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9月17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肖某某在“武大图书馆事件”中被认定不构成性骚扰，记过处分也被学校正式撤销。法律程序就此终结，但这场风波引发的舆论反思和社会讨论，才刚刚开始。

2025年9月17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肖某某在“武大图书馆事件”中被认定不构成性骚扰，记过处分也被学校正式撤销。法律程序就此终结，但这场风波引发的舆论反思和社会讨论，才刚刚开始。

这起始于2023年10月的校园风波，因一名女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实名指控同校男生肖某某在图书馆对其实施性骚扰而广泛传播。事件几经反转，从校方初步处理到法院介入，从网民声援到法律判决，时间拉长、情绪升温、讨论升级。一纸判决虽然盖棺定论，但人们心中的疑问并未散去。

《民法典》第1010条指出：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等方式违背他人意愿，即构成性骚扰。听起来清晰明了，真正落到实践中，却远非如此。

现实中，很多性骚扰行为发生在无监控、无证人的私密或半私密场合，常常陷入“罗生门”：当事人各执一词，证据支持不足，主观意图难以还原。就像这次事件，肖某某解释为因皮肤病抓痒，而杨某媛则认为是蓄意骚扰。到底是恶意触碰还是无心举动？法律最终采信了前者的说法，但社会对此依旧疑惑难解。

更深层的问题是，法律只能处理“有证据的真相”，而不是“我们相信的真相”。很多受害者第一反应是羞耻和恐惧，而非立刻搜集证据。等到鼓起勇气维权，有时早已证据灭失。这不是个案，而是性骚扰案件的普遍困境。

这起事件从一开始就处在舆论风暴中心。有人力挺女生“勇敢发声”，有人担心“冤枉好人”。但司法系统的职责不是裁定道德高低，而是依据证据、依照法律做出中立判断。

法院最终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肖某某构成性骚扰，因此撤销处分。这并不等于否认杨某媛的感受，而是表明在法律框架下，该指控无法成立。这正体现了司法的理性与克制，也暴露出制度与社会认知之间的落差。

我们既不能让“受害者必须完美”成为维权门槛，也不能让“指控即真相”动摇司法独立。在声援与审慎之间，在同理与法治之间，如何找到平衡，是我们社会必须面对的难题。

性骚扰从来不是孤立个案，它往往与权力结构密切相关。在校园、职场等场景中，性骚扰常常发生在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控制或胁迫下。即使在表面平等的同学关系中，也可能存在信息差、资源差所构成的隐形压迫。

这起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激烈的争议，正是因为它击中了一个社会痛点：我们如何保护潜在的受害者，同时不过度伤害被指控者的权益？我们如何在男女、强弱、上下之间建立一个更公正、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近年来，民法典中关于性骚扰的条款已经落地，深圳等地也出台了防骚扰细则，这是好事。但制度建设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文化层面的升级。我们需要摒弃对女性受害者的苛责预设，也要鼓励男性在面对不实指控时依法维权。只有让规则真正被理解、被信任，才可能减少类似冲突。

判决落地那一刻，法律程序结束了，肖某某的“记过处分”也被撤销，杨某媛的论文问题也被澄清。但这并不是一场“谁赢谁输”的较量，而是一次公共讨论的起点。

它提醒我们，性骚扰的认定不能脱离法律，也不能忽视个体的感受；司法程序必须冷静克制，但社会关怀也不该缺席。我们不该用一句“司法已判”就终结所有争议，也不该用“情绪正确”来替代理性分析。

真正的进步，不是靠某个案件的胜负来定义，而是靠一次次公共事件推动制度完善、观念更新、文化进化。这才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的方式。

这个世界从来不简单，但愿我们能在复杂中看见清晰，在争议中寻得共识，在制度与人心之间，找到最真实的公正。

来源：亓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