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家垄遗址位于湖北省京山市，是春秋战国时期曾国的一处重要的大型遗址群。本文通过对苏家垄遗址罗兴遗址点2018、2019年两处作坊发掘地点进行炭化植物遗存和植硅体分析，发现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曾国地区以小麦、水稻和粟为主要作物，黍和大豆为补充，体现出稻旱兼具的

摘要：苏家垄遗址位于湖北省京山市，是春秋战国时期曾国的一处重要的大型遗址群。本文通过对苏家垄遗址罗兴遗址点2018、2019年两处作坊发掘地点进行炭化植物遗存和植硅体分析，发现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曾国地区以小麦、水稻和粟为主要作物，黍和大豆为补充，体现出稻旱兼具的种植业结构，适宜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良好的沟通南北的区位优势是小麦在此地大量出现的重要因素。遗址中杂草种类较少，谷物杂草比较高，显示作物生产加工痕迹较弱。其原因可能在于罗兴遗址点作为官营作坊区，工匠受两周时期“工商食官”制度管理，饮食主要依赖国家廪给，无需从事农业生产，也说明作坊区可能对作业环境进行了有意识的整治与维护。

引言

曾国系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南征”后封的姬姓诸侯国[1]，从始封至灭失，其疆域范围一直位于随枣走廊地区。随枣走廊是连接中原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的一条重要通道（图1），位于大洪山与桐柏山之间，因其中有随州、枣阳两座城市而得名。两周时期，“随枣走廊”是周人南下和控制江汉地区的交通要道。自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作为“汉阳诸姬”的一支重要力量，曾国通过控制随枣走廊肩负着为周王室“克逖淮夷”与掌控管理“金道锡行”，运输铜锡资源的历史使命[2]。1978年曾侯乙墓发现和出土了大型系列编钟，震动了全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根据多年的考古发掘与历史研究，目前对于曾国世系[3]、历史[4]以及曾随关系[5]等问题的讨论逐渐明朗。然而，从西周初期建国到春秋战国时逐渐衰微并臣服于楚，对曾国在随枣走廊地区立国的几百年间农业、手工业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还知之甚少，不仅缺乏史籍记载，相关研究也寥寥无几。

农业研究方面，由于以往对江汉地区农业结构演化的研究更多集中于新石器时代[6]（图1），对于两周时期曾国的农业发展情况目前仅有随州庙台子一处遗址做了较为系统的植物考古分析，体现出旱稻兼营的种植模式[7]。手工业在曾国历史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西周早期叶家山墓地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地岗和擂鼓墩墓群，曾国出土青铜器数量多，器类丰富，铸造工艺精湛[8]。要铸造如此众多且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对生产者有着极高的技术要求。但目前对曾国青铜器的研究多集中于器物本身，极少有人探究背后生产工匠的日常生活，其他手工业生产门类亦是如此。与工匠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物结构和来源尚不清楚，影响对作坊生产者组织管理方式的了解和认识。

图1苏家垄遗址及本文涉及其他遗址分布位置示意图

本文以曾国大型城邑苏家垄遗址罗兴居住、矿冶遗址点（以下简称罗兴遗址点）的两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出土植物遗存为研究对象，利用炭化植物遗存与植硅体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开展植物考古研究，为认识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曾国农业与工匠饮食状况提供了实证材料。

一、遗址背景与材料概况

（一）遗址背景

苏家垄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市坪坝镇苏家垄村，地处大洪山东南麓的香山山脉，漳水及其支流同兴河围绕遗址，地表多为岗地、丘陵（图1）。这一区域位于现在的荆门、随州、孝感三地市交界处，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范家湾遗址点，东周时期的苏家垄、石家垄、方家垄墓群，罗兴居住、矿冶遗址点等在内的大型遗址群。1966年苏家垄首次发现出土带有“曾侯仲子斿父”铭文的九鼎七簋铜器群[9]，2008年在1963年发现铜器地点附近又发现一批西周晚期或春秋初年的青铜器，由此可以确认苏家垄墓地之所在[10]。2014年开始，通过对墓地及其附近区域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最终确认这是一处以罗兴居住、矿冶遗址点为主体，包括附属墓葬区的曾国大型城邑[11]。有学者考证苏家垄墓地出土铜器铭文、墓葬性质及历史文献，认为苏家垄遗址应为春秋中晚期曾国的大型封邑，即曾侯之子的治理中心[12]。

（二）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浮选土样来自于罗兴遗址点2018年矿冶分布区与2019年制陶作坊区两个发掘地点，分别位于坪坝镇中心小学东侧约100米处[13]和西北部约200米处。采样以最小堆积为单位，每个堆积单位都采集浮选土样一份。采样单位包括4个地层、6个水井、42个灰坑、4个灰沟、2座陶窑及1座炼炉遗迹，共采集土样192份，土样量总计2319升，平均每份土样12升（表1）。

表1苏家垄遗址（罗兴居住、矿冶遗址点）2018与2019 年度浮选土样采样数量统计表

采集到的土样在发掘现场用小水桶浮选法进行浮选，采用孔径为20目和80目的分样筛进行收集样品。轻浮标本阴干后送往山东大学环境与考古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进行植物遗存的分类、鉴定与分析。轻浮样品先用孔径为4mm、2mm、1mm、0.5mm和0.2mm的分样筛进行分选，种属鉴定标准主要参考植物考古著作及现代植物图谱和标本[14]。

植硅体的提取主要参照王永吉、吕厚远[15]的重液提取法，步骤如下：1）取2克土样置于试管中，加入30%过氧化氢以去除有机质，并用纯水冲洗干净。2）加入10%稀盐酸，在80°C水浴中加热30分钟以去除钙质，再用纯水反复冲洗至中性。3）加入比重为2.2的溴化锌重液浮选出上清液，转移至新的离心管中。用纯水清洗后烘干。4）取适量样品置于载玻片上，滴加中性树胶并加盖盖玻片后在显微镜下观察。植硅体统计和鉴定使用Nikon YS100显微镜，放大倍数为400×，每份样品统计植硅体不少于400粒。

本文在进行样品数据分析时，主要采用出土概率、数量百分比两种统计方法以减少因埋藏背景或浮选过程等因素所造成的误差，提高分析结果的可信度。

二、鉴定结果

本次通过浮选发现的植物遗存主要可分为炭屑与炭化植物种子两大类，炭屑并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因此在下文中将主要介绍植物大遗存和植硅体的鉴定结果。

（一）炭化植物种子

浮选的192份样品中有76份未发现任何炭化种子遗存，其余的116份共发现炭化植物种子740粒，其中可鉴定到种属的共有610粒，包括13种（表2），剩余110粒由于残损严重或未知无法确定种属。在后续统计分析中，将以可鉴定的610粒炭化种子为基数，计算各类种子的百分比；以全部浮选样品的数量，计算出各类种子的出土概率。

表2苏家垄遗址（罗兴遗址点）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统计表

出土植物遗存中农作物有小麦、粟、黍、水稻、大豆，除这五种主要农作物外，还有豇豆属，共计577粒，占全部植物遗存的94.6%；出土概率为45.3%。其他可鉴定的杂草包括禾本科、豆科、唇形科、旋花科、天南星科和茜草科，约占炭化种子总数的5.1%，其中农田杂草出土数量极少。果壳仅发现1粒樟树籽和2粒无法鉴定种属的碎果壳，故不单独列出进行讨论。

1.小麦

小麦是罗兴遗址点出土数量最大且概率最多的农作物，共计292粒，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50.6%，出土概率为38%。出土小麦均为不带壳的谷粒，绝大对数形态完整，呈长椭圆形或卵形，腹沟深且明显，背部隆起，胚区近圆形或椭圆形（图2，a）。本次发现的小麦平均长度为3.23毫米，宽2.57毫米，厚2.2毫米。

图2苏家垄遗址（罗兴遗址点）浮选出土部分炭化植物遗存遗存

(a.小麦；b.水稻；c.粟(脱壳)；d.粟（带壳）；e.大豆；f.豇豆属；g.拉拉藤；h.石荠苎)

2.水稻

罗兴遗址点出土水稻遗存35粒，均为脱壳状态，完整者27粒。水稻遗存共占农作物总数的6%，出土概率10.9%。水稻形状椭圆，表面可看到两条纵棱；绝大多数背腹扁平，也有少数背腹稍鼓（图2，b）。对所有形态完整的稻米进行测量，其长、宽、厚分别为4.61毫米、2.54毫米和1.99毫米，长宽比在1.6~2之间。如果只考虑裸露稻米的形态和测量数据，依照长宽比判别籼、粳稻的标准[16]，罗兴遗址点发现的水稻应属于粳稻。

3.粟

罗兴遗址点共发现粟232粒，占农作物总数的40.2%，出土概率为16.7%。发现的粟遗存中，成熟的脱壳粟141粒、带壳粟24粒、粟秕41粒以及23粒粟空壳。粟壳是将粟进行脱壳后遗留下的产物，不属于种子遗存，故未纳入数量统计中。粟粒表面较光滑，小而圆，胚区呈“U”形，占种子长度的2/3（图2，c、d）。多数直径在1~2毫米之间，也有部分直径小于1毫米。

4.黍

黍仅发现7粒，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1.2%，出土概率3.1%。未发现带壳及未成熟的黍粒。黍粒保存完整，形状呈圆球状，但个体较粟粒大，胚区呈“V”形，占种子长度的1/3。

5.大豆

大豆2粒，占农作物总数的0.3%，出土概率1%。两粒大豆皆完整，形状椭圆，豆脐凹陷呈狭长形（图2，e）。

6.豇豆属

豇豆属遗存共12粒，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2.2%，出土概率1.6%。发现的豇豆属遗存绝大多破碎，隐约可见种脐（图2，f）。

7.杂草

苏家垄出土的杂草种子中可能的农田杂草有拉拉藤和狗尾草。拉拉藤并非常见的自然生长杂草类型，是旱地麦田主要的恶性杂草，在长江流域的冬麦区危害比较严重（图2，g）。狗尾草作为一种常见的旱田伴生杂草，通常与粟黍相伴出现。此次在苏家垄发现相对较多的粟，仅发现3粒狗尾草，因此这3粒狗尾草是否作为农田杂草与粟一起进入遗址内部还有待确定。

其余杂草包括锦葵科、唇形科和旋花科等，数量稀少。这些杂草通常生长在山坡、林下、路旁等地，此次多发现于地层中，可能是在遗址内自然生长，或由于人或动物的行为进入遗址后经历炭化保存了下来，与人类活动的相关性不强。

（二）植硅体

共从地层、灰坑、灰沟、水井四类遗迹单位中选取21份样品进行植硅体分析。其中灰坑与地层中的植硅体种类较为丰富，从21份样品中共鉴定出34种植硅体类型，共计8616粒个体，包含草本、木本两个植物大类（图3）。草本植物植硅体中可鉴定到种属的农作物植硅体中有粟稃壳Ω型（图4，a）、稻壳双峰型（图4，b）和稻叶扇型（图4，c、e、m）；非农作物有芦苇扇型（图4，n）和竹扇型。此外，诸如棕榈科球型、蕨类三棱柱型、导管型等木本类植硅体也有发现，还有海绵骨针和硅藻。其余不具备鉴定意义的类型包括方型、长方型、棒型、扇型、哑铃型、尖型、鞍型，帽型等。

图3苏家垄遗址（罗兴遗址点）各单位植硅体百分比统计图

图4苏家垄遗址（罗兴遗址点）遗址常见植硅体类型

（a.粟稃壳Ω型；b.稻壳双峰型；c、e.稻叶扇型；d.黍亚科竖排哑铃型；f.哑铃型；g.十字型；h.帽型；i.鞍型；j.尖型；k.刺状棒型；l.导管；m.海绵骨针、稻叶扇型；n.芦苇扇型）

农作物植硅体以稻叶扇型和稻壳双峰型最常见，粟稃壳Ω型仅有极少量发现，三者出土概率分别为90.5%、71.4%和9.5%。在本遗址中，尽管水稻叶片植硅体的出土概率高于稃壳（图3），但水稻稃壳的含量（55.6%）高于叶片（43.4%）。

三、分析与讨论

罗兴遗址点植物大遗存与植硅体鉴定结果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曾国的农作物结构，同时也提供了关于当时农业生产方式及官营作坊粮食供应模式的重要线索。

（一）曾国的作物种植结构

在苏家垄遗址罗兴遗址点出土的植物大遗存中，农作物的数量比例高达94.6%，很少发现其他可食用的植物和果实类资源，说明曾国的手工业生产者主要依靠粮食来满足日常植物性饮食所需。不论是矿冶区还是制陶作坊区，均体现出稻旱兼具的作物结构，以麦、粟、稻三种作物为主要食物。出土概率显示，小麦是几种农作物中出土概率最高的种类（图5），说明其与曾国先民的日常生活关系比较密切，在当时人们的粮食消费中占重要地位。粟的出土概率及数量百分比稍次于小麦，高于包括水稻在内的其他作物。水稻虽然出土数量较少，但水稻的千粒重是粟的9倍左右，因此仅通过炭化植物遗存数量分析可能低估水稻对先民食谱的贡献，植硅体数据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遗存分析的缺憾。在同重量的情况下，水稻稃壳植硅体产量比粟、黍略少[17]，罗兴遗址点水稻植硅体的出土概率和占比都最多，显著高于粟。尽管无法精确计算粟与稻的产量差异，但可据此推测水稻在曾国先民饮食构成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黍不仅在大遗存中数量极少，也不见于植硅体组合，二者相互印证，可以基本确定黍并不是先民主要食用的粮食作物，可能与大豆一起仅作为一般性的食物补充。小麦在炭化植物遗存中数量最多，却未见麦类植硅体，可能与加工地点和储存方式有关。

图5苏家垄遗址（罗兴遗址点）出土炭化植物遗存出土概率统计

（二）小麦的生长条件与来源

小麦是一种高产的旱地作物，在夏商时期中原地区的种植规模逐渐扩大，在农作物结构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18]。商代甲骨文一至四期的卜辞中频繁出现与小麦相关的内容，如“告麦”“食麦”等[19]，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小麦的重视与利用。到两周时期，麦类作为重要的作物类型进入农业经济中，促使中原地区以粟为主的农业种植制度开始发生转变，有更多遗址通过浮选发现小麦[20]。《诗经》《左传》《战国策》等文献中对种麦、食麦习俗已有诸多记载[21]。然而，尽管麦作随着时间的推移稳步发展，在两周时期，其分布仍主要集中于中原、山东等北方地区[22]。江汉地区以往的植物考古研究表明，小麦在农业结构中的占比并不突出，稻、粟是该地区先民的主要粮食作物[23]。江汉地区目前发现小麦遗存的遗址包括屈家岭遗址和庙台子遗址两处。屈家岭发现的小麦遗存直接测年结果显示为战国晚期，小麦遗存的数量有27粒（数量百分比为28.7%），但是战国时期的浮选样品仅有3份，因此确切的农业结构以及小麦在作物结构中的重要性暂不得而知[24]。随州庙台子遗址小麦遗存的出土数量虽然仅有55粒，但其出土概率的占比却由西周早期的8%（38份）递增至战国时期的27%（44份）[25]。罗兴遗址点植物遗存调查结果表明曾国不仅保持了江汉地区先秦时期稻粟混作的农业传统，小麦的出土概率和数量占比更为突出。促成旱地作物小麦在此地强化种植的动因应该是多方面的。

自然条件是影响农作物品种选择的客观条件，只有满足农作物生长所需的自然地理条件，才能发挥出最大的种植潜力。丘陵岗地地貌不易蓄水和灌溉，湿地作物种植难度较大，更加适宜种植旱地作物[26]。就现今地形和气候因素来说，苏家垄遗址所在的随枣走廊地区为低山丘陵区，气候与江汉平原差异较大，更接近于北方南阳盆地一带[27]，这一带至今小麦等旱地作物也广泛种植[28]。古气候研究显示，3100aBP开始，东亚季风格局发生转变，干冷冬季风主导的北亚热带地区表现出低温、干燥状态，气候开始由暖湿转向凉干[29]。在这一自然环境背景下，强化耐寒耐旱作物的种植，既是曾国先民因地制宜、提高农业回报的选择，也是一种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策略。

曾国对小麦这种外来作物接受良好的另一原因，可能与其地处交通要道、与北方人群密切接触有关。庙台子遗址的浮选结果显示自曾国分封至随枣走廊一带以来，旱作农业便开始在此蓬勃发展，随州地区稻旱兼营的农业经济体现出北方周人旱作农业对南方地区的持续影响[30]。由此可见，随枣走廊一带的古代居民周代伊始便已接受北方的旱作作物。随枣走廊临近南阳盆地，是联系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两周时期曾国与中原地区的互动多经此地[31]，南阳盆地贯通的交流通道也是南北方作物早期传播的重要线路之一[32]。周立刚对中原地区三个遗址的人骨同位素分析显示普通居民在东周时便已开始大量食用小麦[33]，南阳盆地在龙山晚期就已开始种植小麦，两周时期小麦种植规模更加扩大[34]。在文坎沟东[35]、下寨[36]、八里岗[37]等遗址出土的两周时期的小麦说明两周时期小麦在南阳盆地先民的生活中已经比较常见。随枣走廊与南阳盆地相邻，两地人群的交往互动相对频繁，较江汉其他地区更早受到北方人群影响，率先接受小麦及相关饮食习惯，再结合随枣走廊适宜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种植。

（三）“工商食官”与工匠食物获取

苏家垄罗兴遗址点属于手工业作坊区，存在众多手工业门类，不同门类的手工业生产间分工明确，在2019年制陶作坊区发现了带钩、漆豆柄等级相对较高的小件器物、数量较多的青铜兵器残件[38]，以及存在高等级建筑区[39]，印证了罗兴遗址点官营手工业作坊的性质，遗址发现的植物遗存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曾国官营作坊工匠的饮食供应情况。作为接受国家统一管理的官营手工业专门生产人员，所消费的农作物来源可能是依靠供给。

农业生产活动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为遗址性质的判定提供了佐证。考古遗址中的植物遗存组合所展现的作物加工情况以及谷物杂草比可以用来指示农业活动。在农作物加工过程中，前期阶段通常会遗留茎叶和较轻的小粒杂草，后期阶段则会产生稃壳和较大的杂草[40]。罗兴遗址点出土杂草中缺乏典型的农田杂草，其他杂草也难以依据其生物特性判断与作物加工的关联，表明前期加工如脱粒、扬场等活动并未在此进行，可能在其他地点完成。尽管遗址内水稻遗存少于麦、粟，稻壳植硅体的比例却最高。同时还发现了带壳粟、炭化粟壳和粟稃壳植硅体，表明遗址内可能主要进行食用前的脱壳等后期加工。此外，尽管发现了稻、粟稃壳的相关遗存，却未见小麦稃壳或其植硅体，或与不同作物的储存与食用方式有关。水稻与粟脱壳后易霉变生虫，不利储存，而带壳保存则可有效延长储存时间，防虫防潮。战国时期的道家经典《庄子·逍遥游》中“适百里者，宿舂粮”；唐诗“缘冈入涧投田家，主人舂米为夜食”“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等句均体现出当时水稻带壳储存与食用前脱壳的习惯。小麦最外层的糠壳收割后直接通过脱粒扬场去除，将带有麸皮的小麦颗粒归仓储存。汉代以前小麦的食用普遍以粒食为主，用小麦整粒加工的麦饭，无需再次脱去麸皮，直接“磨麦合皮而炊之也”（《急就篇·卷二》），因此并不会在遗址中留下稃壳遗存或植硅体。罗兴遗址点农作物遗存与稃壳数量之间的显著差异说明了不同谷物的储存食用方式有所不同。

除作物加工的证据之外，谷物杂草比也为遗址中的农业生产或消费活动提供了证据。当一个遗址内发现的谷物越多，杂草数量越少，谷物与杂草的比值越高，说明与谷物前期加工活动的关联度越低。从已发现的其他两周时期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植物遗存情况来看，除阚家寨以外，其他遗址的谷物杂草比值均较高（图6）。庄李作为西周晚期的官营铸铜作坊遗址，与罗兴遗址点矿冶区与制陶作坊区相比，除较高的谷物杂草比外，另一共同特征是鲜见农田杂草[41]。该现象说明两个受国家控制的手工业作坊遗址所发现的是基本加工完成的谷物，可能是通过官府供给获得。

图6两周时期作坊遗址出土农作物、非农作物数量百分比及谷物杂草比

据学者考证，两周时期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受到“工商食官”制度的管理，即官营手工业者由国家供养，接受国家禀食，禀食以粮食的形式按月发放[42]。苏家垄罗兴遗址点发现的谷物既无前期加工迹象，又有储存与食用的特征，这一现象反映了曾国官营作坊工匠“工商食官”制度下的粮食供应模式与管理体系。柴尔德在对城市的定义中提到，城市虽然绝大多数人口仍是农民，但所有城市都会存在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专业工人、商人等其他阶层的群体，这些人依靠城市农人生产的剩余产品维持生活，并且这些群体的人并不是通过直接将自己的产品与农人交换获得粮食[43]。河南安阳殷墟的大司空地点中，2014—2015年大司空发掘区谷物杂草比低至1.17[44]，大司空南有较多农业生产工具出土的情况，这两个地点存在明显的农业生产与加工活动。而大司空东虽有农业人群，谷物杂草比高达14.92，城市属性明显。研究者推测2014—2015年大司空发掘区与大司空南两处地点为农业人群之所在，从事农业活动不仅满足自身所需，也提供给大司空族邑其他不事生产的人群[45]。

作为曾国大型城邑的苏家垄遗址，可能存在类似不同身份和社会分工的居民。罗兴遗址点的居民作为专职手工业生产的工匠无需从事农业生产与繁复的加工活动，所需的粮食可能由其它地点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业人群提供。然而目前对苏家垄遗址的布局规划尚不明确，这一推测仍需后续更多地点的考古工作及植物考古资料进行补充。

（四）手工业作坊的景观管理

罗兴遗址点并不丰富的杂草含量和种类也表现出较强的人为干预。邾国故城在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明显的城市属性，研究者认为其手工业活动受到官方的控制。发现的杂草含量较低但种类多达六七十种，有些植物具有景观植物的性质，表现出居民对城市景观的管理和干预带有审美诉求[46]。阚家寨冶铸作坊区杂草含量较高（图6），杂草种类也十分丰富，说明作坊区杂草丛生，景观管理投入很低[47]，体现出一种无序的状态，可能与既有官营也有私营手工业作坊，管理混乱有关。

苏家垄罗兴遗址点的矿冶区、制陶作坊区以及庄李铸铜作坊遗址作为受到官方管控的手工业作坊，对作业环境也有着较高要求。罗兴遗址点的矿冶区和制陶作坊区的谷物杂草比均在11以上，庄李遗址谷物杂草比甚至高达59.5，谷物数量远大于杂草，不仅伴生农田杂草少，遗址内自然生长的杂草也少，这说明对作坊区景观管理的投入较高。二者作为王畿或大城邑地区重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在规划使用之前便对作坊用地进行了专门的平整治理，清除杂草。在作坊使用期间也时常对作业环境进行清理，维持作坊区景观秩序，大量杂草在此过程中已经被清除，因此遗址区鲜见杂草种子。

结论

苏家垄遗址罗兴遗址点浮选结果表明在曾国的大型城邑中官营手工业作坊工匠饮食中五谷俱全，麦、粟和水稻是最重要的三种植物性食物资源，对黍和豆类的利用率并不很高。以苏家垄罗兴遗址点为代表的曾国官营手工业作坊的专职工匠无需从事农业生产，日常饮食依靠政府廪给，而且会对作坊区的作业环境进行管理，反映了先秦时期“工商食官”制度管控的普遍性。曾国先民喜食小麦的传统与本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稻粟为主的作物传统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先民根据随枣走廊一带多低山岗地的地理环境特点，因地制宜客观选择的结果。地处随枣走廊的曾国，临近南阳盆地，两地人群之间区域互动频繁。受到南阳盆地北方人群的影响，曾国接受并广泛种植小麦，从而影响本地饮食结构。

附记：本文浮选工作得到宁波财经学院郭林博士的帮助，文章撰写过程中得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飞助理研究员的帮助与指导，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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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东晨等：《“汉阳诸姬”国史述考》，《学术月刊》1997年第8期。

[2]方勤：《曾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以新出考古材料为线索》，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40页。

[3]方勤：《曾国世系及相关问题研究》，《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

[4]方勤：《曾国历史的考古学观察》，《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5]蔡靖泉：《曾国考古发现与曾随历史问题》，《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6]罗运兵、袁靖等：《长江中游地区先秦时期的生业经济》，《南方文物》2019年第4期。

[7]唐丽雅、郭长江等：《周、楚之间：湖北随州庙台子遗址农作物遗存研究》，《农业考古》2022年第3期。

[8]周永珍：《曾国与曾国铜器》，《考古》1980年第5期；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简论》，《考古》2008年第1期。

[9]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2年第2期。

[1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京山苏家垄墓地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

[1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及周边考古调查简报》，《江汉考古》2023年第1期。

[12]黄凤春：《关于曾国的政治中心及其变迁问题》，《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

[1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2018年考古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9年第6期。

[14]刘长江、靳桂云等：《植物考古——种子和果实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赵志军：《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科学出版社，2010年；郭琼霞：《杂草种子彩色鉴定图鉴》，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

[15]王永吉、吕厚远：《植物硅体研究及应用》，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43-44页。

[16]游修龄：《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与传播》，《作物学报》1979年第3期；赵志军、方燕明：《登封王城岗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华夏考古》2007年第2期。

[17]张建平、吕厚远、吴乃琴等：《关中盆地6000～2100cal.aB.P.期间黍、粟农业的植硅体证据》，《第四纪研究》2010年第2期。

[18]陈雪香：《中国青铜时代小麦种植规模的考古学观察》，《中国农史》2016年第3期。

[19]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29-530页。

[20]刘兴林：《先秦两汉农作物分布组合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报》2016年第4期。

[21]曾雄生：《论小麦在古代中国之扩张》，《中国饮食文化》2005年第1期。

[22]郭荣臻、靳桂云：《中原地区先秦时期麦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

[23]邓振华、刘辉等：《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城三房湾和谭家岭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考古》2013年第1期；唐丽雅、黄文新等：《湖北郧县大寺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兼谈鄂西北豫西南山区史前农业特点》，《西部考古》2016年第2期；唐丽雅、罗运兵等：《湖北鄂州城子山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江汉考古》2017年第2期；唐丽雅、田洁等：《屈家岭文化时期山地生业模式研究——以湖北保康穆林头遗址为例》，《南方文物》2019年第5期；唐丽雅、刘嘉褀等：《湖北石首走马岭遗址史前植物遗存鉴定与研究》，《江汉考古》2021年第3期；唐丽雅、罗运兵等：《湖北省大冶市蟹子地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第四纪研究》2014年第34卷第1期；田洁、唐丽雅等：《湖北房县计家湾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研究》，《南方文物》2019年第5期；姚凌、陶洋等：《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江汉考古》2019年第6期；罗运兵、袁靖等：《长江中游地区先秦时期的生业经济》，《南方文物》2019年第4期。

[24]姚凌、陶洋等：《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江汉考古》2019年第6期。

[25]唐丽雅、郭长江等：《周、楚之间：湖北随州庙台子遗址农作物遗存研究》，《农业考古》2022年第3期。

[26]Jade D'Alpoim Guedes, Ethan E. Butler. Modeling constraints on the spread of agriculture to Southwest China with thermal niche models.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4, 349:29-41.

[27]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地理（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年。

[28]吴胜军、李涛等：《湖北省农作物种植结构区划》，《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16期；刘明光：《中国自然地理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10年。

[29]卞鸿雁：《郧西—郧县段汉江第Ⅰ级阶地黄土古土壤地层特征及对气候变化响应》，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58-160页。

[30]唐丽雅、郭长江等：《周、楚之间：湖北随州庙台子遗址农作物遗存研究》，《农业考古》2022年第3期。

[31]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6-247页；马保春，杨雷：《新石器时代晚期鄂豫陕间文化交流通道的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07年第2期;易德生：《周代南方的“金道锡行”试析———兼论青铜原料集散中心“繁汤”的形成》，《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32]邓振华：《粟黍的起源与早期传播》，《考古学研究》，2022年第1期。

[33]Ligang Zhou, Sandra J. garvie-Lok, Wenquan Fan, et al. Human diets during the social transition from territorial states to empire: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of human and animal remains from 770 BCE to 220 CE on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2017,11:211-223.

[34]夏秀敏、王力之等：《从文坎沟东地点的植物遗存分析看南阳盆地先秦时期的农业活动》，《人类学学报》2021年第41卷第5期。

[35]同上。

[36]Zhenhua Deng, Dorian Q. Fuller, Xiaolong Chu, et al. Assessing the occurrence and status of wheat in late Neolithic central China: the importance of direct AMS radiocarbon dates from Xiazhai. 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 2020, 29(1):61-73.

[37]Zhenhua Deng, Ling Qin, Yu Gao, Alison Ruth Weisskopf, et al. From Early Domesticated Rice of the Middle Yangtze Basin to Millet, Rice and Wheat Agriculture: Archaeobotanical Macro-Remains from Baligang, Nanyang Basin, Central China (6700–500BC). PLoS ONE, 2015, 10(10):e0139885.

[38]蒙领队席奇峰先生告知，资料尚未发表。

[3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及周边考古调查简报》，《江汉考古》2023年第1期。

[40]Emma L. Harvey, Dorian Q Fuller. Investigating crop processing using phytolith analysis: the example of rice and millet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5, 32:739-752.

[41]赵志军：《周原庄李铸铜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见周原考古队：《周原庄李西周铸铜遗址2003与2004年春季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1年第2期。

[42]朱红林：《周代“工商食官”制度再研究》，《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陆德富：《战国官私手工业的经营形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20-125页。

[43]［英］戈登·柴尔德著，安志敏、安家瑗译：《考古学导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89-97页。

[44]王祁：《晚商农业及其生产组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45]张飞：《饮食与身份-大司空东殷墟村庄安置区植物大遗存与稳定同位素分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39、65-66页。

[46]马方青、陈雪香等：《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2015年发掘出土植物大遗存分析——兼议古代城市管理视角中的人与植物》，《东南文化》2019年第3期。

[47]马方青：《山东邾国故城（2015）东周至西汉植物考古观察》，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87-92页；陈雪香、马方青等：《山东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B区第Ⅰ地点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初步分析》，《中国农史》2018年第2期；陈雪香、郭林等：《东周秦汉时期齐都临淄的环境、农业与工匠生活——以阚家寨遗址动植物遗存为核心》，《南方文物》2021年第2期。

原文刊于：《中国农史》 2025年 第3期

来源：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