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时，群众们以悼念周恩来总理为名，实则是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强烈抗议。人们纷纷来到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张贴诗词，抒发内心的悲愤之情。然而，这场正义的运动却遭到了“四人帮”的强硬镇压，他们污蔑群众的行为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并借此机会进一步打压异己。此后

1976年的中国，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笼罩在一层浓重的不安与压抑氛围之中。

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这一噩耗如晴天霹雳，震惊了全国上下。

周恩来总理一生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他的逝世让无数人悲痛欲绝，人们自发地以各种方式悼念这位伟大的领袖。

然而，“四人帮”却试图压制民众的悼念活动，他们的行径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4月，天安门广场爆发了著名的“四五运动”。

当时，群众们以悼念周恩来总理为名，实则是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强烈抗议。人们纷纷来到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张贴诗词，抒发内心的悲愤之情。然而，这场正义的运动却遭到了“四人帮”的强硬镇压，他们污蔑群众的行为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并借此机会进一步打压异己。此后，邓小平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到了7月，毛主席的病情日益加重，中央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愈发白热化。“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凭借着在舆论宣传方面的掌控力，不断制造谣言，攻击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表面上看似不可一世的“四人帮”，实则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外部，广大人民群众对他们的行径早已忍无可忍；内部，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和权力争夺。

姚文元作为“四人帮”中负责舆论宣传的关键人物，在这一年接连收到两封让他寝食难安的信件。

1976年4月12日，距离“四五运动”被镇压仅过去7天，《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正面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则赫然标注“请戈培尔编辑收”。编辑部一位负责人拆开信封，发现里面装着一份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报纸上刊登着《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

寄信人在报纸刊头的“人民”二字上画了一个大黑叉，旁边批注了“造谣”二字。在报纸的空白处，寄信人用愤怒的笔触写下了一段文字：“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

这位负责人读完信件，立即意识到事态严重，不敢擅自处理，迅速将信送至“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的总负责人鲁瑛手中。

鲁瑛接过信件，匆匆浏览了一遍，随即驱车赶往姚文元的住所。见到姚文元后，鲁瑛将信封连同内容一并呈上，语气急切地说道：“文元同志，你看看这封信，简直反动至极！”

姚文元接过信件，仔细阅读了上面的每一句话。他没有立刻表态，而是将报纸重新装回信封，沉声问道：“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鲁瑛回答：“除了我和那个拆信的负责人之外，再没有人知道。”

姚文元又追问：“那么说，只有你、我和那位同志知道？”

鲁瑛点头：“是的。”

听到这里，姚文元长出了一口气。

他低声交代鲁瑛：“这件事，只限于我们三个人知道，谁也不准说出去。”

鲁瑛离开后，姚文元没有将信件交给当时已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也没有告知江青、张春桥或王洪文。

他独自回到书房，将信封锁进抽屉的最深处。

那一刻，他清楚这封信的分量，也明白一旦泄露，可能引发的后果。他选择了沉默，将危机暂时埋藏。

1976年夏，毛泽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中央内部的气氛越发紧张。

就在此时，姚文元又收到了一封信件。这封信由新华社负责人谢力夫转交，信封上写着“姚文元同志亲启”，尚未拆开。

姚文元独自在办公室拆开信封，发现信件来自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一名记者。信中内容直指高层权力斗争的核心，令人心惊。

信中写道，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在1976年初于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前来探望时，透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这位负责同志转述，纪登奎之子称：毛主席现在病得很重。现在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争，老派现在不开口，因为毛主席还活着，他们将来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联络，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来就是血雨腥风。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纪登奎之子还叮嘱这位负责人：“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

写信的记者在信末提出要求，希望姚文元将此信转交给毛泽东。

在“文化大革命”的那段灰暗时期，姚文元作为“四人帮”的重要成员，可谓是嚣张跋扈、不可一世。

早在1965年11月，姚文元就在江青、张春桥的授意与组织下，炮制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了恶劣的舆论开端。

1967年初，姚文元又伙同张春桥、王洪文制造了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夺权之风，将整个国家搅得乌烟瘴气。

此后，姚文元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还在中共九大、十大上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指挥写作班子著文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大批领导干部，掀起批“周公”运动，企图打倒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其行径可谓是猖狂至极。

然而，到了1976年，形势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年，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相继病重直至逝世，“四人帮”的处境也变得愈发微妙和危险。

此时的姚文元，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气焰。当他将手中的信件反复读了三遍后，每一个字都像重锤敲击着他的思绪。

他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此时已病重，若将信转交，只会加重其负担，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混乱。他也曾考虑是否将信交给江青、张春桥或王洪文，但转念一想，若信件内容泄露，势必会牵涉到高层斗争，到那时，自己的处境将更加被动。

回想起过去，他在“文革”中呼风唤雨，凭借着“四人帮”的势力，肆意打压异己，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有如此小心翼翼的一天。

可如今，外部压力如山，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内部又裂痕暗生，他不得不谨慎行事。

最终，他决定不交给任何人。

这封信，与第一封信一样，被锁进了抽屉，成为他独自保守的秘密。

此时的姚文元，就像一只惊弓之鸟，每一个细微的动静都可能让他惶恐不安，曾经的猖狂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了满心的恐惧和心虚。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逝世震动了整个中国。

中央内部的权力斗争在这一刻进入白热化阶段，外部的反对声浪与内部的暗流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四人帮”的每一个人。

姚文元，作为“四人帮”中负责舆论宣传的关键人物，深知此刻的每一言每一行都可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他迅速行动起来，试图通过笔杆子为“四人帮”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这份悲痛里更交织着难以言说的焦虑与算计。

那时候，“四人帮”虽仍试图掌控局面，但失去了毛泽东这一核心支撑，他们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前途未卜。

姚文元深知，权力的天平已开始晃动，若不尽快采取行动，“四人帮”苦心经营多年的势力或将顷刻间崩塌。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三天，姚文元便急不可耐地召集了“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核心撰稿人，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神色凝重地布置撰写重要社论的任务。

姚文元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目光锐利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开口时声音刻意压低，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强硬：“现在是关键时期，这篇社论必须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姚文元亲自走到黑板前，用粉笔拟定社论提纲，每写下一个标题，都要停顿片刻，反复斟酌用词。从“缅怀毛主席的伟大一生”到“继承毛主席的革命遗志”，每一个板块的设置，都暗藏着他的政治考量。

随后，他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沉思片刻，再睁开眼时，便开始口授社论的大体内容，语速极快，仿佛生怕思路被打断。当提到社论标题时，他几乎没有犹豫，直接拍板：“就叫《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既符合悼念的氛围，又能传递‘延续性’的信号。”

在口授过程中，姚文元突然停了下来。

他清楚，单纯的悼念文字不足以稳固“四人帮”的地位，必须找到一个“抓手”，一个能让他们名正言顺掌控局势的理由。

这时，“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突然在他脑海中浮现，他猛地一拍大腿，眼中闪过一丝兴奋：“对，就是这句话！”

他立刻要求在社论中加入“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并亲自提笔，在草稿纸上详细写下解释：“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写完这段话，姚文元又反复读了几遍，手指在“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等字眼上重重划过。

他心里很清楚，这些都是“四人帮”赖以生存的政策根基，只要强调“按既定方针办”，就等于向外界宣告，“四人帮”才是毛主席遗志的“正统继承者”。

他甚至有些得意，觉得自己找到了破局的关键，于是进一步补充：“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办。”

这句话看似是对前一句的深化，实则是在为“四人帮”垄断“毛主席遗志解释权”铺路。

9月15日，社论稿起草完成后，第一时间送到了姚文元手中。他坐在办公桌前，关掉了办公室的大灯，只留下一盏台灯，在昏黄的灯光下逐字逐句审阅。

此时的他，再也没有了布置任务时的强硬，反而多了几分紧张。

他害怕稿件中出现任何疏漏，更害怕“按既定方针办”的表述不够明确，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每看到一处可能引起歧义的地方，他都会用红笔圈出，亲自修改，甚至不惜推翻原文，重新组织语言。

直到凌晨两点，姚文元才放下笔，长长舒了一口气，确认稿件没有任何问题后，立刻拿起电话，用不容置疑的语气下令：“明天一早就发表，必须在‘两报一刊’同时刊登，确保全国人民第一时间看到。”

9月16日，这篇社论如期见报，油墨的香气伴随着“按既定方针办”的口号，迅速传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

姚文元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桌上堆叠的报纸，内心却远不如表面那般平静。

姚文元知道，这篇社论只是第一步，能否真正稳住局势，仍是未知数。他既期待看到社论发挥作用，让“四人帮”的地位得以巩固，又隐隐担忧，这种强行“绑定”毛主席遗志的做法，会引起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警惕，甚至加速“清算”的到来。

后来在接受审查时，姚文元在供词中坦言，当时的种种举动，不过是深思熟虑后的政治投机。

他承认，加入“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根本不是为了真正继承毛主席遗志，而是为了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权力真空期，为“四人帮”争取喘息时间，维持稳定地位，延缓可能到来的清算。

他甚至坦言，自己从未深究“既定方针”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也不在乎这句话是否符合毛主席的真实意图，只是将其当作一种象征性的口号，一种能暂时稳住局势的“救命稻草”。

那时的姚文元，只剩下为了自保而进行的苟延残喘，每一步算计，都透着心虚与绝望。

与此同时，姚文元依然保守着那两封信的秘密。

他没有将信件交给江青、张春桥或王洪文，甚至没有向任何人提及。

他在1980年的审讯中交代，之所以隐瞒信件，是因为他担心信中内容涉及中央高层斗争，若交给江青等人，势必引发追查，而追查的结果可能无法控制，甚至会让“四人帮”在中央内部树敌更多，使自己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他将两封信锁在自家抽屉里，既不销毁也不交出，意在保持一种进退皆可的余地：若“四人帮”成功，他可以继续效忠；若“四人帮”失败，他则可以将信件作为投名状，交给华国锋以求自保。

1976年9月13日，距离毛泽东主席逝世不过数日。

姚文元坐在书桌前，台灯的光晕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握着钢笔的手微微发颤，迟迟没有落下——这一天的日记，他写得格外艰难，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纠结的思绪里硬生生拽出来的。

清晨的吊唁外宾会见，成了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类重要场合，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必然会在场，甚至占据核心位置。可那天上午，站在华国锋、王洪文身边接待外宾的只有他，江青的缺席像一个无声的信号，在他心里炸开了一道裂缝。

他忍不住猜测：是江青主动回避，还是背后有更复杂的安排？这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让他想起“文革”中那些被突然“打倒”的干部，一股寒意从脊椎窜了上来。

更让他心神不宁的，是下午政治局会议上的激烈争吵。

江青在会上突然提出要重新讨论毛泽东遗体的安置问题，言辞尖锐地指责华国锋“办事不力”，甚至隐隐暗示华国锋“违背毛主席遗愿”。

那一刻，会议室里的沉默压抑得让人窒息，姚文元偷偷观察着其他常委的表情，有人皱眉，有人低头，有人眼神里藏着不满，却没人站出来为江青说话。

姚文元突然意识到，江青的处境早已不是“众星捧月”，而是越来越孤立。这种孤立，像一张无形的网，正慢慢将“四人帮”所有人都罩在里面。

“危险”！

这两个字反复在姚文元脑海里盘旋，他终于拿起笔，在日记里写下了这句让自己心惊肉跳的话：“与江青同志等人继续捆绑，恐是危途。”

笔尖顿了顿，他又想起了家里的孩子，那些尚且年幼的面孔在眼前浮现，一股柔软的恐惧瞬间击溃了他故作强硬的外壳。

他忍不住在日记里追问自己：“若我出事，孩子们该何去何从？他们会不会被贴上‘反革命子女’的标签，一辈子抬不起头？”

曾经在“文革”中呼风唤雨时，他从没想过“后路”，可如今，“清算”的阴影越来越近，他第一次开始为家人的未来感到恐慌。

就在这时，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突然闯进他的记忆——“四人帮”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

这句话像一把冰冷的刀，刺穿了他所有的侥幸心理。他猛地合上日记本，双手撑在桌上，额头抵着冰凉的桌面，心脏狂跳不止。

姚文元清楚地知道，毛泽东这句话绝非随口说说，而是对“四人帮”命运的预判。如今毛泽东逝世，这句话会不会成为“清算”的导火索？自己作为“四人帮”的核心成员，又怎能逃脱？

晚饭时，姚文元食不知味，眼前反复闪过会议上的争吵、江青孤立的身影，还有孩子们无辜的脸。他开始认真思考“退路”：要不要主动和江青保持距离？要不要找机会向华国锋表忠心？

可转念一想，“四人帮”的标签早已贴在他身上，从1965年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到后来参与上海“一月风暴”、打压老干部，每一件事都让他与“四人帮”深度绑定，早已没有“回头路”。他自嘲地笑了笑：“现在想拆台，谁会信？不过是自投罗网罢了。”

深夜，姚文元再次翻开日记本，笔尖的犹豫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姚文元在日记里用力写下：“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他甚至特意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是战斗！”。仿佛这句话能给自己注入力量。

姚文元开始在心里反复权衡，试图说服自己“选择没错”：华国锋性格温和，甚至有些软弱，之前在很多问题上都对江青退让，这样的人“难成大气候”；那些老干部虽然声望高，但大多年事已高，身体不好，迟早会退出政治舞台；江青毕竟是毛泽东的夫人，“特殊身份”就是最大的保护伞，没人敢轻易动她；而张春桥是他的伯乐，当年若不是张春桥提拔，他不可能走到今天，跟着张春桥，总不会错。

他越想越觉得“有理”，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他在日记里继续写道：“只有与江青、春桥、洪文同志站在一起，才能守住现有的一切，未来的荣华富贵也才能延续。”

他刻意忽略了江青的孤立、华国锋的隐忍，也忘了毛泽东的预判，只靠着这些自我安慰的“理由”，强行压下内心的惶惑。他不知道，自己此刻的“勇敢投入战斗”，不过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他笔下的“信心”，早已被心虚和恐惧蛀空。

就在姚文元通过舆论战试图稳住“四人帮”地位的同时，中央内部的另一股力量正在悄然觉醒。

9月16日《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社论发表后，叶剑英在阅读时发现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异样。

叶剑英在报纸上用红铅笔在这句话下画了一条杠，旁边打上一个大问号，随后将报纸交给华国锋，意在提醒他注意其中的深意。

然而，华国锋当时并未完全领会叶剑英的用意，只是将此事暂且搁置。

9月17日，上海《解放日报》以大标题形式宣传“按既定方针办”，叶剑英再次拿着这份报纸找到华国锋，当面指出：“‘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与你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照过去方针办’不一样，他们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是别有用心，因为毛主席写‘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时，还是1976年4月30日，距毛主席去世还有4个多月，毛主席那时还能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呢？”

这一席话让华国锋开始警觉，他逐渐意识到“四人帮”在措辞上的改动并非偶然，而是隐藏着更深的政治目的。

至此，姚文元通过“按既定方针办”发起的舆论战，已经在无形中点燃了与华国锋阵营对抗的火种。而他所保守的两封信秘密，依然静静地躺在抽屉里，等待着未来的某个时刻被揭开。

叶剑英的提醒让华国锋对“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背后的用意产生了怀疑。

1976年9月30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座谈会上，华国锋在发言中刻意避开了这一措辞，没有提及任何与“按既定方针办”相关的内容。这一举动虽未公开挑明，却已悄然表明了他的态度。

紧接着，10月2日，乔冠华送来《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其中引用了“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

华国锋审阅后，将相关内容全部删去，并在批语中明确写道：“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这一批示直指“四人帮”篡改毛泽东嘱咐的行径，实质上是对其篡党夺权阴谋的一次公开反击。

华国锋的批示传阅后，叶剑英立即在自己名下画圈，批示“同意”，表示支持。出人意料的是，王洪文也在自己名下画圈，跟着批示“同意”。他的这一举动令人费解，或许是随波逐流，或许是另有打算，但由于王洪文后来的去世，这一动机成为历史悬案。

张春桥则展现出惯有的狡猾，他在批示“同意”后，又加了一条批注：“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传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这一手意在封杀华国锋的批示，若批示不向下传达，全国上下便无从知晓真相，“四人帮”仍可继续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姚文元接过批示文件，手微微颤抖着。他看着华国锋那清晰的批语，他清楚地知道，这一批示直指“四人帮”，是对他们篡改毛泽东嘱咐行径的一次公开反击，而自己作为“四人帮”中主管宣传的重要人物，更是这一反击的重点对象。

姚文元想起了那两封锁在抽屉里的信件，信件中的内容似乎早已预言了这一刻的到来。​

姚文元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政治抉择：是就此罢手，顺从华国锋的批示，放弃“按既定方针办”的宣传，或许还能为自己和家人争取一丝退路？还是继续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站在一起，对抗华国锋的批示，然而这很可能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困境，甚至面临灭顶之灾？​

姚文元想到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多年来，他紧跟“四人帮”，在“文革”中一路攀升，从一个普通的文人成为了政治局委员，掌握着重要的宣传大权。他享受着权力带来的荣耀和地位，也深知一旦离开“四人帮”，自己将失去这一切。而且，以他对江青等人的了解，如果他选择背叛，等待他的将是无情的报复。

姚文元又想到了家人。他的孩子们还那么年轻，他不能让他们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受到牵连。

然而，就在姚文元内心挣扎不已的时候，他又想起了张春桥对他的提拔和重用，想起了江青那不可一世的眼神，想起了他们一起策划的那些“伟大计划”。

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四人帮”的命运已经和他紧紧捆绑在一起。

他咬了咬牙，心中暗自下了决心：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就只能继续走下去，哪怕是一条不归路。​

于是，姚文元无视华国锋的批示，依然通过“两报一刊”和其他宣传渠道，持续推动“按既定方针办”的传播。

他仿佛是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妄图通过最后的挣扎来挽回局面，却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华国锋在原则问题上并未退让。

他通过一系列行动表明，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他本人，而“四人帮”试图通过篡改嘱咐来延续权力的阴谋，已被他彻底识破。

表面上看，“按既定方针办”与“照过去方针办”两句话语意相近，但华国锋抓住这一问题不放，实则抓住了权力斗争的要害：究竟谁有资格代表毛泽东的意志？他的态度明确而坚定，这对“四人帮”的野心构成了致命一击。

随着斗争的深入，华国锋逐渐认清了“四人帮”的真实面目。

他在叶剑英、汪东兴等人的支持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

10月4日，华国锋正式下定决心，将“四人帮”抓捕归案，并指定汪东兴具体落实抓捕方案。仅仅两天后，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全部落网。

姚文元精心设计的舆论战未能挽救他的命运，那两封锁在抽屉里的信件，也在随后的调查中被发现，成为他罪行的一部分证据。

历史的大幕落下，“四人帮”的覆灭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参考资料：

“四人帮”倒台前的姚文元——党史博览

毛泽东逝世后的姚文元——文史博览

来源：温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