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3年2月，长江雾浓，军舰“洛阳号”贴着水纹缓缓向安庆靠近。甲板上，主席披着斗篷站定，江风扑面，却挡不住他顺流逆思的心绪。安庆，这座山水相交的小城，让他想起二十多年前北大红楼里那个犟得像头牛的文学院长——陈独秀。

1953年2月，长江雾浓，军舰“洛阳号”贴着水纹缓缓向安庆靠近。甲板上，主席披着斗篷站定，江风扑面，却挡不住他顺流逆思的心绪。安庆，这座山水相交的小城，让他想起二十多年前北大红楼里那个犟得像头牛的文学院长——陈独秀。

外人都记得陈独秀早年的锋芒，却常常忽略他身后的家事。陈家六个孩子，延年、乔年双双就义，玉莹病逝，鹤年、子美随母分散，小儿子陈松年则困守故里。城里老人言起这一门，只摇头，“书生之家竟成残阙”。

松年本该与兄长们一样远走求学，无奈母亲痛失三子后死死将他留在安庆。他在师范任教，后来又去窑厂烧砖，白天做账，晚上看火，从泥灰堆里扒拉出一家人的口粮。解放时他才发现，自己的硬朗早已被岁月磨得像窑砖一样发烫却不喊疼。

1942年，江津小镇传来噩耗：父亲病逝。棺材买不起，只得借木板垒个简陋棺箱。松年心里憋着火，仍要硬撑。抗战结束，他把父亲灵柩迁回故里，沿途筹款，肩头扛着的是棺木，也是自尊。

新中国成立后，陈家没有马上被人想起。延年、乔年的烈士身份迟迟未定，窑厂的工资又低得可怜，松年深夜摸着账本直发愁，“再这么下去，孩子书都念不起”。偏偏他倔，给别人打短工，却从不开口求助。

军舰靠岸，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登舰汇报。听完沿江防务，主席忽然收起地图：“陈独秀家里还有什么人？”傅大章一愣，答得干脆：“还有个小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当技师，日子紧巴。”简短一句，把一门兴衰说尽。

主席沉默良久，抬手按了按船舷。“陈独秀传播马列、创建党的功劳不能抹杀。”随即指示：“把他后人的生活问题解决好。”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

地委很快行动。延年、乔年被追认烈士，松年每月领到三十元补助，还被安排到市文史馆整理资料。第一次拿到钱，他走到屋角，面对墙上的主席像深深鞠了三躬，没有多话，眼眶早已红透。

补助虽不多，却像一股热流，稳住了摇晃的家。几个孩子得以继续上学，后来一个进了工程设计院，一个去了航天系统，一个研究自动化，小女儿做了医生。松年偶尔自嘲，“我们这一家，总算从砖窑烧出了新气象。”

1980年退休时，补助涨到六十元。老同事打趣他“日子翻番”，他笑笑：“该给的荣誉给到位，比钱更要紧。”1990年冬，松年病逝，安庆市政府送来花圈，上书八字：赤子之心，薪火不绝。

历史往前走，时间并未善待每一个名字，却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日子里，为沉没者补上一束光。那天军舰上的一句问话，就是光源。

来源：元哥说历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