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到目前爲止的考慮可以讓人們知道要從什麼方向去追問大眾媒體的 “ 功能 ” 。大眾媒體有助於社會的實在建構。例如，持續重新實現社會的自我描述，以及持續重新實現社會認知到的世界界域，這可能是以共識或歧見的形式進行（例如，當所關乎的是 “ 森林死亡 ” 的眞正原因時

第十四章公共領域

到目前爲止的考慮可以讓人們知道要從什麼方向去追問大眾媒體的 “ 功能 ” 。大眾媒體有助於社會的實在建構。例如，持續重新實現社會的自我描述，以及持續重新實現社會認知到的世界界域，這可能是以共識或歧見的形式進行（例如，當所關乎的是 “ 森林死亡 ” 的眞正原因時）。雖然大眾媒體沒有要求獨佔實在的建構，畢竟每個溝通在自己所考慮的東西中，在自己所遺忘的東西中，都有助於實在的建構。然而，大眾媒體的協助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所關乎的是廣泛的傳散、「匿名的並因此無可預見的獲知」這個可能性的話。這尤其意味著 —— 而且聽起來可能非常弔詭 —— 如果所關乎的是在對獲知的回應中製造出不透明性的話。因此，結果 —— 如果不是大眾媒體的功能的話 —— 似乎就在於藉由透明性再生產不透明性，藉由知的透明性再生產結果的不透明性。換句話說，這意味著：再生產未來。

如果人們將大眾媒體系統和公共領域區別開來的話，就能繼續發揮這個首先是弔詭的、只能被過去 / 未來這組當下的區別解決的命題。對此，人們必須首先提出 “ 公共領域 ” 概念，這個概念足以清楚地和大眾媒體系統區別開來，而且也和 “ 公共意見 ” 概念區別開來。

在 “ 公共領域 ” 概念中似乎始終內建著無可預見性這個要素。在古典法學論述中， “ 公共的 ” 被定義爲任何人皆可進入，也就是排除對進入的控制。因此，印刷品和大眾媒體的節目是公共的，因爲並不存在對獲知者的控制。然而，從這個概念來看，這只是「公共的」的一部份。公共廁所既不是意見也不是大眾媒體的產物。用眞實或隠喻的方式來理解的話，可進入性概念指向空間與行動。如果人們從行動轉換到觀察，這個限制就能得到修正。如此一來，依照貝克的建議，人們就能將公共領域定義爲對全社會中每條系統界線的反省 [1] ，或換句話說：定義爲全社會的次系統在全社會中的環境 a ，亦即，所有互動和組織在全社會中的環境，以及全社 會 的功能系統和社會運動在全社會中的環境。這個定義的好處是能夠轉用到全社會的功能系統。如此一來， “ 市場 ” 可以是經濟組織和經濟互動在經濟系統中的環境 [2] ； “ 公共意見 ” 可以是政治組織和政治互動在政治系統中的環境 [3] 。

系統界線在運作上無法被跨越，這仍然是成立的。然而，每個進行觀察的系統都能反省到這一點，也同樣是成立的。系統在自己的界線之內看見，必然還存在一個外面，否則界線就不會是界線。如果特殊的激擾經驗重複出現在系統之內，系統就能預設在環境中對此負責的其他系統。相對於此，如果系統反省到自己受到來自外面的觀察，而又不確定是誰以何種方式觀察，那麼系統就會將自己視爲在公共領域這個媒介中是可觀察的。這可以但不必然使系統取向於可一般化的（可代表公共的）觀點 。 在功能上與此相等同的策略還有保密與假裝。

圍繞著保密、僞裝、隱瞞、假裝（虛僞）的論題群，特別在十六、十七世紀的（被印刷出來的！）文學中被製造出來，而且這些論題群絕不只作爲以國家理性爲名的政治理論，它們也在戲劇中以一些例子表達出來，這些例子關聯到市場，而且針對著不折不扣的社會行爲 [4] 。接著，在十八世紀，人們著重要求公共領域作爲貫徹理性的工具，以抗拒上述對社會交往的必然性的重視。然而，這已經是一種窄化的，彷彿憲政主義上的公共領域概念，它要求例如意見自由、新聞自由、廢除審査制度。這個爭論本身立基於一個更爲一般的「公共的」概念，而保密策略、假裝策略以及稍後對 “ 私領域 ” 的致力保護，則因對立於這個概念而顯得獨特。公共領域因此是一般的全社會反省媒介，它記錄著界線的不可跨越性以及 —— 因此激發了 —— 對觀察的觀察。

十八世紀末公共意見這個被人們強調的概念出現之前，印刷機早已經被用來爲那些有政治企圖的溝通取得公共共鳴，並藉此讓決斷機構受到雙重干預：針對這些機構的書信以及這些書信所引起的公共共鳴。在英格蘭，早在十七世紀，對君王和國會的請願就被印刷出來，但仍保留寫有地址以及恭敬順從語氣的信件形式。在法國，法庭在十八世紀開始將自己對君王的抗議印刷出來，以扮演公共領域的角色來對抗單一公認的 “ 公共個人 ” ，也就是君主 [5] 。在政治統治機器中，溝通的公共可進入性，就藉著印刷機的協助而擴張，而且也正因如此，將公共意見視爲判斷政治事務的最終機制的想法才會出現。雖然，甚至因爲，公共領域無法在政治上作出決斷，反而一定程度上是處在政治系統界線之外，但是，它在政治中被以政治的方式加以使用，並被複製到系統中。

因此，大眾媒體的功能不是生產公共領域而是再現公共領域。在此， “ 再現 ” 所意味的是 “ 收縮 ” 、化約。正是由於 “ 公共領域 ” 始終爲所有系統，包含大眾媒體系統本身，描述界線的無可進入的另一面，而且此公共領域無法往特定的夥伴系統這個方向加以特殊化，所以用「實在建構」這個形式再現公共領域是必要的 —— 所有次系統，更確切地說，所有人，都能參與到這些實在建構，而又不會由此使人們有義務以特定方式與之往來。因此，在持續出現的事件中，大眾媒體對公共領域的再現同時保證了透明性與不透明性，亦即，以「當時具體化了的客體」這個形式來保證某種論題性知識，並在「何人以何種方式回應這個知識」這一問題上保證了不確然性。

正如我們已經一再提及的，這個道理是 “ 自我套用式 ” 構想。這個道理也適用於大眾媒體本身。大眾媒體藉由再生產自己爲系統，也製造出帶有一個內面以及一個對系統而言無可進入的外面。如果大眾媒體反省的不是與外在的特殊關係，例如與政治或廣告主的關係，那麼大眾媒體也會將外面反省爲公共領域。然而，這樣的反省對大眾媒體而言還具有另外一個位置値，因爲在這個位置値上，大眾媒體的功能變得能夠辨識出來。所以，大眾媒體幾乎不會回頭求助於保密與假裝這些功能等同的策略，即便到最後還假裝成並未假裝的樣子。在此可以接上一種隱喻式的再描述 [6] —— 例如，以專業倫理這個形式進行，它使記者有可能將自己的付出理解爲對公共領域的服務，將這種服務當作是「對自主性要求的證成」和「利益中立的理由」， 而且爲此制度化批判性標準與專業共識。如果所關乎的是 大眾媒體系統的自我控制，那麼圍繞著「新聞業 / 專業 / 倫理」而生的限制就有好的意義了。這種限制也提供了一個始終是烏托邦的出發點，去拒絕閱聽人或特定利益團體的願望。但是這些成就必須以一個有嚴格限制的自主性概念來換取。在此而且只有在此，以弔詭的意義去談及 “ 相對自主性 ” ，才會有意義。

[1]Dirk Baecker，Oszillierende Öffentlichkeit，收於 Rudolf Maresch 所編，Medien und Öffentlichkeiten，Boer 1996。

a這裡的環境指的是被次系統在觀察層次上所描述出來的全社會内環境，而不是在運作層次上與這個次系統相對立的全社會内環境。

[2]請參閱 Niklas Luhmann，Die Wirtschaft der Gesellschaft，Frankfurt 1988，頁 91 以下。

[3]請參閱 Niklas Luhmann，Die Beobachtung der Beobachter im politischen System：Zur Theorie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收於Jürgen Wilke所編，Öffentliche Meinung：Theorie，Methoden，Befunde. Beiträge zu Ehren von Elisabeth Noelle-Neumann，Freiburg 1992，頁77-86。

[4]請參閱例如Francis Bacon，Of Simulation and Dissimulation，引自：Bacon's Essay，London 1895，頁12-15；Juan Pablo Mátir Rizo，Norte de Príncipes (1626)，引自新版Madrid 1945，第 21 章，頁119-122。Torquato Acetto，Della dissimulazione onesta (1641)，引自：Benedetto Croce 與 Santino Caramella 所編，Politici e moralisti del selcento，Bari 1930，頁143-173；Madeleine de Scuderi，Conversations sur divers sujets 第一冊，Lyon 1680，頁300以下。二手文獻請見例如 Ulrich Schulz-Buschhaus，Über die Verstellung und die ersten“Primores”des Héroe von Grácian，Romanische Forschungen 91 ( 1979)，頁411-430：August Buck，Die Kunst der Verstellung im Zeitalter des Barock，Festschrift der Wissenschaftlichen Gesellschaft der 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Wiesbaden 1981，頁85-113；Margot Kruse，Justification et critique du concept de la dissimulation dans 1’Œuvre des moralistes du XVIIe siècle，收於Manfred Tietz 與 Volker Kapp 所編，La pensée religieuse dans la littérature et la civilisation du XVIIe siècle en France，Paris 1984，頁147-168。這份文獻明白指出，保密本身的政治問題植根於上層階級的一般道德準則中。就此而言，批判秘密政治與要求公共領域，同時就是「政治系統分出」的指標，因為它們自然無法應用到今天被視為“私人”的人的行為上。

[5]對此的特別說明，請見Keith Michael Baker，Politics and Public Opinion Under the old Regime：Some Reflections，收於Jack R. Censer與Jeremy D. Popkin所編，Press and Politics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Berkeley Cal. 1987，頁204-246。

[6]這是在下面的意義下談的，Mary Hesse，Models and Analogiesin Science，Notre Dame 1966，頁157以下。

本文转自公众号 | 大尾魯曼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