两眼，眼里没别的意思，只是觉得，人一辈子认真做好几件事情，就不亏。

有一回，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穿着干净利落，在我们小棚门口站了一会儿。

她问价钱，问得谨慎，手指轻轻摸了一下口袋，好像在算。

我把价目给她念了一遍，最后加了一句：“学生半价。”

她愣了一下，抬头看我，又看她。

她笑着点头，说：“学生就应该有口热汤。”

姑娘接过碗，坐在角落里，吃得慢，吃完拿出笔记本在角落写了一小段东西。

临走前，她把一张小纸条压在碗下，说：“谢谢。”

纸条上写了一句话：“人群里有一碗热汤，就没那么冷。”

我把纸条收进抽屉，同木尺放在一起。

这些小小的字句，像一阵顺风，吹到心里，不见形状，留得有痕。

春天又来了，风还会钻门缝，太阳也照常从屋檐下爬进来。

我和她的步子愈发默契，收摊时她先关火，我先放帘，清扫时她擦锅，我拖地，洗碗时她冲，我摆。

偶尔我犯懒，她会笑着敲一下木尺，说：“哎，周师傅，别偷懒。”

我就笑着挪步，干完活再洗手，水哗啦啦，像把一天的疲惫洗成了细白的泡沫。

有天夜里，棚外风起得大，我起身去看了一眼门帘，回来时她还没睡，靠在椅子上，小台灯下，一本旧账本打开在膝上。

她抬头看我，说：“明天要多备一点豆子，市里开会，人多。”

我说：“好。”

她又说：“你的木尺该上一次油了，边上起了毛。”

我笑，说：“你连这个也看得见。”

她也笑：“看你手。”

她说“看你手”的时候，我低头看，指腹的茧像环山的年轮，粗里透着细。

我那一刻很想说一句“谢谢”，但话到嘴边变成了“明儿早起我去磨豆子”。

她点头，说：“行。”

我们之间很多话不需要说得太满，留一点空，像给锅里留出一层水蒸气的位置。

又过了一阵子，小棚门口来了一位街道的同志，说想把我们作为个体经营示范户，拍几张照片，写个小报道。

我们笑着配合，照片里她端着勺，我拿着尺。

相片洗出来贴在公告栏，几个邻居在下面笑着指：“这两个，面善。”

我们不太会对着镜头摆姿势，可站在小棚里，自然而然背就直了。

这背直不是绷出来的，是心里不虚。

我偶尔会想，那些起初的话头，也许来自不了解，也许来自习惯。

时间一久，大家看见你是怎么把碗洗干净，怎么把锅刷干净，怎么把价目写清楚，就会把那些不确定放下。

我们做的，不过是一天一天端正这件事情。

九号院的春天里，柳树冒了新芽，楼下的晾衣绳多了几条彩色衣服，风吹过去，像一面面小旗。

孩子们踏着滑板车从门前过，铃铛叮当，猫“花点”悠悠地挪动尾巴。

我在门里拿木尺比着一条新进的椅腿，心里有种踏实的满足。

有一个午后，我突然记起很多年前在厂里的声音，锯末飞起，木头打磨后的光亮，师傅们的笑谈，像从遥远的房间透过来。

我想，生活没有把我丢在外头，它让我的手还在手艺上，让我的心还在热气里。

而她，也在她的火候上，掌勺掌得分寸恰当。

我有时候会在心里打个比方。

她是火，我是尺。

火把人暖了，尺把活定了。

火和尺，搭在一起，过日子就有模有样。

每到傍晚，我们并肩收摊。

我把门帘收起三分之二，她把锅里最后一点汤转成圆，刮干净，像给一天画一个句号。

句号不大，却很圆满。

她偶尔会说一句家常话，问老娘的气色，问小雪的近况。

我也会问她回家路上的灯亮不亮，鞋底磨没磨薄。

这些问候不惊天动地，却在日子里一遍遍确认：你在，你好，明天我们还在这里。

有一回，路灯出了点故障，小棚前一带暗了。

我们在小黑板上写了一句：“灯暗心不暗。”

有人看见了，进来笑着点头。

我不知道是谁把这句话传给了更多人，但渐渐地，邻里间说起我们的小棚，口气里有了一点温暖的认同。

那种感觉像冬夜里路过一个熟悉的窗子，里面有灯，有人，有气息。

再后来，BP机店搬走了，招牌摘下，门口空了几天。

小孙的CD柜换成了小录音机，开始卖收音机和电池。

街口新开了一家修表店，门上挂着一把大的铜钥匙，看上去威风凛凛。

我们在门框上又添了一道刻痕，小雪外甥又长了一截，他站在那儿咧嘴笑，嘴里有点豆腐脑的香。

她递给他一块红糖年糕，他接过来，嘴里含糊地说“谢谢阿姨”。

她笑，说：“慢点吃。”

这就是我们的小世界，稳稳地走，悄悄地暖，忙忙碌碌里藏着一些细腻的体恤。

偶尔也有人过来问：“你们两个，都还……好吧？”

我们点头，说：“好。”

好字落下去，就落在锅里，落在尺上，落在木屑里，落在小黑板粉笔灰的边缘。

我有一次特意拿木尺擦了擦，想看清刻痕多到哪里。

尺上刻的“1997”那道，已经被手汗磨得发亮。

我用指腹去摸，像摸一条看得见的时间。

这条时间先是细细的，然后一点一点变宽，最后成了一个能走两个人的小路。

路上没有鲜花铺着，也没有红毯招摇，有一盏灯，几件旧物，一个门帘，一条围裙，一把木尺，一只搪瓷缸。

它们像一些朴素的词，串起话，也串起人。

有天下午快收摊的时候，来了一位异地做工的小伙，背着包，一路风尘。

他坐下来，端一碗，三口两口喝净，放下碗说：“这碗汤，像我妈做的。”

我笑，说：“那就多吃一碗。”

他摆手，说：“赶车呢。”

起身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一角硬币，压在小黑板边，说：“留个纪念。”

她看着硬币，抬头笑了一下，说：“一路顺风。”

他点头，转身走，背影有点着急，又有点坚定。

我把那枚硬币也收进抽屉，和纸条放在一起。

我觉得抽屉里不止是木尺和螺丝，还有一些人与人的信任和温情，轻轻地躺着。

我们和周围的人一起，过着不声不响却稳妥的生活。

每一个清晨起火，每一声“滋啦”，每一把木屑落下，都是在告诉自己：你在，生活就有回音。

后来某一天，老娘靠在竹椅上打盹，我给她盖了条薄毯。

她醒来对我笑，说：“你这阵子黑了。”

我说：“黑点好，显得踏实。”

她笑得更深一点，眼角的皱纹里也藏了笑。

她又问我：“你们合摊的日子，还顺不？”

我点头，说：“顺。”

她“嗯”了一声，闭上眼又打了个小盹。

小雪那天送来一包新织的袜子，说给我们冬天穿不漏风。

她把两双放我这，把两双放林素那边，说：“都是家里人。”

我听到“家里人”这三个字，心里像被轻轻拍了一下。

那种稳，不是别人塞给你的，是你一点点做出来的。

我有时候会在夜里翻翻那本账本，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字，今天备料，明天备料；今天多来几位老客，明天来几位新面孔；今天收摊早，明天关门晚一点。

字小，密，像雨丝。

我在边上写了一句“轻车熟路”，写完抬头看她。

她正把勺子洗干净，抬头笑了一下。

那笑里有累，也有安稳。

我又低头把那句写了一遍，像是给自己加了一道弯。

人这一辈子，能把这四个字写进心里，就不亏。

有时候，邻居会提起当年的那些话头，像谈一阵过往的风，语气里没有锋利，只是一种调侃。

我们笑笑，不接，也不避。

我把门帘压一压，她把灯调一调。

风过去，灯更亮。

冬去春来，我们的小棚照旧开着。

会有新的人来，会有老的人在，会有不同的脚步经过，会有相同的热气腾起。

我们并肩站着，或坐着，或收摊时一起低头，眼神里都带着一个朴素的愿望。

愿每一碗热汤都有归处，愿每一把椅子都坐得稳稳当当。

有一天，我在关门前往门框上又刻了一道很浅的痕。

我没有写日期，只刻了一道细线。

我想把那道线留给以后，看它慢慢被手摸亮。

关灯的时候，灯罩里飞了一只小飞蛾，它绕了两圈，停在玻璃上，静静不动。

我把灯关了，飞蛾没有惊动。

我想，它也许把这里当过一次家。

我们把门关上，门后的热气还在，悄悄往上升，很薄，却真。

她把围裙叠得一丝不苟，放在橱里，轻轻关上门。

她转头冲我笑了一下。

那一笑，像是在说：“走吧。”

又像是在说：“明天见。”

我把木尺取下来，放进抽屉，合上。

门外有风，却吹不灭屋里残存的一点点热。

我们并肩朝夜色里走了两步。

脚步声落在地上，每一步都像一个稳稳的字。

我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别的什么。

风里有远处的音乐声，是谁家的收音机在播晚间节目，嗓音温和。

我也听见了街角有人在笑，小孩子追逐的脚步轻快，猫“花点”在门边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

我们把小棚留在背后，灯光关了，像把一天收进一个适当的盒子，盖上盖子，留一点空隙给热气散。

至于以后，留给以后。

这句话在心里一落地，便稳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小棚的门。

门帘收得整齐，黑板擦得干净，搪瓷缸在角落里不动声色，木尺在抽屉里安睡。

我知道，明天一早，我们会来，把门打开，把火点着，把话说上，把汤舀满，把一整天的日子再走一遍。

轻车熟路，走的是心安的路。

这条路不宽不窄，正好能容下两个人并肩，容下几件旧物，容下一碗热汤，一缕灯光。

它从九七年的风里起步，穿过了BP机的嘟嘟声，穿过了磁带的歌声，穿过了一场又一场换季的风，最后落在一个朴素的愿望上。

愿日子被认真地过，愿人心被温柔地对待。

我在心里又重复了一遍她那句话。

轻车熟路，有什么不好。

这话像是把灯芯捻了一下，火头稳，光不刺，热气正好。

我们走远了，脚步声渐渐小。

街灯亮了几盏，风把树枝轻轻拨动两下。

天很辽阔，城很安静。

我觉得自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稳稳地托着，托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这里不高不低，正好看见夜色里那些温暖的窗。

我想起第一次她把保温桶递给我时的那个夜。

想起她把缺口朝向自己的那只搪瓷缸。

想起她在停电的夜里说“轻车熟路有什么不好”。

这些像一串安静的珠子，从九七年一直串到眼前。

它们的光不耀眼，却亮得长久。

我不再回头。

夜色在我身后像一件披风，轻轻地搭着。

我向前走了一步，又一步。

风里飘来豆香，又像是记忆。

那香没有对错，只有温度。

这就够了。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