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只要一聊起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这五个朝代总是会最先蹦出来。

我们只要一聊起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这五个朝代总是会最先蹦出来。

大家比来比去，不是比疆域，就是比军力，要不就是比谁的皇帝更有魄力。但如果我们只谈“文化最繁荣”，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会是唐朝，诗三百首的光环太耀眼了，盛世美名传了千年。

可我在翻过不少史料，细细琢磨之后，越想越觉得，若真论文化的厚度与广度，最能配得上这四个字的。

最能配得上“文化最繁荣”这四个字的，其实还得是宋朝。

这主要是我认定了一点：文化的繁荣，不能只看宫廷里吟诗作画的那几个人，也不能只看几位文学大家留下了多少传世之作。

文化要真繁荣，得是全社会都在参与，有创造力，有传播的土壤，底层和上层都得有声音。

换个明白话来说就是，不能只看那座尖塔有多高，还得看塔基有多厚。

汉唐固然辉煌，但那是属于士族和权贵的辉煌。汉代的经学、唐代的诗歌、书法，大多出自少数人之手。

百姓当然也有自己的文化。祭祀、歌谣、故事、民俗。可这些东西很少有机会进入主流的史册。唐朝有俗讲、变文，有市井艺人说书唱曲，但传播范围有限，影响力也有限。

它的文化像是挂在高堂上的名画，远看惊艳，近看却发现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

宋朝就不一样了。它通过制度，把更多人拉进了文化的舞台。

科举制在宋代彻底铺开，不再是唐代那种门槛高得吓人的玩意儿。士族在宋朝逐渐被边缘化，一个寒门子弟只要咬咬牙读得起书，就有可能进士及第，走进庙堂。

这个变化的意义很大。它不仅改变了谁来治理国家，还让更多普通人的思想、笔墨，进入了主流的文化视野。

书生寒窗十年，中个举，不只是光宗耀祖，更是把自己家那点乡土气息、生活见闻带进了官场和文学里。

另外。我们都知道。

制度是骨架，经济是血肉。

宋朝的经济，真是古代中国商业化最厉害的一个时代。北宋的东京汴梁，南宋的临安，人口都是百万级，夜市灯火通明，茶楼、酒肆、勾栏、瓦舍……

热闹得让人眼花缭乱。海外贸易繁盛，泉州、明州港口一片繁忙，外国商人络绎不绝。纸币“交子”开始流通，买卖方便了，财富流转快了，市井百姓的日子宽裕了，自然就有闲钱闲心去看书、听戏、买画。

技术的突破，让文化的传播进入了快车道。活字印刷在宋代出现并逐渐普及，书籍的价格掉了下来，种类也多得惊人，不光有经史子集，还有话本小说、游记笔记、养生食谱。

坊间的书铺像雨后春笋，书摊上的书，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奢侈品。

在宋朝，你能想象一个手艺人晚上翻着话本乐呵的样子，这在唐朝是难得一见的景象。

文学创作方面，宋代的花样真不少。词的成就自不必说，从柳永、李清照的细腻婉转，到苏轼、辛弃疾的豪放奔腾，风格多样。

更可贵的是，宋代文学跳出了诗词的窠臼，笔记、话本、游记纷纷冒头。

沈括的《梦溪笔谈》写天文地理，也记身边趣事；洪迈的《容斋随笔》天南海北地聊；勾栏里的说书人，把市井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这些都是文化的活水。

它们不只写给文人看，而是面对整个社会。

绘画、书法、音乐、戏曲，同样热闹。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一卷活生生的宋代城市生活；米芾、苏轼写字不再拘泥古法，写出了自己的性情。

南戏在南宋时期悄然萌芽，为元明清的戏曲打下了底子。那时候的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你抬头就能看见、伸手就能摸到的。

还有，宋朝在对外文化交流上，也比很多所谓“强盛”的朝代更开放。虽说军事上被辽、西夏、金牵制，但在文化和经济上，宋朝敞开大门。

高丽、日本、东南亚、阿拉伯商人频繁来往，带来乐器、技法、思想，也把宋瓷、茶叶、丝绸带到海外。

这种来来往往，让宋代的文化更有包容性，也更有新鲜感。

汉唐的文化像是宫殿，辉煌却高不可攀；宋代的文化更像一座大城市，人人都能走进去，能逛、能看、能参与。

汴梁的书坊、临安的勾栏、江南的水乡、边地的驿站，文化在宋代的流动之快、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这是由下而上的繁荣，厚实得很。

明代虽说科举更成熟，但朱元璋的高压政治，把思想给压住了。永乐大典固然浩大，却是整理多于创造。清代康乾盛世看似风光，但文字狱阴影笼罩，外部的冲击又接踵而至，文化的创造性就逐渐式微了。

在我看来。

假若我们要从文化参与的广度、经济的支撑力、技术推动的力量、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传播的速度，以及对外交流的开放度来看，宋代都占着先手。

它的繁荣，不只是几颗高峰，而是一整片绵延的山脉；不只是庙堂里的礼乐，而是老百姓日常的喜怒哀乐。

真要选一个朝代当“文化最繁荣”的代表，还有比宋朝更合适的吗？

恐怕没有了吧。

来源：史芬奇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