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756年，大唐王朝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安禄山的叛军铁蹄已踏破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往蜀地，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面对烽烟四起的山河破碎，这位新帝急需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公元756年，大唐王朝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安禄山的叛军铁蹄已踏破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往蜀地，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面对烽烟四起的山河破碎，这位新帝急需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就在此时，一位年仅三十四岁的谋士走向历史前台。他七岁能文，被玄宗称为“神童”，成年后隐居名山，却因国难当头毅然出山。他就是李泌，一个本可改变大唐命运的天才战略家。
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唐王朝面临着开国以来最严峻的危机。叛军控制着长安、洛阳两京，战线从河北延伸至关中。
这场惨败让唐肃宗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叛军势头正盛，而唐军精锐损失惨重。肃宗不得不向身边的谋士李泌请教：“叛军如此强大，我们何时才能平定他们？”
李泌的回答出乎所有人意料：“陛下，两年之内，天下可定。”这番信心满满的断言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对敌我形势的深刻分析。
李泌指出：叛军虽势大，但缺乏长远战略。安禄山部队将劫掠的财物和人口都运回了范阳老巢，可见其并无统一天下的雄心。叛军核心仍是安禄山从边地带出的旧部，中原地区真正投靠叛军的只有高尚等少数人，其余大多是被迫跟随。
这一判断准确抓住了叛军的本质弱点：安史集团本质上是一个以掠夺为目的的军事团伙，而非有政治抱负的起义力量。
李泌为唐肃宗制定了一个极具远见的战略计划，其核心思想是“先疲后歼，步步为营”。这个计划包含三个关键环节：
第一环节是战略牵制。李泌建议派李光弼从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入河东，这样就能迫使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开范阳和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开长安。如此，唐军仅用两支部队，就能牵制叛军四员大将。
第二环节是疲敌战术。唐军主力与李光弼、郭子仪配合，采取“敌人救东则击西，救西则击东”的策略，使叛军奔波数千里，疲于奔命。而唐军则以逸待劳，逐步消耗敌军有生力量。
第三环节是直捣巢穴。待叛军疲惫不堪，唐军再从塞北出击，与李光弼南北夹击，先攻范阳，彻底摧毁叛军老巢，再合围中原，一举歼灭叛军。
这个计划的精妙之处在于，它避免了与叛军主力进行正面决战，而是通过运动战消耗敌军，最后端掉其老巢。从军事学角度看，这是典型的“间接路线战略”，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战果。
公元757年二月，唐军完成休整，准备反攻。李泌再次向肃宗提出建议：先派安西和西域军队迂回塞北，直取范阳。然而，唐肃宗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大军已集结完毕，为何不直接收复长安、洛阳？绕道数千里去攻范阳，岂不耽误时间？”
李泌耐心解释：直接收复两京存在隐患。唐军虽能夺回两京，但西北边军不耐暑热，战斗力会大幅下降。叛军若退守河北，休养生息，日后必会卷土重来，战事将反复不断。
相反，先取河北具有明显优势。趁叛军主力在中原，唐军可先攻其老巢，使其无路可退，彻底断绝叛军根基，再南下合围，可收一劳永逸之效。
肃宗拒绝李泌战略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和现实考量。首先是他即位合法性的问题。肃宗在灵武即位并未得到玄宗正式诏书认可，法理基础薄弱。他急需通过收复两京来证明自己是“中兴之主”，巩固统治地位。
其次是经济压力的考量。当时叛军正在进攻睢阳，威胁大唐的财赋命脉——江淮地区。若江淮失守，朝廷财政将彻底崩溃。肃宗必须速战速决，确保江淮安全。
第三是军事现实的限制。唐军主力多为西北边军，确实不适应关东地区的暑热天气。肃宗担心长途奔袭范阳会导致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
最后是心理因素的作用。长安是唐朝的象征，收复京师对提振军民士气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肃宗不愿冒险采取迂回策略。
这些考量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肃宗低估了战略决策的长期影响，过于重视短期利益，忽视了彻底平定叛乱的战略机遇。肃宗最终没有采纳李泌的策略，而是选择直接反攻两京。这一决策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首先是战争代价急剧增加。唐军苦战收复长安和洛阳，不得不借助回纥兵力，并承诺以洛阳财富为酬劳。回纥军队进入洛阳后大肆抢掠，给当地百姓带来深重灾难。
其次是战事延长。叛军主力未被歼灭，退守河北，导致战事反复拉锯。安史之乱从755年爆发到763年平定，持续整整八年之久，远超李预测的两年时间。
第三是国力耗尽。长期战争使大唐财政枯竭，人口锐减。
最严重的后果是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朝廷无力彻底平定叛乱，只得妥协，任命安史旧将为节度使，允许河朔三镇半独立，为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埋下祸根。
若肃宗采纳李泌的战略，历史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走向。首先，战争时间将大幅缩短。叛军老巢被端，失去补给和退路，很可能在两年内土崩瓦解。其次战争代价将显著降低。避免正面决战意味着减少唐军伤亡，不同借助外援也避免了洛阳遭劫的悲剧。
最重要的是，彻底歼灭叛军主力可避免藩镇割据的局面。河朔地区将重新纳入中央直接管辖，唐朝后期150多年的藩镇之祸或许能够避免。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若安史之乱能迅速平定，大唐国运可能得以延续，中国历史进程或将改写。李泌的战略不仅是军事谋略，更关乎国运兴衰。
其次是战略思维层次的差异。李泌从全局和长远出发，而肃宗则局限于政治需求和短期效益。这种战略认知的差距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第三是军事决策中的风险偏好问题。直取两京看似直接有效，而迂回范阳则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决策者往往倾向于选择看似更“安全”的直接方案。
最后是个人因素的作用。肃宗作为政变上台的皇帝，缺乏其父玄宗的雄才大略和政治自信，不敢采取大胆的战略方案。
李泌与肃宗的分歧给后人留下深刻启示。首先，战略思维的价值在于超越眼前利益，把握全局和长远。李泌的远见卓识正是基于这种全局观念。
其次，再完美的战略也需要执行条件的支持。李泌的策略虽好，但需要时间、资源和统治者的耐心，这些在当时的危急形势下都显得奢侈。
第三，决策者的认知水平决定战略命运。肃宗缺乏战略眼光，无法理解李泌方案的深意，这是良策被拒的根本原因。
最后，历史发展有其必然性。安史之乱是唐朝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非一朝一夕可解决。即使采纳李泌策略，能否彻底解决问题仍存疑问。
这些启示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面对复杂问题时，我们需要李泌那样的全局思维，同时也要考虑现实条件和执行可能性。
李泌的平叛方略最终被尘封在历史长河中，成为“可能的历史”中一个令人扼腕的注脚。这位神童谋士后来虽然官至宰相，但再也无法实现年轻时那个彻底平定叛乱的宏伟蓝图。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再也没能恢复往日的辉煌。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党争不断，种种问题将这个曾经强大的帝国一步步推向衰落。公元907年，唐王朝最终走向灭亡，距离安史之乱爆发正好过去一个半世纪。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反思。李泌的故事告诉我们：战略远见是宝贵的，但更需要有能理解并执行它的决策者。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正确的战略若被短视所误，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整个国运的转折。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泌与肃宗的分歧不仅是军事策略之争，更是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一种是着眼长远的战略思维，一种是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这种碰撞，至今仍在各个领域不断上演。
参考信源：画说衡阳丨“神童宰相”李泌的衡山隐居生活
2025-03-28 08:50·掌上衡阳
来源：零度法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