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靖康之难”后，宋王朝被迫南迁，大批中原世族随之南渡，途经苏州太湖时，见洞庭两山地处湖中，风光秀丽，战火难以波及，不少官员和将领遂把家眷安置两山上，然后去临安从政；也有不愿为官者，隐居洞庭山，以耕读或经商终其一生。

北宋“靖康之难”后，宋王朝被迫南迁，大批中原世族随之南渡，途经苏州太湖时，见洞庭两山地处湖中，风光秀丽，战火难以波及，不少官员和将领遂把家眷安置两山上，然后去临安从政；也有不愿为官者，隐居洞庭山，以耕读或经商终其一生。

当时在东山安家的有王、翁、严、刘、金、周、叶、郑等近20个中原世族，西山则更多一些。

明清两代，两山共出过两名状元、一名探花、两名会元、四十名进士，举人、秀才则更多。可见这里的文化氛围之浓、文化素养之深。

从社会文化因素上分析，两山居民，基本上是宋室南渡移民，文化氛围浓厚，生产技术先进。所以能开发出这两个小岛，并繁衍向外发展，最后在明清时期能以“蕞尔一隅”跻身于十大商帮之列。

洞庭两山历史虽早，兴盛却在明中期。

初居洞庭两山的北方移民生活举步维艰，昔日的中原簪缨世族，战乱使他们一无所有，与两山之民（原住民）在同一条线上起跑，以种田、栽果、育桑为务。

元末明初，洞庭山人迫于生活压力开始“出山”经商。

至明嘉靖、万历年间，他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及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在长江、运河沿岸闯出一方天地，成为一个实力雄厚、业绩非凡的商帮，时有“遍地徽商，钻天洞庭”之说。

洞庭两山虽风景秀丽，但历来人多地少、地狭民稠，稼穑维艰。

洞庭两山在明弘治年间（1488-1505），共有18 085户，99 971口。在清代康熙中期有19 323户，104 742口。

两山陆地面积仅132平方公里，山林、田荡计140 455亩，平均每人只有一亩四分多地，貌似比“一亩三分地”还多一些，但其中主要是林地和荡地，宜种粮食水稻的面积仅为人均0.5亩，且产量也比较低，所产粮食不敷食用。

清末民初藏书家、苏州人叶承庆（字乐天，常居东洞庭山）《乡志类稿》载，民国初年，测绘东山面积为81 970 401平方米，合121469.7亩。平地面积仅占总数的19.29%，其中还包括村镇房屋、道路等所占面积在内。

而东山的人口，明弘治年间就为7359户，45754人，到清末将近6万人。

粮食不够用，并不能获得朝廷的同情或补助，相反的该缴的税赋是一分也不能减免的。

明代江南赋税尤重，洞庭商人所处的太湖流域，是有名的重赋区。这在明清不少文籍与诗歌中均有反映。

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夏，王鏊重游翠峰，见古松无存，急问于僧。僧曰：“县官征税急，身之不存，松于何有?”

于是，王鏊作《悯松歌》，发出了“千年古物，且不能逃，苛政之害如是哉!”

明代诗人陆钟吕《洞庭杂兴》:

杨梅为夏橘为秋，国计家园总此谋。

但使堂前皆树果，何妨客到即登楼。

水中僻壤兵戎少，山里荒田赋税稠。

倘得阳城劳抚字，唐勤魏俭自风流。

此诗反映出洞庭物产丰富，环境清幽，但是也提到了朝廷的税赋问题--山里荒田赋税稠。

洞庭山人上要纳朝廷的重赋，下要赡家儿老小。有什么解决之策呢？

于是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积极的应对之策，两山之人沿山开垦梯地，种植桑树、果树和茶叶等经济作物，以换取外地的粮食。

第二种情况是被动的解决之策，即两山居民向外走出经商之路。

但后世来看，貌似被动之策，却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商路，从而命运得到了巨大的改变。

当地人民充分利用地力，广泛种植经济作物。

这里的蚕桑业非常发达。

清代藏书家、洞庭东山人翁澍《具区志》载：

湖中之山……以蚕桑为务，地多植桑。凡女未及笄，即习育蚕。三四月之蚕月，家家闭户，不相往来。

山之所产，稼穑惟艰；桑柘攸广，养蚕拾茧。堆雪填幌，盆手缫丝，呼媪擘纩，或衣或贸，乃织乃纺，是家相袭，而里相仿。

洞庭人所产桑叶除供本山居民养蚕外，还供应吴江、湖州等沿湖地区的农民养蚕。当时东山的蓼溪已成为著名的桑市。

洞庭果品之丰富，在王鏊《洞庭两山赋》可见一斑：

地绝三斑，卢橘夏熟，杨梅日殷，园收银杏，家种黄甘，雨前芽茗，蛰余萌竹，梅多庾岭，梨美张谷，水族则时之白，鲙残之银，鲂鲈鲋鮆，自昔所珍。吾是之子，摘山之毳，掇野之茸，割湖之鲜，酿湖之醲。

遍种果实，既繁且美……兴贩南北，远近鬻售。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知道洞庭有红橘、杨梅、银杏、黄甘、雨前春茶（碧螺春）、梨子、毛竹等。

湖中多鱼鲜虾蟹，以白鱼、白虾、银鱼最为有名，人称“太湖三白”。还有莼菜、莲藕等。

洞庭红橘是两山有名的特产之一，王鏊的《洞庭山赋》亦称其 “千头木奴，可埒封君之富也 ”。

“千年木奴”的典故，出自三国时吴国人李衡在家乡武陵种甘橘千株传给子孙，遗言称为“千头木奴”，将橘树比作树木之奴仆。有人解释“木奴”为像奴隶一样无私奉献，似乎有所曲解。甘橘是木之奴，而非人之奴也。但若从家奴、奴仆角度来看，确实是在为主人做无私无我的奉献。

洞庭红橘在唐代就作为贡品而远运长安，白居易任苏州太守时，写过《拣贡橘书情》：

洞庭贡橘拣宜精，太守勤王请自行。

珠颗形容随日长，琼浆气味得霜成

明末小说家、浙江湖州人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有记载“洞庭红”：

文若虚信步走去，只见满街上叫卖的橘子，鲜红似火。原来广橘福橘，名播天下。

太湖中有一座洞庭山，地暖土肥，与闽广无异，所以洞庭山有一种橘树，名叫“洞庭红”，颜色和广橘福橘相似，香气也相同。只是刚摘下来的时候，略有些酸味儿，后来熟了，也一样甜美，价钱却只有福橘的十分之一。

故事的主人公文若虚后来凭借着“洞庭红”，漂洋过海成为巨富，甜美的“洞庭红橘”在海外引发重金抢购。

明初洞庭地区种橘势头好，《震泽编》言及当地“皆以橘柚为产，多或至千树”，收益可观，“凡栽橘一树者，值千钱,或二三千，甚者至万钱。”

清代苏州长洲县人、诗人陈灿霖还专为红橘写了一首《咏橘》：

洞庭朱实饱经霜，信手拈来满座香。

有柚愿教兄弟合，成林休虑子孙忙。

厥包锡贡来天府，作诵留名重楚湘。

但得贞心能不改，纵令移植亦何妨。

果品是高度商品化的作物，蚕桑则是农家的手工艺品，两者均需输出，给洞庭山人的商业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商业性农业程度普遍较高，为商业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

茶叶、水果、蚕桑等都是高度商品化的作物，需要交换输出，况且利用本地物产换取自己所缺物资，本就是两山之人广种经济作物的初衷，这就必然要产生贩运销售的贸易活动。

因而在洞庭两山出现了大量的商人。

这也是洞庭商人多从事粮食、布帛生意的原因。

此说在明清诸多著述中均可见到。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苏下》称西洞庭：

士人无田可耕, 诗书之外, 即以耕渔树艺为业, 稍有资蓄，则商贩荆襄, 涉水不避险阻, 篱落村墟, 皆非凡境。

称东洞庭：

编民亦苦田少，不得耕耨而食，并商游江南北，以通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博锱铢于四方，以供吴之赋税，兼办徭役。

翁澍《具区志：卷七风俗》言：

民生十七八，即挟赀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

在陆路不通的时代,洞庭山的百姓同外界的沟通只能是舟楫往来。如果以水路来衡量东西山在地图上的位置,会发现两山的交通非常便利。

据晚明苏州人冯梦龙研究,东西山正处于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水网枢纽。

往东可达长洲、松江、上海,往南可达吴程、南浔、湖州,往西可达宜兴、无锡、江阴,往北可达常州、滆湖、晋陵。

如果沿大运河北上,可达淮扬齐鲁；如果溯长江而西,则可游历荆楚三湘。

这也正是洞庭商帮的商路所在。

明清时期，洞庭商帮主要从事转输贸易活动，辗转各地，从中谋取利润。

其活动范围主要依靠与太湖相通的水道延伸扩展，他们的商贾一路沿长江而上，至江西、湖南、湖北兼及川蜀之地。

另一商路经运河北上，前往淮扬、齐鲁一带。

洞庭周遭水运发达，既可将本埠缺少的外地粮食运进来，又能把畅销苏州一带的棉花和丝绸贩出去。

至明清时期，“洞庭山帮”商人就以经营棉花、丝绸闻名吴、楚甚至南北各地，与赫赫有名的徽商并驾齐驱，称雄国内商坛。

明清两代最富有的地区是苏松二府,苏州主要出产生丝绸缎,松江主要出产棉纺织品。

洞庭商帮贩运的是后者,将松江布匹运至天下,又将各地(尤其是两湖)的染料靛青运回,卖给纺织业者。

后来东西山有很多人移居湖南。

比如湘潭著名藏书家、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叶德辉，祖籍就是洞庭东山。

他的父亲叶雨村原为吴县洞庭东山人，太平天国战争时迁居长沙，后以湘潭为籍。

随着商路拓展,钱庄自然而然随之产生。

差不多在鸦片战争前后,洞庭商帮的业务指向发生了分化：西山人以移民外地居多,安居乐业,进学做官；东山人则大多转行金融业,不是经营钱庄,就是进钱庄为小学徒。

当然也有很多人进军上海滩，成为买办世家。

洞庭商人的后裔并不反对“土狭民稠”的说法 ，但他们认为，如果将洞庭商帮的形成仅归因于此，并不妥当。

因为“土狭民稠 ”的情况在明代苏州不只是洞庭东西山，尽管苏州其他地区也有商人，但却未形成一个像洞庭商帮这样有影响力的商帮。因此洞庭商帮的 形成还有两山之人特有的性格因素。

洞庭两山地处太湖之中，洪波风涛汹涌。

两山之人以舟楫为艺，“出入江湖，动必以舟，故老稚皆善操舟，又能泅水”（《王鏊：震泽编》卷三）。

这种地理环境使得两山百姓生来就需与风浪搏击，造就出勇敢、冒险、顽强、团结进取的性格。

而这种性格正是在商海中打拼所必需的，这就为洞庭商帮的形成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必要的精神性格支持。

此点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粤帮、闽帮、宁波帮，这些商帮乃是在出海贸易过程中，与风浪搏击的历程中铸就了餐风宿水，九死一生的刚毅性格和冒险精神。

洞庭商帮虽然没有出海，但也是出入江湖，所以有海商的一部分性格，同时还别具灵巧机动、顺势而为的商人精神。

如果说洞庭商帮的诞生与地域、物产、赋税相关，那么其发展则与科举及名宦有关，明清时期洞庭两山50多个有影响的经商家族，均为贾儒相间、经商与仕进迭相为用的家族。

自唐五代以来，江南文化迅速发展，并开始超过北方。

而苏州一直是江南的文化中心，到明清时期更是达到鼎盛，文化事业繁荣，文人名士辈出。地处其中的洞庭两山当然也不例外。

在封建社会，人们将读书、中举、做官视为高尚荣光之路，但成功者毕竟是少数，多数人不得不另谋生路，其中大多选择了从商。

洞庭商人中有文化背景的人较多，有些人在经商之余还不忘读书。

由于这里的人有一定的文化积淀，他们在习计然、陶朱、猗顿之 术时，也就不同于一般商人，他们视野宽广，且善于判断，讲求信用。 同时，这些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洞庭商人，又有着浓厚的乡邦观念，因此能把同乡团结在一起共谋进取。

洞庭商人在经商之地多建有会馆，这些会馆起着化解同乡纠纷、维系同乡情谊和团结互助的作用。

洞庭人异乡相见，倍觉情深，“至乡人之寓，如至己寓。虽流离颠沛，而扶持缓急者不乏人”。

同乡之间有危必扶，有颠必持。

探求洞庭商帮形成兴起的原因，还应关注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苏州自古以来就是商业资本集中之地。

元明之际，其商品经济更加发达，允称东南胜会。

明代文学家李东阳《半村记》写苏州城内的繁华:

若苏之为城也,称繁华之地,其最繁且华者,莫如阊门。

天下之仕者、商者、旅而游者,舟楫鳞次,货贝山积,喧哄嚣笑之声,穷昼夜不绝。

明成化乙酉年（1465年）举人、苏州吴江人莫旦在《苏州赋》里说：

至于治雄三寝。城连万雉,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棋列,桥梁栉比,梵宫莲宇,高门甲第,货财所居,珍异所聚,歌台舞榭，春船夜市；远土巨商，它方流妓；千金一笑，万钱一箸。所谓海内繁华，江南佳丽者。

此时苏州俨然已成为全国性的大都市（天下四大聚之一），工商业、服务业均很发达，达官巨富均聚集于此。

消费市场很大，这也必然吸引了各地商人云集于此。

明宣德(1426-1435)以后，朝廷逐渐改变了对苏州的重赋政策，并允许折征金花银和布匹，这大大促进了江南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农村副业的发展。

在苏淞地区有大量丝绸、棉布需要运销外地，同时又有大量粮食、棉花和生丝需要运进，形成了广阔的市场。

因而自成化(1465-1487)以后，在江南兴起了一大批销售农村手工业产品、原料和生活必需品的市镇，大量商人云集于此。

洞庭商人因生活在商业发达之地，谙熟行情，又有浓厚的乡邦组织作支撑，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因而迅速崭露头角。

据史料记载，苏城枫桥米市中的米商绝大多数是洞庭人，且活动范围极广 ，“所谓行贾，遍郡国,滇南、西蜀,靡远不到”。(《林屋民风》卷七《民风四》)。

综上所述，洞庭商帮在明代中后期形成和兴起有着诸多原因。

在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商品市场扩大、江南市镇大量兴起的大环境下，勤劳勇敢的洞庭人因“土狭民稠 ”，为谋生计而经商；又因其有良好的文化积淀，灵活的经营理念，浓厚的乡邦观念，注重团结互助，同时又占据地理优势，因而获得巨大成功，从而跻身全国十大商帮之列。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