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传播至中国的途径，除日本、欧洲外，还有俄国途径。黑龙江毗邻俄国，中东铁路横贯其间。哈尔滨为东三省之中心， 自设立铁路以来，交通便利，水路四通八达， 诚为东三省第一无二之巨埠已尽人皆知。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都使得黑龙江正如瞿秋白所著《饿乡纪

马克思主义传播至中国的途径，除日本、欧洲外，还有俄国途径。黑龙江毗邻俄国，中东铁路横贯其间。哈尔滨为东三省之中心， 自设立铁路以来，交通便利，水路四通八达， 诚为东三省第一无二之巨埠已尽人皆知。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都使得黑龙江正如瞿秋白所著《饿乡纪程》记述的那样“先得共产党的空气”，并成为较早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区。

稀有文献

黑龙江省林甸县文史研究学者张立新，曾多次去县档案馆查阅资料，手里掌握不少珍贵史料。当他得知笔者从事中东铁路研究，遂慷慨将他珍藏的林甸县档案馆馆藏部分史料原件的翻拍版赠与笔者。

经过数月仔细研读，真是喜极而泣。在林甸县档案馆馆藏中，有数份档案以较详尽充分的资料，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至中国的途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旅俄华工大同报》《社会警钟》《社会星》三份报纸。

1917年4月，旅俄中国学生刘泽荣(又名刘绍周)成立旅俄华工组织，对在俄国悲惨遭遇的同胞们，先施以救助，尽量帮助他们回国。1918年12月中旬，刘泽荣又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并创办《旅俄华工大同报》等报刊。大同报编辑是刘泽荣、孙言川，月刊，于1920年停刊。报刊上多数内容节选本地报刊的重要文章和消息，在彼得堡和远东阿穆尔省编辑出版。《社会警钟》则由阿穆尔省中国社会共产党编辑。1920年11月7日《社会警钟》刊发＂俄国革命第三周纪念增刊＂，并配发列宁、孙中山肖像。远东华工联合会创办了《社会星》。

《旅俄工人大同报》《社会警钟》《社会星》都是向中国民众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如此珍贵的文献，竟然在北方小城林甸幸运保存，而且直到今日才被发现，实乃憾事。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有这几份报纸，但在省内市县（区）两级档案馆发现尚属首次，称之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稀有文献亦不为过。

冲破阻挠

1918年3月《远东报》有报道：“海参崴一带异常扰乱，更兼某国驻兵港口，商民一日数惊，营业亦大受影响，故近日多迁移来哈，以避其难。”十月革命后，旅俄华工联合会、俄国布尔什维克远东党组织都通过中东铁路和伯力、黑河方向，向中国传播马列主义，旅俄华工（侨）中的先进分子为主要成员。

1920年12月初，占据西伯利亚赤塔的谢米诺夫溃败，远东战事渐渐平静，满洲里至赤塔段铁路正式运行。此后，大约又有数万旅俄华工不顾北洋政府的层层阻挠，通过中东铁路陆续归国。他们或亲身参加了十月革命或耳闻目睹十月革命给俄国社会带来的变化，是最先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付诸实践的中国无产阶级。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携带《旅俄华大同报》《华工醒世报》《社会星》《社会警钟》等载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经过数年的艰苦传播，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的人民，开始接触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艰辛路途

归国旅俄华工（侨）的宣传，令北洋政府十分不安，多次饬令各省督军，防止归国华工宣传“过激主义”，严密监视其活动。1919年1月30日，吉林省长郭宗熙密电各道尹，要求严密防范一些归国华工。

1919年4月22日，北京政府交通部给东省铁路督办公署来电称，“据外交部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电称：俄过激党确有分批来沪的消息，其目的在勾结中日两国人一致行动。”又称，“查中东铁路为该党乘车入内地必经之道，亟应知照该铁路各车站，遇有俄人购票时，预先查验护照，并详询其来历事由，如无护照或形迹可疑，即不予售票”。交通部提出按从前遣送德奥侨民时的规定，“均须缴验该馆领事所给护照，粘贴本人相片”，东省铁路督办公署对铁路局各个车站令，“严防俄过激党乘车入内地”。

1919年5月10日，北洋政府在北京召开警务特别会议。滨江县知事兼哈尔滨临时警察局局长张曾榘赴北京参会。同年6月4日，张曾榘给东省铁路督办郭宗熙呈报中称，会议“以防新思潮之影响为最注重”。革命信仰是堵不住的，受马克思主义思潮和俄国革命成功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据瞿秋白的《哈尔滨之劳工大学》文中称，1920年哈尔滨至满洲里铁路沿线工人有12万，对于共产党颇有信仰。

此时，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已经进入中国南方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1921年林甸县公署依据黑龙江省实业厅转发的省督军省长第六二号训令内容，下发县警察所的第某号训令，内容大致如下，“陆军部咨开，为秘咨事，案据京师宪兵司令部択称”，派驻上海的密探己获知，“近来过激派势力渐次深入扬子江流域，即便查照......仰该所尊照此令。”这里可知北洋政府已经得到消息，并向全国发出严防指令。

建党后，北洋政府密探侦查到，旅俄华工大同会加大了派人返回中国宣传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并查获了《旅俄华工大同报》《华工醒世报》《社会星》《社会警钟》。民国十年（1921）十二月底至十一年（1922）初，林甸县连续收到黑龙江省长督军公署三道训令。1921年12月28日，黑龙江省长督军公署训令第某号，《令严防传布共产主义由》，“案据哈满司令万福麟呈，据探报大同会现正陆续派员分赴中国各处传布共产主义等情，据此除分行外合亟令仰该县，即便查照，注意严防为要。”

回国华工（侨）沿途遭遇到东北当局严格检查。黑龙江省长督军公署给林甸县训令第某号，《为严查过激倡行均产主义又及报三纸由》，“案据东省铁路护路军哈满司令万福麟报称，窃十月廿二日在赤满路线，经检查处检查来往客人，由行李中查出过激文件三纸张等情，查过激流毒贻祸最烈，前开孙文等暗布党羽潛赴赤塔，勾结华侨组织大同会传播过激宗旨，倡行均产主义，旅赤侨民受其煽惑者，寔居多数，常此以往，若不严行究查，潮涞所及恐于我国，前达影響甚巨。“训令又称，“该报多系传播过激宗旨，鼓吹共产主义”；令省内各处“查禁以遏乱萌”，最后又令林甸县告诫所属部门，“注意检查遇有前项报纸随时扣留，并查明送报之人，设法缉获，勿稍疏忽，切切此令，计抄公产报三纸”。

从档案资料看，林甸县档案馆馆藏的《旅俄华工大同报》《社会星》《社会警钟》三份报纸，由东省铁路护路军查获，黑龙江省长督军公署抄送给林甸县公署。

高潮迭起

1930年9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创办机关报《满洲红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第一份机关报。《满洲红旗》开始为旬刊，后改为三日刊。报纸有16版，体裁多样，有言论和消息，并配有漫画。《满洲红旗》分1930年9月至10月的沈阳时期和1932年1月至9月的哈尔滨时期。

林甸县档案馆馆藏的这份《满洲红旗》，为沈阳时期第3期“双十节特刊号”。一九三〇年十〇月十〇日，第三期出版，首页伪装为“中华民国邮政特准挂号立卷认为新闻纸类工商周刊”。真实封面印有“五角星、锤头、镰刀、缨枪、步枪，标注“双十节特刊号”，以及“本报价目”。

因《满洲红旗》长期秘密发行，使得其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和原件极为罕见。此份《满洲红旗》暂不知是否为林甸县有关部门收缴或黑龙江省某部门抄发给林甸县？林甸县档案馆馆藏另一份档案，为1930年8月15日，林甸县政府训令第一八一五号《为严防苏联近在东铁活动情形由》，传送机关公安局。但里面内容也没提及具体查获党的组织或收缴过党的宣传品。不管如何？该份资料均说明，曾经有过《满洲红旗》等党的宣传材料进入过林甸县。

综上所述，《旅俄华工大同报》《社会星》《社会警钟》三份报纸，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珍贵遗存，《满洲红旗》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文献，都是弥足珍贵的红色记忆。事实胜于雄辩，林甸县档案馆馆藏的这批红色档案，证实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在苏俄的华工（侨)共产主义组织加强了向中国境内的共产主义宣传；也见证了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党组织既宣传中共中央和东北党组织的政策方针，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又指导开展群众运动。

波涛汹涌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黑龙江及东北较早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早期聆听革命声音之地，却没有像南中国那样惊涛巨浪。出现这样情况与东北军阀的严密防范，并采取了较温和的社会措施以及苏俄对外输出革命的政策有关。

刚刚诞生的苏俄（联）立刻被西方列强包围、封锁和侵略，处境十分困难。苏俄（联）迫切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革命政党，在中国进行革命，以减轻自身的困境。

北京警务特别会议上，张曾榘根据黑龙江的实际情况，为防范共产主义传播“所陈管见数条，议决结果，均经采取，预备实行”。数条防范措施大致内容如下：

1、已侦查到俄国共产党的重要领袖之一托洛茨基，准备利用在俄国参加过红军的华人及华工，“携款潜回，分途煽惑”。如果见诸事实，则中东铁路及松花江航路，是他们入境必经之路，而哈尔滨尤为该党注目地点，已由警察局清查工厂、旅馆及公共聚集场所，“一面选派妥员严行侦查”，并陈请警备司令部通令沿江一带军队，“加意防范，以遏乱萌”。

2、凡新思想侵入，则学生实为传播的导火索。哈尔滨地方学校林立，俄国学生难保不被新思潮鼓动，而我国学生亦不免为过激主义所淆惑，在教育管理学生不可不注意。

3、哈尔滨生活程度之高，几为全国第一，故平民在哈尔滨“其因困难已达极点”。为救济贫苦者，急需多办工厂，先由公家创办，作为模范，然后劝令富商集资开厂，逐渐推广。“将来各有恒产，既能生活，则过激之说自不足以动其心矣”。

4、我国在欧州的侨工，受新思潮的人将来回国，无相当安置，则过激之潮流更有不可复遏者。应该招回国华工修路开矿，如有不能工作者，亦可移至边地，从事垦殖。

哈尔滨为中东铁路的枢纽，水路交通发达，人口众多，商业繁盛，张曾榘并着重有关哈尔滨的措施：哈尔滨多数经商者，莫不以经营商为务，故对国内外只希望永久和平；而劳动失业者，如能有维持生计的技能，上述两类民众不会受新思潮的动摇或煽动。再有一般铁路中国工人，受多次罢工影响，将来或不会再受各类运动影响。若中东铁路公司能再酌加工资，“使其家有余蓄，更可保其相安无事”。

苏俄(联）与东北地方当局争夺的核心利益是中东铁路，若在东北爆发革命将会影响到自身利益，并引发同日本的剧烈冲突。另外北洋政府的吴佩孚积极收回外蒙古，使得苏俄（联）将会失去一块缓冲地。

苏俄（联）觉察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南中国，在南方爆发革命，可以把战火引向俄国边境的远方，规避很多风险。而张作霖一些摆脱日本影响的做法，符合苏俄在东北的利益。于是在苏俄鼓动下，孙中山与张作霖、段祺瑞联合倒吴佩孚。

1923年8月，日本特务机关侦查到苏联政府秘密派遣鲍罗庭赴华，奉系张作霖元帅府军事部根据报告：“久在我国大肆宣传赤化之俄政府重要人员鲍罗廷，已由库伦出发，潜赴东三省境内，以便连接其部下，扰乱治安。”但奉系军事部又综合分析东三省地方的各种报告，发觉鲍罗庭“在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地，组织宣传机关，从事根本宣传”，并未发动武装斗争，但异常惊骇地奉系对属地内各军政机关也发出“严行防范，以遏乱萌”。

鲍罗庭经东北各地，然后又去了上海，目的地中国革命中心的广州。1923年10 月，鲍罗庭被聘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顾问，为”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倡议人。

东北地方当局在对华工和主要城市的问题制定了解决办法，实际过程中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措施。而东北垦荒后，农村劳苦大众经济情况稍好，主观上缺乏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自觉意识。东北军阀的严密防范，并采取了较温和的社会措施，致使东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始终遭到压制，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在东北缺乏最根本的民众基础，没有形成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共产主义运动。

作者简介：陈文龙(1967—)，男，黑龙江省大庆人。

来源：行摄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