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一届“交通灯“政府在成立之初踌躇满志，曾自称是“进步组合”（Fortschrittkoalition）。默茨也想给自己将领导的新政府取一个合适和响亮的名称。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上一届“交通灯“政府在成立之初踌躇满志，曾自称是“进步组合”（Fortschrittkoalition）。默茨也想给自己将领导的新政府取一个合适和响亮的名称。

他本人提出的建议是“黑-红工作组合”（Schwarz-rote Arbeitskoalition）。他的党总干事长李讷曼（Carsten Linnemann）附和道：“没错，新政府叫什么无所谓，重要的是得工作。”

没想到，默茨的建议招来一通“奚落”，甚至还殃及其本人。有评论说：“能提出这种名称的人，一定是个枯燥乏味，情商极低的人。”无奈中，老默只好自嘲道：“我那只是抛砖引玉，下面就看大家的了。”

还别说，这场对外“征名”活动真的引来了不少“玉”。

譬如，鉴于以往的联合政府——除用颜色来做象征外——还多以国旗色取名，如“牙买加组合”、“德国组合”、“肯尼亚组合”等，所以，这次有人建议用“阿尔巴尼亚组合”。

在所有建议中，最刻薄的来自这次大选出局的自民党（FDP）：“债务组合”（SchuKo），意指新政府还没上台就欠了一屁股债；既贴切又可爱的建议则来自网络：“花大姐组合”（Marienkäfer-Koalition）。

在本周三（4月9日），红底黑点的“花大姐”展翅起飞：经过数周的讨价还价，德国联盟党（Union）和社民党（SPD）终于就未来的联合执政达成协议。

前情回顾

本届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于今年2月23日举行。2月24日上午公布初步官方结果，联邦选举委员会于3月14日确认最终结果。

与往年类似，本次大选无一政党获得绝对多数，因此需组建联合政府。

由于默茨（Friedrich Merz）选前就明确拒绝了选项党（AfD）的合作意向，中右的自民党（FDP）又未过5%的入院线，作为第一大党的联盟党，其组阁的选项理论上有两个：“黑红”两党组合或“黑红绿”三党的所谓“肯尼亚组合”。

在经历了上届“交通灯”政府的破裂之后，三党模式已不受欢迎，所以，勉强过议会多数的“黑红”联合实际上成为未来政府的唯一选项。

只不过，这次德国大选有些“生不逢时”：

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后，推出的各项政策几近疯狂，把国际局势搅动得浊浪滔天。欧盟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一方面要应对来自东西方的两面夹击（东有普京，西有特朗普），同时又坚持继续援助乌克兰。

世界乱象频生，德国却群龙无首。

“交通灯”政府于去年11月破裂后，朔尔茨领导的内阁在议会中已失去多数，执政力大大削弱；而新政府尚未出笼，德国实际上处于“政治休克”状态。因此，欧洲的诸多重大决策和行动，如重新武装、组建援乌的“意愿联盟”等，柏林方面几乎无声无息，站在聚光灯下的基本上是法国的马克龙和英国的斯塔默。

基于这个原因，有望成为下届总理的默茨不愿浪费任何时间，在选后的第二天即马不停蹄地开启了联合政府的组建谈判。

组阁流程以及职位分配的“潜规则”

在德国，联合政府的组建是一个复杂而多阶段的过程，包括政治谈判（“摸底”接触和正式谈判）、讨价还价后达成妥协结果、党内对联合执政协议进行表决、总统推举和议会选举总理等环节。

既然“黑红”组合是唯一现实的选项，所以，这次联盟党和社民党的“摸底”阶段（Sondierungsgespräch）为时很短。双方三党（所谓”联盟党”其实包括基民盟和基社盟这两个姐妹党）很快达成一致，并于3月13日正式启动正式谈判。

为此专门设立了16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处理经济、移民、财政等核心议题。每个工作组深入探讨其负责领域中的具体政策，并提出建议和妥协方案。这些结果随后被提交给由双方领导人组成的指导小组进行审议。

之后，谈判方进入联合执政协议起草阶段。对于一些难度较大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例如移民政策或财政预算分配，双方通过进一步的高层磋商达成了现在的最终妥协。

达成协议并不是政府成立。按照程序，最后形成的协议草案还将提交给各党进行内部表决：联盟党这边由“联邦执委会”（Bundesvorstand）和所谓的“小型党代会”（Kleiner Parteitag：Bundesausschuss）批准，而不需要进行党员投票。社民党这边的程序相对复杂：草案是否能通过，必须由基层表决结果来定夺。

再下一步就是联邦总统向联邦议会提名总理候选人，由议会进行表决。《基本法》没有就这一环节规定具体的时限，只是要求总统在“合适”的时间内推动此事。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联邦议会的总理选举将于5月初进行。作为第一大党的主席和联盟党的总理候选人，加上未来联合政府伙伴社民党的支持，默茨这次入主总理府已无悬念。

1990至2021年历届德国政府组阁所花费的天数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默克尔的最后一届联合政府组阁（2017年）最艰难，破纪录地长达171天，差不多半年。本次政府耗时两个多月，与之前相比不算太长。

内阁职位的分配通常在整个谈判的最后阶段完成，但真正宣布要等到各党通过“联合执政协议”之后。

这个看似“水到渠成”的人事安排绝对不是简单的按个人能力推举出来的结果，而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展现了复杂的政治平衡。

首先，党派之间的比例分配（Proporz）是一个关键因素。参与组阁的政党通常会根据选举结果和谈判中的“权力分配”协议，决定每个政党可以获得多少个部长职位。

根据周三新闻发布会上党魁们零星透露的消息，这次的组阁似乎采用了“7-7-3”公式，即基民盟（CDU）和社民党（SPD）各得7个部，基社盟（CSU）获得3个部。这种比例分配既要大体反应民意，又要确保了各党派在联合政府中的相对平衡。

其次，地区代表性也是一个重要考量。各党派之所以努力在内阁中平衡来自不同联邦州的代表，主要出于“政治象征”、“实力体现”和“山头派系”等三个方面的原因：

“政治象征”在于强调国内各州的 “团结”，譬如，德国统一后，每届政府都会给原东德那几个州一定的比例，当年默克尔进入科尔内阁就是一个例子。

“实力体现”是指顾及党内各州党部的实力。德国主要政党在16个州里都有自己的党部，成员人数不等；它们在党内事务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以基民盟为例，它在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党部实力最强，无论是选党主席，还是确定总理候选人，默茨都离不开该党部的鼎立支持。所以，它在联邦内阁的人事布局中应该会有所体现。

“山头派系”是指平衡党内以及地方势力。德国各政党内也存在各种“派系”，而且成因不同，有历史形成的，有区域特色的，也有不同意识形态立场造成的，如绿党中的“理想派”（Fundi）和“现实派”（Realo）。

党领导既要依仗地方实力派，同时又要保持力量平衡。譬如，默克尔执政末期，为了不让对她“三心二意”的北威州派在党内影响太大，她在组阁时故意将天秤偏向西南边境的萨尔小州（Saarland），外长马斯（Heiko Maas）、防长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和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均来自那里。

此外，性别平衡和世代更新也是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因素。特别是在社民党内部，通常会强调内阁成员的性别平等，并推动年轻一代政治家进入领导层。而基民盟方面，也面临着如何在传统男性主导的政治文化中提升女性代表性的问题。

最后，个人政治前途和党派利益也在职位分配中起到重要作用。一些关键职位，例如财政部长或外交部长，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职位，不仅影响政府政策方向，还可能为未来的总理候选人提供平台。例如，这次社民党领导人克林拜尔据说将出任财政部长兼副总理，显然是在为其2029年竞选总理铺路。

这届政府虽然是“黑红”的双组合，但由于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这届政府实际上是“三党”联合执政。这自然也会体现在部委归属的问题上。

一般来说，财政部、内政部、国防部、经济部、劳工部和外交部被称为“六大部”，可见其重要性。由于总理府部长（“大内总管”）一职通常都由总理本人的党内亲信担任，所以，上述六个大部中联盟党和社民党各占一半。

在内阁责任制的体制内，各部实行的也是“首长制”，即，哪个党执掌的部，就由哪个党说了算。但无论哪个部都离不开财政部的拨款，因此它是总理府之外唯一一个参与内阁所有议题的部门。

组阁时，哪个党出任总理，另一个执政伙伴党一般会拿到财政部这个“钱袋子”。财政部长有时还兼任副总理，形成对总理府的有力掣肘。

同理，哪个党拿下内政部，那么伙伴党就会分得司法部。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隶属内政部的警务系统，则会受到司法部的监督；外交部和发展援助部（Entwicklungsministerium）也是相互补充和牵制的关系，一般会分属两党。

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外交、经济和数字化等部将由基民盟负责；社民党将执掌财政、国防、司法等部；基社盟则领衔内政、科研以及食品与农业部。

默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出师未捷名先损

黑红联合执政的正式协议业已敲定，默茨成为下届德国总理已成定局。

从1972年加入基民盟到2025年入主总理府，默茨的政治仕途曾有过很大的起伏，而分水岭就是千禧年后的第四年。

之前，他的政途可谓一马平川，顺风顺水。

2000年，科尔因“献金丑闻”辞去党的名誉主席一职，其继任者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也随之下台，基民盟一时群龙无首。

这个局面的两位直接受益者是“新生代”的默克尔和默茨：前者当上了党主席，后者就任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俩人雄心勃勃，很快成为“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

拥有党内少壮派及若干“长老”支持的默茨，严重低估了默克尔的政治手腕，2004年被迫离开党内领导层，2009年退出政坛，之后自我放逐10年之久。期间，他重操律师职业，2016年起还担任过全球最大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BlackRock Inc.）德国区负责人。

2018年，默克尔辞去党主席。默茨看到复出的机会来了，宣布参与竞争党魁一职，可两次均败给在党内被划为默克尔阵营的候选人：第一次输给克兰普-卡伦鲍尔，三年后（2021）又输给拉舍特（Armin Laschet）。直到在2022年的第三轮竞选中，时年66岁的默茨才终于坐上党内的第一把交椅。

虽然他一直否认或避谈，但“雪耻”无疑是他放弃相当成功的商业仕途、杀回政坛的最主要动力。而且，担任党魁只是“阶段性”胜利，他的终极目标就是总理府。

如今他胜利在望，多年的“媳妇”就快熬成“婆”了。

但在大选和组阁的最后冲刺阶段，默茨也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特别是声誉方面。

政客中一般有两类人：第一类人追求权力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标，即通过掌权来推动理念的落实；第二类则是为了权力本身而追求职位，而且一旦谋得就再难放下。

曾几何时，在不少德国人眼里，默茨属于第一类，而默克尔属于第二类。现在，人们发现，为了入主总理府，默茨可以轻易改变政治初心和承诺，甚至不惜借用极右势力之手来达到目的。

德文中“Ein Mensch. Ein Wort”翻译成中文就是“一诺千金”的意思。如今，这句德语被恶搞窜改，变成“Ein Merz. Ein Wortbruch”，翻译成中文可以是“默茨食言”或“默茨=食言”

“食言”如今似乎成了他的另一个政治标签。

例一：大选最后阶段，为了与右翼势力争夺选民，为自己和联盟党造势，默茨借用难民行凶造成人员伤亡的恶性事件，在第一时间推出紧缩移民政策的所谓的“五点计划”，其中相当部分与极右选项党（AfD）的立场几乎一致。选项党直接指出默茨就是在照搬和“盗用”他们的主张。

不仅如此，让民主派目瞪口呆和义愤填膺的是，默茨为了在联邦议会通过自己的动议，居然不惜利用选项党的票。这不仅进一步增加了选项党的热度，更违反了他本人去年11月作出的“不与选项党进行任何形式合作”的承诺。

例二：默茨接手基民盟时，该党的核心主张几乎已被掏空或磨尽，纲领基本上只剩以下两条还在吸引着选民：1）支持以“债务刹车”（Schuldenbremse）为核心的稳健财政政策，2）反对任何形式的增税措施。默茨还增加了第三点，以此与社民党和绿党划清界限：彻底摆脱默克尔的难民政策。

虽然他偶尔暗示为了各州的利益可以讨论修改“债务刹车”，但他明确表示，这绝不会发生在他总理任期的开始阶段。即便在大选结束后的头两天，他还划下了红线：“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不可能改革‘债务刹车’。如果真的要进行改革，那将是一项非常复杂且困难的工作。”

然而，这一誓言仅仅维持了几天。默茨很快与社民党达成一致，同意拨款5000亿欧元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并为加强国家安全而允许无限制地借贷。

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向选民承诺过的一切：进行诚实的财政清账，全面审查所有政府支出，尽量靠每年的税收进项（即1万亿欧元）来维持政府运作，而不过度依赖借贷。

例三：改革“债务刹车”法规就必须修宪，而修宪则需要议会三分之二票的支持。可联盟党与社民党在议会的席位加在一起不够三分之二，因此还必须得到绿党的支持。绿党乘机狮子大开口，迫使联盟党同意从“特别投资基金”中拨出1000亿欧元用于现有的气候与能源转型。

绿党的“生态民粹主义”原来是默茨所不齿的，因为他一直强烈反对绿党的经济政策，竭力主张“经济优先”和“经济转型”，而绿党的政策不仅无法阻止德国工业化进程的倒退，反而会加速这一趋势。

但默茨为了促成改革“债务刹车”法案，对绿党作出了很大的妥协。难怪德国记者和作家穆勒-沃格（Hugo Müller-Vogg）这么评价道：默茨已判若两人，现在的他是“总理府优先，政策内容其次”（Kanzleramt first, Inhalte second）。

以上案例说明，以前给人印象一直比较“爱惜羽毛”的默茨，如今还没正式入主总理府，其诚信已经被大打折扣。

这样的“开局”对德国是祸是福还真不好说。

社民党：输了大选，赢了组阁，丢了未来？

2月23日的联邦议会大选中，朔尔茨的社民党从上届议会的第一大党沦为老三，得票率暴跌9.3%，成为大选失分最多的政党，也是该党自1890年以来交出的最差一份考卷。作为一个传统劳工政党，它在本次大选中仅赢得了12%的工人选票。

但是，社民党虽然输了大选，却在组阁时成了“赢家”。

首先，它以16.4%的得票率获得120个席位，与联盟党（28.5%）的208个席位加在一起，超过议会绝对多数（316）12票，足以在没有绿党的情况下与联盟党联合执政。

其次，由于默茨选前排除了与“选项党”联合的可能性，绿党的得票率又太少，社民党于是成为联盟党组阁的唯一选择。有了这个地位，社民党既可“漫天要价”，也可“待价而沽”。而赢得大选的联盟党反而被动，因为它没有其他选项。

最后，出乎绝大多数观察员的预料，大选中得票率与联盟党相差12个百分点的社民党居然分到了7个部委。真可谓：赢了大选，输了组阁。

社民党联合主席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一方面营造和谐气氛，表示与基民盟主席默茨相当默契，同时对本党“先输后赢”的局面忍不住搓手窃喜，他说：“当历史来敲门时，你必须开门。”但这并不能央视社民党存在的根本问题。

大选后，社民党声称要边谈边改。“边谈”是指与联盟党商谈联合组阁事宜，“边改”是向广大选民和党内基层表达总结经验、改正错误（人事和政策）的决心。

现在党内党外都发现，社民党在“边谈”方面的确在快马加鞭：与联盟党相谈甚欢，进展迅速，大有不惜代价都要参与执政的架势。但在“纠错”方面却不见动静，譬如，被社民党青年组织（Juso）主席特莫（Philipp Türmer）指责为“败选设计师”的党主席克林拜尔不仅没有引咎辞职，反而被推举为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并领导了与联盟党的组阁谈判，最后还近水楼台，为自己在政府里谋得了一个关键职位（财长兼副总理）。

在不少选民和党员眼里，社民党已堕落为一台纯粹的“权力维系机器”（Machterhaltungs- und Regierungsbeteiligungsmaschine），只为保住执政地位，毫无愿景、理念或战略。有数据表明，基层党员仍在不断流失。

最致命的是，社民党党领导完全缺乏对局势的认知。

社会学家巴特韦格（Christoph Butterwegge）指出，该党领导的上届政府已经非常不接地气，其分配政策导致贫困逐渐蔓延至中产阶级，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让德国社会变得更加不平等、更加分裂。

如今，党内建制派又把希望寄托在改革“债务刹车”上，仿佛这能解决困扰德国社会的严重问题。但是，更多的债务并不能解决贫富分化、财富过度集中、普通民众中日益增长的挫败感等问题。

德国新政府“合伙人”：（从左至右）基社盟主席索德尔、基民盟主席默茨、社民党联合主席克林拜尔、社民党联合主席爱斯肯

社民党如果只满足于眼下组阁成功中“虽败犹荣”的成绩，继续为这份“侥幸”沾沾自喜，而忽略这次大选失败的根本原因，那么，今后很有可能被选民彻底抛弃。

德国自由记者戈斯曼（David Goeßmann）认为：“1919年的历史正在重演，当时，社民党精英在议会批准一战军费并支持镇压工人起义，同时向资产阶级精英靠拢。随后，社民党选举惨败，失去工人阶级支持，客观上为纳粹上台铺路。如今，社民党再次支持军费扩张，对底层和异见者展现冷酷，只为保住权力。这是一场危险的玩火游戏。”

他甚至称克林拜尔为社民党的“掘墓人”。

结语

“别无选择”（Alternativlosigkeit）这个词，是默克尔任内应对危机时的一句口头禅。该词有时可被解读为“情非得已”，有时则是“势在必行”。总之，她是想以此来争取国民和精英们的理解和支持。

默茨在大选结束后似乎也找到了自己的“危机公关”口号：不惜代价（Whatever it takes）。意思是“非常时期，非常手段。”

毫无疑问，今天的世界的确处于一个“非常时期”。那么，这里所说的“非常手段”具体指什么呢？

概括起来说，就是未来准备联合执政的黑红两党，利用新议会尚未到位，旧议会尚可运营的很短的“空窗期”，联手未来在野的绿党，以联邦议院三分之二的法定票数，修改了“债务刹车”（Schuldenbremse）法规，为新政府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贷款空间：一万亿欧元。

选前还坚持“债务刹车”的默茨，之所以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不惜背信食言而决定大量举债，一定与社民党的“言传身教”有关。社民党对政府拮据的窘境有着切肤之痛，上届政府正是因为当时联合执政的三党对如何“筹钱”意见不一而破裂的。

默茨此时意识到，面对国内外的严峻挑战，光靠他选前宣扬的“节流”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德国还需要大规模地“开源”。还有，要想让社民党同意上他的船，不从根本上解决钱袋子问题肯定是不行的。

《圣经》中《出埃及记》第32章，讲述了一个关于“金牛犊”的故事：

摩西上西奈山与神交流时曾离开自己的族人长达四十天之久，以色列人因等待过久而变得不耐烦。他们要求摩西的兄弟亚伦为他们制造一个可以崇拜的偶像。亚伦收集了他们的金耳环和饰品，用这些金子铸造了一个金牛犊，并宣称：“这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随后，亚伦还为金牛犊建造了祭坛，并宣布第二天为庆祝日。以色列人开始献祭、饮酒和跳舞，完全背离了神的教导，差点引来上帝的惩罚。

默茨手中的“大笔钱”未必就一定会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大手笔”。关键要看如何避免浪费和腐败，如何将钱用在刀刃上，而不是为了取悦于某个群体和阶层去“大撒币”，或为了堵某些财政缺口而“大挪移”。

默茨的开局看似气势如虹，然而魔鬼藏在细节中。新政府的计划中有太多的细节不详，因而内含的风险很大。

最令人不安的是，今后等人们发现问题时，时间和金钱或许已经浪费了许多，补救也已为时太晚。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