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面向大海，浩荡开阔；玉溪，枕着山湖，碧玉清溪。两座由水得名、相隔千里的城市，因一位音乐家产生了微妙而动人的连接——玉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故乡，赋予了他最初的启蒙和创作的底色；上海，是这首歌的诞生地，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上海，面向大海，浩荡开阔；玉溪，枕着山湖，碧玉清溪。两座由水得名、相隔千里的城市，因一位音乐家产生了微妙而动人的连接——玉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故乡，赋予了他最初的启蒙和创作的底色；上海，是这首歌的诞生地，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与时代的和声。

  9月，作为一名常驻上海的记者，我有幸和近60位来自全球的嘉宾一同走进云南玉溪，走进聂耳纪念馆，走进他短暂却炽热的一生。

  旋律初醒

  23岁，是一名本科生完成学业、步入社会、开启人生新篇章的年纪。然而，对于聂耳来说，23岁是他艺术生涯的巅峰，也是他生命的终章。

  如果说他的人生在23岁那一年奏响了高潮，那么他在云南度过的童年就是“引子”，青少年时期则是逐渐推进的“主歌”，为“副歌”的爆发做了铺垫。

  在玉溪市红塔区北门街3号，一座风格朴素典雅的瓦房正是聂耳故居纪念馆。小时候，他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等乐器。10岁那年，聂耳和兄弟几人用攒下的压岁钱买了若干乐器，组成一个家庭乐队，常在家中演奏花灯调等民间曲艺，为清贫的童年岁月增添了些许欢乐。

  在聂耳故居纪念馆里，我看到了一张聂耳男扮女装的舞台剧照。请教了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玉溪市聂耳和国歌研究会会长时遂营，才得知这也和云南花灯有关。花灯戏节奏明快、形式活泼，是云南历史悠久的地方剧种，内容多聚焦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且剧中常由男性反串女性角色。演员惟妙惟肖的演绎给童年时期的聂耳留下深刻印象，日后他亲自反串演出的经历，更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云南不仅民间文化底蕴深厚，还是一片孕育红色思想的沃土，聂耳心中的革命火种，正是在这里悄然萌发。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举国震动。云南人民迅速响应，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在共产党与共青团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学生运动日益高涨，聂耳也成为积极参与者。他通过游艺会演出宣传募捐，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工人。

  1927年，聂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学习更加勤奋刻苦，思想越发要求进步，渐渐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一颗革命的种子在他心田播下。

  聂耳留下的音乐作品有据可查的超过40首，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卖报歌》《开矿歌》等。在聂耳纪念馆的二楼展厅，我意外发现了一张泛黄的小尺寸曲谱，歌名为《省师附小校歌》——这也是聂耳人生中创作的第一首歌曲。

  据讲解员普一敏介绍，1928年，16岁的聂耳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念书时，每天途经旁边的师范附小，他觉得这所学校应当有一首培育学生自强精神的歌曲，于是与友人共同创作了这首清朗昂扬、充满朝气的作品。

  隔着玻璃展柜，我仔细辨认歌词——“同学们，大家起来，锻炼勤苦耐劳的个性”，结尾处是“我们努力！我们前进！”，不禁让人联想起聂耳之后的代表作《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

  18岁出门远行前，聂耳所经历的抗争与无奈、残酷与温暖、失去与收获，最终孕育成音乐和革命的种子，在他随后的创作高峰期破土而出。

  复调人生

  如果说聂耳的人生是一部音乐作品，那么这首歌很可能是一首“复调”乐曲。复调是一种由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旋律线，在同时进行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多声部音乐，就像多才多艺的聂耳。

  除了众所周知的作曲才华，聂耳纪念馆还呈现出他更多面的形象：弹吉他、跳踢踏舞、演戏剧，甚至包括他写的诗歌与评论。

  如何评价聂耳这种“跨界”的综合艺术素养对音乐创作的影响？《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打磨过程尤为说明问题。

  1935年，《风云儿女》的剧本和主题曲的歌词已完成。对于田汉等左翼文艺工作者的相继被捕，聂耳义愤填膺，创作激情也被唤起。于是，他主动请缨，要求担当起《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任务。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58号三楼狭小简陋的亭子间，他不断推敲旋律，最终采用G大调的曲调，以号角般坚定的大三和弦分解音型，雄壮有力地唱出了中国人“不愿做奴隶”，愿以“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呐喊。

  谱曲过程中，聂耳对歌词也做了精心优化：他添加了三个“起来”，一个比一个有号召力，把音乐的发展引向高潮；神来之笔是，他在“前进”之后加了一个“进”，凸显中华民族前进不止、奋斗不息的精神。

  “正是这种‘跨界’素养深刻滋养了他的音乐，正是这种对歌词文学性、思想性的敏感，让国歌如此铿锵有力、直击人心。”时遂营说。

  是人民音乐家，也是革命斗士，两条主线交织成聂耳的生命乐章。作为革命者的聂耳，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武器就是他创作的音乐。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细看聂耳的创作列表，不难发现，入党之后的他进入了创作高峰期。

  怎样做革命的音乐？聂耳和田汉用《义勇军进行曲》携手回答。革命的音乐作品应该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更应该为国家歌唱，为时代发声。

  余音回响

  如同一颗流星划过天际的聂耳，生命之歌并未就此终结，余音永续。

  在纪念馆里，我读到他的日记与家书。看着那些或充满斗志，或充满真情的话语，仿佛他就在我身边耳语。

  “不愿把一分一秒有用的光阴耗之于无聊。音乐、戏剧、电影，便是我一生的事业，我愿在这一生里去研究、学习。”他在家书中直抒胸臆。

  “明天开始新计划，随时不忘的是‘读书！’‘拉琴！’”1935年7月16日，聂耳写下这句话，这是他最后一篇日记。第二天，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汹涌的海潮，无情地夺去了他昂扬向上的生命。

  聂耳的音乐回响不仅跨越了时代，其抗争、团结、前进的精神内核，也唤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共鸣。

  在玉溪，我遇到了来自阿曼最大媒体机构之一马斯喀特传媒集团的编辑哈立德·穆萨，他是参加“2025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的嘉宾之一。

  “中国的国歌是世界反法西斯音乐阵营中响亮的旋律，即使我不是中国人，每次听到中国国歌，总感到一股力量。”穆萨一边激动地说，一边在聂耳纪念馆中频频按下快门，“看展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象，他是如何在那样的环境中创作出这首歌曲。我也忍不住设想，如果他活得再久一些，他一定会为中国、为全世界贡献更多”。（有之炘）

来源：云南网信办代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