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除非我们亲历

摘要：如今市面见不到这等人物了。侯先生相貌堂堂，有威仪。他总是笑吟吟的，随时诙谐，但即便笑着，他仍然有威仪，而且深沉。讲到愤恨惨伤之事，他照样笑，但目光敛了笑意，用好看的眼睛，逼视你。那天他指着我画架子跟前的地板，说：

昨天黄昏，侯一民先生去世了。今晨见到讣告。

如今市面见不到这等人物了。侯先生相貌堂堂，有威仪。他总是笑吟吟的，随时诙谐，但即便笑着，他仍然有威仪，而且深沉。讲到愤恨惨伤之事，他照样笑，但目光敛了笑意，用好看的眼睛，逼视你。那天他指着我画架子跟前的地板，说：

“就在这里，他们打了我十四天，不让回家。”

这时，他的眼睛又笑了。为什么他会笑呢？他接着说：

“皮肉打烂了，粘在地板上，翻不了身。”

那是我们上学开课的头一日，四十四年前，众人听了，当下不知怎样回应。那会儿的美院规矩，师长一律称先生，然而全班默然，没人叫声“侯先生”。

以九十二岁高龄算回去，侯先生是老共产党员，1948年北平艺专地下党支部书记，而校长徐悲鸿不知道。“有天我爬在树上，”他厚厚的双眼皮笑得叠起来，“他们跑来跟我说：‘你闯了祸啦，徐先生要开除你！’”我忘了什么祸，结果自然是没给开除。翌年，天安门开国大典游行队伍中，据说就有他，还有另一位美院地下党员，日后与他争锋的李天祥李先生。

现在想，支部书记爬树那年，才十八岁。讣告里上了几张青年侯先生的黑白照片，实在是大帅哥。待我混进美院面见侯先生，他正当四十八岁，稳重，笃厚，正像我们心目中的老画家。算算他被痛殴的岁数，更是青壮。那年月多少教师被打死了，他居然活到昨天。

我们小时候远远景仰侯先生，以为他是老头子，其实他画出《刘少奇与安源矿工》那幅画时，根本就是小伙子。六七十年代没人知道西欧与美国的艺术，油画世界的“天花板”就是苏联作风，且看侯先生笔下那群黑黢黢前行的矿工，全是笔触，全是力量，搁当年，十足前卫。

所以这群考上美院的将在他门下舞弄油画，想想便即神旺。结果考试末一天，侯先生笑吟吟走进来，左右招呼后，问我岁数。我答二十五岁，他那样地把嘴收进去笑，狠狠看定我，说出我们万想不到的话：

“哎哟，你们可没给耽误啊。”

如今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实在说，共和国出道的头一批精英，不管干什么，都给折损了最可有为的壮年。不久，我在后院破旮旯看见侯先生站在一块大画布前，布上正是他重新画的刘少奇与矿工，原作呢，早给毁了——他被痛殴，就为这幅画。我所折服的杜键先生的《在激流中前进》，也被拆下木框扔地上，给人走来走去。

杜先生说及此，神色平然，不见半点怨责。他是老党员，我们进校时，他正与夫人高亚光先生画着巨大的画，幅面中央停着周恩来的灵柩。是的，这就是他们那代人。

师生间彼此交处而至渐渐明白，要有足够的岁月。侯先生的早年精彩，我辈只能想象，待有了师生缘，他已步入中岁，往后数十年，眼见得师长们俱皆老下去、老下去，其中偶有阶段性面见，到此刻，应该写点出来。

侯先生所能给予我们的指教，少之又少，不是遗忘，而是，他并不常来，来了，也不像上课。私下里他是可以长谈的老师，课堂上则要言不烦，从不做理论的冗谈。

“你要画脚，不要注意鞋子。”他看我在画红军装扮女模特的足部，笑吟吟说。我说旧军装的洗白的蓝色，好难画，他正色道：“别管它什么红啊蓝的，你要调出说不清哪种颜色的颜色！明白吗？说不出哪种颜色的颜色。”

巡看同学的画，他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沉吟着，微微笑，他的笑有感染力，讯息好多，我们便读他的神情。考试期间，临到考创作，众生惴惴，因那时的教条都是命题创作，侯先生出谜似的环顾一圈，故意逗大家，接着叫道：“不设题，随便画！”于是满堂欢呼。

真的，他不管我们，只顾微微笑。从高原回京那夜，同学景波带着我和那几枚西藏组画走去他家，给他看，看到《康巴汉子》，我们七嘴八舌说是哪张脸像谁，侯先生伸手指向正中的汉子，一字一顿说：“我看哪，他就是他。”

那一阵侯先生的兴奋点，不在油画，而在别的大计划，不久，由他领衔，美院新增了壁画系。他相中景波，景波便也撺掇我去壁画系，我不情愿，侯先生似乎明白我的心思，说及此，倒是默然。又一年，我申请出国，结结巴巴与他说了，他一怔，完全不笑，沉下那张英俊的脸：“丹青啊，你正是抓紧出作品的时候……”我支吾辩了几句，他低头听我说完，忽而换了哄小孩的口吻：“好吧，好吧，怎么办呢……”随即轻声叹气。

不久他请我到家吃饭，算是送别。整块的羊腿和大红薯，使我相信他祖上真的是蒙古人。那天清晨我在传达室候车上机场，黎明曙色中，侯先生沉甸甸走来。他那时有点微胖了，捉了我巴掌猛一握，掉头就走，同时喃喃道：“走吧，走吧。”

这两天网上出现好几个侯先生的视频，诸位见到的是白胡子老人，活像今人想象的李聃。高小华给国家博物馆画周易文王，便一五一十依照晚年侯先生的脸。但我所记得的侯先生，胡须刮净。八十年代作兴西装，有一回他穿了走来，头发往后梳，简直像是银行董事长，他语音顿挫，一开口，又俨然是个高官。果然，好像是我去了纽约三四年的样子，远远听说老院长江丰去世后，侯先生被任命了。

1986年他忽而飞临纽约。“丹青啊，我侯一民！”电话里听到他，如幻似真。我不记得他这趟远差的目的，好像竟要在香港筹办美院的分院？反正侯先生是美院出了名的会办事、能张罗，人脉又广。他住苏荷区舞蹈家江青寓中，唤我去，才发现这位老共产党员与港台旅美的文艺精英个个熟稔，谈笑风生——香港大导演李翰祥是他北平艺专同学，曾随他进过我们的教室。之后，他去了加州看望长兄，那长兄，竟是民国年间的空军军官。

我于是陪他在曼哈顿走。侯先生好仪表，块头大，走在洋人堆里照样气概非凡。我陪他进了几家古董店，主人恭恭敬敬，以为有生意，有位老板悄声问道：“He looks like a big man…”那样的店堂，我平日不敢进去的，现在，老地下党员在乔治一世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豪华摆设间缓缓走动，带着那样一种表情，十多年后，我在侯先生别庄才明白他那时的表情：他自己就是疯狂攒集古董文物的big man。

短暂任职美院领导期间的侯一民

1986年侯一民在纽约和我们合影。左起：张红年（六十年代央美附中毕业生），侯一民（时年56岁），金高、王济达夫妇（五十年代央美毕业生），李全武（八十年代美院进修生），我

夜里我们仍在第五大道走，他迈着大步，自言自语。曼哈顿疾步匆匆的人流，车流，摩天大楼，我瞧着他宽大的后背，只顾往前，好像忘了我在左右。

临别，他把自己庞大的身体坐稳了，脸一沉，开始劝我择时回去。那几天我俩已不再是师生，眼下他又变得像个领导。

“我知道。”他慢吞吞说，“我知道你爹是右派，知道你们知青的经历……可是美院需要人，国家需要人……”我心下叫苦：又来了，看来他真的是个领导。那年我三十三岁，说话不知轻重，对着侯先生那张脸，我常会放肆，因他从不教训我。这样地有点僵持着，临到分手，他又歪脑袋看旁边，缓缓说：“你们在这儿不容易啊，不容易……”随即抬眼正视我，站起身来。我读出他的目光的意思：“小子哎，你不会听我的，我知道。”

我抱抱他，发现革命人习惯紧紧握手，不太会拥抱。

接下来的剧情是什么呢？回国后，侯先生旋即下野了。无聊而有趣的官场啊。谁比侯先生长得更像官员呢，而一朝为官，我相信，这位北平艺专小支书的宏愿，就是撒开了做事情——其实侯先生很“傻”，但老帅哥有脾气。我为这脾气鼓掌，而今想来，却是他重拾性命后的又一场羞辱，不下于当年被痛殴。

翌年收到侯先生的信，老头子到底诚实而大气，他不掩饰自己受伤，但语调平静，一句不提人事，每个字方头方脑，好比他被揍之后爬起来，凛然站好。就此，他的另一段生活开始了，几乎带着喜剧感。多年后在深圳游乐园见到数百上千各族人民小雕塑，方头方脑的，我就认出了侯先生。

1991年他又翩然来美，事忙之余，特意来到我的寓所。“丹青你知道吗，我现在是个地主！”他喜滋滋说，旋即大谈他的山庄与孔雀，还有他在深圳的大项目。我说侯先生您多大啦，他眉毛一挑：“六十有一！”

今岁我已到古稀之年，才知“六十有一”多么年轻而能有为，可是那天我心想，侯先生老了。如所有被耽搁的那代人，之后二十多年，他试图，而且成功地向自己证明，他还能做巨量的事情，还被需要。

终于，新世纪头一年，我坐在他满是鸟粪味的大山庄。所有来客一定参观过他齐集自己全部作品的圆形美术馆（他郑重画了他的老师徐悲鸿、董希文、艾中信，个个画得像是旷代英雄），看见笼子里懒洋洋的孔雀（周身土灰色，老两口哪有工夫给它们洗洗）。我所惊讶的是无处不在的佛头、唐三彩、汉魏石像，密密麻麻的小件，还有若干老字画，他颤巍巍取出来，展开给我看，一边笑眯了眼，管自嘟囔：

“解放前后北京地摊上都能捡到。一有稿费就往那儿跑……他们不懂，我捡漏！”这就是地下党帅哥的业余生活吗？听我在旁啧啧称奇，他瞟我一眼，叹口气，耳语般放轻语调，忽然显得可怜：

“丹青啊，弄这些玩意儿，我侯一民才能活下来。”

那时他已留起长长的胡子，任其垂散，变成我陌生的侯一民。我相信他愿意示人的老态，正像回向归隐的风神——那是他另一处内心资源，古董也是。他真的归隐了吗？山庄另一侧是他设置的会客厅，或者，会议室，空荡荡停着庄严的尘埃。我又想起他曾是领导，以他的资望，在如今被称为领导的人群中，他是令人起敬的老艺术家。

2005年，油画班同学联袂去看望昔年的师尊。折腾二十多年壁画梦，油画家侯一民似乎回来了，老头子扛出新油画。边上有一幅依照片制作的两伊战争画面，没画完，显然要找回年轻时代的笔力。你也关注两伊战争吗？我问。他像个坏孩子那样（带着花白的胡子）大笑。

那年地震过后，不晓得怎么一来，中华世纪坛展出了侯先生的一组抗震系列，尺幅很大，他被哺育的苦难美学又一次让他不安分。景波携我前往，只见白胡子老人拄着手杖，振振有词，人群似乎没在听他，当嘈杂稍低，侯先生庄严地说：

“最近，我心里，总要想起一个名字：毛泽东！”

现场人太多，我没上前招呼，现在想，便是末一次远远地望望他——本周，老人的死亡消息接踵而来，小小美院，年逾九旬的李化吉、钟涵，高龄过百的周令钊，相继辞世了。七十多年前，他们是一群咄咄逼人的青年才俊，其中有位侯一民。

人其实难以了解长辈。现在我试着想象他，然而只能止于想象——我没有在三十多岁被人毒打。我没有过上任与下野的荣辱。我没有好几屋子古董，甚至没有胡子。当然，更没在十八岁加入中共地下党——除非亲历，我不能说了解侯先生。

他最耐看的画，是1957年画的《青年地下工作者》，时年二十七岁，此后他没再画出如是丰厚密实而血气方刚的作品。好一幅卓越的苏联油画呀——那年，马克西莫夫本人正在北京（想想吧，倘若杜尚或是博伊斯介入央美的教学），那时，北京与莫斯科正当结盟的盛期（我出生翌年，中苏友好大厦在北京与上海动工）。同样重要的是，侯先生在画自己的十八岁。我不知道这位帅哥与同伙的行状究竟如何，但当他十八岁进入秘密组织，从事亡命的勾当，那种紧张、浪漫、向死的狂喜，我们没有过。

而仅仅一年，侯先生亲见了这个组织夺取全中国。那该是何其感奋高亢的时刻——我辈也没有过。

这就是侯先生亲历的年代，1949年带来的时间感，支配他终生。在他那代人的观念中，不存在多元文化、个体价值，同时，优秀的个体会在宏大叙事中获得无可遏制的能量，并理所当然地将其神圣化，祭献个体，如奉宗教。此外，我不相信动人的经验都能转化为艺术，除非有相契的美学正好在场。在这幅画中，我们二十七岁的帅哥找到双重的咬合与迸发，如所有艺术家毕生最妙的一两件作品，可遇而不可求。

他二十九岁开手描绘安源的矿工，动机、激情，仍来自他入党前后那场席卷亿万人的洪流。然而侯先生终究不是矿工，他以苏联油画的基因想象矿工，终不及《青年地下工作者》。

或许因此而侯先生经得起毒打吗？这是理解侯先生（及所有同样命运的老党员）最最困难的问题。我没有答案，因为我不曾亲历。当他被揍翻在地时，我十来岁，亲眼见过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壮汉，重重地扑倒，爬不起来。在伤口与地板撕扯的十几个长夜，侯先生想过什么？

他没人可说，于是对我们说，说时，脸上泛起惨笑。多年后木心告诉我一个古词，叫做“痛咥”，专指这种笑。

讣告的影像中，1973、1976年，侯先生已在工厂教画、写生，挺着腰板，半点看不出几年前遭遇过近乎丧命的毒打。那时他想不到自己会高寿九十二岁，但他到老不会忘记那场休想还手、无可挣脱的屈辱，反倒地下党种种故事，他仅只提到爬树。聊到徐悲鸿，他又笑得发颤，说是徐先生给新生作报告，讲着讲着，从长衫里掏出块鸡血石，得意扬扬，说是刚从琉璃厂弄到。

《青年地下工作者》，侯一民画于1957年，时年27岁

他在回想他的老师，如我此刻写他。疫情间辞世的老人，无法趋前拜别，但侯先生最后的时日，我也不愿见他。我知道他山庄独坐，身边是忠实的老伴。“你俩怎么好上的？”我曾问。“邓澍吗？”他不看我，笑起来，“她是解放区的。”明白了，好一对革命爱侣啊，地下党帅哥立马爱上了她，日后，这位解放区姑娘就陪着地下党挨打。哪止十四天！据说两夫妻半夜忍痛疗伤，黎明前，扯了棉絮彼此捂上要害部位，护护身子，待天亮，被学生押出去继续痛揍。

这就是侯先生的美院生涯吗？他出局了。身为北平艺专1946年那届头号佼佼者，因才干出众而招忌，原不必惊讶。我想过，以我的不知趣，若他当年坐稳了官位，我会疏远他，他出局后，我还是狠心疏远他：我不愿看他老苍苍坐那儿，壮志未酬，虎落平阳。

走吧，走吧，侯先生。如多数年迈者，他渐渐不认得，也看不惯这陌生的时代。有谁看得惯呢？好在他随时遁入自嘲，那是他疗伤的棉絮。我不介意他暮年鲜有听者的滔滔宏论，我确信的是，他从未失去他可爱的嬉笑。倘若侯先生不苟言笑，我不会太牵念，更不会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