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鲜于璜碑》全称《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1973年在天津市武清县出土。出土后，所见拓本甚少。笔者在整理故宫碑帖库房所藏文物时，先是发现该碑一对已分别装裱成轴的碑阳、碑阴拓本，后又发现两对单张未裱的，总计三对拓本。文物入库时间同为1973年年末。从登录时间与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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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马子云先生正在拓制青铜器

来源 l《收藏家》2024年第10期

作者 l 冯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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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于璜碑》全称《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1973年在天津市武清县出土。出土后，所见拓本甚少。笔者在整理故宫碑帖库房所藏文物时，先是发现该碑一对已分别装裱成轴的碑阳、碑阴拓本，后又发现两对单张未裱的，总计三对拓本。文物入库时间同为1973年年末。从登录时间与拓本面貌共同判断，这三对均为该碑出土后的初拓本。本文旨在考证故宫馆藏该碑拓本的制作年代与制作者，查证该碑同时代拓本的下落与碑之现状，进而阐释该碑初拓本的价值所在。

在整理故宫碑帖库房所藏文物时，有两轴在库房账目上记录为马子云（图1）、纪宏章于1973年12月31日交回的《鲜于璜碑》拓本引起了笔者的好奇。此二轴分别为碑阳和碑阴整幅拓本，拓工精细，完美记录并呈现了碑版本身的种种信息——圭形碑首、圆形碑穿、端庄方整的阳刻篆额、方折崭齐的两面碑文，碑额线刻的龙、虎、朱雀图像更因精湛的传拓技艺而跃然于纸上。由于没有传拓者钤印，库房卡片信息记录也未尽翔实，虽然大概率猜测拓本应出自马先生之手，但还需更多材料证实。在求证中了解到近五十年前的一些往事，故提笔作此文章，忆前辈风采，致敬过往，不负将来。

一、《鲜于璜碑》的出土与启拓

（一）《鲜于璜碑》的出土

《鲜于璜碑》全称《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是汉桓帝延熹八年（165）所立雁门太守鲜于璜的墓碑，1973年5月出土于当时的天津市武清县高村乡兰城村，是1949年后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汉碑。所谓完好主要指两方面。

其一，碑身完整且形制规整。据简报：

碑上尖下方，呈圭形，碑身高2.42米，宽0.81～0.83米，厚0.12米。碑首有穿，径0.15米。碑座长方覆斗形，长1.22、宽0.72、高0.24米。

其二，碑上所刻内容留存完好，包括碑首上的题额与两侧画像以及碑身上的两面铭文，除个别处损泐外，均清晰完整。圭形碑首之阳额刻有一“凸”字形单线界框，线框的六个外角饰有卷云纹。框内阳刻“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十字篆额。此外，阳额还装饰有线刻青龙、白虎图像，其背面则装饰有线刻朱雀图像。碑阳隶书碑文16行，行35字；碑阴隶书碑文15行，行25字。出土时，除碑额外，碑身存字共计827个。碑阳刻有方形界格，碑阴界格不明显。碑文主要记述鲜于璜生平及祖先世袭等内容。

该碑未见于著录，沉睡地下1800余年后重建天日，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料方面。鲜于璜生平事迹及其世系人物共十二人，史籍无考。且记述其生平之文字可从侧面反映东汉的察举征辟制度、官职设置，以及当时政府与匈奴、乌桓等北方诸民族之间的关系与交往。

第二，书法方面。该碑成碑于书法史上汉隶最发达的时期，属方折古朴一派。碑之篆额亦沉稳有力。观其整体面貌，书法与刻工俱佳，确为汉碑之中的佼佼者。

第三，文字方面。碑文中假借字和异体字众多，能够反映东汉后期文字的使用情况。其中一些至今仍被使用的简体字，被认为是人民群众“删繁省难和大胆创造”的产物，虽用于铭刻封建官吏的生平与功绩，但更是人民群众推动汉字改革的旁证。

第四，刻石艺术方面。在已知的中国北方同期碑刻中，该碑的碑额图案装饰是极罕有的，且雕刻工艺精湛，图像栩栩如生。

基于以上几点原因，这通碑刻的出土引起了政府、学术界和书法界的广泛关注。

（二）《鲜于璜碑》的启拓

由于碑版自身状况的限制，学界对于其价值的认定与深入研究，亟需依靠高质量的拓本才能得以推进。在我国，传拓的历史至迟可追溯到两晋时期。“传拓”即制作拓片，是一种利用传拓工具及纸墨将碑碣石刻或青铜等器物文字、纹饰“复制”下来的传统手工工艺。它最初被应用于石刻文字，目前存留下来的最早拓本是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藏经洞所出唐拓李世民书《温泉铭》。北宋初期，传拓技艺被进一步推广应用到青铜器的铭文上，故又称“金石传拓”。制作好的拓片相当于金石文字或图像等大的“黑白照片”，能为阅读、欣赏、研究、临摹提供极大便利。

《鲜于璜碑》出土后，制作拓本迫在眉睫。关于这一点，李鹤年《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考略》中有所详述：

碑石运到天津以后，文化部曾派人来施墨，然而并没带纸，遂向杨柳青画店商议购买质地细、韧性强、专为拓墨的宣纸。天津杨柳青画店前身是荣宝斋，跟北京琉璃厂荣宝斋联号。此类纸张本极珍贵，一般纸店并无存藏。包括给毛主席和郭沫若鉴定之用共拓10份，文化部共买20张纸，说明用途，杨柳青画店以为机会难得且奇货可居，要求拓本一份为交换条件。故第一批拓本共11份。画店一份，我曾寓目，施墨粗淡，拓手并不高明。

李鹤年所述的11份拓本，大概是《鲜于璜碑》出土后制作的第一批拓本。其中1份（图2、图3）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为1973年天津文物管理处捐赠。

图 2 国家图书馆藏《鲜于璜碑》初拓本（碑阳）

图 3 国家图书馆藏《鲜于璜碑》初拓本（碑阴）

从该拓本外观看，施墨确实不匀，字口不清，失拓了很多细节。当然，影响碑帖拓本质量的因素有很多。石刻新出土后最早拓的一二份拓本往往拓不好，这通常是由于石面清理不净、石质松散未加固、操作环境不佳等原因。在天津地区传世与出土文物之中，如此巨制的碑刻于今时今日都是极罕见的。当地缺乏经验丰富的、从事金石传拓的专职人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二、马子云与《鲜于璜碑》初拓本

（一）受邀传拓的机缘

拓片有优劣之分，除纸、墨等用料的好坏差异之外，传拓者的经验与技术也直接影响拓片的质量。一张好的拓片须纸张平整、墨色匀净、字口清晰、图像传神，用墨无论浓淡均须具备审美意趣，能够很好地再现和反映金石铭刻本身的风貌与情况。

《鲜于璜碑》的出土在当时为文博考古界所瞩目，按李鹤年的文章与知情者的口述，出土后的第一批拓本效果并不理想。彼时，唯有觅得技艺高超的拓手，才能完美再现《鲜于璜碑》铭刻的风貌。于是，天津文物管理处邀请了时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马子云先生，再为《鲜于璜碑》制作拓本。

马子云（1903～1986），金石碑帖鉴定专家、器物传拓名家。1947年，受时任院长马衡邀请，进入故宫博物院，传拓金石碑帖，并从事相关文物的鉴定与研究，后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曾传拓商代虎纹石磬、霍去病墓前石刻、太平天国李秀成剑等名品。1950年，他曾耗时半年完成存世最大的西周铜盘——虢季子白盘的全形拓。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考古培训班特邀先生讲授金石传拓技艺。1962年，《文物》发表了当时的讲义《传拓技法》一文。

作为名副其实的高手，马先生得此邀约，自是当仁不让，实至名归。

（二）《鲜于璜碑》第二批初拓本的拓制

所谓初拓本，指石刻出土初期所拓且拓得完好的拓本。马子云虽不是“启拓”者，可他却欣然承担了再次制作《鲜于璜碑》初拓本的任务。1973年12月，时年七十岁的马子云与助手纪宏章受天津文管会邀请赴津传拓《鲜于璜碑》。

马老曾在《碑帖鉴定》一书中记：

在出土初拓一纸，甚劣。我于（1973年）12月赴津，一周内拓十五份，内三份较精，一般者十二份，予存留一般者一份。

关于马子云拓碑的情形，两位亲历者曾有过文字记述，一位是蔡鸿茹，一位是贾少君，其中蔡鸿茹的描述颇翔实。首先，备纸：

拓时将碑平放，下面垫起，以六尺好宣纸折叠成32开大小，每叠一层均留出小纸头，以便湿后揭开，然后用清水或白芨水将纸蘸湿，再用两块木板把水挤出，此时宣纸已压成一小方块，没有点耐心和功夫是打不开的，接着小心翼翼地一层层将纸打开，铺在碑石上……

之后，上纸：

用棕刷边擀边刷平，再用打刷把字迹打出来。之后双手握棕刷在纸上反复地刷，刷时看似用力，令人担心把纸刷破。这时马老解释说，刷时用力要巧，既不能把纸刷破，又得使纸与碑面接合牢固。

而后，备墨：

墨汁是用旧古墨碎块浸泡而成，先取少量墨汁放在如乒乓球（拍）大小的木质墨板上，用棉织品做成的大扑子蘸上墨汁并反复在墨板上把扑子里的墨揉匀……

最后，上墨：

待碑上的湿纸干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上墨了。只见马老右手拿扑子，左手持墨板，一边拍打墨板吸墨，在纸上一层一层地上墨。

她还写道：“当时他已年届古稀，弯着腰一拓就是一天，对于一位老人来说劬劳辛苦可想而知。但面对一张张精美的拓本时，马老惬怀愉悦之情溢于言表。”在拓碑程序上，贾少君的描述与蔡鸿茹基本相同，又多了几处细节，如清理石面的步骤“先把碑体用软毛刷清扫干净，去其灰尘”，以及上纸时“将毛毡铺在碑上，用木槌轻轻敲打”。

在蔡鸿茹介绍的以湿纸上石的步骤中，将纸由干浸湿，再处理得干湿得当的做法，行话叫作“闷水”。贾少君对此亦有记述，但据她回忆，浸湿的纸是用“湿毛巾压平”而非“木板”。与马先生同去的纪宏章在其专著《传拓技法》中详细介绍了湿纸上石的操作方法及适用场合。按照纪先生的介绍，湿纸上石多用于拓碑石、墓志，尤其拓量大、任务急时，可采用湿纸上石法。而“闷水”的具体方法则是将叠好的纸从四周到中间蘸开水，完全浸湿，后用毛巾放在最外侧，一张叠好的干纸摞一张叠好的湿纸，以干湿纸交错叠加对压，后用毛巾包好，用手轻压，使纸干湿均匀，以备使用。

相信正是由于拓量大、任务急，马子云一周内拓了十五份《鲜于璜碑》，即近2.5米乘以0.9米见方的三十张拓片，含碑阳、碑阴各十五张。蔡鸿茹说先生“劬劳辛苦”自然是丝毫没有夸张的。

（三）蔡鸿茹先生的回忆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我的老师施安昌先生特意与蔡鸿茹先生通电话，希望能够在这篇文字中更多地还原出马老制作《鲜于璜碑》初拓本的零星细节。蔡先生告知：第一，邀请马老到津的是天津市文物局的田凤岑。第二，马老拓制时用墨是用文物公司存的老墨碎头，所以拓本墨色特别好，非普通墨汁所能及。第三，马老制作的十五份初拓本，除马老自己带回与留在当时天津历史博物馆的，其余都交由天津市文物局统一分配。

三、寻找《鲜于璜碑》初拓本

（一）《鲜于璜碑》初拓本的收藏

本文撰写过程中，笔者觅得了前人记述的两类传拓时间接近、品质不尽相同的《鲜于璜碑》初拓本，如上文提到的国图藏品，即为该碑的第一批初拓本。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战国 秦汉卷》中，我们可以见到国图藏《鲜于璜碑》拓本的影像，符合“施墨粗淡，拓手并不高明”的描述，据说此为负责挖掘的考古队所拓。

1973年12月31日，马子云、纪宏章向故宫博物院交回了四份马子云拓《鲜于璜碑》初拓本。这四份中，有一份于1974年被国家文物局作为出国礼品调拨出故宫。留院的三份中，最精拓者（图4、图5）则在1985年由徐建华、高竞装裱成轴，同年在故宫新开设的常设展览“铭刻馆”中展出。马老自记亦留存一份作为纪念。天津博物馆（时天津历史博物馆）也得到了一份（图6），并在装裱成轴后，由天津送至北京请马老钤盖“郃阳马子云”“马子云手拓”二印。

图 4 故宫博物院所藏马子云拓《鲜于璜碑》（碑阳）

图 5 故宫博物院所藏马子云拓《鲜于璜碑》（碑阴）

图 6 天津博物馆藏马子云拓《鲜于璜碑》

2023 年 9 月曾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此外的十份，并无明确去向可寻。李鹤年的文章似乎又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信息，他只提到了第一批不成功的拓本的传拓细节，却对马老赴津拓制的情况只字未提，他称“天津历史博物馆也只有一份供展览之用”，与马子云称还有“出土初拓一纸”不符。因此，李鹤年所谓交予毛主席、郭沫若鉴定所用的拓本，会不会也出自马先生之手呢？

无论这些初拓本身在何处，相信它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或作为鉴定之用，或作为展示之用，或作为纪念之用，或作为传播交流之用。相信对于《鲜于璜碑》被定级为国家一级文物，以及后续对碑文在文字、文献、历史学方面的深入研究，马老的拓本定是功不可没。而马老在他所拓制的初拓本上留下的除了精湛的拓工以外，并不着任何痕迹。仅应收藏机构所托，为原石藏地保存的拓本郑重钤印，也是因为对方盛情邀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学纪录片《启功先生讲书法》中有《启功先生带领学生参观故宫铭刻馆》一节，还提到了《鲜于璜碑》拓本。据施安昌先生回忆，铭刻馆开放后，马老已年逾八十高龄，每每提到展出的整幅《鲜于璜碑》最善初拓，还是相当得意的……

细观此幅拓本，墨色浓厚沉着，是以扑擦结合的方式拓成；碑石上的有效信息，如线刻图像，阴、阳刻文字，碑面的缺损、石花，均细致清楚，了然于纸上。碑阴为一纸拓成。而碑阳则以二纸拼合而成，碑额龙形线刻图案及碑文第五行文字均在合缝处，然而因为拼合之精准与巧妙，若不细观，很难发现不为一纸所制。碑额阳刻，笔划细直、结字方整，在拓本上可见拓制此高浮雕字体时濡湿拓纸干燥后留下的褶皱。拓成后的碑额白地黑字，匀净分明，尽显字体之沉着与端正。

这些藏于公立机构的马子云拓《鲜于璜碑》初拓本，也几乎秘不示人。故宫铭刻馆关闭后，两轴已装裱好的拓本再未提用、展出过。天津博物馆的两轴亦不在常设展中示人，仅于2023年9月至10月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承续：新中国新发现书法主题大展”中短暂露面。

（二）《鲜于璜碑》现状

2005年，天津博物馆成立后，《鲜于璜碑》随天津历史博物馆的全部收藏并入该馆。目前，在该馆地下一层天津通史陈列中展出的《鲜于璜碑》并非原碑。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古籍研究所夏瑜曾在《〈鲜于璜碑〉研究再探》中介绍过其在2015年6月到天津市博物馆库房“访《璜碑》”的情形：

碑平放于地上，碑阳朝上，碑文清晰，字口完好，拓片留下的墨迹均匀。碑座完好。经过观察，左上角有一块破损与所见拓本不同……2014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对此碑进行了扫描，发现此碑内部石皮层脱落，中间已有空隙，本想用科技手段将其恢复，不料恢复不成，却造成了《鲜于璜碑》的再次损坏。

这与蔡鸿茹口述的“原碑存放于库房，因中部断裂，不敢竖立，一直躺着”的情形颇为吻合。

碍于碑版自身状况所限，《鲜于璜碑》在马先生于1973年精拓一批初拓本之后，几乎再无拓本传出。

四、余言

求证故宫所藏未有拓者钤印的《鲜于璜碑》是否为马子云先生所拓的整个过程，颇有些“破案”的意味。在此过程中，惊喜连连，因为证实了故宫应是当仁不让的收藏该碑初拓善本最多的公立机构。但结果又有些喜忧参半，碑出了问题，即便再好的拓工也再做不出完美的整碑拓了。于是，故宫收藏的这三对整幅拓本，之于碑版本身，愈显弥足珍贵。这个结论在得意之中掺杂着惋惜。故宫对于《鲜于璜碑》拓本的收藏之所以能称最，是因为故宫有能人，这是一段能人与古物的缘分。而今，我们在日常业务中收获新的认识、发现新的价值，则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缘分。同时，我们对故宫收藏的现当代拓本的认识与利用有了新的启发与感悟。

这次联系《收藏家》杂志发表本文，拜托了我的老师施安昌、尹一梅先生代为联系马子云先生的后人马玉贤先生，想求一幅马先生传拓的工作照作为文章配图，仅寻得本文附图唯一一张影像。在故宫工作，尤其是操作文物时，是不让拍照留影的，时至今日亦如此。又再联系了天津博物馆书画部的于悦主任，如有马老为拓《鲜于璜碑》赴天津工作的留影自然更好，可惜也未能寻得口耳相传与文字以外的资料。同时，感谢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张永强先生与我讲述国图所藏《鲜于璜碑》“初拓本”的来历。综上，谨以此篇文字志一段往事，与现下及后来者分享并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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