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小红嫁人的时候,我记得她穿的是件红色的旗袍,领口有点歪,好像是忙中出错的裁缝给缝的。
那年小红嫁人的时候,我记得她穿的是件红色的旗袍,领口有点歪,好像是忙中出错的裁缝给缝的。
结婚那天下着小雨,不大,但湿漉漉的。她爹站在门口,手上提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她的几件衣服和一本高中时的日记本。他没进去送亲,说是腿疼。其实谁都知道他怕那个女婿一家看不起他这个种田的。
我妻子和我去喝了酒。酒不好,是散装的,喝完嘴里发麻。饭菜也不精,就是农村办酒席那一套:花生米、凉拌黄瓜、鸡块炖土豆。但小红一直笑着,笑得我心里发慌。
“你妹嫁得好吗?”路上,妻子问我。
“听说男方家里有点钱,在县城开了个小超市。”
我也只知道这么多。堂妹比我小十岁,父母早亡,跟着她爹一个人长大。我爹常说,我这个当哥的没照顾好她。但我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种十亩地,养两个孩子,开个小卖部,日子过得像拉煤的毛驴一样。
我忘了多久没见小红了,大概是两年,直到那天晚上我在家门口收摊,看见她站在我家店门口,脸上有个乌青。
“哥,我能住几天吗?”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谁。
那天晚上她没说什么,只是帮我们收拾小卖部。我注意到她手腕上有伤,但我没问。男人打老婆的事,在我们这儿不新鲜。我爹年轻时也打过我娘,虽然不多。
小红住了三天,第四天一大早就走了,只在桌上留了张纸条:“哥,我得回去了。”
我妻子叹了口气:“她男人肯定找过来了。”
“那你怎么不拦着?”
“拦得住吗?她是嫁人了的人。”
日子就这么过,我的小卖部生意不好不坏,能养家糊口就行。有时候我会想起小红,但说实话,我自己的担子就已经很重了。
半年后,小红又来了,这次脸上没伤,但她瘦了,眼睛深陷,像是生了一场大病。
“你男人呢?”我问。
“他去赌博了,昨天就没回来。”她说,声音里没什么情绪。
这次她住了一周,帮我整理小卖部的货物,把过期的饼干和膨化食品挑出来。我发现我家小卖部的账本被她重新整理得井井有条,甚至还弄了个电子表格在我那台老旧的电脑上。
“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个的?”我问她。
“在婆婆超市帮忙的时候学的。”她低着头说,手指轻轻划过键盘,“婆婆人挺好的。”
这次离开前,她没走得那么突然。她说她婆婆给了她一些钱,让她学点东西。
“学什么?”我问。
“不知道,也许开个小店?”她的眼睛看向远方,那一刻我觉得她不像我认识的那个小红了。
我记得她走的那天,我家门前那棵老槐树掉了好多叶子,地上铺了一层黄色。妻子说那是因为秋天到了,但我知道那棵树生了病,镇上来的植物医生看了说可能活不过冬天。
小红走后,我听人说她搬出去住了,在县城租了间房子。她男人找过她几次,但都被婆婆挡了回去。
“那婆婆倒是个明白人。”我妻子评价道。
“可不是,听说她自己年轻时也挨过打。”邻居王婶补充道,手上摘着豆角,“所以才帮着小红呢。”
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我没去确认。那年冬天,我忙着给小卖部换了个新招牌,换上了LED灯,比邻居家的亮。人嘛,总要有点进步。
一年后,我去县城批发货,无意中在一个小区门口看见了小红。她开了家面包店,不大,但干净整洁。店里放着轻音乐,墙上挂着几幅画,好像是她自己画的。
“你什么时候会画画了?”我问她。
“闲着的时候学的。”她笑了笑,从柜台里拿出个纸盒,“尝尝我做的蛋糕。”
蛋糕很软,有股淡淡的香草味。我不懂这些,但觉得挺好吃的。
“生意怎么样?”
“还行,刚开始,慢慢来。”她倒了杯水给我,杯子有点裂,但很干净。
“你男人呢?”
她沉默了一会儿:“离了。”
“哦。”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我们那里,离婚的女人不多,多数都是忍着过。
“婆婆还联系你吗?”
“嗯,每周都来店里坐坐。”她指了指墙角的一个小沙发,“就坐在那里,看我做面包。”
我离开时,她送了我一盒面包,说是给我孩子的。盒子上印着她店的名字:“红楼”。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问。
“因为我姓曹。”她笑了,这次的笑容里有种我不熟悉的自信。
回去的路上,我想起小时候她跟在我屁股后面要糖吃的样子,突然觉得有点陌生。人都是会变的,有时候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有时候却是长出了新的枝丫。
又过了一年,我去县城办事,顺便去看看小红。她的面包店不在了,我问了邻居,说是搬到了市中心开了家更大的店。
“那个女老板厉害着呢,现在都有三家店了。”一个卖水果的小贩告诉我。
我有些吃惊,但也替她高兴。那天我没时间去市中心找她,就回了镇上。妻子听说后,嘟囔了一句:“你那个堂妹,运气真好。”
我没接话,只是想起了小红那张银行卡的事。后来我才知道,那张卡里只有两万块钱,是她婆婆一点一点攒下的。对城里人来说可能不多,但对我们这种种地的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第三年春节,我接到了小红的电话,她说要请我们全家去她开的新店吃饭。
“店开到哪了?”我问。
“就在咱们镇上,火车站对面那个新建的商场里。”她说。
我挂了电话,有点不敢相信。那个商场是镇上最高的建筑,据说租金贵得吓人,一般的小店根本开不起。
年三十那天,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她的店。店名还是叫”红楼”,但比我上次看到的大多了,装修得很气派,里面的员工穿着统一的制服,围裙上绣着”红楼”两个烫金字。
小红穿着件米色的连衣裙,头发盘起来,耳朵上戴着对小珍珠,看起来像城里的白领,不像我记忆中那个农村姑娘。
“哥,嫂子,来啦。”她招呼我们,让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
窗外是小镇的夜景,到处都是红灯笼和春联。火车站进进出出的人流不断,有人拖着行李箱,有人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货。
“生意真不错啊。”我环顾四周,店里几乎满座。
“还行吧,刚开张,人多是因为过年。”她倒了茶给我们,茶具很精致,不像我家那种随便买的玻璃杯。
“听说你在市里还有好几家店?”妻子问道。
“嗯,有三家。”小红点点头,“这是第四家。”
“你怎么想到回咱们镇上开店的?”
她看了看窗外:“因为这里是家啊。”
这句话让我心里一暖。虽然小红变了很多,但骨子里还是那个我认识的堂妹。
吃完饭,小红拿出一个红包给我的两个孩子。我推辞,她坚持:“就当是姑姑的心意。”
红包很厚,我没当场拆开,但能猜到里面的数目不会少。
临走时,她婆婆也来了,是个六十多岁的女人,穿着普通,但眼睛很有神。
“这是我哥和嫂子。”小红介绍道。
“早就听小红提起过你们。”老人握了握我的手,“她总说小时候是哥哥照顾她。”
我有点惭愧,因为我知道我并没有照顾好她。如果照顾得好,她也不会嫁给那个打她的男人。
“不敢当。”我说。
回家路上,妻子打开了红包,倒吸一口冷气:“一万块!”
我也吃了一惊,这可不是一个普通亲戚会给的压岁钱数目。
“你妹妹现在是真的有钱了。”妻子感叹道,“你说她怎么做到的?”
我想起了那张银行卡,想起了小红在我家电脑上做的电子表格,想起了她第一家小店里那些自己画的画。
“人各有命吧。”我最后只是这么说。
第二天,我去了小红的店,想请她吃顿饭。店里的经理说她去了市里的总店,要过完年才回来。我留了张纸条,写着:“等你回来,哥请你吃饭。”
回镇上的路上,我路过了小红开的第一家面包店的旧址。那里现在变成了一家服装店,招牌是全新的,但门口的台阶还是旧的,有点歪。
我忽然想起了什么,折回去,找到店主,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
“请问,这里以前是不是有家面包店?”
“是啊,’红楼’嘛,后来搬到市里去了。”
“你知道店主为什么要搬吗?”
女人看了我一眼:“听说是因为她前夫老是来闹,还打伤了她一个员工。”
我愣住了。这些事我都不知道。
“后来呢?”
“后来啊,”女人压低了声音,“听说那男的欠了一屁股赌债,被人追得没处躲,跳河了。”
我没再问下去。回去的路上,我路过了我们镇上唯一的一座桥,桥下的河水结了薄冰,阳光照在上面,亮晃晃的。
过完年,小红回来了,我们约在她店里见面。她告诉我,她准备再开两家分店,一家在县城,一家在邻镇。
“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我问。
“我有团队啊,都是我一点点培养起来的。”她说这话时,眼睛闪着光,“而且我还打算开个培训班,教年轻姑娘们做西点。”
“你这是要当老师了?”我笑道。
“不是老师,就是分享一点经验。”她谦虚地说,“我自己也是从零开始学的。”
我想起了那个穿着红旗袍、领子有点歪的姑娘,再看看眼前这个自信满满的女老板,突然意识到,人生的道路真的很奇妙,没人能预料到下一个转弯会通向哪里。
“对了,”她像是想起了什么,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给你的。”
我打开一看,是一张卡片,上面写着”红楼食品有限公司股份证明”,下面是我的名字和一个百分比:5%。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就是说,公司5%的股份是你的。”她平静地说,“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眼眶有点热。
“我不能要这个,你自己的心血…”
她打断了我:“哥,接受吧。没有你当初收留我,我可能早就被打死了。”
我没再拒绝。人生在世,有时候是施予,有时候是接受,都需要勇气。
“你婆婆呢?她还好吗?”我问。
“很好,她现在是我的总店经理。”小红笑了,“她比我更会做生意。”
“那张银行卡…”
“两万块钱,是她给我的第一桶金。”小红的眼神柔和下来,“但更重要的是她告诉我:人这辈子,不能光靠别人,得自己站起来。”
我点点头,想起了我家门前那棵被诊断活不过冬天的老槐树。那年冬天确实很冷,树皮都裂开了,但第二年春天,它竟然又抽出了新芽,长出了叶子,比以前更茂盛。
镇上的植物医生很吃惊,说他从医几十年,第一次见这种情况。但我不吃惊,因为生命的韧性就是这样神奇。
如今,小红的”红楼”面包店在我们镇上很有名,连市里的人都专程来买。她也真的成了我们镇上的”首富”之一,至少在民间传说中是这样。
有时候我路过她的店,看见她和员工们一起忙碌,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就会想起那个雨天,想起那个提着塑料袋的堂妹,想起那张小小的银行卡。
人生没有不带伤的成长,但所有的伤痕,最终都会变成故事,讲给自己听,也讲给别人听。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