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自致信周总理、死后与自己合葬，宋庆龄为何给女佣如此待遇

摘要：1927年7月，宋庆龄回到上海，住在现在的香山路。那年，宋庆龄34岁，孙中山已经去世近两年，国事不宁，“四·一二”政变导致宁汉分裂，局势动荡加之丈夫离世未久，宋庆龄正处于极度的低落之中。

1927年7月，宋庆龄回到上海，住在现在的香山路。那年，宋庆龄34岁，孙中山已经去世近两年，国事不宁，“四·一二”政变导致宁汉分裂，局势动荡加之丈夫离世未久，宋庆龄正处于极度的低落之中。

你很难想象，堂堂国母，最放心的人，居然是个十四五岁的小保姆。更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小姑娘后来挡过刀、躲过炸弹、识破“美男计”，把那些子弹飞刀一件件装进抽屉。再往后，她们竟被安置在同一处墓地，墓碑高低一致，像约好的一样。

那时的香山路，梧桐叶子大得像把扇子。宋庆龄家的门一开一合，朋友们三天两头聚在客厅，一壶热茶，一盘瓜子，能聊的也就那么几件：局势险、日子难、人心散。她笑不太起来，可也不想怠慢来客。人一多，家里忙不过来，便让做保姆的谭妈在同乡里找人来搭把手。门铃响了几次，走进来一个扎着两条辫子的小女孩，双手攥着旧布包，那就是李燕娥。

她是中山人，命很薄。父母没了，叔父一句话，就把她许给村里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男人。婚后几天，拳脚就上了身，她不认命，夜里背着月光跑上船，颠颠簸簸到了上海，先借住在谭妈家。那会儿的上海滩，繁华与脏乱挤在一起，码头上都是咸湿的风，人挤人，谁也顾不上谁。谭妈看她可怜，叩了宋家的门。

宋庆龄见她瘦得见骨，问了几句，心里就软了。她懂这种“无处可去”的感觉——一个人站在屋檐下，雨打在门外，心里冷得很。话不多，意思很明白：人留下，工钱不多，但吃穿不缺，踏实过日子。姑娘眼眶一下就红了，连连点头，像抓住了漂在水面的木片。

很快，李燕娥成了屋里的“影子”。她不多嘴，手脚却勤。那年夏末，宋庆龄要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一阵，家里大小事务就都交给她。说句老实话，谁放心把屋子交给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可她偏偏没让人失望。每天擦木地板，掸吊灯，清洗床单，把窗纱洗得发亮，把衣柜里的衣料拿出来晒晒太阳，尤其把先生留下的旧物——眼镜盒、手杖、书信、墨迹——一件件抚平、包裹、上樟脑丸。等主人回来的时候，屋子里的气味还是那股子熟悉的皂荚香，连书桌上的钢笔都放在原来那个角度。宋庆龄看了半天，忽然觉得这个小丫头，是个可托的人。从此，她没把她当“用人”，更像自家人那样喊她一声“李姐”。

这“李姐”，细到极致，又韧到骨头里。她把宋庆龄的安全当成头等大事。那些年，风声很紧，威胁和恐吓像蚊子，拍不完。明里暗里的坏心思，总爱绕着她们的生活找缝隙。一次，她去菜场买菜，刚出门口，一辆人力车“咔嚓”一声撞在她身旁，脚扭了。一个衣着体面的小伙子跑过来扶她，上药，送她回家。两三回“巧遇”之后，她心里起了点波动——也是常情，谁不盼有人疼惜？可过了几日，她发现这人问东问西，问院里进出有没有巡逻，问夫人何时回，问信件怎么收。她不蠢，心往下一沉，回屋跟宋庆龄说了。很快，她们查清了：这人另有身份，冲着屋里那位来的。

从此，李燕娥像把门的石狮子。信件先在她手上过一遍，包裹拆开也要看里面是不是“夹带”，水果蔬菜要剖开，怕有人手脚不干净。电工、修表的、上门送煤气的，先在门厅里问个清楚，看看眼神和手，心里有谱了才放进来。晚上，她总是最后一个睡，煤气阀门拧上，水龙头关紧，再从前门巡到后院。她的抽屉里，渐渐多了些古怪的“收藏”：带着威胁味道的纸片，形状难看的小刀片，甚至有一颗巴掌大的小炸药。每一样她都报了案，装起来，像把坏梦锁在盒子里。

说实话，对她的“攻心”并没有停止过。男人这一招不灵，换成女人。有人嘘寒问暖、送油盐酱醋、往她心里灌蜜，甚至掏钱哄她开口。她摇摇头。她是真把命放在宋庆龄那边了，心也过去了。淞沪上空炸弹下来的那些天，她抱着宋庆龄往防空洞里跑，洞里潮得不行，她被炸飞的瓦片划伤过胳膊，衣服上都是泥臭味。等安全了，她再回家擦干净家具，一件件放回原处，像什么都没发生。

她们的相处，完全不像“主仆”。饭桌上并排坐，闲时并肩晒太阳，聊的也不是政治哲学，而是邻里谁家孩子又长高了、菜场哪家的青菜新鲜。李燕娥说过，“她从不吆喝我”，这话不是夸张。宋庆龄这个人，真信“人都一样”。每年阴历十月初十，哪怕再忙，都会有人给李燕娥捎回来一张贺卡。1971年那年，她还托在沪的周和康这样交代：李姐生日到了，记得替我买只熟透的大母鸡，再买点苹果、香蕉，连同贺片一起送过去。你看，家常得很。

很多人劝李燕娥成个家，宋庆龄也劝，还认真给她挑过人。她总是婉言，或者直接摇头。她心里有杆秤——一头是自个儿的生活，一头是“守着这屋子的人”。1966年起，宋庆龄去了北京，上海这边的家需要人看，她留了下来。有那么一年，她们只能靠书信说话，聊的不是国家大事，是煤气灶老坏、窗框进风、院里桂花开了没。偏偏那一年出了祸事：厨房里干活的何元光手脚不干净，老在厨房顺东西。宋庆龄心软，知道他家里困难，没揭破。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你不说，他更过分。一天被李燕娥逮个正着，他恼羞成怒，端起菜刀就砍下去。血一股股往下淌，她撑着门框没倒。

风声传到北京，宋庆龄连夜回沪。见了人，眼眶都红了，一边拍她手背，一边叮嘱医院“该用的药用，该做的做”，还亲自去打招呼，希望司法尽快处理此案。她平生极少为私人事张罗公事，这一次破了例。她说得很直白：家务事再大，我也不求人；可如今，她虽然名分是佣工，从情分上说，是我的亲姊妹。我这回只能求一求了。

解放以后，枪声远了，风险却没完全退去，不过生活总算像正经日子。时间往前推，1979年，李燕娥查出妇科恶疾，身体一天差过一天。宋庆龄为她安排了人手照料，把自己出嫁时带来的那张矮床改成榻，搬到李屋里，方便她上下。她对医生说：看住李姐，比看住我更要紧。工作能推的就推，空出时间来陪她。那阵子北京菜紧，她托朋友从南方寄来新鲜的蚕豆，说“这东西清淡，能补一补”，又给厨房下话：隔天炖一只鸡，要炖烂，好消化。

一个人若是常年把别人放在心上，到了生死关头，反而更不知所措。宋庆龄写信给朋友，坦白地说自己“心乱如麻”，说李燕娥跟了她五十多年，是她最信得过的人，比亲人还贴近。她害怕——怕她很快离开。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在风浪里打过无数硬仗的女性，提笔写着“害怕”，写着“六神无主”。这不是矫情，是老天给她的另一道难题：你能抵抗的是风雨，躲不开的是分别。

1981年初春，风还冷，李燕娥的病终究没挨过去。出殡那天，已经年近九十的宋庆龄，亲自把骨灰盒从卧室里抱出来，头发花白，步子有点慢。之后，她在日记里留了几句，交代把李燕娥葬在宋家墓地，靠近父母的那片。她还叮嘱秘书：等我去了，也要挨着她；碑就按一个样式做，别高她，也别低她。

那一切安排好后，没过多久，宋庆龄也病了。李燕娥去世百日不到，她也合上了眼睛。如今你走到上海的宋氏墓地，能看到中间是老两口的合葬墓。一侧躺着那位一生为国为民的女性，另一侧，是那个从乡下走出来的小保姆。两块石碑样式一样，风吹过，树影投在上面，没什么“尊卑”的影子，只有长长久久的陪伴。

我们常说，人的命运就像一条河，忽浅忽深，急弯多过直道。宋庆龄与李燕娥的故事，不是传奇里的豪言壮语，更像厨房里的一碗热汤——平常，却能暖到骨头。一个愿意把背脊挡在你前面的人，一个在你最低谷时走进你屋里的人，这样的人，按理说，在身份制度里，永远不可能成为“对等”的。但她们偏偏活出了对等，像两根并排的竹子，风大时互相倚一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