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家驹是宋史研究的拓荒者之一。他的“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最早的系统性理论之一，与冀朝鼎的“基本经济区”学说并称，成为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为后续区域经济史研究提供了范式。

以下文章来源于上海人民出版社，特此致谢。

《南移：宋代社会中心的转迁》

张家驹 著

定价：148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

者

简

介

张家驹（1914—1974），原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上海师范学院的宋史研究，正是由张家驹等人奠定基础。自20世纪30年代起，张家驹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两宋经济中心的南移》等论著在宋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50年代张家驹到上海师院任教，教授宋辽金元史，并发表《论赵匡胤》《沈括》等论著。1974年去世以前，他是上海师院二十四史标点组中标校《宋史》的骨干力量。

内

容

简

介

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了《张家驹史学文存》一书。本次在2010年版的基础上，以“中国经济重心在宋代南移”这一经典命题为核心主题，保留作者生前出版过的各自独立又相互衔接的两部专著《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作为主体，拣选了《宋代分路考》《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靖康之乱与北方人口的南迁》等九篇与该主旨相关的论文，加之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张家驹先生燕京大学毕业论文《宋代东南之繁盛》，共计十篇，组成本书第三部分“两宋社会与经济史学论稿”，并将本书定名为《南移：宋代社会中心的转迁》，集中且深刻阐述了中国经济史乃至古代史上这一经典命题。

本

书

目

录

张家驹与他的“中国社会中心的迁转说” 虞云国

一、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

二、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

三、两宋社会与经济史学论稿

宋代东南之繁盛

宋代分路考

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

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

靖康之乱与北方人口的南迁

宋室南渡后的南方都市

宋初的水利建设

宋代福建之盐政

南宋两浙之盐政

宋代造船工业之地理分布

张家驹与他的“中国社会中心的迁转说”（节选）

虞云国

一 张家驹的生平与史学

张家驹（1914—1974），广东广州人，1914年1月31日出生于广州高第街张府，时为正月初六。其父张祥熙出身前清秀才，民国初年在马来西亚创办中学，自任校长；后在广东地方政府担任过秘书类的文职官员，与广州政界、学界与商界交往广泛。

张家驹

因父亲办学南洋，幼年时代的张家驹随祖母长年留居广州。1935年4月，他在本科毕业论文上题写献辞：“敬以此文纪念先祖母张陈葵姑”；自序则说：“文甫成之日，方持此诣文如师归，即聆祖母之丧，时月之十日，距祖母之死，旬又四日矣。祖母之与我，固又有与诸弟妹不同者，今未能见余成立而竟去矣！因以此文为纪念，并志此以示不忘。”此序足见其祖孙情深（序中说的“文如”即其导师邓之诚）。

张家驹是张府第三子，少时家境富足，生活优越，常随其父出入名士之间，学会了吹箫弹琴，演剧绘画，他日后自填履历在“爱好”栏里多次填写：“爱好戏剧、音乐、美术”，“略懂中国乐器演奏及话剧导演和演出”。据其好友说，他还灌制过粤剧唱片，故有诗说他“粤乐灌片传，粤港享盛名”。张家驹的学历教育严格而规范，1931年高中毕业于广州培正中学。也许受其入读燕京大学英文系二哥的影响，这年他也考入了这所名校。

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届仅招三名学生，即周一良、刘选民与张家驹。张家驹听过系主任洪业的“初级历史方法”与“高级历史方法”，邓之诚的“中国通史”，张星烺的“宋辽金元史”，谭其骧的“中国地理沿革”等课程。这些名师大家的讲授与训练，对他后来的史学研究大有影响。

张家驹的史学研究起步于燕园。他列举自己的研究成果，首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合编）”，这部引得是他们这届在大二时集体完成的，由周一良负总责并撰写序言，1933年由洪业创办的引得编纂处出版。引得属工具书，张家驹接受了史料搜集编次的基本功训练。

1933年，张家驹升入三年级，因谭其骧的《中国地理沿革》引发了浓厚的兴趣，写出了《宋代分路考》。这篇读书报告在宋代政区研究上颇具开创性，大获谭其骧青睐，推荐刊发于1935年第4卷第1期《禹贡》上，还附录了师生往返论学的书札，成为他的史学处女作。

1935年，张家驹以毕业论文《宋代东南之繁盛》获得文学士。本科毕业当年，他就进入大学研究院历史部攻读研究生。然而，次年便肄业南归，原因或是时局变动而其父失业，无力供他读完研究生。返穗以后，他失业半年，随后在广东省长途电话管理委员会任科员文书，与所学专业了无关系。1937年4月，他与杨淑英在广州结婚，其妻晚他一届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8年夏，广州沦陷在即，他辞去文书之职；9月起受聘为香港培英中学高中史地教员。

居港三年，教学之余，张家驹依据在燕园与粤港积累的史料，着手起草《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1940年春完成上篇。下篇主体部分写于日占香港的最初两月之内，余下两宋以后部分在1942年3月逃难故乡时才续完最后两章。

回到广州，张家驹在沦陷区的中山县警察局任职半年，管理户籍及水上警务。这年岁末，听闻培英中学在澳门复学，他即赴澳履职；次年8月，该校内迁国统区，他又辗转前往继续执教，兼教务主任。抗战胜利，他随校迁回广州，指导学生演过话剧《万世师表》。

青年时代的张家驹

1947年7月，张家驹应原燕大师长顾颉刚的电召，离穗赴沪，协助其地图编纂与出版事宜，先后聘为上海大中国图书局、华夏史地学社与亚光舆地学社的编辑；同时兼任粤东中学教员，教授高中史地与语文。《新世界地图》（上海舆地学社1951年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新图》（亚光舆地学社1952年版）的图说都由他撰稿而经顾颉刚最后改定。据顾颉刚日记，两种图说“综计约四十万言，诚一大工程”。1950年，张家驹参加中学教育系统的上海市文史生物暑期教学研究会，任研究干事与第三大组副组长，研究高三历史教材。1951年下半年，他在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兼课；次年秋，改任粤东中学专职教员。1954年2月起，他被上海中等学校教师业余进修学院聘为兼任教师，主教《外国经济地理》。他在沪二十七年，但最初七年并未回归宋史研究。

1954年夏，张家驹奉调新成立的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后为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与上海师范学院），先任中国古代与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后为历史系副主任主管教学。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他认真准备讲义，讲课朴实无华；就自己的教学重点写过《我对“宋辽夏金元”一段教学的几点体会》，对这一时段的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生产经济领域的成就等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教学建议。他还为高年级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的选修课，这是他研究有得的领域。次年暑假起，他重新投入耽误十余年的史学研究，短短数年间发表了多篇论文，出版了四种专著。1959年起，他参与了新版《辞海》的修订工作。1961年，他当选上海历史学会理事。谭其骧与他原为师友知交，其时正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便邀其加盟。他受邀后每周赴复旦大学协助工作一整天。1963年，他评为副教授。

……

1974年3月17日，张家驹辞世，年仅60岁。

他的助手认为，张家驹的学术生涯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在燕京大学学习时期，延续到1942年；第二个高峰在上海师范学院的1956年到1962年。1962年后政治形势日益严峻，已很难进行研究工作了。”第一高峰期跨度约十年，约有过半岁月处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中，最后因外敌压境而被迫中断。第二高峰期仅有短短六七年，但彻底夭折。

1954年7月，在“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的“业务情况”栏“今后拟研究什么？对今后工作的志愿”等问题下，张家驹郑重填写道：“继续研究宋史，希望编写一本断代的宋史。”毫无疑问，这是他毕生最大的愿望；然而，这一宿志却因时世播迁而终成虚愿！

二 从《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到《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

1934年，大学三年级的张家驹偶向张星烺请教毕业论文的选题，后者建议他关注宋代东南的繁盛。他又去听取邓之诚的意见，后者应允做他的指导教师。张家驹专注宋史始于大学时期，应与张星烺讲授辽夏金元史有关；这篇论文显然是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说的最早结胎，张星烺“以今题建议”，适时播种，自有催生之功。邓之诚素以通史名家，历史系的其他断代史都由他主讲，而宋辽金元史或许是他有意让给从辅仁大学前来兼课的张星烺。他主动承诺指导，似与张星烺只来兼课而无暇指导有关。邓之诚以通史的眼光指点张家驹，对他形成中国古代社会中心转迁说肯定大有裨益。他在毕业论文自序里鸣谢说：“故文章之成，得先生之助力最多；如材料之搜集，体例之指正，莫不经先生之口讲指画者也。”他还特别提到：“文成之后，复承文如师以北宋纳辽南宋纳金岁币，皆取之榷场，疑或见《清波杂志》见告。”但自己“因检阅周煇书而未获，遍翻诸家笔记又未得，未知所从出。以时间所限，不能逐一详阅故也。谨志此以待日后之补正”。其序还说，“承洪煨莲师指示方法，并志此以表谢忱”，洪煨莲即洪业，他在洪业那里主要受到史学方法论的提澌与学术规范的训练。

张家驹1935年燕京大学毕业论文《宋代东南之繁盛》手稿

这篇题为《宋代东南之繁盛》的学士论文，总字数达三万八千余字，与当下史学硕士论文要求的字数相当；参考书目更多达101种，在如今硕士论文中也不多见，可见下了大功夫。因《宋会要辑稿》抄稿孤本迟至次年才影印行世，张家驹尚未寓目，故在序里自我提醒：“《会要》终未得见，税收数目，多有未详。容于他日再图增补之。”在学士论文完成的前后，他连续发表了与这一论域相关的多篇论文。

张家驹在1942年岁末自述：“此七八年来，对于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转迁之史的研究，颇饶兴味。读书有得，便即札录；或有所见，笔之卡片。间或草为三数短文，发表国内杂志，不敢自谓著述，迨所以就正于贤明。”由此上推七八年，正是他选定与完成大学毕业论文的年份，这些成果奠定他后来撰述《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的研究基础。不难发现，他的治史趣向在这一时期已经明朗：宋史、经济史，尤其是中国社会中心转迁问题，成为他念兹在兹而萦绕不去的主题。

研究生肄业南下，张家驹继续搜求这一专题的史料，自称“积久而卡片愈众，亦不敢有意于著述也”。唯其重视，才不敢轻言著书。但抗战随即爆发，他不得不“辗转播迁，数易居处，断篇零简，多所散佚”。而后流寓香港，形势相对安定，对史料“渐次增补，始复旧观”。1939年冬，张家驹着手撰述《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次年春间上篇完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港岛，他正在续写下篇，“几有绝粮之厄”，考虑到即将撤离香港，携数箱卡片，既不便行旅，更担心沿途搜检，易滋疑窦，便滞留香江，继续草成下篇。他回忆在火线之下潜心工作的当日情境说：

维时鏖战方酣，炮轰之声，晨昏不绝，作者蛰伏斗室，如若无闻，自念生命危于顷刻，益觉时光之可贵。因循两月，未竟而行。复于岁春三月，逃难故乡，续成最后两章，题之曰《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

时局动乱中，张家驹在粤港时期最大的收获便是完成了《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这一时期，他与燕京大学仍维系着学术联系，佐证便是刊在《燕京学报》1940年第27期上的《王明清〈挥麈录〉辨证》。尽管迟至1947年，张家驹才离粤来沪，但1942年春至1947年夏的五年多里，他却完全中断了史学研究。

张家驹的史学倘以1949年为分界，此前的代表作显然是《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此后的代表作无疑是《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两部著作之间既有学术理路上的内在联系，又有学术取向上的时代印痕，其中微妙的递变关系值得探讨。1942年完稿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与张家驹同样命运多舛。据该书《弁言》说：

书成后，其初但以初稿自珍，不敢轻以示人。后来屡次删易，稍稍出以正诸友好，遂有以刊板为言者。考思至再，卒纳其议。盖战时行止靡常，旅途艰难，易于遗失。终恐汲汲经营之唯一手稿，不获遂偿初志，致使八年心力，耗于一旦。率尔刊布，惟图苟全。

他最后为保全书稿免于兵燹的考虑，才决定经人中介正式付梓。然而，负责印行的协荣印书馆只印出半部即宣告倒闭，1944年草草装订行世。如今，这存世的半部原版本也颇罕见，唯在《民国丛书》第5编中尚能一睹其貌，目录上标明《上篇——沿革考》，没有规范的版权页，仅在扉页背面印有“本书据商务印书馆版影印”，下篇却就此不知所终。《图书季刊》1946年新第7卷第3、4期合刊的“新书介绍”栏刊有《“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篇》书讯说：“本书印至第四章止”，还逐一列举“尚未付印”的六章目录，似应其本人或知情者的手笔。

对这半部《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张家驹在1949年后多次填写履历表时从不提及，195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梓行其《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时，《后记》仅说：

本篇根据的材料，主要是在1938至1941年搜集的。那时在工作之余，读书每有所得，就摘录在卡片上，日积月累，已经达到千余张，就把它联缀起来，写成长编，约得十五六万字之谱。……但是这些稿件却藏在我的行箧当中，追随我长途旅行了许多年，散失了一部分，一直也没能补作（例如原本曾将《文献通考》省元状元名表籍贯统计，今已不复能有此）。直至1955年的暑假，才又重新进行这项工作。所以本篇写作经过的时间相当长，其中或作或辍，最后得以改写完成。

在这段回顾中，他对当年撰著与出版的旧著依然讳莫如深，好似浑无此事。据其助手推想，或许“书是在沦陷区出版的，他认为不光彩”，自己又曾供职沦陷区的伪警察局，历次政治审查与1957年的反右，让他噤若寒蝉。

实际上，张家驹对自己这半部著作，却相当看重的。笔者曾在国家图书馆查对过原书缩微胶卷，也未见有版权页，只在首页标明：【广州】：【协荣印书馆】，【1944】，可知该书正式出版确在1944年。这与前引《图书季刊》“新书介绍”标明的民国“卅二年广州著者自刊铅印本”也能互证。《七十六年史学书目》著录该书为194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年份或据该书《弁言》“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作者自记”的落款。但为何最初委托商务印书馆最终却由协荣印书馆印行，是否商务印书馆另有印本，诸多真相至今莫名其是。不过，令人注目的是，国家图书馆藏本上有张家驹在1946年9月5日的亲笔题笺：“国立北平图书馆惠存作者持赠。”这一持赠本应是他在广州亲自邮寄的，足见他还是希望这半部书传之后世的。

现在看来，张家驹在这一论题上的总体研究思路十分明晰。他在1942年完成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只是一个初稿，而据该书《弁言》说：“将来战局敉平，得集大雅之诲，以正纰缪。然后遍历南北，博览群籍；纵游江湖，搜访遗迹。补之定之，期于异日。而全部之《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转迁史》，亦冀可得以问世。”由此可见，他立志撰述的是《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转迁史》，《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只是其中宋代以前部分，即便这一部分，他还准备进一步“博览群籍”与“搜访遗迹”，即从文献史料与实物史料两方面充实完善，然后补足元代以后部分，最终完成其构想中完整的《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转迁史》。然而，造化弄人，他没料到，全稿付印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却残损了半部，现存《沿革篇》仅包括五代以前部分，宋代部分已经亡佚。

至于张家驹在1957年元旦杀青4月出版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实际上只是在补写那业已亡佚的半部书。只要把《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以下简称《南移》）的章节目录与前引《图书季刊》列举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以下简称《南迁史》）未印各章目录两相比对，就能印证这一推论。除“一、绪言”与“七、结论”外，《南移》“二、北宋政权的建立和南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应《南迁史》“第五章宋室南渡前夕之南方社会”，《南移》“三、政治中心移动对南方社会的影响”对应《南迁史》“第六章宋之南渡及其影响”，《南移》“四、南渡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对应《南迁史》“第七章南渡后之经济开发”，《南移》“五、金人统治下北方的残破”大体对应《南迁史》“第十章金元统治下北方之残破”，《南移》“六、从人材勃兴看两宋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应《南迁史》“第九章两宋学术文化中心”。

对照张家驹先后自拟的三部书名，20世纪40年代分别是《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与《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转迁史》，50年代则是《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作为关键词，“南移”与“南迁”差别还算不大，但“社会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区别却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中心”具有社会史的丰富内涵，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都包括其内；而“经济重心”侧重于经济基础的层面。尽管在《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里，他也并未局限于经济，还是兼顾人材、文化等层面，但书名中关键词的改变，应该与1949年后将社会学与社会史一概贬斥为资产阶级学术流派而打入冷宫是息息相关的，他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惟其如此，时至今日，我们有必要恢复他对这一论题的最初命名，称之为“中国社会中心转迁说”，庶几更切合其初衷与真意。

三 “中国社会中心转迁说”的典范意义

中国古代社会中心的南移，关系整个中国史的总体把握，影响到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与历史地理等诸多领域，堪称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在张家驹之前，虽有学者对南北经济的嬗变消长做过零星的探索（其中较著名的日本学者为桑原骘藏与加藤繁，中国学者则有丁文江、谭其骧与全汉昇等），但将这些不成系统的关注提炼为一个关系中国史全局的重要命题，并给出全方位探讨与论证的，张家驹功莫大焉。应该强调的是，张家驹关于中国社会中心南移的总体思路与系统观点，在其1942年完稿、1944年问世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中已经完形。

在现存《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残稿里，张家驹借鉴了人文地理学、文化学与社会史的方法与视野，对自己研究的课题确立了一个主导性思想：

民族国家之发展，文化随而扩充；混合同化之结果，社会中心亦因以转移。盖每一次迁徙或扩张，势必促成新旧民族之接触。结果必使在文化上一面受原有居民之影响；一面则胜者及其文化，终为土著所吸收，其行甚缓，厥功甚伟。

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他对中国历史上社会中心的转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约分析之，以为三期：（一）自上古以迄西晋，北方实为根本，衣冠人物之所萃；南方鄙野，形势悬殊，三千年来，可称为北方中心时代。（二）及至五胡大入，中枢南移，以至北宋之末，经营垂八百年，筚路蓝缕，始克相颉，是可为文化统一时代。（三）降及近世，八百余载，中原屡劫，鼎祚数迁，南方以成首要，富盛无伦；北方衰老，迥相判别，至是可称为南方中心时代。

这一分期，在后来《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中概括为北方的全盛时代、南北对立时代与南方的全盛时代，但分期坐标点与基本特性却是一以贯之的。

在其半部残书中，张家驹认为，在中国社会中心的南移过程中，永嘉南渡与安史之乱是两个关键性的转捩。由于前者，东晋南朝的二百七十一年间，“汉族文化之播迁，以及南方物质之建设，经时既久，成绩昭著。中国文化中心南移，斯为一大枢纽”。而“安史之乱，不特有唐一代盛衰之枢纽，抑亦吾国史上社会文化之一大转捩也。吾文以北宋南渡至近代划为南方极盛期。实则此极盛期之开端，早轫于此，至南宋乃臻成熟耳”。《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重申了这些基本论点，并结合两宋历史把靖康之变与紧随其后的宋室南渡作为中国社会中心南移最终完成的历史坐标。这些原来应该是他在亡佚的后半部书中阐述的内容。

1949年以后，张家驹自我遮蔽半部《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尚属事出有因。但令人不解的是，许多这一专题的学术史回溯，也往往只提他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却只字不提他在40年代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例如，郑学檬指出：“自从张家驹先生《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一书出版（1957年）以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引起史学界的注意，讨论渐次展开”。《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中的《宋史研究》也说：“50年代，‘经济重心南移说’在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得到充分的阐述”，并说其“资料的收集主要在1938年至1941年间，1955年才开始写作这本书”；又指出此说“不仅引起宋史界的注意，还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史界的话题”。看来，《宋史研究》的作者也不知道他早在1942年就写出了《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这也许与该书印数有限流播不广有关。即便《民国丛书》收有此书影印本，仍未引起学界的注意，以至迄今为止不少宋史学者还误认为此书就是《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的民国旧版。

对张家驹“社会中心转迁说”的隔膜还不止此。《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的核心论题认为：

两宋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统一帝国的再建，构成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时代，也是我国经济重心完成其南移行程的时代。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我国社会就完全进入南盛北衰的新阶段，因此，这一历史事件，就成为我国南部发展历史中的划时代关键。

尽管这一结论持之有故，却横遭宋史学界某位同行的严厉批判，指责“这本书在观点上是有错误的”，说张家驹主张“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是“把历史的发展几乎完全归功于封建统治者”。在批判者看来，“宋王朝的南渡，政治中心的南移，并不是我国南部经济发展历史中的划时代关键，划时代的关键在于农民起义”。稍有常识者都明白，张家驹在这里标举的“宋王朝的南渡”，只是一个年代学的坐标性事件；即便如批判者的理解，在南渡的宋王朝里，不也包括那些被统治者吗？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批判，十足折射出那个年代中史学所面临的荒唐与困惑。

当然，今日史学界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还是给予高度评价的：

这是一部跨越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多领域的研究专著。……张家驹此说得到史学界的重视。各断代史研究者纷纷加以论证，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后大致形成“南移”完成于南北朝、隋、唐、北宋等几种不同意见，大部分学者认同张家驹的说法。

也就是说，其后无论是补正完善张家驹之说的（例如郑学檬的《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还是对张家驹之说提出异议的（例如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与《中国北方经济史》），或者从社会、文化诸层面对“南移说”进行深化与拓展性考察的（例如吴松弟的《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的变迁》与《中国移民史·宋辽金元时期》，程民生的《宋代地域文化》），无一不是在张家驹“中国社会中心转迁说”的示范与启发下，开展他们研究的。倘若借用西方科学哲学中库恩的“范式”理论，“中国社会中心转迁说”这一中国史研究中的“范式”是由张家驹创立的，其后的研究都是对这一范式的补充与展开。张家驹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与宋史研究中的开创性地位也由此而不可撼动。

有理由推断，1957年以后，张家驹仍然揣着整部《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转迁史》的念想，希望能够最终完成对南宋以后元明清三代南方中心时代的研究。可惜，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总是打断他的学术研究，而他最终也在1974年不幸去世。前引《宋史研究》在列举中国宋史学创立期“有添砖加瓦之功的学者”中提到了张家驹，还说“有的专研宋史，但天不假年，无法做出更大的贡献，令人惋惜”，指的似乎就是张家驹。他去世时年仅六十岁，确实天不假年。但即便就其传世论著而言，他已经无愧为宋史学创立期的主要拓荒者之一，他的“中国社会中心转迁说”与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说”、胡焕庸的“瑷珲―腾冲分界线”，足以并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里最具问题意识的三大命题，这样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早在六十多年前，张家驹在《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的结束语中指出：

今后我国人民，完全具有充分力量来利用与改造自然，开发经济落后地区，达到全国经济平衡发展和均等分布，迅速促进生产力发展，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经济生活。

社会经济在地区上的巨大不平衡，始终是中国发展乃至全球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近年以来，尽管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但张家驹通过自己的研究明确提示“开发经济落后地区，达到全国经济平衡发展和均等分布”，尽可能弥合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才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依然具有历史学家的洞见之明，仍未失去其积极的启示价值。

为方便读者全面了解张家驹的“中国社会中心转迁说”，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其代表作《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与《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合并出版，并以此为主体收入了他与这一主旨相关的论文。其中《宋代东南之繁盛》是其宋代社会中心南迁研究的最早成果，系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其燕京大学学士论文录入首次刊布；《宋代分路考》勾勒了整个宋代政区沿革的概况，有利于读者从政区地理上对宋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有一个全局性的把握；《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则以标题形式首次揭出了“中国社会中心转移”说的命题；《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靖康之乱与北方人口的南迁》与《宋室南渡后的南方都市》诸论文，也都与宋代社会中心的南迁密切相关；《宋代福建之盐政》《南宋两浙之盐政》虽然讨论福建与两浙盐政，仍旨在说明“宋代南方的繁盛富甲天下，东南盐利已成为国家最大的财源之一”，盐政遂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宋代造船工业之地理发布》，揭示宋代造船工业之所以“分布偏在东南一带”，除水文地理与原料产地等因素外，“南方工业发达过于北方”，已是“对外贸易的中心”，也都在辅证经济重心南移的论旨。

今年恰是张家驹诞生110周年与逝世50周年，不言而喻，这部选集无疑具有致敬与纪念的双重意义。任何领域的学术研究就像一次永无终点的远行，先行者的足迹永远是后来者不断前行的起点，不论后来者走出多远，也始终应对先行者深怀一份敬意。学术史的长河也遵循着大浪淘沙的铁律，沉甸甸的成果终将留下，学者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他的名著能够长久地传世。

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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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