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及白洋淀雁翎队,多数人只知是“抗战时期的水上游击队”,却不知这群由渔民、猎户组成的队伍,曾以土枪土炮对抗日军的汽艇机枪,创下“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他们因在枪膛插雁翎得名,在芦苇荡中神出鬼没,既是日军眼中“抓不到的幽灵”,也是百姓心中“水上的保护神”。大众对
提及白洋淀雁翎队,多数人只知是“抗战时期的水上游击队”,却不知这群由渔民、猎户组成的队伍,曾以土枪土炮对抗日军的汽艇机枪,创下“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他们因在枪膛插雁翎得名,在芦苇荡中神出鬼没,既是日军眼中“抓不到的幽灵”,也是百姓心中“水上的保护神”。大众对其“民间武装”的浅层认知,掩盖了他们“专业化作战、军民同心、战术精妙”的真实面貌。挖掘雁翎队的战斗故事、战力密码与精神内核,方能读懂冀中抗战中“平凡英雄”的伟大。
雁翎队并非天生的“神兵”,而是白洋淀百姓在日军铁蹄下“以命相搏”的必然产物。从1938年零星的自发抵抗,到形成建制、威名远播的抗日武装,他们的诞生与成长,每一步都刻着白洋淀人的血性与智慧,而“雁翎”二字的由来,本身就是一段动人故事。
雁翎队的起源,始于日军对“华北明珠”白洋淀的残酷掠夺。1938年5月,日军侵占安新县后,为控制白洋淀的渔业资源与水上交通线,在赵北口、新安镇、端村等关键节点设立据点,配备汽艇、机枪,频繁扫荡周边村庄——渔民下湖捕鱼遭射杀,百姓藏粮被抢掠,甚至芦苇荡也因日军“清剿”被纵火焚烧。面对绝境,安新县北冯村的猎户田钿、渔民邓如意等18人率先站出,他们取出家中的土枪、猎枪,组成“水上抗日小组”,专在夜间袭击落单的日军小股部队。初期的抗争虽规模不大,却点燃了百姓的抗日热情,周边村庄的渔民、船工纷纷加入,队伍很快扩展到30余人。
“雁翎队”的名号,源于一次危机中的“身份识别”智慧。当时白洋淀既有抗日武装,也有伪军的“水上巡逻队”,夜晚在芦苇荡中行动时极易混淆。田钿等人发现,白洋淀猎户捕猎时常用雁翎做记号,遂想出妙招:让队员们在各自的枪膛里插上一根白色雁翎,夜间相遇时,只要摸出枪膛的雁翎,便能确认身份。这一简单的识别方式,既解决了“友军误判”的难题,也让“雁翎”成为队伍的标志。1939年,冀中军区正式将这支队伍命名为“雁翎队”,田钿任队长,队员扩充至100余人,配备了土枪50余支、木船30余艘,从“自发抗争”升级为“建制化抗日武装”。
初期的战斗虽装备简陋,却已显现“水上奇兵”的特质。1939年秋,日军一艘汽艇在白洋淀中横行,沿途抢掠渔民的鱼虾与粮食。雁翎队队员们利用芦苇荡做掩护,驾驶8艘小渔船分散潜伏。当汽艇驶入“九曲回肠”的苇塘港汊时,田钿一声令下,队员们同时点燃土制“火罐”(灌满煤油的玻璃瓶)扔向汽艇,火罐在甲板上碎裂燃烧,日军慌乱中互相踩踏。队员们趁机用猎枪精准射击驾驶舱,汽艇失去控制撞向苇根,最终沉没。这是雁翎队首次击沉日军汽艇,消息传开后,白洋淀百姓奔走相告,纷纷捐出家中的铜锣、鱼叉、甚至门板,支援队伍作战——铜锣用于传递信号,鱼叉可近距离攻击,门板则加固了渔船的防御。
雁翎队的威名,并非靠装备优势,而是源于对“天时、地利、人和”的极致运用。他们将白洋淀的芦苇、港汊化为天然战场,创造出一套专克日军的“水上游击战术”,用土枪土炮对抗现代化武器,上演了一幕幕“麻雀战”“伏击战”“迷惑战”的经典对决,让日军“谈雁翎色变”。
“地利为盾”:芦苇荡中的“水上地道战”。白洋淀由143个淀泊、3700条港汊组成,盛产芦苇,盛夏时芦苇高达数米,密不透风,堪称“天然迷宫”。雁翎队队员多是土生土长的渔民,对每一片苇塘、每一条水道都了如指掌——哪里有暗礁、哪里有浅滩、哪条港汊能绕到据点背后,闭着眼都能说清。日军的汽艇虽速度快、火力猛,却在芦苇荡中寸步难行:汽艇的螺旋桨极易被芦苇缠住熄火,机枪在密集的苇秆阻挡下难以瞄准,而雁翎队的小渔船却能在港汊中灵活穿梭,“打了就跑”。1940年春,日军调集6艘汽艇、200余名士兵“清剿”芦苇荡,雁翎队故意在开阔水域留下几艘空船,引诱日军深入。当汽艇进入“迷魂阵”苇塘后,队员们立刻用镰刀砍断芦苇秆,制造“苇墙”封锁水道,同时从四面八方的苇丛中射击。日军汽艇动弹不得,成为“活靶子”,此战雁翎队仅伤亡2人,却击毙日军30余人,缴获机枪2挺。
“战术为矛”:土办法造出“大威力”。雁翎队的装备极为简陋:初期仅有土枪、猎枪,后来通过战斗缴获了少量步枪、手榴弹,甚至有队员用“土炮”(铁管填充火药与铁砂)作战。但他们凭借智慧,将“土装备”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创造出多种独特战术。一是“夜袭掏窝”:利用日军夜间戒备松懈,驾驶渔船悄悄靠近据点,用沾了煤油的棉絮点燃据点的木质岗楼,趁乱冲进据点夺取武器。1941年冬,队员们趁大雪之夜突袭端村据点,仅用20分钟就歼灭伪军15人,缴获步枪12支,自身无一伤亡。二是“瓮中捉鳖”:在日军必经的水道口设置“水下障碍”——将削尖的木桩埋入水底,表面用芦苇掩盖,待日军汽艇驶过,木桩刺穿船底,队员们再围上来攻击。三是“迷惑扰敌”:在苇塘中扎制“草人”,穿上破衣服,远处望去如同潜伏的队员,吸引日军火力;同时安排队员在不同位置敲锣、放枪,制造“到处都是雁翎队”的假象,让日军疲于奔命。有日军俘虏后来供认:“在白洋淀最怕听到芦苇荡里的枪声,不知道藏着多少人,跑都不知道往哪跑。”
“民心为根”:百姓是“隐形的雁翎队”。雁翎队能在白洋淀立足,最根本的支撑是百姓的全力支持。队员们本身就是渔民、船工,与百姓血脉相连,而百姓也将雁翎队视为“自己的队伍”,形成了“军民一体”的抗日网络。日军为侦查雁翎队动向,强迫渔民“带路”,但渔民们要么故意绕远路,要么趁日军不注意跳进水中,通过潜水、钻苇丛向雁翎队传递情报;日军封锁淀区,严禁百姓向雁翎队送粮,百姓便将粮食藏在鱼篓底层、芦苇捆中,甚至用“空心芦苇秆”装盐,冒死送到队员手中。1942年“五一大扫荡”期间,日军对雁翎队展开“地毯式搜索”,队员们分散隐蔽在百姓家中——有的扮成“船工家属”,有的藏在“苇塘地窖”,百姓们宁可自己被殴打,也绝不透露队员的踪迹。端村的渔民张老大,为掩护队员转移,故意驾船吸引日军汽艇追击,最终船毁人亡,用生命为队员争取了时间。正如队长田钿所说:“白洋淀的每一片芦苇、每一条鱼船,都是我们的战友;每一位百姓,都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
雁翎队的价值,远不止于“打了多少胜仗、缴了多少武器”。在8年抗战中,他们以100余人的队伍,先后作战700余次,击毙、俘虏日伪军3000余人,击沉、缴获汽艇30余艘,保护了数以万计的百姓与抗日干部。更重要的是,他们用“渔猎之身”创造的抗战传奇,凝聚成“智勇双全、军民同心、不畏强敌”的雁翎精神,跨越时空至今仍熠熠生辉。而大众对其“仅为民间武装”的认知偏差,恰恰忽视了这种精神背后的历史重量。
雁翎队的抗战,始终与“保护百姓、支援主力”紧密相连。他们不仅在淀区打击日伪军,更承担着“护送过往干部、转运抗战物资”的重要任务。白洋淀是冀中根据地与晋察冀根据地的“水上交通线”,许多党政军干部需经此地往返,雁翎队便成为“护送队”——队员们熟悉水道,能避开日军的巡逻艇,常常深夜驾船,将干部藏在芦苇舱中,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封锁线。1943年,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需经白洋淀前往晋察冀,雁翎队派出12名骨干队员,驾驶3艘伪装成“捕鱼船”的快船,在芦苇荡中迂回穿梭,避开了日军的5道关卡,最终安全将吕正操送达目的地。此外,他们还经常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百团大战”中,雁翎队袭击日军的补给船队,切断其物资供应;在反“扫荡”中,他们袭扰日军后方,牵制其兵力,成为冀中抗战的“水上尖刀”。
雁翎队的传奇,更藏着“平凡英雄”的血性与担当。队员们没有显赫的身份,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百姓,但在国难当头时,他们毅然拿起武器,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家园。队员邓如意,原本是淀区有名的“捕鱼能手”,日军侵占白洋淀后,他的父亲因反抗抢掠被杀害,母亲悲愤而亡,他带着弟弟加入雁翎队,在战斗中总是冲在最前面,先后击毙日军17人,被队员们称为“拼命三郎”;队员赵波,是个年仅16岁的少年,擅长潜水,多次潜入日军据点附近侦查,一次为了摸清汽艇的巡逻规律,在冰冷的水中潜伏3个小时,冻得失去知觉,醒来后仍坚持汇报情报。这些平凡人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用“舍小家为大家”的行动,诠释了“民族大义”的真正含义。1945年抗战胜利时,雁翎队100余名队员中,有23人牺牲、17人重伤,他们的名字被刻在白洋淀的“雁翎英烈碑”上,永远被百姓铭记。
雁翎精神的传承,让“水上神兵”的故事从未褪色。新中国成立后,雁翎队的故事被改编成小说《荷花淀》、电影《小兵张嘎》、京剧《雁翎队》等文艺作品,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白洋淀建起了“雁翎队纪念馆”,展出队员们使用过的土枪、渔船、雁翎等文物,当年的队员或其后代,常来这里为参观者讲述抗战故事。如今,在白洋淀,“雁翎精神”已融入当地的发展——渔民们传承“互助同心”的传统,组建渔业合作社;党员干部以“为民担当”为准则,投身乡村振兴;青少年通过红色教育,铭记“爱国奉献”的内涵。2020年,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中,当地百姓主动参与芦苇管护、水质监测,正是“雁翎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
雁翎队的故事,从来不是“神化的传奇”,而是“平凡人的史诗”。他们没有先进的武器,却靠芦苇荡的地利、百姓的支持与自己的智慧,成为日军无法战胜的“水上神兵”;他们没有耀眼的头衔,却用鲜血与生命,守护了家园与民族的尊严。大众对其“民间武装”的浅层认知,恰恰错过了其背后“军民同心、智勇抗战”的核心密码——这正是雁翎队最珍贵的价值所在。
从1938年的18人小组,到如今代代相传的“雁翎精神”,白洋淀的芦苇枯了又黄,却始终记得那群插着雁翎的英雄。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靠武器的先进,而是靠民心的凝聚、智慧的迸发与信念的坚定。这,正是雁翎队跨越80余年仍能打动人心的根本原因。
来源:评书小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