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革前辈孙越崎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被称为“工矿泰斗”“煤、油大王”。孙越崎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一生，他以国家利益、民族复兴为己任，不断探索能源救国之路。孙越崎的奋斗历

孙越崎

民革前辈孙越崎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被称为“工矿泰斗”“煤、油大王”。孙越崎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一生，他以国家利益、民族复兴为己任，不断探索能源救国之路。孙越崎的奋斗历程与重庆有着不解之缘，其在重庆的二三事，也是他爱国奉献精神的写照。

将中福煤矿迁往重庆

孙越崎曾提到，“过去一生做过不少错事，但有两件事至今认为做得对。第一件事是抗战初期，把中福煤矿的器材和人员拆迁到后方。第二件是解放前夕，动员资源委员会全体人员保护厂矿，投向人民”。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抗战时期，时任中福煤矿总经理的孙越崎力排众议，带领中福公司职工攻坚克难、铁血抢运，将现代化的煤矿生产机器、技术、管理和人才从河南焦作内迁到重庆等地，发展了大后方的民族能源企业，有力地保障了抗战大后方的能源供应。

1934年冬，翁文灏任命孙越崎为中英合资中福煤矿总经理、总工程师。通过孙越崎的整顿，濒临破产的中福煤矿扭亏为盈，产销量位居全国第三。1936年，中福煤矿产销两旺，年产量达100多万吨，打开了焦作无烟煤在华北及华中一带的市场。然而，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相继占领了平津地区，随即沿着平汉铁路向南进犯，焦作地区面临着被轰炸和占领的危险。在此万分危急之际，孙越崎鉴于战火即将蔓延至矿区，军运繁忙，铁路运输随时可能停顿的局势，果断决定停产，并决定将煤矿主要机器设备迁移到长江以南地区。孙越崎开诚布公地说：“大敌当前，煤矿面对三条路：一、不拆不迁，则敌人可利用，我们不能利用；二、全部破坏，敌我都不能利用；三、全部拆走，我们可利用，则敌人不能利用。”最终他取得了董事会的支持，主持中福煤矿内迁。

在孙越崎的领导和组织下，中福公司的1000多名员工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将中福煤矿地面及井下机器设备材料，于1938年初辗转分批抢运至汉口。由于战事紧张，7000多吨物资无法继续后撤，孙越崎向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求助。在翁文灏的安排下，卢作孚与孙越崎等人在翁文灏家商谈，孙越崎、卢作孚两人初次见面就有“倾盖如故”之感。听闻中福煤矿的器材、技术管理人员和技工都在汉口后，正为内迁工厂和川江轮船运输缺乏煤炭忧虑的卢作孚立即同意并应允负责把中福公司所有器材、人员运到四川，并让其民生公司投资的天府煤矿、北川铁路公司与中福公司合作，改组为天府矿业公司。两人的会谈可谓风云际会，尽管没有签署书面协议，但是在爱国救国的大义下，双方都信守承诺。内迁后的中福公司开花结果为4家大型现代化煤矿，极大地保障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交通、工业生产、机构和民用的能源供应。这是孙越崎与重庆的第一次结缘。

建设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能源基地

在武汉与卢作孚商定合作扩建天府煤矿后不久，孙越崎就前往四川北碚（现重庆北碚）附近的后峰岩天府煤矿考察。当时的天府煤矿生产水平相当落后，但是其煤炭储量非常丰富，有可供较大规模开采的资源。此前，卢作孚已建设北川铁路通往嘉陵江边，便于外运煤炭至重庆等地。更重要的是北碚区域经过卢作孚、卢子英兄弟的乡村建设，社会环境较好。孙越崎分析了天府煤矿的优势和劣势，认为其优势大于劣势，坚定了采用中福煤矿的设备和技术来改造天府煤矿的信心。

1938年5月1日，中福公司和民生公司合资的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新公司组织章程，确定名称为“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由卢作孚担任董事长，孙越崎担任总经理，两个出生于同年的爱国者开始了实业救国的合作。孙越崎领导开展对天府煤矿的大规模整顿，从管理、设备、技术、工艺等方面进行改造，大胆革新积极开展生产，天府矿业的生产水平迅速提高，成为新型现代化大型煤炭企业，开启了四川煤炭近代化机器开采的序幕。据1942年《中原公司及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迁建经过情形与财务概况》记载，“合作之初，每日煤产量仅数十吨，现在该矿已日产煤一千五六百吨”。到1945年，天府矿业年产煤量达近50万吨，为1939年的6.3倍，是抗战时期后方产量最高的煤矿。这个数量占重庆地区全年供煤量的一半左右，供给战时首都重庆所需燃料的三分之一以上，不但保障了民生公司航运用煤，还满足了全市工业、交通和市民的用煤，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承担煤炭运输的北川铁路实力也大增，成功自制了3台火车头，日运煤量2000吨以上。1943年10月，天府矿业自制第一部火车头正式行驶，它也是中国抗战时大后方自制的第一部火车头。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曾对其给予高度评价。

中福公司还在四川相继合办了犍为县的嘉阳煤矿、隆昌县的石燕煤矿、威远县的黄荆沟威远煤矿，均由孙越崎担任总经理。为统一管理，天府、嘉阳、威远、石燕四矿同中福公司在重庆北碚金刚碑合署办公，以天府矿业公司为基础设置“四矿联合秘书室”，四矿与中福公司合署办公，由孙越崎按照“统一资金、统一业务、统一行动”原则进行管理，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益和生产效率。

据不完全统计，天府、嘉阳、威远、石燕四矿年总产量达90万吨，约占国民政府管辖区产煤量的15%。在孙越崎等人的推动下，抗战时期，中福煤矿内迁极大地加速了四川等内地煤矿开采的现代化建设，为新中国成立后煤炭工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机器、技术、管理和人才的基础。用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来说，这是长远的战略地位、先进的机器设备、现代生产技术和管理与资源优势的完美结合。它是在爱国抗日的民族精神内动力驱动下，民族工业呈现出的强大生命力，成就了实业界的传奇，更是汇入抗日战争蓬勃大潮的涓涓细流。

服务抗战大后方重要的能源基地建设，是孙越崎与重庆的第二次结缘。整个抗战期间，怀揣救国为民理想的孙越崎，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专业的眼光，大力实施实业救国的行动，延续了民族能源工业的命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时任中福煤矿董事胡石青曾言：“中福是我国在抗战期间唯一迁到四川后方的煤矿，它像母鸡下蛋，在四川合办起了四个煤矿，大力支援了抗日战争。现在才认识到，孙总经理真是一位有远见有魄力的爱国者。”

筹建玉门油矿

1934年，孙越崎担任陕北油矿探勘处处长，克服技术和装备困难，在陕西延长开采出石油，积累了石油开采的宝贵经验。随着抗战形势的艰巨，我国大片国土沦陷，日军封锁了我国的原油进口线路，国民政府决定开采玉门油矿。早在1920年底，地质学家翁文灏到甘肃做地质调查，就提出开发甘肃玉门石油的相关构想，为玉门油矿的开采打下了基础。1938年6月，国民政府在汉口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开始玉门油矿的开采工作。1941年3月16日，甘肃油矿局在重庆正式成立，由于有开采延长油矿的基础，孙越崎被委任为总经理，负责玉门油矿的开发与管理。甘肃油矿局成立以后，孙越崎在重庆招兵买马、筹备物资，领导着广大技术人员自力更生，完全依靠自己设计、制造出各种设备，改进炼油设备，使油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1942年11月，玉门油矿完成生产汽油180万加仑的目标。短短3年间一个拥有1.5万名职工和家属的石油城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拔地而起。经过不懈努力，玉门油矿成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最大的油矿，在外部油源渠道几乎断绝的情况下，玉门油矿为中国抗战提供了石油动力，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玉门油矿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石油会战提供了技术和人才储备，为新中国成立后大量开采石油实现能源自给打下了基础。

甘肃油矿局设在重庆，孙越崎在此续写了再度参加开发石油的美丽篇章，可谓其与重庆的第三次结缘。回顾近代中国能源发展历史，孙越崎被誉为中国“工矿泰斗”“煤、油大王”，其主要参加的实业开发为黑龙江穆棱煤矿、河南焦作中福煤矿、四川四大煤矿和陕西延长油矿、甘肃玉门油矿，而体量最大的四川四大煤矿则为孙越崎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在重庆时所勘探的，是重庆承接了这位伟大爱国者的实业救国之为，也使孙越崎与重庆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续写前缘

新中国成立后，孙越崎与重庆的联系并未停止。孙越崎1935年在焦作整顿中福公司时，同时担任为能源工业培养人才的焦作工学院董事会董事长，开展人才教育与储备。新中国成立后，焦作工学院改名为中国矿业学院。为服务大三线建设和华蓥山煤田开采，1970年，中国矿业学院搬迁到重庆市合川县三汇坝重建新校，改名为四川矿业学院。而此地就属于天府煤矿的开采范围，可谓冥冥之中的天意。学校在重庆市办学12年，1982年才完全搬迁至江苏。为了纪念这位中国能源工业的先驱为中国能源工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的重大贡献，中国矿业大学于2008年成立以孙越崎的名字命名的二级实体性学院——孙越崎学院。

1984年，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重建民生公司，孙越崎担任董事长，卢国纪任总经理。以80余岁高龄担任民生公司的董事长，既是孙越崎的历史责任感使然，也是他的重庆情结。

来源：团结报党派e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