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8月底至9月初光绪颁布一系列改革诏令，其速度之快，近乎狂热的程度。大部分诏令要求在各个领域实行彻底的改革。今天，当我们平心静气地看看这些诏书，也不能不为光绪在诏书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急切之情所打动，也不难理解当保守派看到他们权力的基础受到损害时所感到的恐惧和愤怒。

作者：[新西兰]叶宋曼瑛 译者：张人凤 / 邹振环

张元济最后关头的奏折

8月底至9月初光绪颁布一系列改革诏令，其速度之快，近乎狂热的程度。大部分诏令要求在各个领域实行彻底的改革。今天，当我们平心静气地看看这些诏书，也不能不为光绪在诏书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急切之情所打动，也不难理解当保守派看到他们权力的基础受到损害时所感到的恐惧和愤怒。当光绪看到地方官员在实行他要求的改革时表现出踌躇、拖沓和不情愿时，显得非常急躁不安。他非常严厉地惩戒他们，当荣禄无视和拖延实行改革诏令时，光绪甚至愤怒地斥责这个有权的直隶总督。一份惩戒这些懒散官员的诏令这样写道：

……于本年五、六月间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字复奏，……泄沓如此，朕复何望，倘再借词宕延，定必予以严惩。

这一诏令其实显示了光绪所受的挫折，以及他在执行政治计划时如何缺乏力量，同时也表明了他是何等依赖各省官员的支持和合作。

9月初形势急转直下，首先是王照案中帝党惨败。王照是礼部的一个低级官员，9月1日他递呈的一份奏折，代表了当时一些充满热情的改革者的天真想法。他建议采用西方服饰，以基督教为中国国教，采用国会的形式，并请皇上访问日本。礼部尚书企图卡住这份奏折。当光绪发现此事后，他撤销了两个尚书和四个副大臣的职务，罪名是阻挠下情上达，并以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而提升其官职。 在被撤职的大臣中有一位满族贵族，他的妻子是慈禧太后最宠爱的宫廷侍女，另一个大臣又是得光绪信赖的改革领导人康有为的最知名批评者。因此，王照案完全是对所谓“后党”的一次直接挑战。

9月5日皇帝用六名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取代了这六名礼部官员，并进而提升四个年轻的低品级的改革家进入清政府制定政策的最高机构——军机处。光绪皇帝应已认识到这些措施所造成后果的严重性，但因保守派的不合作，才不得不向他们摊牌。他曾以拯救国家为号召，却无法赢得大多数大臣和各省官员的支持，由于他们大多数假装服从而实际上采取观望态度，光绪不再小心谨慎地踩着小步了，他认为必须起用低品级的激进官员以推动改革计划。1898年9月初皇帝在各部所采取的迅疾和激烈的措施，其实是他在失望之余后的孤注一掷。

正在这个导致改革运动突然崩溃的狂热时期，张元济呈上了他的第一个统筹全局的奏折，也是唯一的一份论述整个改革运动的奏折。如前所述，从皇上召见他的时候起，他就一直怀疑光绪是否具有实行改革计划的能力，甚至早就预言保守派的回力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他要在1898年9月5日提出这份包括了五条主要建议和十款内容的长篇奏折（超过5300字）呢？这是一件需要推测的事。从他所呈的奏折判断，似乎他已清楚改革运动将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但他被皇帝那种孤立无援的处境深深感动了。因此他以一种自由意识的爱国者的热诚，在最后时刻提交了这份奏折。他提出一系列彻底却有条不紊的、使光绪能挽救危局的步骤。

首先，他坦率地对光绪描述了目前形势：

乃数月以来，中外因循，一仍旧习，欺罔蒙蔽，毫无朝气……虽日言“变法”，终涉皮毛而不能得其实际也。

他进一步警告面临失败的光绪：

今我皇上日日变法，而相与审脉察情者谁乎？绘图布算者谁乎？夫一事之行，其起点甚微。及其究竟交相引摄者，已不知几千万绪。稍一不慎，败覆随之矣。

因此，在他五条主要建议中，第一条就是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他认为这应是一个由不超过二十个“年富力强、通达事务、奋发有为”的人组成的咨询机构。它应当是全国改革活动的中心，光绪每天在与军机处商议之后应同它再商议。它应当讨论和研究所有与改革有关的奏折，同时为像京师大学堂、铁路矿务总局和农工商总局这样的新机构制定统一法则，以便使它们系统化。

张元济第二条主要建议是废除满族旗人的特殊地位而主张种族调和。他提出几个实际步骤——鼓励满汉通婚；废除关于满人从事工商业的禁令；为二百多年来闲散和寄生生活的满族旗人建立技术职业学校。他指出，消除种族界限带来的一种附带好处是可以裁撤掉数量可观的不必要的职位。清政府的许多行政部门都有两个首脑——一个汉人和一个满人。如果不再有任何种族界限，那么留下来的将是最有办事能力的人。

他的第三条主要建议是进一步开放建立皇帝与地方及低级官员之间的正常联系。这是清流派的一个最得意的建议。为了说明光绪被官员愚弄和欺骗，张元济大胆地指出：

今岁广东大疫，死者十万人，东南各省，每石米几值银十元。此亦可为谓非常之变矣，皇上其知之乎？臣窃料各省督抚未必为我皇上告也。

为了了解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张元济建议光绪应当亲赴在京的所有新机构、学院和官僚部门。将来他还应访问各省，如有可能还应出访国外。为了得到第一手的数据，应任意召见各省的地方官和低级官员。张元济还提议对召见的方式作一些细小而实际的变革。皇族家法规定每位谒见者要在黎明时就开始等候，张元济指出没有任何理由要他们来得这么早，对皇上来说更实际的是应在早上抽时间读完每天的奏折，在下午接见大臣。他还进一步建议废除叩头礼：

臣工入觐，莫不有拜跪之文，少壮者犹可，耆年高秩，屈膝数时，岂复能从容论道？裨益圣听，且臣子忠爱之忱，断不在此区区末节。

实际上，以往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执行像清朝那样严格的叩头礼。例如，汉朝和唐朝的皇帝在召见臣子时通常给年长大臣赐座，以便讨论得更为自然。但清朝规定臣子在和皇帝谈话时应当下跪。据我所知，张元济是大胆地直接上奏反对这一礼仪的第一人。

张元济的第四条建议是关于人才选择的问题。他提出：

今之策时事者，动曰人才缺乏，臣则以为人才自在，不善用之。故有才如无才耳。

他赞扬光绪在后来的内阁中再次裁撤大批无能官员的行动，并建议当设立新的部门和机构时，应当要求懋勤殿（张元济建议设立的）为它们制定管理法规，这些新机构应当有一整套吸收官员的规定。他极力主张废除科举考试，有才能的人应当通过现代学校获得认可的资格。皇帝应在受过现代教育的毕业生中选拔官员。此外，他还极力主张废除捐官的办法，尽管他明白捐官是清政府收入的来源之一，而支持这项财政改革需要重新找到每年“二百万元”的收入来源。对于官员，张元济建议应当允许他们自由选择执行改革纲领或辞职。辞职的官员应当给予适当的年薪，并且他们的子弟可以进入京师大学堂——这样可以保证在一个新的改革的官场中保持未来的家族荣誉。

第五条主要建议是国家的财政管理。张元济再次强调全面计划的重要性，指出自1895年以来，在银行、矿务和铁路等各个领域所实行的零敲碎打的经济改革有很大的随意性，这样绝不可能使国家富强。张元济提出基本的改革应当从调查户部和各省所有账目入手。只有通过全国范围的审计，才能为未来制订一个良好的计划。张元济建议户部应把过去十年的收支记载入册，并公开全国十年的资金平衡表。张元济的基本想法无疑是科学而明智的，因为只有在知道过去的收支情况以后，新的预算才能够准确。然而，中国的户部决不能控制整个财政，因为财政体系仍然建立在包税制的基础上：各省官员负责征收一定的税额上交户部，同时为他们自身和地方政府保留一笔数额未经确定的税收。面对晚清财政体系这种非常落后的状况，户部能否制订一个十年的平均账册，实在令人怀疑。

特别要提到的是张元济建议实行币制改革。那时法定的流通货币是朝廷确认的铜钱。但人民仍宁愿使用银子，在东南的广东、福建和安徽等省尤其如是。张元济提出中央银行在全国发行法定货币应有绝对权威——最好是纸币或金属钱币。他设想一个能促进国内贸易的币制体系，以根绝在银两折算成铜钱时官吏舞弊侵吞的机会。

最后，他在结束有关财政改革的建议后，还请求皇帝提高商人阶层的地位和保护他们的权益。这对于一个来自传统受尊重的中国社会高层的文官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建议。张元济的措辞是直言不讳的：“今日为商战世界，中国向有贵农贱商之说，故无商学。无商学故无不败。”

对于一个儒家学者来说，能把商人的利益放到如此之高的地位是鲜见的。这种把中国在历次战争中失败的原因都归之于轻商的观点，与激进的改革者有根本的分歧，后者仅仅把中国的失败原因归之于军事上的劣势和政治上的软弱。到19世纪末，尽管已有越来越多文官认识到世界的秩序不再是一个仁慈的中华帝国及其周围蒙受恩惠的蛮夷所构成，但几乎没有人从商业竞争的角度来看待世局的发展。

张元济提议维护商人的权利并认识其重要性，指出大部分文官过多的干扰已阻碍了商业进步。他抨击那种所谓“官督商办”的做法，反问道：“不知官也者，昔日日以腹商为事者也！”他特别以新建立的农工商总局为例，要求光绪预先警告官员摒弃官僚主义，并告诫他们的责任应是保护而不是威吓商人。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官僚政治的恶行，张元济甚至建议商人应有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利。他最后还建议起草商法，并以之为协调各方的指导原则。他以这样的预言作为整篇奏折的结束语：只有这些商业改革得以实现时，中国才能使经济繁荣。

张元济奏折突出的特点并不在于思想深刻，而在于向皇帝提出种种建议时，所显示的那种清晰的思路和高度的系统性。很难断言他哪些建议影响了光绪并促使他采取有效的行动。然而，仔细核对《大清德宗景帝实录》所载1898年9月5日之后光绪颁发的大量诏书，会发现其中包含了某些张元济在他的长篇奏折中所提出的要点：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是光绪试图建立某种小型顾问会——一个称为“懋勤殿”的中央核心机构，以帮助他管理及推行与新政有关的一切事宜。郭廷以曾提供两条与初期咨询机构有关的材料：

1898年9月9日（七·二四）英教士李提摩太应康有为邀，自上海赴京（传帝拟开懋勤殿，以李提摩太为顾问大臣）。

1898年9月13日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太后不允。

事实上，任何诏书中不曾直接述及懋勤殿——可能因为光绪不能无视慈禧的反对意见。但他设立懋勤殿的愿望似乎有不少人知道。例如1898年9月17日天津《国闻报》上有这样的报道：

拟开懋勤殿述闻

近月以来，朝廷创兴百度，并谕内外大小臣工及士民人等，均得上书言事。因此条陈新政者，封书日以百计，而前者特简参预新政之四京卿，亦颇有眼花手乱，应接不暇之势。故近日又有拟开懋勤殿，令三品以上保举人才，召见后派在懋勤殿行走，以备顾问之说，闻数日内当即有明发谕旨矣。

然而政变在很短时间内发生了，光绪尚无时间实践这一主要的改革措施。结果《大清德宗景帝实录》中完全没有提到懋勤殿。但这一机构无疑是考虑过的，其计划也曾付诸实行，甚至人员的名单也已确定。《北华捷报》曾刊登过作为懋勤殿成员的十位改革家的名单，张元济的名字也赫然在其中。

现存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光绪设立懋勤殿的具体计划是要将它作为自己推行改革计划的咨询机构。裴士丹（D. H. Bays）把它作为“一个初步的有代表性的审议团体，是迈出分享皇权的第一步” 。这描述相当牵强并夸大了一点，但懋勤殿的确可以在维新运动中起到一种统筹大局的作用。

张元济的第二条主要建议“融满汉之见”以废除满族旗人的特殊地位，在《大清德宗景帝实录》中亦有反映：

旗丁生齿日繁，徒以格于定制，不得在外省经商贸易，遂致生计益艰。……现当百度维新，允宜弛宽其禁，俾得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1898年9月4日诏书）

诏书给户部进一步的指示是核对旧有土地登记册，并尝试在旗人中制定新的土地分配法则。

应当指出有许多人曾奏请废除满族旗人特权，并改变他们经济上无所事事的状况，张元济只是其中之一。因此诏书极可能是这些要求的共同结果，而不是对某一份特别雄辩的奏折的一个迅速的回复。

受权刊发，本文节选自《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新西兰]叶宋曼瑛 著，张人凤 / 邹振环 译，重庆出版社 | 华章同人 2025年3月。。

光绪皇帝财政改革的若干条目也与张元济奏折中的建议吻合。1898年9月11日诏书要求总理衙门制定一部通商约章，排印数百部颁行内外各衙门。这样，各有关人员都有一个正确处理贸易问题的参考标准。总理衙门的回答是编制一份全面的、完整的商法，需要较长时间，建议由北洋商务主管人员负责起草约章。

1898年9月16日，光绪颁布一份要求户部进行一项主要改革的诏书，要求它对国家的税收和皇室的费用提供一份细目。而且，从此以后，要求户部每月提供相似的财务报表。 这一措施，如果能切实执行，就便于引入一种预算制度，且能为中央政府全面地规划中国的金融问题提供一个非常正确的依据。它能铲除一切腐败、受贿的机会，并最终使未来的改革建立在财政切实可行的基础上。但是，这一改革自然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而不可能真正实行。

从9月7日至9月19日，光绪在诏书中频繁地谈及财政改革这个主题。9月7日的诏书要求总理衙门提出一份关于在各省“请用机器铸造铜钱银圆”的可行性报告。 随后一份诏书是关于计划采用银圆和铜钱的内容。 最详细的诏书是9月10日颁发的，包括试验制造银圆、防止可能作为仿造之弊的详细规定。

光绪所颁行的措施是否是张元济长篇奏折的直接结果，这并不重要。光绪皇帝企图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实行这些改革的事实，表明了张元济的建议并非空中楼阁。然而，没有一项改革计划能有机会实行，因为变法很快就因宫廷政变而告终。

百日维新的失败

1898年9月初的几周，北京的政治气氛如同一个摇摆不定的天平。理论上，改革计划是受慈禧太后恩准后才由光绪皇帝实行的。尽管她退居颐和园，但光绪每隔几日就要觐见她，并汇报国家事务的进展。在改革计划展开之初，她曾宽宏大量地表示支持光绪：“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但实际上她疑心光绪企图通过推行改革来遏制她的权力。早在变法之初，她就通过两个行动以削弱光绪的权力和加强自己的力量。首先是撤去翁同龢的职务，使光绪失去了这位经验丰富的、对政治敏感和具有很高威信的年长政治家可能给变法带来的帮助。在翁同龢被撤职后，光绪不得不依靠那些不了解政府实际情况的青年激进分子。第二步是太后委任荣禄为直隶总督，以保证即将到来的摊牌取得军队支持。此外，她还依靠那批因光绪变法而被动摇地位的大臣和官吏。比较来看，光绪的地位确实是软弱的。他的周围是一群激进的理想主义者，年轻而又缺乏经验。他们不知道如何把理想变为现实，他们疏远和激怒了中立派，因而失去了大部分支持。最糟糕的还在于光绪手中没有任何军事力量。

在保守派的反扑日益逼近、不祥之声日盛一日时，光绪和他的改革家不顾一切地暗中寻找军事领导人的支持。他们找到了袁世凯——荣禄的部下，也是以前维新团体强学会的成员之一。9月16日，光绪召见他并授予新的荣誉，光绪对袁世凯的寄望公开地写在诏书中：

责成（指袁世凯）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

光绪的意图变得越来越清楚，保守派则更不含糊，就在光绪提升袁的第二天，保守派监察御史杨崇伊率领一群官员去颐和园请求慈禧归位训政。事情清晰地演变为一场政变和反政变之争。胜败取决于哪一方先动手。碰巧，改革家要求袁世凯使用他的新军迫使保守派就范，并阻止慈禧发动政变。 可是，袁世凯出卖他们，结果是愤怒的慈禧太后9月19日从颐和园返宫，剥夺了光绪的一切权力。两天后，即9月21日，以光绪名义颁诏宣布慈禧太后决定归位训政；因为光绪有病，难以负担亲政的使命。同时，康有为一伙被宣布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 并命令逮捕他们。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跑了，而六位变法领导人被杀害，许多变法支持者遭监禁、放逐或受到控告，标志了这场变法运动全面失败。维新变法前后持续103天（6月11日至9月21日）。

张元济在回忆录中说，有不少人在1898年9月中旬已预感到一场危机不可避免。但由于他也只是在激进改革者核心的“外围” ，未参与他们秘密的政治策划，他对改革者与袁世凯交涉及袁世凯叛变全然无知。直到9月21日下午他才听说慈禧太后已归位训政。那天早晨，他仍像往常一样值班工作。日本著名改革家和有威望的老政治家伊藤博文（1841—1909）刚到北京访问，张元济安排通艺学堂的学生于9月21日早晨到日本公使馆官邸拜见这位著名的日本政治家。伊藤已经知道发生了政变，就在中国的士大夫都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时，他故意对张元济暗示：

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会成功的。诸位有志爱国，望善自保重。

张元济对此并不理解。直到听说慈禧太后已发动政变，才知道伊藤的话是暗示百日维新已失败。

在太后盛怒之下，北京城已是一个对变法者非常危险的地方。张元济在1898年9月23日（这天也是慈禧正式庆贺垂帘的日子）写给汪康年的极有价值的信最能说明首都的事态，也能揭示张元济本人对这一危机的看法，这封信写道：

……康于初五日出京，初六日奉命拿问，（先至樵野处搜拿半日，怪极！）仅获其弟，在南海馆被获。此事因由，非一言所能尽，亦不忍为诸公言之。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现闻尚未弋获，将来必有株连。事变之来，且更有不可意想者。自来变法，莫不如是。惟望新堂勿为所摇夺耳……。阅后祈火之，再迟一二日或当在沪上相见也。

除了包括对康有为难得和直率的批评外，该信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表明了张元济尽管在逆境之中，仍真诚地寄希望于变法。从这封信也可以看到他个人在维新运动中的角色，尽管他预言“必有株连”，一大群变法同情者将被牵连进去，但并不为自己的命运特别担忧。他的“当在沪上相见”是一种他对自己不会遭到监禁、放逐或杀害的乐观预言。他认为自己会被革职和逐出京都，只有在这样危急时刻他才能在上海看到汪康年。这封写在危机之中的信，也间接地证明他只是在变法者核心的外围。不然怎会知道自己受到的处分会较轻呢？

事情发展正如张元济所预言，他的远见是令人赞叹的。在9月28日“六君子”被杀后，另一些较温和有威望的著名变法者不是被监禁，就是被流放。慈禧太后甚至仍未忘记她的宿敌翁同龢和文廷式，并对这些已被褫夺官职和失宠官员再加以新的惩罚。按照张元济的回忆，一些朋友曾劝他逃跑，但他拒绝了。因为他知道一旦逃跑，那么惩罚就会落到年迈的母亲或直系亲属头上。他不但没有逃跑，反而每天到总理衙门继续工作，并特意留下行踪以便被逮捕。他在一首《杂咏》中回忆了1898年秋天那些担心厄运降临的日子里的心情：

满朝钩党任株连，有罪难逃心自安。

分作累囚候明诏，敢虚晨夕误衙班。

预料之中的惩罚在1898年10月10日终于到来了，张元济和两个低品维新人士一起，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惩罚。 张元济认为惩罚较轻是因为在百日维新期间他始终给人一种低调印象。他也认为犯有这样明显的罪证（在保守派的眼里）——9月9日的长篇奏折——而能逃过御史的打击，是十分幸运的，相信一定是光绪皇帝亲自帮助他减轻处罚。他解释道：

九月二十三日余与王锡蕃、李岳瑞同拜革职永不叙用之命。越数日谒廖仲山师，师时值枢廷，语余是日王李处分既定。德宗特逾枢臣，张某亦尝上书妄图国事，应并案办理。盖隐有保全之意。余封奏语涉狂妄。设有人弹劾，必膺严谴，即幸而漏网，余亦不能乞假出京。

无论张元济受到从宽处罚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事实上他再也不能从政了，也失去了继续逗留在北京的任何理由。他很有兴趣长期在上海工作，也许因为上海是一座世界性的都市，有许多西方思想正是通过上海而传入内地。他一向从上海为通艺学堂买到许多世界地图、科学图表和西方书籍；他还试图在上海聘请英文教习。这个城市也是一个迅速发展、充满机会的城市。他预言与汪康年“当在沪上相见”是不难理解的。

离开北京前，张元济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正式关闭通艺学堂，天津《国闻报》在“通艺罢学”的通栏标题下作了报道：“北京向有通艺学堂，由已革刑部主事张元济创办。此学堂已经开设两年有余，堂中洋文书籍、图书以及仪器等件，亦均小有规模。自张主政罢官之后，此学堂遂无人接办。肄业各学生因八股取士已复旧制，亦各意存观望，纷纷告退。张主政因将学堂中所有书籍、器具及积存余款开列清单，呈请管学大臣孙中堂将通艺学堂归并于大学堂，闻日前已由管学大臣派人接收，然从前肄业各京官，则均已风流云散，不知去向。”

这一插曲可以解释张元济认真负责的个性和有条不紊的行事作风。即使在最不稳定的时候，他也不像其他许多变法者那样仓皇出逃。学堂是他脑力劳动的产物，他把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启蒙的崇高愿望寄托于像通艺学堂那样的教育机构。因此，即使面对个人的革职和失败，他仍试图以一种很好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将它委托给同情变法并在政变后幸存下来的孙家鼐。尽管张元济最初曾拒绝在京师大学堂里工作，但现在他正确地看到必须这样做，才能挽救在通艺学堂中所干的事业。他这样做十分正确，因为京师大学堂在百日维新中幸存下来。慈禧太后未干预它。而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本文节选自《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第三章“张元济和百日维新”。注释略去。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