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满洲后：西方预判日本将攻苏，东京却决意先抢夺中国资源

摘要：1933 年 6 月，日本陆军高层会议上，“对苏作战” 议题被详细讨论。陆军大臣荒木贞夫（Araki Sadao）主张优先备战对苏战争，计划 1936 年发起进攻，称彼时 “既有开战理由，又有国际支持，更具获胜基础”。而永田铁山（Nagata Tetsuzan

1933 年 6 月，日本陆军高层会议上，“对苏作战” 议题被详细讨论。陆军大臣荒木贞夫（Araki Sadao）主张优先备战对苏战争，计划 1936 年发起进攻，称彼时 “既有开战理由，又有国际支持，更具获胜基础”。而永田铁山（Nagata Tetsuzan）、东条英机（Tojo Hideki）两位日本将军则持相反意见，认为 “日本若要对苏作战，需整合黄种人所有资源，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东条英机强调仓促行动风险极高，永田铁山（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主管情报）亦支持这一观点，指出 “对苏作战需有 5 亿人口的中国作为后方，像庞大劳工营般支持日本武士，并大幅提升日本在满洲的工业实力”。鉴于 1936 年前难以完成这一计划，他们建议利用苏联政府改善日苏关系的意愿，探讨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

主张 “为对苏战争充分备战” 的一派，核心诉求是先在满洲建立强大的军事经济基地、征服中国。然而，会议多数参与者虽认可 “中国因素” 的重要性，仍投票建议天皇将人力与财力集中于 “对苏备战”—— 苏联被定为 “头号敌人”。

日本军官与将领的侵略意图，并未逃过西方各国首都的关注 —— 西方实则希望日苏爆发军事冲突，并试图推波助澜。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向美国国务院汇报：“某军事武官助手告诉我，他与多名外国同行得出结论：日苏战争不可避免，或将在 1935 年春季爆发，部分同行甚至认为开战时间可能更早。”1933 年 10 月，格鲁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提及日本 “决心在适当时机清除苏联对其扩张计划的阻碍”，并指出 “煽动日本入侵西伯利亚并非难事”。

苏联对局势有着清醒判断。1933 年 3 月 3 日，外交人民委员部副委员列夫・卡拉汉（Lev Karakhan）在给联共（布）中央的信中写道：“我认为，对美国及其他欧洲国家而言，摆脱危机、化解远东当前局势的最佳方式，莫过于挑起日苏战争。他们会拉拢、逼迫我们卷入其中……”

为迎合西方政客的期待，日本政府刻意营造 “占领满洲只为建立对苏作战桥头堡” 的假象。早在 “九一八事变” 爆发前数月，日本政府就正式询问英、法政府：“若日苏开战，能否获得两国直接支持？” 在政府默许之下，日本右翼势力大肆开展反苏宣传，毫无根据地要求在支付满洲渔业区租金时获得额外特权，并于 1931 年 3 月 16 日袭击了苏联驻东京商务代表。

1931 年 10 月底，即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不久，日本政府命驻苏大使广田弘毅（Hirota Koki）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施压，谎称 “有传言称苏联向满洲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对抗日军”。苏联外交部回应称：“苏联尊重与中国缔结的国际条约…… 即便以‘援助’为名实施军事占领，也与苏联的和平政策及世界和平利益相悖。” 但 1931 年 11 月 19 日，日本政府再次以强硬措辞要求苏联 “停止干涉满洲内部事务”。11 月 20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答复：“苏联政府在与各国交往中一贯奉行严格的和平政策，高度重视维护并巩固与日本的现有关系，坚持不干涉他国冲突的立场。苏联相信日本政府亦愿维护两国关系，并在所有行动中尊重苏联的不可侵犯利益。”

此举明确展现了苏联的立场：拒绝如西方所愿卷入日满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对日本侵略漠不关心。1931 年 9 月 25 日，《真理报》在题为《军事占领满洲》的头条文章中写道：“唯有中国工农革命在中共领导下取得胜利，才能终结帝国主义对中国劳动者的暴行。中国工农多年来武装反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成效显著。如今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镇压中国人民，全世界劳动者都奋起支持中国革命。苏联劳动者密切关注中国的斗争，始终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苏联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道义与政治支持，令日本当局不满。日本军方频频武力威胁，扬言对苏开战，苏满边境 “边境事件” 频发。面对日军的挑衅，苏联政府要求日本政府 “制止满洲部分军方势力系统性开展的反苏活动，此类活动正加剧日苏关系紧张”，同时采取措施避免两国武装冲突。

1933 年 6 月，苏联向日本提议出售其在满洲修建的中东铁路（俄文：КВЖД、英问CER），这一举措正是苏联为消除日本挑衅借口所做的努力。当时，日本对 1932 年 12 月苏中恢复外交关系不满，蓄意围绕中东铁路制造紧张，借铁路运营频繁挑起严重冲突。在持续两年的谈判中，苏联政府最终以 1.4 亿日元的价格（远低于苏联在铁路建设中的投入），将中东铁路转让给伪 “满洲国” 政权（实则由日本控制）。

然而，苏联为缓和日苏关系所做的努力，遭遇日本的明确拒绝 —— 日本政府与军方无意与苏联建立长期睦邻关系，反而蓄意将 “远东日苏战争威胁” 打造成常态化因素，迫使苏联不得不加强国防建设。苏满边境由此陷入一种 “局部军备竞赛”：双方均在边境部署大量兵力与武器，以防战争中战败。但本质区别在于：苏联对远东邻国无领土野心，仅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而日本已走上对外扩张道路，妄图凭借军事力量建立庞大殖民帝国，计划将苏联远东与西伯利亚地区纳入其中。

1933 年 3 月，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无视国际舆论，公然继续推行对华扩张政策。日本的野心不止于满洲，还试图通过在兴安省、内蒙古、新疆大肆安插间谍，扩大对苏与对蒙古人民共和国（МНР）的作战基地。日本的威胁促使苏蒙两国于 1934 年 11 月 27 日缔结双边协定，约定 “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他国军事入侵”。这一协定打乱了日军计划 ——1935 年初起，日军开始在满蒙边境公然组织挑衅与武装袭击。1936 年 3 月，《苏蒙互助议定书》签署，规定 “若一方遭军事入侵，另一方需提供包括军事在内的一切援助”。日本右翼势力借此大做文章，以 “布尔什维克俄国侵略”“对抗共产主义威胁” 为口号，进一步煽动国内反苏情绪。

1936 年 11 月 25 日，日德两国在柏林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其秘密附件第二条规定：“协定有效期内，缔约双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与苏联缔结任何违背本协定精神的政治条约。” 至此，日本实际上已将 “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排除在议事日程之外。

获得德国这一西方 “强力盟友”（不久后意大利及其他亲德欧洲国家也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后，日本备受鼓舞，加速扩大对华扩张。而苏联加强东部地区防御的举措，对日本将领形成震慑，迫使他们一再推迟对苏作战计划。日本军政界逐渐形成共识：“与苏联决战前，需先迅速打赢对华战争。” 除政治与经济目的外，日本发动对华战争的另一核心目标，是将中国打造成稳固后方，为日后对苏进攻奠定基础。

1936 年 8 月 7 日，日本政府通过秘密决议，明确指出：“鉴于当前日苏关系及‘北进政策’实施情况，对华施策的核心应是尽快将中国北方打造成反共、亲日满的区域，并推动全中国成为反苏亲日地区。”1937 年 6 月 9 日，即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一个月，驻扎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集团军群）参谋长东条英机向陆军参谋本部发报：“从对苏备战角度分析当前中国局势，若我方实力允许，最优策略是先打击南京政府（即国民党政权 —— 作者注），消除后方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