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人家七十有二，满头银发却梳得一丝不苟。我常在清晨五点半出门时，看见他已经拿着扫把在村口扫地。不管刮风下雨，那身深蓝色的旧中山装总会准时出现在村口的石板路上。

我们村里的李老师退休回来已经三年了。

老人家七十有二，满头银发却梳得一丝不苟。我常在清晨五点半出门时，看见他已经拿着扫把在村口扫地。不管刮风下雨，那身深蓝色的旧中山装总会准时出现在村口的石板路上。

“李师傅，今儿个又这么早啊！”我骑着电动车路过时总会这么喊一嗓子。

他就笑，腰杆挺得笔直，跟当年在讲台上一模一样：“早点扫完凉快。”

村里人起初以为他扫两天就腻了。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眼瞅着季节从春走到冬又回到春，李老师像个上了发条的钟表，雷打不动地在村口扫地。

“犯傻了吧？”有人在背后议论，“退休金也不少拿，何必自找罪受？”

我爹说：“人老了都有点怪癖，随他去吧。”

六月的一个早晨，我去县城办事，路过村口时，看见李老师不在老地方。我寻思着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便拐到他家门口。

李老师家是村里最早盖起的小二楼，红砖灰瓦，窗台上摆着几盆吊兰。墙角的雨水管生了锈，漏出来的水在墙上留下一道暗黄的痕迹。

“李师傅在家吗？”我在院子里喊了两声。

院子里堆着几筐刚收的蚕豆，上面盖着一块湿布。旁边的竹椅上搁着半杯凉茶，茶面上有几片茶叶浮沉。

没人应。

我正要走，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李老师的儿媳妇杨莉，手里提着一兜刚买回来的青菜。

“大伯，找我公公啊？他啊，去村西头了。”

“村西头？不是一直在村口扫地吗？”

杨莉把菜放下，擦了擦手上的水：“昨晚下了雨，山上的水冲了不少泥下来，堵了下水道。村西头那户残疾人家，院子都快被淹了。”

我赶紧骑上车去看。

远远地，就看见李老师弯着腰，正用铁锹清理着下水道口的淤泥。他的裤腿挽到膝盖，脚上的老式胶鞋沾满了泥巴。

黑乎乎的淤泥里，偶尔能看到塑料袋和烟头。

“李师傅，累不累啊？要不我来吧！”我走过去说。

他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不用，就快弄完了。”

他看我一眼，又低下头去干活，但还是没忍住，说道：“这下水道年年都堵，镇上的人来修了好几回都没根治。我寻思着，再不通就得淹了隔壁张婶子家，她那腿脚不方便，家里又没个壮劳力。”

我这才注意到，在他身边放着一个旧军用水壶，铝制的，磕出几道凹痕，壶身上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已经模糊。

当天傍晚，我听说李老师不光疏通了下水道，还去检查了村里所有的排水设施，弄得浑身是泥才回家。

“看把老头子忙的，图啥呢？”村口的老刘头抽着烟说，“当了一辈子老师，退休了不好好享清福，成天扫地收垃圾，还管起排水来了，真是闲得犯病。”

坐在一旁的二柱子笑道：“听说他在学校是什么教导主任，管惯了，闲不住呗！”

我没吱声。总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

七月中旬，村里突然来了一伙大学生，说是搞什么”乡村调研”。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背着大包小包，在村委会安顿下来。

那段日子，我常看见李老师在带着这些大学生走村串户。我一次在村口遇到他，看他精神头十足，像是年轻了好几岁。

“这些是北京来的大学生，”他向我介绍，眼里闪着光，“研究生物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正好能帮我们村解决一些问题。”

我一头雾水：“啥问题啊？”

他神秘地笑笑：“等着瞧吧。”

八月的一天，我在地里干活，看见镇上的几辆车开进了村。下来几个西装革履的人，直奔村委会。我寻思着是不是又有什么扶贫项目，也没太在意。

晚上吃饭时，我爹神神秘秘地说：“听说咱们村被列入什么’美丽乡村示范点’了，要拨款三百万搞建设！”

“啥时候的事？谁争取来的？”我有点不敢相信。

“还不是李老师！”爹放下筷子，语气里有敬佩，“人家给县里写了多少材料，又是叫来大学生做环境评估，又是联系媒体报道，这才引起了上面的注意。”

第二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想去找李老师问个明白。刚到村口，就看见他已经在老地方扫地。

不同的是，今天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新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枚已经有些褪色的奖章。

“李师傅，听说咱们村要建示范点了？”我问。

他笑了笑，没正面回答：“你知道我为啥天天扫地吗？”

我摇头。

他停下手中的活计，望着远处刚刚升起的太阳：“去年清明，我回老家给父母扫墓，路过村口这条河。你还记得前些年这条河什么样吗？”

我回忆了一下：“水挺清的，小时候还在这儿摸过鱼。”

“现在呢？”

我哑然。河里确实变了样，水面上漂浮着塑料袋和泡沫饭盒，岸边堆着建筑垃圾。村里人图方便，什么都往河里扔。

“我当了一辈子老师，教书育人是我的本分。”李老师的声音低沉下来，“退休了，我本想好好享清福。可那天站在河边，我忽然想起我父亲的话。”

“什么话？”

“他说，一个人活在世上，不管做什么，都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和上面的人。”李老师顿了顿，“我在城里教了一辈子书，临老了才发现，自己的根还是在这个村子里，得给它做点什么。”

这时，一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经过，故意放慢车速：“李老师，扫了几百天了吧？您这扫把都快秃噜皮了！”

李老师笑了笑，继续低头扫地，没接茬。

年轻人走后，他轻声道：“刚开始扫地的那段日子，嘲笑我的人可多了。有人说我犯傻，有人说我爱出风头，还有人说我是闲得慌……”

我有些愧疚地低下头。

“其实我不在乎这些。”李老师抬起头，目光坚定，“我就想着一件事——我得带个头。总得有人第一个站出来，才能带动更多人，不是吗？”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

接下来的日子，村里热闹起来。规划公司的人进进出出，测量、绘图、开会。李老师成了他们的常客，总能看到他带着人在村里各处转悠，不时低头记录什么。

十月的一天，县电视台来了记者，拍了李老师的事迹。节目播出后，连市里都知道了我们村的”扫地老师”。

随后是一系列的变化：村口的河道被清理了，垃圾分类箱出现在每条巷子口，几个年轻人回村开起了农家乐，就连久未修缮的祠堂也被列入了保护名单。

临近年关，天上飘起了小雪。我去镇上赶集，路过镇政府，看见一块崭新的石碑正在安装。石碑上刻着：“最美乡贤——李守诚教授”。

我这才知道，李老师曾是县师范的特级教师，退休前被评为省级教育模范。

回村路上，我心里五味杂陈。想起这一年来村里的变化，又想起最初我们对李老师的嘲笑和不理解。

村口，李老师依然在扫地。雪花落在他的肩头和白发上，远远望去，就像童话里的老爷爷。

身后，几个孩子也拿着小扫把，有模有样地跟着扫雪。

我停下车，默默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家拿出了自己的扫把。

“李师傅，我来帮您。”我走过去说。

他抬头看我，眼睛里有光：“好啊，正好我有点累了。”

那天，加入扫雪的人越来越多。到傍晚，几乎全村的壮劳力都出动了。

雪停了，天放晴了。夕阳把村庄染成金色，照在新清理干净的村口。几个小孩在欢笑着堆雪人，妇女们聚在一起聊着家常，几个汉子擦着汗互相开着玩笑。

李老师站在一旁，安静地看着这一切，脸上的皱纹里盛满了笑意。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扫的不只是地面上的垃圾，更是人心里的尘埃。

春节过后，镇政府正式为李老师举行了”最美乡贤”表彰仪式。

表彰会上，李老师的发言只有短短几句：“我只是个退休老师，做了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如果每个人都爱护自己生活的地方，我们的家乡会更美。”

现在，我们村成了周边有名的示范村，经常有别的村的人来参观学习。李老师也有了新身份——村里的环保义务宣讲员。

但他依然每天清晨准时出现在村口，扫着他的地。只不过，身边常常有三五个孩子跟着，听他讲那些关于星星和树木的故事。

有一天早上，我又一次路过村口，看见李老师的扫把靠在村口的老槐树上，人却不在。

扫把旁边是一双沾满泥巴的老胶鞋，看起来有些年头了。鞋帮上的线都磨断了几处，用红线粗糙地缝补过。

我抬头望去，李老师正带着几个孩子在河边种树。他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扶正一棵小树苗，然后一把一把地培上土。

阳光洒在他的白发上，像是镀了一层金。

村口的石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而更闪亮的，是那个执着地守护这片土地的老人。

后来听说，县里准备把李老师的事迹编入教材，让更多的孩子知道这个故事。

我想说的是，有时候改变一个地方，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大事，只需要一个人坚持做一件小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就像李老师和他的扫把。

那把旧扫把现在被收进了村史馆，和那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一起，成了村里的”宝贝”。

至于李老师，他依然每天清晨准时出现在村口，只是扫把换成了新的。而跟在他身后学着扫地的人，也越来越多。

春去秋来，季节更替。村口的那条小河水变得越来越清，河边的小树也越长越高。

有时我会想，多年后当我们老了，回忆起这段往事，或许会恍然大悟：原来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如此强大，强大到足以改变一个村庄，改变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就像李老师常说的那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而火种，往往只需一个人的坚持和勇气。

来源：牟牟说情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