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千多年前，秦代使者的足迹曾踏上青藏高原的苍茫土地，他们留下的印记在时光长河中沉寂，直到近年才重新出现在世人眼前。2025年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让青海黄河源一处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的石刻进入大众视野，瞬间
两千多年前，秦代使者的足迹曾踏上青藏高原的苍茫土地，他们留下的印记在时光长河中沉寂，直到近年才重新出现在世人眼前。2025年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让青海黄河源一处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的石刻进入大众视野，瞬间引发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而这一重大发现的起点，要追溯到2020年7月——青海师范大学教授侯光良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区扎陵湖岸开展野外考察时，偶然发现了这处藏在高原深处的石刻。
这处石刻坐落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的扎陵湖北岸，具体位置在扎陵湖北岸尕日塘坡地2号陡坎左下方，距离湖岸大约两百米，海拔更是高达四千三百零六米。“尕日塘”在藏语里是“往来歇息之平地”的意思，和石刻所在区域的地貌特征十分契合。更重要的是，它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一处仍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消息传出后，国家文物局迅速行动，安排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建专门的工作专班，还调集了石质文物保护、秦汉考古、古文字学和书法篆刻等多个领域的专业人员，集中力量开展科研攻关。工作专班在2025年6月13日至14日、7月15日至18日两次前往现场进行调查，获取了石刻本体以及其赋存环境等方面的科学数据，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研究团队为了准确判断石刻的年代与价值，运用了多种高科技手段进行分析。首先是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在不与文物本体产生任何接触、不造成丝毫损害的前提下进行数字化采集，让石刻的清晰度提升了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九十；接着用微距摄影技术采集刻石文字笔画的刻痕特征，最终证实刻石是采用平口工具，以斜方直接入石的方式刻制而成，这与秦代的工艺特征完全相符；随后，便携式荧光光谱仪派上用场，对刻石表面及刻痕内部的元素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刻字区域和非刻字区域的元素成分差异不大，而且都没有检测出钨、钴等金属元素，这就排除了使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性；最后，自动矿物分析电镜将检测精度放大到两百万倍，发现刻字表面和刻石表面非刻字区都含有绿泥石、伊利石等风化次生矿物，这说明刻字区域和非刻字区域都经历了漫长的风化作用，进一步排除了它是现代新刻的可能。通过这些严谨的科学检测，研究团队最终形成了《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报告》，经过审慎研究，正式认定这处石刻为秦代石刻，并将其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
从刻石本身的概况来看，它的文字刻凿壁面总长八十二厘米，最宽处三十三厘米，刻字区面积大约零点一六平方米，距离地面约十九厘米。全文共有十二行三十六字，再加上一个合文，总共三十七个字，文字排列方式是从右至左、纵行排列，大部分文字清晰可辨，字体风格属于秦篆。其中，刻石里出现的“陯”字十分关键，它是“仑”的一种特殊写法。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指出，“昆陯”这个词仅在里耶秦简中出现过，里耶秦简中有“琅邪献昆陯五杏药”的记载，这一发现说明“昆仑”可以写作“昆陯”是秦代的用字习惯，为解读刻石内容提供了重要线索。
解读尕日塘秦刻石的文字，需要结合古文字学、历史学和考古学进行综合分析。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对刻石内容展开深入研究后认为，这段文字的大意是：秦始皇派遣五大夫前往昆仑采药，使者乘坐己卯日的车马抵达此处，计算而来的路程大约有二百五十里。
要准确理解这段文字，还得对其中的关键字词进行考释。“五大夫”是秦代二十等爵中的第九级爵位，《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曾记载“五大夫”参与重要事务，比如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时，“使黔首自实田”的命令就是由五大夫负责执行的。“將方□”中的“將”在这里应该是率领的意思，“方”则可能指“方士”或“方技”，也就是掌握方术的人。《史记》中记载秦始皇曾多次派遣方士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徐福东渡就是大家熟知的例子。“采樂□”里的“采”就是采集的意思，“樂”很可能通“藥”，也就是采药，结合上下文来看，这里应该指的是采集药物。不过，刘钊教授提出“采乐”可能与“采录”或“采择”有关，但更多学者还是倾向于“采药”的解释。“陯翳”中的“陯”是“仑”的特殊写法，和“昆”结合起来就是“昆仑”，这也再次印证了秦代“昆仑”可写作“昆陯”的用字习惯。“卅七年三月己卯”则是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三月的一个干支纪日，根据《颛顼历》推算，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确实存在己卯日，这一修正也解决了此前关于刻石年代的一个争议焦点。
尕日塘秦刻石的重要价值，还体现在它可能关乎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长久以来，“昆仑”在中华文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它的具体地理位置却一直存在争议。仝涛研究员认为，石刻的内容以及它所在的地理位置，解决了国人争论千年的关于“昆仑”“河源”的精确地望问题（也就是地理位置），同时记录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遣使者前往昆仑山寻觅仙药的历史事实，填补了文献记载中的空白。不过，秦汉考古学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则表示，秦朝时认定昆仑山在黄河源区域有一定道理，昆仑山与黄河一脉相承也具备合理性，但“昆仑的具体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国家文物局发布的释读结果，并没有明确提及“昆仑”问题。刘钊教授也持谨慎态度，他认为依据这处刻石来确证昆仑山位置，目前还为时尚早，“石刻的性质应该和现在‘到此一游’的刻画相近。至于铭文中的‘一百五十里’，并没有表明这是到哪里的距离，也没说终点是昆仑山，很有可能指的是到下一个休息地的路程”。
刻石中的“卅七年三月己卯”，还为研究秦代历法提供了重要的新证据。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组副研究馆员熊长云表示：“始皇卅七年，三月正好有己卯日。到了卅六年，始皇因为荧惑守心等事件，已经预感自己时日无多。如果这处刻石记录的是卅七年的事，那么始皇派遣使者前往昆仑采药，就非常符合他当时的心态。”而且，这个纪日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秦始皇巡游活动时间相吻合。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开启了他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巡游，最终在沙丘平台病逝。如果刻石确实记录的是此次巡游期间的活动，那它无疑为研究秦始皇晚年的活动提供了全新的证据。
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也让我们对秦代的政治军事版图有了新的认识。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秦朝的有效控制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对西部的影响相对有限。但这处刻石的发现，将秦代实际控制范围向西推进了数百公里，证实秦帝国的势力已经抵达青藏高原东北部。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凌透露，近期已经组织青海省文物部门，联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制定了《青海省环扎陵湖、鄂陵湖2026—2028年考古工作方案》。接下来，相关部门将围绕扎陵湖、鄂陵湖周边区域开展系统的专项考古调查，进一步摸清各个时期考古遗存的分布与保存状况。这一发现充分说明，秦代的政治影响力可能远远超出我们之前的认知，为研究秦代的疆域治理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实证。
在文化与科技层面，尕日塘秦刻石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它为研究秦代文化传播与科技发展提供了关键线索。刻石中出现的“昆仑”一词，反映出秦代对西部地理和文化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从科技角度来看，刻石的凿刻工艺和保存状况，直观展示了秦代工匠的技艺水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介绍，刻石采用平口工具斜方直接入石刻制而成，符合秦代的工艺特征。而且，刻石的岩性是石英砂岩，这种岩石耐磨性高、抗风化能力强，这也是刻石历经两千多年自然风化，依然能够保存至今的关键原因。此外，刻石中出现的“采乐”若确指采集药物，那么就表明秦代已经开始关注西部的自然资源和药用植物，这对于研究秦代的科技水平和医学发展而言，价值不可估量。
从思想与信仰角度分析，尕日塘秦刻石的内容可能与秦始皇的宗教信仰以及追求长生不老的思想有关。《史记》中记载，秦始皇曾多次派遣方士寻求仙药，比如派遣徐福东渡，去寻找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而尕日塘秦刻石可能记录了一次类似的活动，只不过这次的方向转向了西部的“昆仑”。秦汉考古学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认为，秦朝时认定昆仑山在黄河源区域有一定道理，昆仑山与黄河一脉相承具备合理性，这也表明秦代的宗教观念和地理认知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有意思的是，这处刻石的性质可能和现在人们“到此一游”的刻画相近，这反映出当时人们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通过刻石来记录自己的行程和经历，而这种行为背后，或许蕴含着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以及对神圣之地的崇敬。
2025年尕日塘秦刻石的确认，让我国现存的秦刻石数量增加到三处，另外两处分别是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19年东巡泰山时，命令丞相李斯用小篆书写的，被誉为“秦篆活化石”。秦二世继位后，在公元前209年于原石上加刻了诏书，形成了“始皇刻辞+二世诏书”的复合文本。这处刻石最初立在泰山山顶玉女池旁，清代乾隆年间因为火灾失踪，嘉庆年间从玉女池捞出的残石仅存十个字，经过修复后，实际清晰可辨的只有七个字，现存于岱庙东御座内。琅琊台刻石则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19年、前210年两次登临琅琊台（今青岛市黄岛区）时，为颂扬“六合之内，皇帝之土”的疆域观而刻制的。秦二世加刻诏书后，原石长期暴露在风雨中，到了宋代，苏轼看到时就只剩下二世诏书的部分内容了。明代万历年间，地方官员将残石嵌入新碑，如今这处刻石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琅琊台刻石刻辞共十三行八十六字，其中二世诏书占十二行，始皇刻辞仅存一行，它是目前保存字数最多的秦刻石，虽然字迹因风化变得模糊，但“皇帝之功，勤劳本事”等关键语句依然能够辨识。
和这两处刻石相比，尕日塘秦刻石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地理位置和内容主题上。它位于海拔四千三百零六米的高原地带，是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内容方面，它记录的是秦始皇派遣使者前往西部的活动，与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主要颂扬秦始皇功绩的内容有明显不同。从书法角度来看，这三处刻石的书法特点，呈现出秦篆从“篆隶杂糅”（以尕日塘为代表）到高度标准化（以泰山、琅琊台为代表）的演变轨迹，为汉字发展史提供了确凿的实物链条。
尕日塘秦刻石中出现的“陯”字，还和里耶秦简中的“昆陯”存在关联。里耶秦简中有“琅邪献昆陯五杏药”的记载，这进一步说明“昆仑”可写作“昆陯”是秦代的用字习惯。里耶秦简是2002年在湖南里耶古城出土的，内容涵盖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是研究秦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它的发现，为我们理解秦代的行政体系和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尕日塘秦刻石与里耶秦简的关联，表明秦代在不同地区都有着相似的文字使用习惯和行政记录方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秦代文化和制度的统一性。
尕日塘秦刻石所在的扎陵湖区域，在历史上一直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史地研究成果，隋唐时期，扎陵湖区域是唐蕃古道进入西藏的必经之地。这意味着，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尕日塘秦刻石所处的扎陵湖区域就属于古代人类活动区域，并非像人们想象中那样人迹罕至。在刻石周边，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多处古代遗迹。在刻石东北约两千米的湖漫滩与山坡交汇处，调查发现了两座疑似石棺葬，附近还有多涌村古城遗址、江多祭祀遗址以及墓葬群。以刻石为中心，半径一百五十千米（约合秦汉时期的三百六十里）的范围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已经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到近现代的文物遗存共七十五处。这些考古发现充分说明，尕日塘秦刻石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这一地区长期人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现为构建该区域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提供了关键线索。
鉴于尕日塘秦刻石的重要价值，国家文物局指导青海省文物行政部门，已经将其核定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明确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且按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准进行保护管理，在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遴选过程中，也对其予以重点关注。国家文物局还从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经费中，拨付了九十八点八五万元作为“尕日塘秦刻石”的抢救性保护经费，支持玛多县为刻石设置保护围栏、建立临时性看护用房，解决一线值守人员的用水用电难题。目前，玛多县已经完成了保护围栏的设置和临时看护用房的建设，国家文物局也拨付了专项经费，用于刻石的数字化采集和防风化处理工作。整个保护工作严格遵循“原址保护为基本原则”，并且计划在合适的时机，以适当形式对公众开放。
在研究规划方面，国家文物局已经组织青海省文物部门，联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制定了《青海省环扎陵湖、鄂陵湖2026—2028年考古工作方案》。接下来，相关部门将围绕扎陵湖、鄂陵湖周边区域开展系统的专项考古调查，进一步摸清各个时期考古遗存的分布与保存状况，着力构建该区域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为探讨刻石形成的历史背景提供更多考古实证。同时，还将加强多学科合作，协调专业单位组建联合团队，深入开展考古学与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环境学、地质学等相关学科的合作研究，进一步了解环湖区域的环境演变、人地关系、资源与生业等方面的情况，从多个维度阐释秦汉时期疆域治理与探索开发青藏高原的历史进程。
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也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不同学者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解读和看法，形成了一些学术争议。其中一个重要的争议点是刻石的真伪问题。有部分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高原露天石刻很难留下如此清晰的字迹。针对这一质疑，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团队通过科学检测给出了回应：刻石的岩性为石英砂岩，耐磨性高、抗风化能力强，而且刻痕内部和刻石表面都含有风化次生矿物，经历了长期的风化作用，这就排除了近期新刻的可能。
另一个争议点围绕“昆仑”的地理位置展开。仝涛研究员认为，这处刻石证实了古代“昆仑”位于黄河源区域的观点。但也有学者持谨慎态度，比如刘钊教授就表示，依据这处刻石来确证昆仑山的位置，目前还为时尚早。此外，关于刻石的年代也曾存在争议。最初有学者提出，根据《颛顼历》推算，秦始皇二十六年三月并不存在己卯日。但通过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进行分析后，专家们发现，原本被释读为“廿”字的中间其实存在一竖，正确的释读应该是“卅”；原本被释读为“六”字的左侧竖向笔画，实际上是岩体剥落的边界，并非刻字笔画，正确的释读应为“七”。这一修正解决了历法上的矛盾，因为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确实存在己卯日。
这些学术争议不仅反映出考古研究的复杂性和多维度性，也体现了学术界对新发现的审慎态度和严谨精神。正如仝涛研究员所说，历史研究本身就是复杂且多面的，研究对象往往跨越漫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常常伴随着信息的缺失和碎片化，这就需要研究者从多个维度进行推测和论证，对于同一研究对象，出现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也十分正常。
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与确认，为我们理解秦代历史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证据。它不仅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更是秦代使者探索西部的实物见证。从刻石内容来看，它记录了秦始皇派遣使者前往西部的活动，很可能与寻求长生不老之药有关。这一发现将秦代的实际控制范围向西推进到了青藏高原东北部，让我们意识到，秦代对西部的探索和影响远比之前认知的更为深远。
从文化价值层面来讲，尕日塘秦刻石是秦代篆书艺术的珍贵遗存，它的书法特点清晰展现了秦篆从“篆隶杂糅”到高度标准化的演变过程。同时，它还为研究秦代的历法、地理认知和宗教观念提供了重要线索，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在保护与研究方面，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也推动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和研究计划的落地。未来，围绕扎陵湖、鄂陵湖周边区域的考古工作将持续展开，有望进一步揭示秦汉时期青藏高原的历史面貌，让我们对那段遥远的历史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
这处静静矗立在高原上的刻石，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秦朝历史深处的大门。它不仅填补了历史文献的空白，更让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了新的思考。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颗镶嵌在高原上的文化明珠，必将继续闪耀着历史的光芒，向我们娓娓道来两千多年前，秦代使者跨越山河、探索西部的壮丽故事。
来源：悠闲的治水大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