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连续了解了八个不同的关于“选择”的切片之后，突然意识到，这个话题还是过于宏大了。起初想到要分析“选择”，更多的是聚焦在人如何做出选择这个过程上，即选择的流程上；但发现流程大同小异的情况下，人会有自身的偏见而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而随着探索偏见的深入，又碰到了选
在连续了解了八个不同的关于“选择”的切片之后，突然意识到，这个话题还是过于宏大了。起初想到要分析“选择”，更多的是聚焦在人如何做出选择这个过程上，即选择的流程上；但发现流程大同小异的情况下，人会有自身的偏见而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而随着探索偏见的深入，又碰到了选择所在的环境或条件给选择本身带来的影响甚至是误导。
不仅如此，只要涉及到人的行动，背后都可以归结到“选择”上，个体做事情总要有个方向，那这就是选择；如何得出选择，有的基于直觉、有的基于感情、还有的基于概率的分析；而群体的决策要么是疯狂的无意识，要么就是通过决策程序来选择。可以说世界上只有两种问题，一种是是什么、为什么的探索性问题，一种就是干什么、怎么干的选择性问题。
这样一来，随着话题的扩展，视野也变得宽阔起来，从原有的“选择”这个动作，可以扩展到“人的选择”这一大的主题上。恰好在这个节点上，碰到了赫伯特·西蒙和他的理论，似乎可以作为揭开人的选择这一主题神秘面纱的最佳工具之一。
不过首先让人感兴趣的，却是赫伯特·西蒙这个人，他被誉为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的创始人之一，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政治科学博士学位，而后来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出任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教授，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双料院士，并在三个领域拿到过世界顶尖的奖项，它们分别是——APA终身成就奖（美国心理学家学会）、图灵奖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
赫伯特·西蒙的思想横跨了政治、管理、心理、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被誉为“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理论覆盖面广，如果想要快速了解，可以从一本小书《人类活动中的理性》开始，下面就从他对于人类理性的分析中，探寻一下人们决策的奥妙。
关于人类的最核心的判断，赫伯特·西蒙给出的是“有限理性理论”，即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或者更简单的说人类的理性能力以及发挥理性的空间是受限的。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简单分析下——什么是理性。
《人类活动中的理性》一上来就是这么说的——阿基米德的现代传人，仍在寻找撬动整个世界的支点。在推理方面，寻找支点的难点仍在于“没有前提就没有结论”（no conclusions without premises）这一老生常谈。
这句话核心想表达的是，从阿基米德到现代，总是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想要用理性了解世界的人们，就像理性的英文reason所显示的那样——有因才有果，如果没有前提，我们就得不出任何结论（当然前提也不一定是原因）。这个模式看似也没什么问题，但经不起深究，即在前提到结论的过程中，好像是符合事实的，但我们无法判断前提，以及前提是否还有前提，这就让理性的光辉被一丝阴霾笼罩，一不小心，理性就变成了随性。
“理性推理过程接收符号性输入项，并得出符号性输出项。公理是初始输入项，它本身不能从逻辑中推导出来，但可以简单地从经验观察中归纳，或更简单地假设之。不仅如此，输入项与输出项之间的转换过程（推理规则），还可能经由判断而来，而不是推理的结果。公理和推断的规则，共同构成了支撑推理杠杆的支点；不过，我们却不能用推理的方法来判断该支点的具体结构是否合理，因为如果要进行这种判断，就必然包含一系列的逻辑性倒推，而倒推中每一步的逻辑基础都具有随意性。”
这就是赫伯特·西蒙对理性存疑的关键，随后他又从几个方面来论述了理性的不可靠性：
这种随意性是破坏推理过程从而损及推理结果的一种原罪，它会带来两个重要的后果。
首先，它永远无法得出一种无懈可击的归纳原理，使得我们能够从一个具体事件甚至无数事件中，推导出没有失误风险或绝对可靠的一般规律。任何一个看见过白天鹅的人，都不能保证下一次看到的天鹅是不是黑的。甚至对于我们能否做出一种确切的概率性陈述，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进一步讲，构成归纳之基础的事件，有赖于复杂甚至不确定的观察、感知和推断。事件（尤其是科学事件）的收集，通常需要借助某些工具，而这些工具本身却处处隐含着理论假设。没有任何一台显微镜，不包含哪怕最基本的光学理论；没有哪个人的口头报告，不包含某种短期记忆理论。因此，推理的不可靠性，既源自从具体事件中产生无懈可击的一般规律的不可能性，又源于事件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切性和理论过滤属性。
其次，“没有前提就没有结论”原理永远无法得出规范性陈述（即包含“应该”的陈述，其推导过程独立于那些同样包含“应该”字样的输入项）。在人们接受的推断规则中，没有哪种规则能够单纯地从描述性输入项中得到规范性输入项。“没有前提就没有结论”的必然结果是“单单由'是什么'无法得到‘应该如何’”。因此，尽管理性是我们在探寻实现目标的相应手段时的强大工具，但它却无法对目标本身提供任何帮助。
推理过程还存在最后一个困难，此即最早由哥德尔提出的逻辑体系的不完备性：一个逻辑体系无论多么完善，总会存在某些命题，仅仅通过对输入项的合理变换无法得出最终结果。对人类生活中的理性而言，逻辑不完备性问题远没有前两个问题重要，故后文不作进一步讨论。
于是，在有了一组合适的输入项或前提之后，理性就可以开始发挥作用了。如果我们用理性来探寻或选择行动方案，那么有关输入项至少应该包括：一组“应该怎样”的命题或欲实现的价值，一组“是什么”的命题或关于拟采取行动所处环境的基本事实。任何试图用“逻辑”来判断“应该怎样”和“是什么”命题的合理尝试，必然会重新回到一组新的“应该怎样”和“是什么”命题。
以上的几段论述究竟在说明什么呢？
首先在逻辑推理这个范畴内，哥德尔已经证明了，一个逻辑体系内总有一些命题，我们是无法通过体系规则来证明的。即便假定理性的推导过程是没问题的（对生活中的理性而言，不完备定理过于教条了，不一定用得上），但因为得出结论，就必须要有前提，那么这个前提就变成了理性的“命门”。
赫伯特·西蒙想说的就是我们的推理有两个最关键的困难，其一就是“前提”的有限性，即我们无法通过推理来论证前提的有效，当前提给定，我们就只能向后推理，向前的归纳是经验性的、受到诸多因素和变量的影响的；其二就是仅仅通过一个“是什么”的前提，我们的不出完整的结论，即我们必须要“是什么”和“应该怎样”才能推导出一个人类的行动选择。并且我们也无法推导“是什么”和“应该怎样”，因为会引起无限的向前回溯。
其实这里就会引出选择的非常重要参数，“是什么”和“应该怎样”，特别是后者，通常我们会把它称作“价值观”。“我们完全工具性地看待理性。它不能告诉我们到哪里去，最多只能告诉我们如何去。它就像职业杀手没不管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也不论其好坏，都可以雇它来达到目标。”
对此，赫伯特·西蒙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且有争议的的思维练习——
对于理性之作用的有限性，一种略离谱但比较有用的思维训练方式，是尝试阅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同意希特勒所谓的“事实”，特别是他对欧洲经济困境的分析，如他所宣称的犹太人是经济困境的根源等。不过，倘若我们暂不考虑我们的置疑，而假定希特勒所说的“事实”是真的，那么就可以看到大部分纳粹计划，都是通德国的国家安全目标甚至德国人民的福祉高度一致的。
到这一点为止，我们不能接受这些纳粹计划，并不是因为其目标的罪恶行（没有人认为关心德国人民的福祉是不对的），也不是因为根据目标进行的推理是错误的；我们只能从连接目标和计划之间的实际假设的不可接受性方面，来寻找不能接受纳粹计划的原因。由此观之，我们想要批驳纳粹主义，即必须通过基于更真实的前提的理性判断，来反击纳粹计划。
说得委婉一点，纳粹主义的目标是不完备的。人们在阐述人类目标时，通常会把人类分为“我们”和“他们”。其中，“我们”指的是目标对象，而“他们”的福祉并不是“我们”的主要关注对象。希特勒的“我们”指的是德国人民，对“我们”的定义是基于以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基因差异为基础的、靠不住的“事实”。
《我的奋斗》所产生的最大愤怒感，或许来自于希特勒划分“我们”和“他们”时的边界清晰度。希特勒不仅优先考虑“我们”，而且认为无论如何对待“他们”，无论多么暴力血腥，只要有助于实现“我们”的目标就都是正当合理的。因此，我们对《我的奋斗》的驳斥，不在于它的推理有问题，而在于它所宣称的“事实”及其无法容忍的价值观。
在《我的奋斗》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另一个教训。在发现希特勒的推理不是“冷推理”而是“热推理”之前，概述实在是难以卒读。我们早就知道，对于充满激情和谩骂的慷慨陈词，有必要对它的前提和推论予以格外谨慎的审视。我们知道这一点，但难以自始至终地付诸实践。令人遗憾的是，当激情和谩骂引发出我们内在情感的共鸣时，我们恰恰会忘记警告，成为毫无批判能力的读者或听众。
这就是赫伯特·西蒙的一个思想实验，简单的来说，一个推理其实可以分为“前提”、“推理过程”和“结论”三个主要部分。很多时候，推理过程的对错都是相对容易识别的，或者说理性推理路径是较为清晰可辨的。问题最多出现在前提上，因为前提不仅包含了“是什么”的事实问题，还包含了“应该怎么做”的价值观问题，而且这种包含往往是非常隐性的，以至于很容易被忽略。所以我们要非常警惕对理性判断中前提的事实和价值观的判断。所以作者明确的强调，“在下面几种情况下，价值观的确会有争议：1、当满足它们会对其他价值观（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产生影响时；2、当它们是后天获得的；3、当它们有助于更多最终价值观念的实现时。”
同时赫伯特·西蒙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冷推理”和“热推理”的分类，这也折射出了人类思维中的两种重要且不同的模式，既可以通过逻辑也可以通过感情来进行推理判断。
在分析了理性的问题之后，赫伯特·西蒙又探讨了关于理性的三种观点，它们同时也是看待理性选择的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超凡模型，它假定天地之间有一个进行综合性决策的英雄式的人物。超凡模式也许是上帝的思考方式，但不宜视为人类的思维模式。
第二种是行为模型，它假设人类理性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理性，深受有关境遇和人类计算能力的限制。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这是一种能够有效地描述人类如何决策的理论。它是阐释包括人类在内、拥有有限计算能力的生物体，如何在复杂而又寂寥的世界中，做出适应性选择并得以生存的一种理论。
第三种是直觉模型。它更为强调直觉的过程，直觉理论实际上是行为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强调的是一种识别过程：人类的技能是通过经验积累与识别而获得的，而这种识别过程则构成其背后的基础。直觉理论认识到了人们的思想经常会受到情绪的影响，并解决了情感在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特定问题时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的问题。
超凡模型：假设存在全知全能的决策者
关于超凡模型，作者从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开始——主观期望效用（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这是假设决策者拥有一个定义良好的效用函数，他可以由此设定某基数型的数字，来度量他对事件在未来某特定状态下的喜爱程度。其次，该理论假设决策者面临着一组定义良好的替代性选择。这些替代性选择不一定是一次性的选择，而是可以包括一个选择或策略序列，且每一个子选择都是利用某特定时刻可以获得的信息做出的。第三，该理论假设决策者能够为未来的所有事件集合，指派一个连续的联合概率分布。最后，该理论假设决策者所选择（或应该选择）的替代性选择或策略，将是按照其效用函数和相应的事件集合，能够最大化其期望效用的选择或策略。于是，每一种策略都与未来状态的某一概率分布相联系，而这种概率分布可用来对这些事件的效用进行加权。
主观期望效用模型（SEU model）共有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即基数效用函数、替代策略的完备集合、同每种策略相联系的未来事件状态的概率分布以及最大化期望效用的策略选择。
总体而言，主管期望效用模型假设决策者能够对他面临的世间万物无所不知。他知道他所面临的所有替代选择——不仅了解当前的替代选择，而且熟知未来每一刻的替代选择。他对每一种可得选择或策略的后果的了解，甚至能达到对世间万物的未来状态指定一个联合概率分布的程度。他能够协调或平衡相互冲突的所有价值观，并能够把它们整合成一个单个的效用函数；并且，在该效用函数中，他能够凭借自己的偏好，对世间万物的所有未来状态进行排序。
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主观期望效用理论从来就没有被应用于真实世界，它也永远不能够被应用于真实世界。不过，我们却可以看到它在数理经济学、统计学和管理学中所谓的广泛应用。实际上，尽管这些应用仍然保留了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的基本框架，但却对模型中那个非常好的决策问题进行了替换：或者是在效用函数和事件的联合概率分布已知的情形下，把它们简化为仅包括少量方程或变量的高度抽象的问题；或者是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切出一个小心定义的、范围有限的围观问题。
行为模型：有限理性的决策表现
首先，你的决策不是生活中广泛领域的问题的综合性选择，而是通常关注某些特定的具体事件。并且，尽管这些具体事件或许具有同等重要性，但你会假设它们相对独立于其他事项。例如，在购买一辆小汽车时，你可能不会同时考虑如何选择下周的晚餐菜单，也不会同时考虑如何对你的未来收入进行投资。
其次，当你进行某一具体决策时，无论它有多么重要，你都不可能对它在未来的具体详情了然于胸：未来的情况不仅包含概率分布，还取决于你决策时所作出的选择。对于你的生活方式和未来境况，你了解的不过是一个大致的概貌，也许不久会发生一两项重大改变，甚至会出现一些突发情况。你在考虑是否购买一辆汽车时，你只是对汽车的用途、你的收入水平、其他要求以及是否考虑在另一个城市找一份新工作等，有一个大致的概念。购买什么样的汽车受许多的因素影响，你不可能预见到每一种可能性。
再次，你正在考虑的是购买一辆汽车而不是一座房子，你也许会重点考虑生活或价值观的某几个方面而相对忽略其他方面。单单是购买汽车的沉思，也许就会激发起你的美好回忆或旅行梦想，并把你的注意力从居家欣赏音乐或朋友聚餐中转移开来。正因如此，仅仅一个综合性的效用函数，不太可能涵盖你所有决策。相反，不同领域的决策会唤起不同的价值观，而关注点的变化则会使得选择出现很大的不一致性。
最后，你为购买汽车决策所付出的所有努力，大部分将耗费在了解现实情况、唤起相关价值观等方面。一旦此类事项准备就绪，且自己的偏好已被唤醒，那么现实中的实际决策也许只需花费一点点时间而已。
上述实际选择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有限理性”的一个例子。按照有限理性的行为模型，人们在进行选择时没有必要在时间上涵盖全部，也没有必要把选择中的每一个问题都与事件所有其他问题扯在一起。事实上，人类甚至所有生物所生活的环境，几乎都可以分解为相互对立的组成部分。而我们所在的世界，有数百万个变量，它们在理论上可以相互影响，但在现实生活的绝大多数情形中则不会。也许现实世界存在着相互作用的致密网络，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考虑具有主导作用且数量有限的变量或因素。
为了在有限制的现实社会中采取切合实际的行动，一个生物体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呢？它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来集中注意力，并在特定时间里把注意力集中到需要高度关注的事情上。生理心理学家发现，所谓“情感”的最重要功能，就是集中注意力。情感的作用是把你的注意力从当前的关注对象，转移到需要你马上关注度的其他事情上。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大部分时间不需要外出寻找食物，但我们需要经常被提醒食物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拥有定期唤起饥饿感的某种机制，来提醒我们对食物的需要。对于其他情感，可以做类似的解释。
生物体的某些需要，要求有连续性的行动。总体而言，对于并非是中伴随我们的那些断断续续的需要，我们就如动物一样，需要一次一件地一次处理。每次产生的这类需要，大致同我们大脑中一次能够处理的需要一样多。我们摆脱这种限制的能力以及只能一次处理但仍能够生存的能力，有赖于我们拥有能够保证新出现的紧急问题有着更高优先权的机制（特别是情感机制）。
其次，我们需要一种能够产生替代性选择的机制。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很大一部分精力是用于寻找更好的替代方案，或者对现有替代方案作进一步改进。
再次，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需要具有获知其真实情况的能力，同时还需要具备根据有关真实情况作进一步推论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助于人们探寻替代方案并评估其可能的后果。并使得人们能够简化对那些与当前决策有关的环境的认识，进而进行常识性推理。
对于人类在思考和解决问题时运用的这种行为模型或有限理性，我们能够对它说些什么呢？我们能够说的第一点是，目前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该理论描述的正是人们进行决策和解决问题的实际方式。该理论是对现实生活中人们行为的描述。第二，该理论能够解释这样的事实：各种生物，不论它们是否聪明、能否思考，也许相对于周围异常复杂的整个世界仅仅拥有有限的计算能力，但它们仍然能够生存，甚至兴旺繁盛。
当然，行为模型描述的理性并不是最优的，它甚至不能保证我们的决策具有一致性。实际上，很容易表明，人类所做的选择通常取决于人们提出各种替代选择时的顺序。如果A的提出先于B，那么A很可能就是可取的，或至少是令人满意的。但如果B出现在前面，那么B和你可能就是可取的。
直觉模型：经验与情感驱动的决策
直觉模型认为，大量的人类思维以及人们的以正确决策的原因，主要在于拥有良好的直觉或判断力。
什么是直觉？一种常见的现象是，有时候人们会忽然想到问题的答案，从而拥有一种强烈程度各异的“啊哈！”经验。在这一点上，国际象棋大师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数据，他们往往可以在五到十秒中就走出第一步棋，并且这第一冲动实际上有80%-90%的可能性走出了正确的一步棋。
对于国际象棋大师的出色直觉，心理学家已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解释，它并不比解释你在上学路上短短数秒就认识一位朋友的能力深奥多少。在我们已经拥有相当经验的任何一个领域中，我们都获得了许多“朋友”，即我们能够立即识别的刺激物。我们可以在大脑的某个网状排序系统中对这些刺激物进行排序，并把它从我们可能遇到的所有其他刺激物中识别出来。
我们不仅可以通过看，而且可以通过听（母语词汇），来做到这一点。几乎任何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能够分辨五万到十万个单词，并记起它们的基本含义，这就是我们的单词“朋友”。昆虫学家能够辨认昆虫，植物学家能够分辨植物，国际象棋大师能够判断棋局，这都是它们掌握了足够多“朋友”的结果。
那么问题是：为了使得头脑能够达到世界一流创造力的水平，到底需要准备多长时间。在对国际象棋大师和作曲家、画家、数学家的相关研究数据表明，十年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在这些领域中，如果不能投入至少十年的密集学习和强化训练，几乎没有人能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人类思维的直觉模型和行为模型之间没有矛盾，所有严肃认真的思考，都需要两种模式的参与。它既包括一个类似于搜索的过程，又包括对熟悉之物的突然识别，如果没有基于先前经验的识别，那么在复杂空间中的搜索就会如蜗牛爬行般缓慢。直觉利用了我们在过去搜索中所获得的知识。绝大多数的问题，既包括新奇的成分，又包含熟悉的方面，其解决有赖于直觉和搜索的合作。
直觉通常与情感密切相关，搜索通常发生在解决问题的缓慢沉闷阶段，相对不容易陷入强烈的情感之中，可称之为“冷认知”，而突然间的发现或“啊哈！”经验，往往会唤起情感的共鸣，它是一种“热知识”。当人们对某件事感到兴奋的时候，最容易产生新的想法。
带来“热知识”的情感，很有可能有着几种完全不同的作用。首先，某些情感（如快乐）属于消费品，它在“超凡模型”中进入效用函数，但在行为模型中则理应列入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之中。情感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选择出特定对象，作为我们关注的目标。
在超凡模型中，所有问题在得到解决之前都是永久性的和同时处理的。行为模型则与之不同，其核心是对问题进行选择，且情感在该选择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理性的行为模型把集中注意力作为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它并没有把情感从人类思维中抽离出来，也没有低估人类情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重要性。
以上三个部分，就是赫伯特·西蒙所总结出的三种模式，或者说是两种模式的三种表现：超凡模型，就是假设存在无限的理性，我们既可以知晓一切，又可以判断一切，就仿佛是康德所说的上帝的“直观”，理性无非就是因果划线的游戏，一切都联系着，一切也都完美的呈现着。
而另外两种模型——行为模型和直觉模型，则是现实当中人类的有限理性的两个表现侧面，一方面我们努力的获取足够判断的信息，并只考虑关键因素和需求之后做出让自己的判断；另一方面我们也遵循着直觉，让经验和情感引导我们用更短的时间做出更优的判断（哪怕偶尔是错的）。这两个侧面，引发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也是西蒙的学生）所说的两个系统（系统1是无疑是且快速的，不费脑力，没有感觉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的状态；系统2将注意力转移到需要费脑力的活动上来，如复杂运算）的论断。
关于三种理性的模型，赫伯特·西蒙用一种浪漫的口吻说：“荷马仍然活着，这是因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处理的是现代社会科学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或有更好理解的事情。亚里士多德勉强还活着，其科学著述完全过时了，其逻辑学大多过时了；至于其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是否仍值得讲给现在的学生听，我们与哲学家之间或许还需争论一番。当然，卢克莱修的原子论则完全过时了。”
或许是到了检视那个被现代社会无限推崇的理性的“有限性”，以及直觉和情感被忽视状况的时候了。
来源：解毒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