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灵堂设在堂屋，父亲的黑白遗像上方笼罩着一层薄纱，两侧点着白蜡烛，香炉里的香灰堆积如小山。悲痛的亲友络绎不绝，唯独不见大姐胡丽华的身影。

归途

＂你大姐连爹都不送最后一程，算什么亲闺女！＂二叔朝我使了个眼色，声音压得低，却足够母亲听见。

那是1985年盛夏，蝉鸣聒噪，热浪滚滚。父亲胡建国突发心脏病去世，我们家的老式红砖平房门口挂起了白幡。

灵堂设在堂屋，父亲的黑白遗像上方笼罩着一层薄纱，两侧点着白蜡烛，香炉里的香灰堆积如小山。悲痛的亲友络绎不绝，唯独不见大姐胡丽华的身影。

我站在门口迎客，接过一个又一个装着白布和钱的信封，机械地说着＂谢谢＂。脑子里却一遍遍回响着电报的内容：＂父病危速回＂，那是三天前发给大姐的。

＂建华啊，节哀。＂李主任拍拍我的肩膀，他是父亲学校的领导，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干部装，手里提着用报纸包着的两条＂大前门＂香烟。

＂谢谢李主任，请进。＂我把他迎进屋内，看着他在父亲遗像前鞠躬，默默点了三支香。

父亲一辈子在县里当小学教师，工资从四十多元到七十多元，微薄的收入却要供我们三个孩子读书。家里的老式缝纫机是全街唯一的财产，母亲靠它帮人改衣服贴补家用。

大姐最争气，1977年高考恢复那年，她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考进了北方某重点大学中文系。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话，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激动得拉着大姐去照相馆照了一张两寸黑白合影，那是我们家第一次花钱照全家福。

毕业那年，大姐响应国家号召，主动申请去了北大荒农场。那是1982年的冬天，我和弟弟胡小民还小，不明白为何大姐要去那么远的地方。站台上，父亲使劲抹着眼泪，大姐却一脸坚定，绿色的军用棉大衣显得她格外精神。

＂爸，您别担心，女儿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临行前，大姐如是说。

每当父亲收到大姐的信，总会在煤油灯下反复阅读，然后在饭桌上念给我们听，眼里满是自豪。＂丽华在农场当小队会计，吃苦耐劳，还评上了先进工作者呢。＂父亲总这样夸大姐。

此刻，看着来吊唁的人群中没有大姐的身影，我的心绪复杂到难以名状。

＂建华，别怪你姐。＂母亲拉过我的手，低声说道，嗓音嘶哑，眼睛红肿，＂电报发出去，她肯定收到了，可能是路上耽搁了。＂

＂路上耽搁三天？＂我忍不住反驳，＂从黑龙江坐火车，三天也该到了吧？＂

母亲叹了口气，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整理灵堂上的供品。她的背影在烛光下显得如此佝偻，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可是，等了整整三天，直到出殡那天，大姐也没有出现。

送葬队伍从家门口出发，走向村外的小山坡。父亲的同事们抬着棺木，前面是吹打的乐队，哀乐回荡在村子的上空。我跟在棺木后面，握着铲子的手止不住发抖。不只是因为悲伤，还有对大姐的怨恨。

盛夏的阳光刺眼，汗水浸透了我的白布孝衣。看着父亲的棺木被缓缓放入墓穴，我突然想起父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人要懂得尽孝，莫等子欲养而亲不待。＂

铲起第一锹土时，我的泪水终于决堤。弟弟小民在一旁抽泣，母亲则静静地立在那里，像一尊石像。

＂丽华怎么能这样？＂二婶在人群中小声嘀咕，＂再忙也该请个假回来送送吧？＂

我咬紧牙关，不想回应这些闲言碎语，但心里的刺痛却无法忽视。

丧事过后半个月，大姐的回信才姗姗来迟。那封用廉价牛皮纸信封装着的信，经过长途跋涉，边角已经磨损。里面是用蓝黑墨水写在方格稿纸上的字迹，一如既往的工整清秀。

信中说农场正值收获季节走不开，队里只有她一个会计，没能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是她一生的遗憾。那几行字被泪水浸润得发皱，可我心里的结却怎么也解不开。

＂收获季节？＂我冷笑一声，把信递给弟弟，＂她连爹都不回来送，这工作比天还大？＂

弟弟小民看完信，眼圈红了：＂姐姐肯定有原因的，农场那边条件苦，她一直很坚强。＂

＂你还替她说话？＂我气得直拍桌子，曾经父亲买回来的搪瓷茶杯都跳了起来，＂一年不回，两年不回，现在连爹的葬礼都不回，她还把咱们当家人吗？＂

母亲从厨房出来，手上还带着揉面的白色面粉：＂建华，你这么大声干啥？吓着街坊邻居不好。＂

＂妈，您看看这封信，大姐就这么敷衍我们！＂我把信递给母亲。

母亲接过信，看也没看就折好放进围裙口袋：＂你大姐有她的难处，别埋怨她。你爸生前最疼她，她心里有数。＂

母亲这话让我更加恼火。是啊，父亲确实最疼大姐，省吃俭用给她寄学费生活费，为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骄傲得走路都昂首挺胸。可到头来，父亲临终都没能再见她一面。

那天晚上，县广播站的大喇叭里播放着《东方红》乐曲，预示着八点整，然后是《新闻联播》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小县城。我躺在竹席上，望着屋顶发呆，夏夜的蚊子嗡嗡作响，却无法赶走我内心的烦闷。

岁月如流，时间带走了我的愤怒，留下的是对大姐的淡漠。我考上了师范学校，成了像父亲一样的小学教师。小民也毕业后留在县城农机厂上班，每月领着四十多块钱的工资，还算体面。

每年春节，大姐都会寄来贺卡，红色的卡纸上画着喜庆的图案，里面是她工整的字迹和几张北大荒的照片。可她从不提回家的事，贺卡上只有问候，没有承诺。

母亲总在土灶台边叹气，收起那些写满祝福的贺卡放进老式木抽屉里，和父亲的遗物——那本泛黄的《教育学》和一块上海牌手表放在一起。

＂妈，您想丽华了就给她写信呗，让她回来看看。＂有一次，我试探着说。

母亲停下手中缝补的衣服，针线在灯光下闪烁：＂她有她的路要走，不用咱们操心。＂

1990年，我结婚了，对象是同校的语文老师小芳。婚礼简朴，只在生产队礼堂摆了十桌酒席，放了几挂鞭炮，喝的是汾酒，菜也都是家常便饭。

小芳问我要不要通知大姐，我摇摇头：＂她那么远，来回麻烦。再说了，她要是想回来，这么多年早回来了。＂

婚礼那天，小民递给我一个小包裹：＂大姐托人捎来的，说是新婚贺礼。＂

打开一看，是一对白瓷茶杯，杯身画着松鹤延年的图案，看上去颇有些年代感。还有一张字条：＂建华贤弟新婚大喜，姐不能亲临祝福，望勿怪。此茶具为东北特产，聊表心意。——丽华＂

我放下字条，心里五味杂陈。虽然多年不联系，可大姐还记得我的婚期，这份礼物虽小，却也是她的一片心意。

＂茶具不错，挺精致的。＂小芳在一旁说，＂你姐有心了。＂

＂嗯。＂我应了一声，没有多说什么。

1995年初夏，家里收到了一个特快专递包裹，里面是一盒＂飞跃＂牌录音带，大姐在信中说：＂等我回家时再一起听。母亲、弟妹勿念，农场事情多，暂时回不来，待一切安顿好后必当奔归故里。此录音带请妥善保管，内有要事，待我回乡时再详说。＂

母亲如获至宝，把录音带放进了父亲生前用过的那个红漆木盒子里，盒子上的漆已经剥落了一些，但依然被擦拭得锃亮。

＂丽华为啥不直接说想说的话？＂小民挠挠头，一脸困惑，＂还搞这么神秘。＂

＂你姐有她的想法。＂母亲又是这句老话，然后转头去厨房张罗晚饭。

我已经懒得猜大姐的心思了。那时的我，已经在县城小学当上了副教导主任，每天忙着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回家还要照顾小芳和刚满周岁的儿子。对于大姐的事，我选择了冷处理。

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了三天三夜，把我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压弯了枝头。我骑着二八自行车去镇上供销社买煤球，碰到了曾和大姐同学的李阿姨，她刚从东北探亲回来。

＂建华啊，上次去农场，我特意去看了你姐。＂李阿姨披着花棉袄，鼻尖冻得通红，＂你姐在农场可吃苦了，条件艰苦得很。听说她住的地方连暖气都没有，冬天屋里结冰，她硬是不肯调回来。＂

我心里一惊：＂这么苦？她信上从没说过。＂

＂你姐那人倔，从不喊苦。＂李阿姨叹了口气，＂知道最让我心疼的是什么吗？她每个月工资省下大半，吃的是农场食堂最便宜的窝头咸菜，穿的还是十年前的棉袄，补了又补。她攒那么多钱干啥？又不成家。＂

回家路上，我的心情十分复杂，鼻子发酸。想起小时候大姐总是把仅有的鸡蛋让给我和弟弟，自己却咬牙啃窝头，从不抱怨。还有上学时，她用废纸一张张裁好，缝成小本子给我们当作业本，省下买本子的钱。

可这些年，我连一封长信都没给她写过，过年过节的问候也是敷衍了事。每次母亲提起大姐，我总是转移话题或者干脆不接茬。

1996年春节，我主动给大姐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这些年家里的变化，弟弟小民结婚生子，我当上副教导主任，母亲身体还好，只是有些高血压，得经常吃药。最后我问她是否有时间回来看看，毕竟离家已十四年有余。

大姐的回信来得很快，依然是那种方格稿纸，字迹却比以前潦草了些：＂家中诸事甚好，我甚慰。农场近来改制，事务繁忙，暂无法脱身。待明年农闲时节，定当归家探亲。母亲身体要紧，望弟能常伴左右。＂

我把信读给母亲听，她只是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但那天晚上，我听到母亲在房间里轻轻抽泣的声音。

1998年初春，电话铃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我家刚装上电话不久，黑色的转盘电话机放在客厅的小方桌上，显得格外醒目。

＂喂，是胡建华同志吗？＂电话那头，一个陌生女声问道。

＂是我，您哪位？＂我一边应答，一边招呼小芳把正在闹腾的儿子抱进里屋。

＂我是北大荒农场办公室的王英。很遗憾地通知您，您姐姐胡丽华同志因肺炎并发症，于昨日凌晨去世，享年三十九岁。＂

我如遭雷击，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感到一阵眩晕。电话那头继续说道：＂丽华同志生前立下遗嘱，希望家人能将她的骨灰带回家乡安葬。请问您方便过来处理后事吗？＂

我机械地应了声＂好＂，然后缓缓放下电话。小芳从里屋出来，看我脸色不对，急忙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大姐...大姐她...去世了。＂我的声音颤抖，仿佛说出这句话就能证明这不是现实。

母亲听闻噩耗，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瘫坐在地，两眼无神。她没有哭喊，只是喃喃自语：＂我的丽华啊，你这是怎么了...＂

小民赶来后，决定由他和我一起去北大荒处理后事。临行前，母亲郑重地把那个红漆木盒子交给我：＂把这个带上，里面有丽华的录音带，她说过要回来一起听的...现在...＂母亲说不下去了，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三月的北大荒依然寒冷，白雪覆盖着广袤的田野。农场位于偏远山区，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又换乘拖拉机才到达。王英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妇女，她带着我们来到大姐的住处。

那是一间不足十五平米的平房，墙壁因为长年潮湿而发霉，屋顶还有些漏雨的痕迹。屋内简陋得令人心酸：一张铁床，床上的棉被已经洗得发白；一个旧木柜，门板有些变形；一张小桌子，上面堆满了账本和文件；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全家福，是父亲还在世时照的，那是我们一家五口唯一的合影。

＂丽华同志生活一向简朴，从不乱花钱。＂王英介绍道，＂她在农场工作十六年，先是小队会计，后来当了农场财务科副科长。为人正直，从不徇私，大家都很敬重她。＂

我默默点头，心中的愧疚如潮水般涌来。十六年，大姐在这穷乡僻壤待了十六年，而我竟然连一次都没来看过她。

整理遗物时，我在柜子底层发现了一个铁皮盒子，里面除了几件皱巴巴的旧衣服，还有一个厚厚的账本和一叠汇款单。账本上标着＂父志＂两个字。

翻开账本，我和小民惊呆了。大姐这些年每月都在记录自己的收入和支出，收入一栏是她的工资，从最初的四十多元到后来的一百多元；支出一栏则详细记录了她的生活费用，每月不超过二十元，剩下的全部存起来，标注为＂学校基金＂。

汇款单上的地址是家乡山脚下的那个小村庄——西沟村，父亲出生的地方。从1986年开始，大姐每季度都往那里汇一笔钱，金额从最初的五十元逐渐增加到后来的三百元。

＂这是怎么回事？＂小民困惑地问。

我摇摇头，心中同样疑惑。我决定回程路上绕道西沟村一探究竟。

临行前，王英递给我一个信封：＂这是丽华同志的存折和一些现金，还有她的工作证和一些证书。她生前很节俭，却在医院花了不少钱，这些是剩下的。＂

存折上的数字让我吃惊——一万三千多元。在当时，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相当于普通工人十年的工资。而现金则有两千多元，包好放在一个布袋里，外面贴着＂学校尾款＂的字条。

带着大姐的骨灰和遗物，我们踏上了归途。一路上，我的心情无比沉重。想起这些年对大姐的误解和抱怨，愧疚感几乎将我淹没。

下了长途汽车，我和小民顺着土路来到了西沟村。这是个典型的北方小山村，土坯房错落有致，村口有棵百年老槐，几个老人正在树下下象棋。

＂同志，请问村委会怎么走？＂我上前询问。

一位花白胡子的老人抬头打量了我一下：＂你是胡老师家的？＂

我一愣：＂您认识我爸？＂

＂胡建国嘛，当年教过我孙子呢。＂老人笑了笑，＂老胡家的闺女这些年资助咱村修学校，你是来看学校的吧？＂

我和小民面面相觑，一时说不出话来。

村支书老赵见到我们，眼圈红了：＂你们可算来了。听说丽华同志去世了，全村人都很难过。她这些年一直资助我们村建学校，说是完成她父亲的心愿。学校去年秋天才落成，她一直说要亲自来看看，没想到...＂

老赵带我们参观了那所学校——一座砖混结构的两层小楼，有六间教室，一个小操场，还有一间简易图书室。虽然比不上县城的学校，但在这偏远山村已是难得的好条件。

＂以前咱村的娃都得走十里山路去邻村上学，雨天根本去不了。＂老赵解释道，＂你姐说你爸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老家建所像样的学校，让山里娃不用走那么远念书。她从1986年就开始筹钱，一点一点攒，又跑县里教育局争取支持，磨了十多年，终于把学校建起来了。＂

我这才想起父亲生前常说，希望能在老家建所像样的学校，让山里娃不用走十里八村去念书。那时我只当是父亲的随口一说，没想到大姐竟然记在心上，并默默付诸行动。

＂学校现在有学生一百多人，老师五位，都是县里派来的。＂老赵带我们走进教学楼，孩子们正在上课，朗朗读书声传出老远，＂丽华同志还说，等学校建好，要把她爸的牌位供在学校里，让他保佑孩子们学业有成。＂

回到家，母亲拿出那盒尘封多年的录音带。我们找来一台老式录音机，小心翼翼地放入磁带，按下播放键。

录音机里先是一阵沙沙声，然后传出了父亲微弱的声音：＂丽华啊，爸这病怕是拖不过去了...咳咳...有件事一直放不下心。你还记得爸常说的，想在老家西沟村建个学校的事吗？＂

＂记得，爸。您放心，这事我记着呢。＂大姐的声音清晰而坚定。

＂爸这辈子没做成的事，就指望你了。＂父亲的声音越来越虚弱，＂爸怕是等不到学校建好了...你能帮爸完成这个心愿吗？＂

＂爸，您放心，我一定会建好它。＂大姐的声音有些哽咽，＂您...您先好好休养，等学校建好了，我接您去看。您答应我，一定要等到那一天，好吗？＂

＂好...好...爸等着...＂父亲的声音断断续续，最后几不可闻。

录音到这里戛然而止。屋内一片寂静，只有母亲的啜泣声。

原来，这就是大姐没能赶回来奔丧的原因——父亲临终前与她通过电话，托付了心愿；而她，选择了默默承担这个重任，即使因此背负不孝的骂名。

大姐用十三年的坚守，完成了一个女儿对父亲的承诺。她省吃俭用，一点一点攒钱；她放弃调回内地的机会，只为多赚些钱；她忍受北大荒的艰苦环境，从不向家里提起一句苦难...这一切，只为了兑现对父亲的那句承诺。

而我，这些年却一直怨恨她不回家奔丧，埋怨她不尽孝道，甚至怀疑她是否还把我们当亲人...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回想起与大姐相处的点点滴滴：她教我写第一个字；她把自己的零花钱给我买课外书；她高考前挑灯夜读的身影；她远赴北大荒时坚定的眼神...这些记忆如电影般在脑海中闪回，泪水浸湿了枕巾。

清明时节，细雨绵绵。我和母亲、弟弟带着大姐的骨灰，再次来到西沟村。老赵组织了简单而庄重的仪式，村民们自发前来送别这位从未谋面却为村里做出贡献的恩人。

校门楣上＂建国希望小学＂几个大字熠熠生辉——这是用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也是大姐用生命铸就的丰碑。

我们将大姐的骨灰安葬在父亲墓旁，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重逢。墓碑上刻着＂胡丽华同志之墓＂，下面是＂1959-1998＂的字样，再下面是一行小字：＂谨遵父志，造福桑梓＂。

春风拂过，山花烂漫，仿佛父女二人的笑脸。雨后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新修的墓碑上，也照进了我的心里。

望着远处朗朗读书声传来的学校，我终于明白，有些归途，需要用一生来完成；有些承诺，值得付出一切去兑现；有些爱，无需言表，却能穿越时空，永恒不灭。

十里山路，弯弯曲曲，通向村外的世界；一生守候，默默无言，只为一诺千金。

大姐走了，但她留下的不仅是一所学校，还有一个关于爱与责任的永恒故事。每当我走进教室，面对一张张求知若渴的面庞，总会想起大姐的选择。

＂叔叔，是您姐姐建的这所学校吗？＂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好奇地问我。

＂是啊，她用了一生的积蓄，就为了让你们有书读。＂我摸摸她的头，心中五味杂陈。

＂那她一定是个很好很好的人。＂小女孩天真地说。

＂是啊，她是个好人，一个兑现承诺的好人。＂我哽咽着回答，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

回家路上，我忽然明白了母亲这些年为何一直为大姐辩解——她早就知道大姐的选择，却选择沉默，让大姐完成对父亲的承诺。

那天晚上，母亲坐在堂屋的老藤椅上，手里摩挲着大姐的照片，轻声对我说：＂丽华从小就像她爸，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你爸走那天，她打电话来了，我接的，听她和你爸说了什么。后来我就知道，她不会回来了，她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尽孝。＂

我握住母亲布满老茧的手：＂妈，对不起，这些年我一直误会大姐，还说了不少难听的话。＂

母亲摇摇头：＂你不知道情况，不怪你。丽华她从不解释，宁愿背负不孝的名声，也要完成对你爸的承诺。她这辈子，值了。＂

是啊，她值了。虽然短暂的一生只有三十九年，但她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最伟大的孝道，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与责任。

如今，每当我路过母校，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奔跑，朗朗读书声从教室传出，我就知道，大姐的精神仍在这片土地上延续。她的归途，虽然曲折漫长，却最终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完成了那个令人动容的约定。

生命有长有短，但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活了多久，而在于是否为自己的信念而活，是否忠于自己的承诺。大姐用她短暂而璀璨的生命，诠释了这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

每当春风拂过西沟村的山岗，我仿佛能看到父亲和大姐在学校的操场上并肩而立，含笑注视着朝气蓬勃的孩子们。那是最美的归途，那是最好的团聚。

来源：小确幸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