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奇：怀念郁达夫｜纪念

摘要：抗战以来，文艺界的朋友受尽了流离颠沛的痛苦。因为衰病的身体和贫困的生活，在艰难的长征途上倒下去的不在少数。在敌人的穷凶极恶的迫害之下，转入地下在敌后艰苦奋斗的更是所在多有。但遭遇极其离奇，至今生死不明的，只有郁达夫先生一人。

郁达夫

（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

怀念郁达夫

文｜郑伯奇

抗战以来，文艺界的朋友受尽了流离颠沛的痛苦。因为衰病的身体和贫困的生活，在艰难的长征途上倒下去的不在少数。在敌人的穷凶极恶的迫害之下，转入地下在敌后艰苦奋斗的更是所在多有。但遭遇极其离奇，至今生死不明的，只有郁达夫先生一人。

当胜利到来的今日，怀念这远去天南，消息断绝的故人，真有无限的感慨。

达夫的作品里面虽然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但他的为人却是愉快活泼而且富于同情心的。以他这样的人，晚年的遭遇竟如此离奇惨苦，实在使人不胜意外之感。

达夫和我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同学。当他进东京帝大的时候，我正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读书。我们彼此闻名是由于郭沫若、田汉两兄的介绍。我知道他是文学修养丰富，能写优秀小说的大学生，他知道我是爱好文艺的青年朋友而已。创造社正式成立，《创造季刊》筹备创刊的时候，我们才在上海见面。

他回到上海以前，沫若兄已经把他回来的消息告诉我了。那时，仿吾兄已由上海回湖南去了，我没有会到。在上海筹备社务的只有沫若兄和我两人，不免感到孤单。达夫回上海来的消息，自然使我们高兴，尤其是自己，想到不久要和已经在文坛上露出头角的新朋友初次会面，更感到兴奋和期待。一天午间，沫若兄和我正在泰东书局和经理谈话，期待着的人终于到来了。我们一同回到马霍路泰东编译所，沫若原住在楼下的厢房，我住在楼上，达夫便把行李搬到我住的外面那间堂屋。达夫的故乡在富春江上，因而上海的亲戚朋友很多，把行李摒挡以后，他便匆匆出去探望亲友去了。那晚上回来较迟，不料第二天，他便发现他从朋友处借来的一百多元忽然不翼而飞。这使大家都很诧异，沫若觉得达夫刚到这里，就遇到这样意外的损失，更感觉难受。编译所同人纷纷猜想，暗中认为某一工役似有嫌疑，却又不便声张。达夫不用说是很气恼，可是以后也只好自认倒霉，另想办法去了。

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在被偷盗的那一幕；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本来在这样场合，神经质的发露，任何人都不能避免，我们不应轻下断定。但以后在长期的交游中，我终于肯定了我最初的印象。

由于达夫的参加，《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内容很快地决定了，最后的编排校对都由达夫担任。“创造社丛书”也决定出版，沫若的诗集《女神》，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沉沦》都编入丛书，作为创造社宣告正式成立的号炮。自己虽然没有成绩可以表现，然而看见朋友们的辉煌成就，想见创造社前途的光明，心中非常高兴。

达夫的小说集，跟沫若的诗集一样，是他们自己的第一部集子，也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版最早的单行本。这部小说集包括着他在《学灯》上发表过的处女作《银灰色的死》和《胃病与友情》①两个短篇，和他此次带来的新作《南迁》。《银灰色的死》是他成名之作，但他自己则更偏爱《南迁》，认为在艺术方面比较成功。其实，我看这两篇他都爱，他尤其爱的是他的这部处女创作集的名字：“沉沦”。他常常笑着说，这本书出世以后会引起“沉沦主义—沉沦以斯姆”。“沉沦以斯姆，沉沦以斯姆”。他常常口中低声念着，好象在欣赏自己所创造的这个新名词似的。实际上，《沉沦》出版以后，虽然没有引起什么“沉沦以斯姆”，但的确风靡一时，在一般青年中，尤其是文艺青年中发生了相当可观的影响。《银灰色的死》使他在文坛上崭然露出了头角，《沉沦》更给他奠定了文坛的地位，达夫在文学上的成功，可以说是十分顺利的。

①此系作者误记，应为《沉沦》。

《沉沦》，郁达夫著，泰东图书局，1921年10月初版本

《女神》出版的时候，我曾在《学灯》上写了一篇批评，这是我的第一次写批评文章，同时恐怕也是中国新文坛上对于新书的第一篇批评。这在我是一次冒险，可是这却引起了朋友们的注意，并且有人劝我以后多写这一类文字。达夫跟我常常谈到他的《沉沦》，也很希望我能发表一篇批评。我曾经当面答应了他，可是后来我急急忙忙地回到日本，为学校功课和其他工作所牵制，没有能够偿此宿诺，至今引为深憾。

达夫在季刊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夕阳楼日记》和《编辑后记》。攻击当时不正确的翻译，引起了胡适之先生对创造社的一场激烈的笔战。那时候达夫已到安庆教书去了，沫若、仿吾两兄替他受了对方的挑战，而得到胜利，大大地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创造社的地位因此更加巩固了。

将创刊号的编辑责任交给了达夫之后，沫若便先回日本去了。泰东编译所只剩下达夫和我，马上显得寂寞。达夫是个老上海，常常引导我到各处去玩。他爱上茶楼，爱买旧书，常邀我一道去。我们常常逛城隍庙，在那几家旧书店买了几本外文书，便到茶楼上，一面翻着，一面闲谈。我们也常常到外侨总会旁边的“斜桥美”那条幽静整洁的小道上去散步，彼此倾吐着少年时代的梦想。达夫常说他不愿学歌德、拜伦，他只愿做莱汉特（Leigh Hut）那样文坛上交游最广的人物。在这方面也的确是成功了。在中国文坛上，达夫交游最广而且和各方面都处得很好。达夫颇好作狭邪游，大概他觉得我有点“阿木林”罢，从来没有找我作过伴当。不过有一次，他带我到虹口的一个外国旧书店去过，目的是除了观赏旧书以外，还想观赏书店的那位灰眼金发的法国女郎。他知道我读过法文，叫我跟那女郎讲法国话。不料在年轻的陌生女子面前，我简直格格不能开口。以后他再没有叫我同他到那里去过。

达夫将他的书校好，杂志编好以后，便到安庆教书去了。当时他在大学还没有毕业，决计休学一年，一面教书，一面写作。送他上了西上的轮船以后没有好久，我又东渡日本，重过我的学生生活。

北伐时代，创造社同人又在广州聚首。当我到广州的时候，沫若兄已随大军北上。我们都在中山大学任教。仿吾因兼任军校修械所工作，住在黄埔，达夫和穆木天、王独清都住在中大教员宿舍，我便也搬到宿舍去住。正当暑假期间，白天我们一道出外饮茶吃饭，或一同到兴昌街创造社出版部支部，或其他地方去游，晚间常常聚集到某一个人的房子里闲谈，大家处得很愉快。达夫好和学生来往，常常跟他们出去吃饭游玩。我们两人的房子前后相连，只隔一重板壁，有时在深夜里，还听到他跟许多学生谈笑。他原任英文系主任，以他在文坛上的声望和他的渊博的学识，本已深得学生的信仰，加之他又平易近人，不拘门户，所以接近他的学生就特别多。但开学不及一学期，学校发生变化，经校长亨颐辞职，现立法院院长戴季陶继任校长，大家感到人事必有大变动，都预备卷铺盖。达夫有所感触，决计先回上海，独清、仿吾便委托他整理创造社出版部。他到上海以后，主持出版部的青年朋友跟他发生不同的意见，彼此都来信发牢骚。一直到第二年春天，仿吾、独清和我都到了上海②，大家和达夫仔细商谈以后，才决定由仿吾主持出版部。从此以后达夫和创造社渐渐疏远了，《达夫全集》由第二册起便改由北新书局出版。

②成仿吾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上海。

达夫和我的交情却依然如故。当时我住在法租界蒲柏路一家公寓里，他常常到我这儿来，我们依旧一同吃茶逛旧书店。他和王映霞女士恋爱的时候，常常约我跟他们同游法国公园。正是夏秋之交，我们在那绿毯一般的草地上，或坐或卧，谈谈笑笑，好象忘记了外界的喧嚣。我看看他和她中间的进展，觉得达夫可以打进幸福之门了，心中很替他高兴。

王映霞与郁达夫合照

不久，文坛起了波动，新的运动发生了。达夫对于新运动早有共鸣，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参加。也许是达夫在文坛的地位和他的社会关系妨碍了他，大家总觉得他不甚积极。但是当团体成立的时候，他依然参加了。不知由那里传出来的话，据说他曾对徐志摩先生说：“I am a writer, not a fighter。”这句话引起了青年朋友的不满。在我主持的一次大会席上，通过了请他退出的决议案。这是我终身引为遗憾的一件事。其实，“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一句话，严格地解释起来，固然有点不妥，而解决的办法，至今思之，究嫌过火。我在当时不能制止，自然应该负责。这句话若在以后几年间说出来，决不会引起这样的波潮。

这件事给达夫和我的中间划了一条鸿沟，我们彼此疏远起来了。一直到我在良友图书公司跟赵家璧先生计划出“良友文学丛书”的时候，我同家璧去看他，向他要稿子，我们才又恢复了正常的来往。

有一次我到他的家里去看他，正是要开饭的时候，他便留我一同喝酒。指着旁边一大坛子绍兴酒，他高兴地告诉我：“映霞因我常在外面吃酒，特别给我买来一坛子好酒，留我在家里吃，以后我不在外面吃酒了。”王映霞女士站在一旁也笑着诉说她的苦衷。我看见他们这样美满的家庭，不禁为他们祝福。谁料想抗战时期，他们俩竟然分离，达夫因此远离祖国，飘泊南洋，至今终于行踪不明呢？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郁达夫旧居

抗战初起，达夫还在福建。我由上海回到西安以后，才知道他到汉口加入政治部工作。他跟沫若两人又重在一起工作，想来也是很可感念的。后来在报纸上看见富阳沦陷，达夫的老母遇害的凶讯，我曾去信慰问他，大概他上台儿庄慰劳军队去了吧，没有得到他的回信。由武汉来的朋友报告他们夫妻误会纠纷以至离异的经过，很使人感慨。到重庆以后，才得到他去新加坡办报的消息，我为他飘泊天南，感到悲伤，但为他另辟新天地而感到快慰。之后，听到他得到南洋华侨青年的爱护，才觉得快乐。后来听说他得到年轻的爱人而另组织新家庭了，我益发为这遥远的老友祝福。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遽然失陷，达夫的行踪成了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每遇见从香港或南洋逃回来的朋友，我首先打听达夫的下落，可是确实的消息一点没有。后来忽然有了传说，达夫跟胡愈之先生等一批文化界的朋友，驾着一叶小舟，逃到一个不知名的荒岛上去了。这传说虽然离奇，但在这样混乱的战争期间，传奇式的事实可能有的。我的心中但愿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此，当别人问起达夫，我便将这传奇式的消息代为传播了。最近在西安的报纸上才看见达夫夫妇被日人绑去迄无下落的消息，这真使人大大地失望了。这消息又穿插着达夫隐姓埋名，夫妻同开咖啡店的故事，又未免带点传奇式的色彩。难道一个浪漫派的作家，就在最后的期间，还跟传奇式的故事，不能脱离吗？这似乎不大可信。但是陈嘉庚、胡愈之诸先生都有了下落，达夫究竟向哪儿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