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人們想要從這些分析中得出大眾媒體對全社會的功能，那人們就必領首先回到一組根本的區別，亦即運作 / 觀察這組區別。運作是事件的實際發生，這些事件的再生產執行了系統的自我生產，這意味著：執行了系統與環境的差異。觀察使用著區別，以便標示某個東西（而不是其他東西）

第十三章 大衆媒體的功能

如果人們想要從這些分析中得出大眾媒體對全社會的功能，那人們就必領首先回到一組根本的區別，亦即運作 / 觀察這組區別。運作是事件的實際發生，這些事件的再生產執行了系統的自我生產，這意味著：執行了系統與環境的差異。觀察使用著區別，以便標示某個東西（而不是其他東西）。即便觀察也理所當然是一個運作（否則觀察就不會出現），但卻是一個高度複雜的運作，這個運作藉由一組區別，將所觀察到的東西與未觀察到的東西分隔開來；而未觀察到的東西始終也是「觀察」這個連作本身。「觀察」這個運作在此意義下就是它自己的盲點，這個盲點才眞正使人們有可能去區別並標示某個特定的東西 [1] 。

我們必須使用運作 / 觀察這組區別，以便能在全社會理論中考察一個在生物學演化理論中擴散的洞見。所關乎的是認識到，生命對其環境的適應無法回溯到認知能力與認知成就，而是如果一個能夠發展認知能力的系統要存在的話，那麼生命以及對生命而言足夠的適應性始終必須得到保證 [2] 。這一開始當然無法用來證明社會系統的情況也是如此。但如果人們澄清了這個問題，那麼人們很快就可 以洞悉，如果人們想期待，系統必須單單藉由認知來適應環境的話，那麼這個問題應該會導致一個運作上無法履行的系統自我要求。情況之所以必然如此，只因爲系統在面對環境的複雜性時，缺少“必要變異”（阿許比）。甚至「觀察」這個概念也指出，世界絕不會被觀察到，更別提可以被認識，因爲每個觀察都會透過一個“未寫出的跨越”製造出一個自己所觀察不到的“未標記空間” [3] 。我們所要觀看的並不是，意識系統或以溝通爲基礎的社會系統如何能從這種不相稱的系統環境關係中逃出來，反而只能去問，一個關連到環境的認知如何參與一種特定系統類型的演化機會。然而，必須首先得到保證的是，環境會容忍系統的自我生產。亦即，在全社會這個社會系統的情況中首先必須關心的是，溝通會銜接上溝通，而且不是所有從溝通到下一個溝通的過渡都必須監控對此而言必要的所有環境條件，也就是說必須另外對「參與者是否依舊有生命」一事進行溝通。因此，認知在這些條件下主要是取向於內部。首先需要確保的是，一個溝通會合於另外一個溝通 [4] 。也就是說，所關乎的是足夠的行爲，而不是例如，空氣是否足夠將一個聲音從一個有機體帶到另一個有機體。如果條件出乎意料地不再被給予的話，人們將會把這件事記錄爲干擾，並（再次藉由溝通）尋找出路。

這導致一個根本的問題，即，溝通必須具有怎樣的性質，才能既再生產自己，而又擔負認知功能，並將再生產部分或訊息部分分隔開來。答案是，溝通一般只有透過能在自我觀察中（在理解中）區别告知與訊息，才會出現。沒有這組區別，溝通就會崩潰，而且參與者就可能依賴於感知某些他只能描述爲行爲的東西 [5] 。告知與訊息的差異正好符合一個要求，即，從溝通進到下一個溝通不必取決於訊息是否完整與切實。而且只有因爲存在著這組首要的、構成性的差異，溝通才能將自己二元符碼化（例如鑑於可接受 / 不可接受，切實 / 不切實），並藉此以某組區別來探索環境——而這組區別在環境本身中是缺乏關聯物的。沒有這組進到系統自己運作中的區別，系統就無法構成可一再辨認的同一性，而且無法發展出記憶；系統也無法演化，無法建造自己的複雜性，無法以肯定方式或否定方式測試結構化可能性，而且同時也無法一直提供系統持續自己的自我生產時所需的最小條件 [6] 。社會，如我們所認識到的，也許就會不可能了。

基於同樣理由，也可以不必對溝通的理解提出高度要求。要求雖然可以提高，但如此一來，這些要求就會需要分化出來的特殊論述。一般而言，矛盾和誤解會在溝通中一併進行著，只要它們不阻塞溝通的話；的確，理解實際上始終是一個不理解「誤」的誤解。

從這些一般系統理論的以及全社會理論的考慮那裡，我們可以進一步跳躍到現代社會的大眾媒體。根據上述所說的一切，大眾媒體的功能在於引導全社會系統的自我觀察 [7] ——藉此並不是意指著諸客體當中的某個特殊客體，而是一種將世界分隔爲系統（亦即，社會）與環境的方法。所關乎的是一個普遍的觀察，而非一個隨客體而異的觀察。我們已經在其他脈絡中 [8] 談及系統記憶的功能，這個系統記憶爲所有進一步的溝通準備了一個持續被媒體重新載入的背景實在。而且所關乎的是一個觀察，這個觀察自己製造自己的可能性條件，並在這個意義下以自我生產的方式進行著。這是因爲不確然性和被應用到觀察的區別都是系統的產物，而不是例如，被事先給予的世界屬性，或是在世界的統一中，可於存在論上或先驗地確立下來的組成成份（“範疇”）。這也意味著，進一步溝通的引發是在系統本身中被再生產出來的，我們不應用人類學來將它解釋爲，例如，求知驅力。

因此，如果人們將大眾媒體的任務看成是提供關於世界的切實訊息，並以此衡量大眾媒體的失靈、實在扭曲、意見操弄——彷彿大眾媒體可以是其他的樣子——那麼就無法瞭解到“大眾媒體的實在”。大眾媒體在社會中恰恰實現了一個雙重結構，這個雙重結構包含再生產和訊息，包含一個始終已經適應的自我生產的持續和認知上接受激擾的意願。大眾媒體對訊息的偏好——這個訊息因爲公開而喪失它的驚訝値，也就是持續被轉換成非訊息——讓我們清楚看見，大眾媒體的功能在於持續製造與處理激擾——而不是在於增加認識，也不是在於社會化或教育，以使人們順從規範。大眾媒體循環地持續製造與詮釋由特定時間點上的訊息（也就是作爲做出一組區別的區別）所帶來的激擾，這所造成的實際結果是，出現了一些對於世界以及對於社會的描述，而現代社會在自己的大眾媒體之內與之外皆取向於這些描述。

人們自然無須假設說，激擾只出現在大眾媒體系統中，而不出現在例如婚姻中、課堂中、或其他互動中；正如同權力也不只是出現在政治系統中，規範化不只是出現在法律中，眞不只是出現在科學系統中。可激擾性是自我生產式系統最一般的結構特徵，這個特徵在現代描述中所佔的位置，曾經是歸給自然和被當成自然而固定下來的事物本質 [9] 。可激擾性是起因於，系統具有一個在所有運作中都一併起作用的記憶，並因此能經驗與彌補不一貫性——這無非是指：可以製造實在。這指出了可激擾性、訊息處理、實在建構、記憶之間的一個遞迴性構成關連 a 。一個專門致力於此的功能系統的分出有助於強化一個專門致力於此的溝通方式，並同時常態化這個溝通方式。只有在大眾媒體那裡，我們才會每天期待這個特殊的成就，而且只有如此，現代社會才有可能像大腦一樣在自己的溝通過程中以內因性不安定的方式配置自己，並因此才有可能不受到被建立的結構過於強大的束縛。

與大眾媒體這個功能系統不同的科學，可以被專門化爲只獲取認知性收益，亦即全社會的學習過程，相對於此，法律系統則安排著一種期望，人們是以規範性、與事實相抗的方式堅持這種期望，因此這種期望也是沒有學習意願的。然而，將認知性與規範性分別劃分到科學與法律，這種作法絕對無法用來劃分並藉此滿足全社會溝通中所有對取向的需求。在一般情況下，全社會溝通既不取向於科學， 也不取向於法律。但全社會溝通在現代的世界社會中也無法一直聽命於僅僅是地方性的、僅僅是在最狹小圈子中出現的日常知識。因此，大眾媒體的功能應該是解決這個既非認知上也非規範上被專門化的需求。大眾媒體向所有功能系統保證一個被整個社會接受的，對個體而言也是已知的當下，這些功能系統可以從這個當下出發，如果所關乎的是選擇一個隨系統而異的過去，以及確立出對系統而言重要的對未來的期望的話。如此一來，其他系統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而適應自己的預期與過去之間的關連，例如，經濟可以適應公司或市場中出現的新消息，並以此爲基礎，確立自己的過去與自己的未來之間的關連。

派深思已經看見，大眾媒體爲現代社會的“互換”所做出的特殊貢獻是在於溝通自由度的提升——而且他把這類比於貨幣在經濟中的功能 [10] 。如果人們額外考慮到現代社會的可激擾性的提升，以及在互動與組織裡大眾媒體溝通與日常溝通之間的遞迴性網絡的話，那麼人們就可以擴充派深思的診斷。大眾媒體一方面將溝通吸入，另一方面刺激持續進行的溝通 [11] 。也就是說，大眾媒體持續將新的溝通應用到迄今溝通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下，大眾媒體負責生產現代社會的“固有値”——這些固有値正是那些在認知性領域中、規範性領域中以及評價性領域中較穩定的取向，這些取向不能從外面給予，反而它們之所以能出現是因爲運作被遞迴地應用到自己的結果 [12] 。

一個數百年之久的傳統似乎已把我們引入歧途，結果，大眾媒體就被當成有害的東西。這個傳統認爲，全社會系統的穩定性依賴於共識——如果不依賴於一個以顯明或不顯明方式締結的社會契約，而且不再依賴於被共同信仰的宗教的話，那也依賴於經由共識而接受的背景信念，如同哈伯瑪斯將這些背景信念放進他的生活世界概念一樣。如果情況眞是如此，那麼大眾媒體就會是一個起著「去穩定 化」作用的因素，這個因素盡一切力量摧毀掉這些前提，並用法國人也許會稱作象徵暴力的東西替換棹這些前提。

然而事實上，全社會的穩定性（ = 再生產能力）首先是依賴於客體的製造，這些客體可以在進一步的溝通中被當成前提 [13] 。要是說社會主要是依靠契約或可透過規範而求得的共識，那將是極具風險的事。客體由於溝通遞迴地起作用而出現，而這些溝通沒有禁止客體的對立面。而且客體只將剩下的問題留給人們去決斷，是要同意還是拒絕 。 現代社會將「這些客體被“給予”」一事 b 歸功於大眾媒體系統，而且如果溝通過程本身沒有確保這個必要條件的話，人們就幾乎無法設想，一個由溝通運作組成的，並且遠超乎個體經驗界域的社會如何能起作用。

這個道理只不過再次證實了溝通主要必須解決一個時間問題，而這個道理也適用於，而且正好就是適用於處在加速壓力下的大眾媒體。這個問題就是，人們如何從一個溝通進到下一個溝通；而且即便在全社會系統變得高度複雜並且對自己不透明，每天都大量接受變化，而且必須將這些變化當成激擾而轉成訊息時，這個問題依舊存在。社會不可能仰賴事先確保的，要於運作中證實的共識來解決 這個問題。相反：每一個顯明的溝通都會重新提出「接受或拒絕」這個問題，也就是拿共識去冒險，而且我們都清楚知道人們即使在而且恰恰是在有歧見時能夠進一步溝通。這種冒著歧見的風險，這種藉由溝通來測試溝通，在現代的條件下簡直失去了控制。正因爲如此，溝通必須沿著那些被它自己所構成的，並被當成論題的客體來進行。大眾媒體主要就是負責製造出已知的東西，並時時刻刻對它加以變化，如此一來，人們就能在銜接的溝通中冒著引起接受或拒絕的風險。

我們以全社會記憶的理論來總結上述分析。系統能觀察被自己的運作製造出來的「系統 / 環境」差異，它在以觀察的方式進行運作時（或著用史班賽—布朗的話說：在讓這組差異再進入系統時），需要一個時間上的雙重取向，亦即，一方面需要一個記憶，另一方面需要一個開放的未來，這個未來一直提供「擺盪於區別兩邊」這個可能性 [14] 。據此向全社會系統提出的而且根本上是由大眾媒體來解決的問題就是：如果系統只有當下可用，亦即實際上沒有時間可用的話，記憶功能和擺盪功能如何能組合在一起 [15] 。 而且這個問題只是舊問題的另一種形式，即，一個複雜的系統如何能同時確保充分的冗餘和充分的變異。

如果人們想要一開始就根據未來來描述記憶的功能，那麼人們就必須放棄心理學上可信的想法：記憶是指偶爾在需要的時候回想過去的事情。反而，記憶伴隨著系統的所有觀察，甚至是伴隨著實現的觀察，而且，記憶會給予「遺忘」與「記起」不同的對待。記憶在此的主要效能是在於遺忘，而且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系統才會記起某些東西。因爲如果沒有遺忘，沒有騰出容量給新的運作的話， 系統就沒有未來，更別提有可能從當時被使用的區別的一邊擺盪到另一邊。換句話說，記憶起著擦去痕跡、壓制，以及偶爾禁止壓制的作用。如果當下的運作引發重複，使某個東西被“重新載入”到騰出的容量，那麼這個東西就會被記起，不論它被記起的時間有多短或多長 [16] 。由此，人們無法推論出，記憶以關連到環境的方式來 運作， 亦即幫助系統持續適應其環境不斷變化的狀態。對另一個外部觀察者（帶著自己的記憶）來說，記憶看起來確實是如此。然而，在系統本身中只存在一個持續重新啓動的内在一貫性測試，在這個測試中，記憶執行著遞迴，並將系統對那些令人驚訝的新意義要求的抵抗加以組織。而且就如同我們已經說過的：藉由系統運作抵抗系統運作，系統就製造了實在。

一般而言的溝通系統與個別而言的大眾媒體，其記憶效能是由溝通論題產生的。因爲會凝結成一個論題的，就只有那個能組織一條意見序列並對未來的「是」或「否」選項開放的東西。論題就是使諸溝通相關在一起的一個區塊，彷彿是能視需要而更換的“局部”模組。因此，論題使高度分化的記憶得以可能，這個記憶能容忍論題随時變換，而且能讓這個論題的隨時變換成爲可能，而同時仍保有「返回暫時被擱置的論題」的權利。

所有功能系統都會有其特殊的記憶，因此，例如，貨幣經濟會有一個記憶，這個記憶被規定要遺忘當時被支付的貨幣的來源，以使這筆貨幣容易轉換下去 [17] 。大眾媒體的記憶也同樣在系統內部起作用，但卻在系統之外爲社會這個廣含系統帶來相應的功能，亦即，大眾媒體讓社會能夠持續連接過去與未來。顯然，社會對大眾媒體的這種使用方式，關連著對冗餘和變異的極高度要求。現代社會提出這些要求，而旦必須將這些要求以時間的方式記錄下來，並藉由過去 / 未來這組區別算清這些要求，因爲若沒有時間這個意義面向上的延伸，被持續重新建構的實在就會因爲內在矛盾而瓦解。而這個道理尤其解釋了，這項成就需要強大的選擇判準，如此一來，這些選擇判準本身就必須藉由分出和運作性封閉來加以保護。

[1]這些概念在這裡只規定得很簡要，我在其他地方已有更詳細的描繪。請見Niklas Luhmann，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Frankfurt 1990，頁68以下。

[2]請見例如，A.Moreno、J. Fernandez與 A. Etxeberria，Computational Darwinism as a Basis for Cognition，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ystemique 6 (1992)，頁 205-221。

[3]這些是George Spencer Brown的術語，前揭書（1979)，頁7，並與頁5有關。

[4]面對龐大訊息量時，一個數位化的、順序的、依賴“傳輸容量”的運轉方式所擁有的好處，也請見W. Ross Ashby，Systems and Their Informational Measures，收於 George J. Klir 所編，Trends in General Systems Theory，New York 1972，頁 78-97。

[5]更詳細的描繪，請見 Niklas Luhmann，Soziale Systeme: Grundriß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Frankfurt 1984，頁191以下。

[6]順帶一提，這一點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也適用於有生命的有機體，這些有機體中最基本的範例（單細胞生物）只能藉由二元圖式化來認知，負責這些二元圖式化的，不是整個系統，而是系統的次過程。這些次過程必須進行測量——而環境中不存在相應於這些測量的東西。

[7]對此，也請見Marcinkowski前揭書（1993)，頁113以下。

[8]本書頁120-121〔譯按：請見邊碼120-121〕。也請見索引。

[9]對於生物，請參闘 Jean-Baptiste Pierre Antoine de Monet de Lamarck，Philosophie zoologique，Paris 1809，新印於Weinheim 1960，第一冊，頁 82 以下。

a德文版這一句出現了兩個記憶，應為誤植。

[10]請見 Talcott Parsons 與 Winston White，Commentary on：“The Mass Media and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Society”，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6 (1960)，頁 67-77。

[11]因此——我們再次回到前面所說的——需要一個特殊的符碼化，以便在運作上封閉住大衆媒體系統。如果人們只注意作為溝通的溝通，那麼大衆媒體的活動就只呈顯為協助全社會的自我生產而已，也就是有助於全社會系統的分出而已。

[12]請見 Heinz von Foerster，Objects：Tokens for (Eigen-) Behaviors，收於同一作者，Observing Systems，Seaside Cal.1981，頁274-285。對於特別是溝通運作的遞迴性，也請見同一作者，Für Niklas Luhmann: Wie rekursiv ist Kommunikation?，Teoria Sociologia 1/2 ( 1993)，頁 66-85。馮•佛斯特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溝通是遞迴性——當然，得出來的是數學結論。〔譯按：這個問題就是馮•佛斯特文章的標題：溝通如何遞迴？〕

[13]對於這個比較，請參閱Michel Serres，Genèse，Paris 1982，頁146以下。他在此使用了“準客體”這個起強烈限制作用的概念。〔譯按：中譯本請見米歇爾•塞爾，《萬物本原》，蒲北溟譯，2003，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130-142。〕

b原文為 Es “gibt” solche Objekte。es gibt…通常譯為「存在著…」或「有…」，此種譯法忽略了gibt的原義：給予。作者在此特別將gibt加上引號，就是要強調「存在著這些客體」其實意味著「這些客體被給予」。

[14]對此，請見Spencer Brown前揭書（1979)，頁54以下。

[15]人們已經在早期浪漫主義具洞察力的表述中發現這個問題。請見例如Novalis，Blüthenstaub 109：“普通的當下會藉由限制來連接過去與未來。接觸藉由凝固、結晶化而出現。但是存在一個精神性當下，它藉由解開那個連接來指認過去與未來。”引自 Werke，Tagebücher und Briefe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s，Darmstadt 1987，第二冊，頁283。但是，人們幾乎不想將這種寄於“精神”之上的希望轉移到大衆媒體那兒。

[16]馮·佛斯特就是這麼認為的，請見Heinz von Foerster，Das Gedächtnis：Eine quantenphysikalische Untersuchung，Wien1948。也請參閱同一作者，What is Memory that it May Have Hindsight and Foresight as well，收於 Samuel Bogoch 所編，The Future of the Brain Sciences，New York 1969，頁19-64，德譯本收於同一作者，Wissen und Gewissen：Versuch einer Brücke，Frankfurt 1993，頁299-336。

[17]請參閱Dirk Baecker，Das Gedächtnis der Wirtschaft，收於同一作者所編，Theorie als Passion，Frankfurt1987，頁519- 546。然而在此人們必須補充一點，即，在某些情況中，法律系統可以被用來修正這種在經濟上典型和必要的健忘。

本文转自公众号 | 大尾魯曼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