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去世时，遗体躺在洛桑的出租公寓里，这处居所是他与妻子因失业而被迫搬离家乡后租下的。乔治·洛朗·里瓦拉，一个原本不该在异国他乡，以推销员身份结束职业生涯的人，于1962年9月6日逝世，年仅46岁。他的死因很可能是自杀。里瓦拉在日内瓦生活了大半辈子，早年便投身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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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里瓦拉于五十年代中期在毕尔巴鄂执行商务任务期间。图片由里瓦拉家族提供

一起尘封了六十年的旧案：一名瑞士银行职员，如何成为佛朗哥一场金融风暴的核心人物，牵动战后西班牙的政商神经。

他去世时，遗体躺在洛桑的出租公寓里，这处居所是他与妻子因失业而被迫搬离家乡后租下的。乔治·洛朗·里瓦拉，一个原本不该在异国他乡，以推销员身份结束职业生涯的人，于1962年9月6日逝世，年仅46岁。他的死因很可能是自杀。里瓦拉在日内瓦生活了大半辈子，早年便投身银行业。然而，四年前在西班牙的那场噩梦，彻底颠覆了他的人生。他曾是数百起金融犯罪的幕后执行者，而1958年末爆发的“里瓦拉案”，也成为佛朗哥最重大的金融丑闻之一。

新书《瑞士特工：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资本外逃》（Galaxia Gutenberg出版社）即将上市。尽管情节酷似侦探小说，但西班牙国家远程教育大学社会史与政治思想教授恩里克·法埃斯在书中叙述的全部内容，都有确凿史料佐证。这位历史学家的研究始于撰写工业贸易部长德梅特里奥·卡尔塞勒的传记，其线索则来自“里瓦拉案”卷宗中的20箱档案。“起初我在西班牙银行档案馆寻找线索，因为西班牙外汇研究所的文件理应存放在那里，但最终在行政总档案馆的经济犯罪法庭档案库中找到了它，”法埃斯解释道。他还查阅了瑞士联邦档案馆中的瑞士内政部文件，并参考了另外10个档案馆的资料。当他以为一切尘埃落定时，甚至成功采访到了案件主角里瓦拉的儿子。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里瓦拉进入毕尔巴鄂银行瑞士分行工作，该分行于1933年设立，旨在接收西班牙储户在瑞士的存款。1951年，该机构并入瑞士银行公司，里瓦拉留任原职。两年后，他首次来到西班牙，此后数年间多次往返，身负双重隐秘目的：先是招揽西班牙客户开设未向国家申报的账户，随后定期亲自拜访，告知其储蓄、证券及投资状况。

由于业务性质非法，里瓦拉所在的公司会发送内部备忘录，要求他们格外谨慎。“这几乎是一本简明的秘密特工手册，”这位48岁的历史学家指出。备忘录要求不写客户姓名，避免在公共场合被目击与客户共同出现，也防止电话通话被监听。为了完成工作，里瓦拉制定了密码体系，并委托可信赖的人员代为收发文件。

“这是普遍做法，”法埃斯强调，“其他银行家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位历史学家还透露了另外两名代理人的姓名，其中一人主要服务于经济实力雄厚的巴斯克地区客户。“这是门槛低、利润丰厚的生意。”

乔治·里瓦拉 (Georges Rivara) 的最后一张肖像，拍摄于 1962 年他去世前不久。由里瓦拉家族提供

里瓦拉案始于1958年11月30日。一名衣着考究、西班牙语流利的男子步出阿维尼达宫酒店——这是他每次造访巴塞罗那的固定下榻处。里瓦拉坐进他的欧宝奥林匹亚纪录版轿车准备出发，却被一辆车拦住去路。刑事调查队的一名警官打开车门，上车后命令他前往拉耶塔纳大道警局。当时，那里因酷刑而臭名昭著。里瓦拉虽未遭受酷刑，却也未能保持沉默。佛朗哥政权警方的跟踪调查极为彻底。“弗朗哥政权警方在打击经济犯罪方面展现出的专业水准令我惊讶，他们堪称首批犯罪学研究人才，”法埃斯解释道。在警局接受简短问询后，里瓦拉便打破了本国法律规定的银行保密义务。

究竟是谁向巴塞罗那刑事调查队提供了线索，导致他们开始跟踪里瓦拉？猜测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里瓦拉在巴塞罗那可能有情妇因报复而告密，也有人认为警方是根据案件最终为国家带来的收益收取佣金。调查由专业警官阿图罗·乌雷塔主导。他的手下搜查了汽车后备箱，发现了里瓦拉与马德里、毕尔巴鄂和圣塞瓦斯蒂安客户名单的往来信件。巴塞罗那警方也清楚该联系谁：声誉卓著的公证人费德里科·特里亚斯·德·贝斯。他们前往其办公室，请他致电警局与里瓦拉通话，由此明确了他们计划成立公司的借口根本站不住脚。公证人提交了巴塞罗那的客户名单，上面列有数百人。许多人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加里格斯律师事务所，这家律所拥有良好的国际人脉。

内战结束时警察阿图罗·乌雷塔 (Arturo Ureta) 的肖像。内政部总档案馆

此案很快被移交至经济犯罪法官何塞·维拉利亚斯·博什处。其工作依据是内战期间为战时经济和自给自足经济制定的法律。里瓦拉被押解至马德里，在安全总局接受审讯。调查在短短一个月内迅速推进，瑞士外交部门几乎来不及反应。维拉里亚斯为名单上的每个名字逐一建立了档案。

12月12日，佛朗哥在与内阁的月度会议上提出此事，要求内政部长卡米洛·阿隆索·维加“详尽汇报警方调查此案的行动”。维加的发言内容在会议记录中被划掉。此外，由发展主义者阿尔贝托·乌拉斯特斯领导的商业部曾探询过特赦逃税者的可能性，以换取公共财政急需的资本回流。逃税者辩称开设海外账户是为了更便捷地获取外汇。该方案最终未获讨论。外界认为，佛朗哥主义者试图以反资本主义为借口将此案政治化，最终否决了该方案。

巴塞罗那警方报告里瓦拉于 1958 年 11 月被捕的文件。内政部总档案馆

该案的政治与舆论控制彻底失控。国际媒体以夸大其词的报道大肆渲染。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更使该案成为特例。1959年3月9日，判决书签署后，涉案872人的姓名全数刊登于西班牙《国家公报》。公众得以知晓欺诈者被处以的罚款金额（实际低于预估）及他们在日内瓦藏匿的外币数额。

作者在公布姓名时采取了谨慎态度，他认为数据保护法和名誉权法一直被曲解用于限制对历史的研究。但《国家公报》已在线发布。这份逃税者名单勾勒出一幅可能的图景，让我们得以窥见20世纪50年代末西班牙财富的地理分布。名单涵盖格里福斯公司和德拉加多斯公司的高管、阿吉拉尔出版社的出版人、靠走私外汇致富的乔迪·普约尔之父、政权高官、瑞士雀巢公司西班牙分公司的管理层、日渐式微的加泰罗尼亚纺织业企业家，甚至包括歌手玛鲁希塔·迪亚兹。

瑞士银行公司“信任、安全、谨慎”的口号，在此案中荡然无存。1959年末里瓦拉返回瑞士时，他的前途也随之破灭。尽管公司支付了逾百万比塞塔的罚款，他却失去了工作和声誉。一个原本在黑暗中游走、却未曾被真正接纳的“特工”，在被曝光后，自然也成了弃子。

里瓦拉的人生，就这样被那个时代无声地吞噬。他或许从未想过，自己手中那些关于财富与秘密的档案，最终会将他推向深渊。他只是历史大幕下的一名掮客，一次次往返于日内瓦与巴塞罗那之间，在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与瑞士的金融世界里穿针引线。他所服务的那些大人物，那些深谙权力游戏规则的富豪和高官，在事发后迅速将他抛弃。没有人再愿意提起那个曾经为他们保守秘密的人。里瓦拉的自杀，像极了一枚被用尽的棋子，在棋局结束后，无声地倒在棋盘之外。这背后是时代的复杂性，是权力与金钱的纠缠，更是个体在宏大叙事面前的无力感。一个时代，就这样以一个人的死亡，完成了它的某种告别。

作者：乔迪·阿马特（Jordi Amat），西班牙记者、作家、评论家

来源：日新说Copernicium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