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山村教师干到县镇干部，退休金一万多，够花

摘要：我叫李华，大伙儿都爱喊我老李。现在退休了，住在市区的花园小区里，每天早上跟老伴儿去公园遛遛弯，中午回家弄俩小菜，下午要么在阳台晒晒太阳看看报，要么跟老伙计们下棋聊天，日子过得挺滋润。每月银行卡里准时到账1万多的退休金，够花，也省心，想想这一辈子，真是跟做梦似的

我叫李华，大伙儿都爱喊我老李。现在退休了，住在市区的花园小区里，每天早上跟老伴儿去公园遛遛弯，中午回家弄俩小菜，下午要么在阳台晒晒太阳看看报，要么跟老伙计们下棋聊天，日子过得挺滋润。每月银行卡里准时到账1万多的退休金，够花，也省心，想想这一辈子，真是跟做梦似的。

我老家在山坳里，那地方偏得很，出门全是山路。我爹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就围着几亩薄田转，风里来雨里去，手上的老茧比鞋底还厚。我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还有个弟弟、一个妹妹，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我爹常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娃们得读书，才能走出这大山。”

小时候我在村小上学，教室是土坯房，桌子是缺腿的木桌，椅子得自己从家里带。但我知道读书不容易，学得特别卖力。后来上初中，要去十几里外的乡镇中学，为了省那几块钱路费，我每周都背着干粮走来回。冬天天不亮就出门，雪地里踩得两脚泥；夏天太阳晒得头皮疼，渴了就喝路边沟里的水。就这么熬着，1985年夏天，我收到了县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我成了村里第一个走出大山的读书人！那天我爹攥着通知书，手都在抖，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包烟，嘴里反复念叨：“好，好，娃有出息了。”

1988年我从师范毕业，没多想就回了家乡的村小当老师。不是不想去城里，是觉得村里的娃更需要人带。我教四五年级的语文，还兼着体育课。那时候没什么教学器材，我就带着孩子们去山上认植物，教他们写观察日记；体育课没操场，就在晒谷场上跑圈、玩丢手绢。孩子们喜欢上我的课，我带的班成绩在全乡总是头一名。没过两年，我就被提拔成了村小的教导主任，不光要上课，还得琢磨着怎么提高全校的教学质量。我组织老师互相听课，跟城里的学校结对子，慢慢的，村小的名气也大了，不少外村的家长都想把娃送过来。那几年，我年年都评上“优秀教育工作者”，红本本攒了一抽屉。

1995年，乡里缺个管文教卫生的干部，领导觉得我在教育上做得好，就把我调过去了。刚去的时候我啥也不懂，连个会议纪要都写不明白。我就跟着老同事学，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单位，把当天要做的事列个清单；下村调研的时候，揣个小本子，老百姓说的话、提的意见，都记下来。那时候乡镇的学校缺老师、卫生院缺设备，我跑县里、跑市里，一次次找领导汇报，终于争取到了专项资金，给几所村小配了新桌椅，给乡卫生院添了救护车。同事们都说我“轴”，但我觉得，只要能给老百姓办事，“轴”点也值。

从那以后，我就在乡镇扎下根了，从科员到党政办主任，再到副乡长，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当副乡长的时候，我主抓产业发展，看着村里的土地都荒着，心里着急。我去外地考察，引进了草莓种植项目，一开始老百姓不相信，怕赔钱。我就带头种了两亩地，雇了技术员来指导，等到草莓熟了，我帮着联系收购商，一亩地能赚好几千块。这下老百姓都动了心，跟着种草莓的越来越多，后来我们乡还成了有名的草莓种植基地。老百姓见了我，都笑着喊“李乡长”，那声称呼，比啥都金贵。

2005年，我当上了乡镇长，三年后又成了党委书记。那时候乡镇的条件还是差，路是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农田水利设施也跟不上，一遇旱天就减产。我跟班子成员商量，决定先修路、再治水。为了争取项目资金，我一个月跑了十几趟县城，有时候在领导办公室门口等半天，就为了能多说几句话。终于，修路的资金批下来了，我们组织村民投工投劳，不到一年，几条主干道都修成了水泥路。接着又修水渠、建水库，解决了农田灌溉的问题。后来我们还引进了几家企业，建了工业园区，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上班，不用再出去打工了。

在乡镇工作的那些年，我很少顾上家。我爱人也是老师，家里的事全靠她，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是她在操心。有一次孩子发高烧，她半夜抱着孩子去医院，给我打电话，我正在村里处理防汛的事，只能说“你多费心”。挂了电话，我躲在村委会的角落里，偷偷抹了把眼泪。后来爱人跟我说：“你放心工作，家里有我呢。”也就是有她这个坚强的后盾，我才能安心在基层干下去。

2021年，我从县人大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休了。组织上照顾我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给了我相应的职级待遇，退休金也不少。现在我跟爱人住在市区，孩子也成家立业了，日子过得安安稳稳。有时候回老家，看到当年修的路、建的学校，心里就特别踏实。我常跟年轻人说，我一个从山坳里走出来的娃，能有今天，全靠组织的培养和老百姓的信任。现在虽然退休了，但只要基层需要，我还愿意尽点绵薄之力，帮着出出主意、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