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倪瓒“清閟阁雅集”与顾瑛“玉山雅集”的审美分野及其人格根基

摘要：元末江南文人雅集兴盛，其中倪瓒的“清閟阁雅集”与顾瑛的“玉山雅集”最具代表性，然二者在形式、内容与精神旨趣上呈现出显著差异。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两处雅集的组织方式、成员构成、活动内容与文化诉求，揭示其深层审美分野。

摘要：

元末江南文人雅集兴盛，其中倪瓒的“清閟阁雅集”与顾瑛的“玉山雅集”最具代表性，然二者在形式、内容与精神旨趣上呈现出显著差异。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两处雅集的组织方式、成员构成、活动内容与文化诉求，揭示其深层审美分野。

研究表明，玉山雅集以昆山顾瑛“玉山草堂”为依托，追求场面宏大、宾客云集、歌舞宴乐，体现的是豪族文化的感官享乐与社交扩张；而清閟阁雅集则以无锡倪瓒书斋为核心，规模精小、成员精纯，活动集中于山水清赏、诗画品评与心灵对话，旨在获取情感慰藉与审美共鸣。这种差异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二人截然不同的社会身份、经济基础与人格理想：顾瑛以富甲一方的豪绅身份构建文化声望，倪瓒则以“避世高士”的操守坚守文人清节。清閟阁雅集的“清简”特质，正是其个人操守与高雅艺术品格的外化，代表了元末文人艺术中“内向化”“精神化”的审美取向。

关键词：倪瓒；顾瑛；清閟阁雅集；玉山雅集；元末文人；雅集文化；审美品格

一、引言：雅集作为文人文化的镜像

雅集，作为中国古代文人交往的重要形式，不仅是诗文书画的创作现场，更是文化身份、社会关系与审美理想的集中展演。元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私家园林与文人书斋成为雅集活动的主要空间。其中，倪瓒（1301—1374）的“清閟阁”与顾瑛（1310—1369）的“玉山草堂”并称江南两大文化中心，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坛名士。

然而，尽管二者皆为雅集重镇，其文化气质却迥然不同。玉山雅集以“宾客日盛，觞咏无虚日”（杨维桢《玉山雅集序》）著称，而清閟阁雅集则以“清谈竟日，不闻丝竹”（《云林遗事》）闻名。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组织模式，更深层地揭示了元末文人阶层内部在审美取向与价值追求上的分化。本文旨在通过系统对比两处雅集的组织形态与精神内核，探讨其背后的社会动因与人格根基，进而理解倪瓒“清閟阁雅集”所代表的文人艺术精神的独特性。

二、玉山雅集：豪族文化的盛宴与社交场域的扩张

顾瑛，字仲瑛，昆山人，出身富商巨贾之家，“家有良田万顷，岁入粳稻，积粟至巨万”（高启《玉山璞稿序》）。其“玉山草堂”始建于至正八年（1348），历时十余年，占地广袤，亭台楼阁三十六所，园林景致极尽精巧。据《玉山名胜集》《草堂雅集》等文献记载，玉山雅集自至正八年始，至张士诚据吴前（约1356年）达于鼎盛，累计举办雅集一百余次，参与文人逾百人，包括杨维桢、黄公望、倪瓒、张雨、柯九思、王蒙等一时俊彦。

玉山雅集的首要特征是规模宏大与场面豪华。每次雅集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常伴有歌舞、酒宴、杂技等娱乐活动。杨维桢《玉山雅集序》描述：“金尊玉管，列伎于堂，丝竹竞奏，觥筹交错。”其活动内容以“分题赋诗”为主，常设定主题如“春游”“赏花”“听琴”，众人即席创作，结集刊行。这种“命题创作”模式，虽促进了诗文交流，但也带有明显的应酬性质。

其次，玉山雅集具有强烈的社交扩张功能。顾瑛通过雅集广结名士，提升自身文化地位。其宾客不仅包括文人画家，亦有僧道、官吏乃至商贾。雅集成为顾氏构建“文化资本”的重要手段，使其从“富商”转型为“文人领袖”。高启称其“轻财好客，四方名士咸集其门”（《玉山璞稿序》），正揭示了其文化策略的本质——以财富为媒介，实现社会身份的跃升。

因此，玉山雅集本质上是一场豪族主导的文化展演，其审美取向偏向感官快适与视觉奇观，体现了元末江南新兴阶层对文化权力的占有欲望。

三、清閟阁雅集：文人精神的栖居与情感慰藉的场域

与玉山雅集的喧嚣繁盛相反，倪瓒的“清閟阁雅集”呈现出一种内敛、精微的气质。清閟阁位于无锡梅里祇陀村，为倪瓒家宅书斋，非专为雅集而建，规模远逊于玉山草堂。其雅集活动并无固定时间与频率，多为友人偶至或书信相邀而自发形成。

清閟阁雅集的首要特征是规模精小与成员精纯。据《清閟阁全集》《云林遗事》等文献，常客不过数人，如黄公望、王蒙、张雨、曹知白、顾瑛（偶至）等，皆为与倪瓒志趣相投、交谊深厚者。其成员构成高度同质化，多为隐逸文人或道士，排斥世俗权贵与喧嚣之徒。《云林遗事》载：“有客至，谈俗事，即默然不应。”可见其对交往对象的严格筛选。

其次，雅集内容以清赏与论艺为核心。活动多围绕山水景致、古画鉴赏、诗文唱和展开。倪瓒善琴，然“非知己不弹”；其藏书万卷，常与友人共读手稿，品评得失。其《清閟阁全集》中大量诗作如《与黄大痴道人夜话》《题王叔明画》等，皆为雅集产物，内容多抒写自然之趣、艺术之思与人生之感，情感真挚，不事雕饰。

更重要的是，清閟阁雅集的目的并非社交扩张，而是情感慰藉与审美共鸣。倪瓒一生经历家道中落、战乱流离，其“避地江湖”的生存状态使其深感孤独。雅集成为其获取精神支持的重要途径。在《与顾仲瑛书》中，倪瓒写道：“每念良晤，中心如捣。得与君子清谈竟日，足以忘忧。”可见其对知己之交的珍视。雅集中的诗画酬唱，不仅是艺术交流，更是心灵的相互抚慰。

因此，清閟阁雅集是一种内向化的精神栖居，其审美取向强调“清”“简”“静”“真”，是对玉山式“奢华”“繁盛”“乐”“伪”的反拨。

四、审美分野的根源：人格理想与社会身份的差异

清閟阁与玉山雅集的差异，根植于倪瓒与顾瑛二人截然不同的人格理想与社会身份。

倪瓒出身士绅家庭，早年家境优渥，然其父早逝，兄长为道士，使其自幼受道家清静无为思想影响。其“洁癖”轶事（如“洗树”“避厕”）虽有夸张成分，但折射出其对“洁净”“纯粹”的极端追求。在元末乱世中，他选择“扁舟五湖”，以“避世”姿态坚守文人操守。其艺术强调“逸笔草草，写胸中逸气”，其雅集亦追求“清谈忘机”，皆服务于其“超然物外”的人格理想。

顾瑛则出身商贾，虽“少习儒业”，然其文化身份的建立依赖于财富积累。其“玉山草堂”不仅是园林，更是文化资本的象征。他通过资助文人、刊行诗集、举办雅集，主动建构自己的文人形象。其《玉山璞稿》自述：“吾虽不工诗，然好与诗人游。”可见其文化参与的工具性。玉山雅集的“盛大”“轰动”，正是其社会身份焦虑的补偿——以文化声望弥补出身之“俗”。

因此，倪瓒的雅集是人格的自然流露，而顾瑛的雅集是身份的主动建构。前者以“守”为核心，后者以“求”为动力。这种根本差异，决定了二者在审美品格上的分野：一为“清简内敛”，一为“繁华外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