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我爸调到了35。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像一根温吞的针，扎在我和妻子林慧中间的沙发空隙里。新闻联播主持人的声音，盖过了窗外邻居的狗叫，也盖过了我们一家三口之间，那片心照不宣的沉默。

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我爸调到了35。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像一根温吞的针，扎在我和妻子林慧中间的沙发空隙里。新闻联播主持人的声音，盖过了窗外邻居的狗叫，也盖过了我们一家三口之间，那片心照不宣的沉默。

我爸叫陈建国，是个退休的老钳工，一辈子和机器的轰鸣打交道，所以他总觉得电视声音小了听不清。但我知道，今晚这个“35”，不是为了听清，而是为了听不见。

听不见我妈在厨房里，那一声比一声重的切菜声。

也听不见我心里，对大伯陈大海那三十亩向日葵的嘲讽和不耐。

抽屉里那张泛黄的老照片，是我妈前几天收拾东西时翻出来的。照片上，二十出头的我爸和大伯勾肩搭背，大伯穿着当时最时髦的喇叭裤，迎着镜头笑得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我爸则靦腆地站在一旁，眼神里满是羡慕。我妈指着照片说：“你看看，你大伯年轻时多神气，十里八乡的姑娘都想嫁他。”

我没作声。神气？一个快六十岁的人，放着安稳日子不过，掏空半辈子积蓄，回村里租了三十亩盐碱地，说要种向日葵。村里人背后都笑他傻，说陈大海年轻时倒腾生意赔了个底朝天，老了还不消停，非要把棺材本也折腾进去。

我不是背后笑，我是当面劝。上个月我开车回村，站在田埂上，看着那片被翻得坑坑洼洼的黄土地，风卷起一阵尘土，呛得我直咳嗽。大伯光着膀子，皮肤晒得像古铜，正费力地用铁锹平整土地。

“大伯，你这是何苦？这地连庄稼都长不好，你种什么向日葵？”我递给他一瓶水。

他接过去，拧开盖子“咕咚咕咚”灌了大半瓶，用手背抹了抹嘴，咧嘴一笑，露出两排被烟熏黄的牙。“小默，你不懂。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这是他的口头禅。年轻时，他意气风发地跟人说这话；生意失败后，他喝醉了也跟人说这话；现在，站在这片荒地上，他又说这话。

我叹了口气：“你这口气也太贵了。三十亩地，一年的租金加上种子肥料，得小十万吧？我爸我妈那点退休金，你忍心……”

我的话没说完，大伯的脸沉了下来。他把水瓶“砰”地一声顿在地上，捡起铁锹，闷头干活，再也不理我。那是一种比争吵更伤人的沉默。我知道，我戳到他的痛处了。

从那天起，家里的气氛就变得很怪。我爸的沉默越来越长，只有电视机的音量在顽固地抵抗着这片死寂。我妈的叹气声越来越多，总是在饭桌上，夹一筷子菜到我碗里，然后看着窗外，幽幽地说：“你大伯他，其实……”

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这种欲言又止，比任何指责都让我烦躁。我觉得自己没错。我，陈默，32岁，在城里有房有车，在一家还算不错的公司做项目主管，我是这个家走出去的希望。我看不惯大伯那种不切实际的“堂吉诃德”精神，更怕他把我这个小家庭也拖下水。我的核心缺陷，就是这种建立在世俗成功标准上的优越感，以及对失败的极度恐惧。

这种恐惧，让我对大伯的行为充满了审判欲。

晚饭后，我正在书房准备明天会议的PPT，妻子的电话响了。是她闺蜜打来的，声音很大，我隔着门都听得清清楚楚。

“慧慧，听说了吗？你们家那个亲戚，种向日葵那个，昨天镇上来人，专门去找他，给了他一张纸条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停下了敲击键盘的手。

纸条？什么纸条？催债的？土地合同出问题的？还是……

我立刻走出书房。客厅里，电视机的音量依然是35，我爸正襟危坐，眼睛盯着屏幕，但手指却在膝盖上不安地敲击着，这是他紧张时的标志性动作。我妈端着一盘切好的苹果出来，脚步有些虚浮。

林慧挂了电话，脸色复杂地看着我。

“怎么了？”我问。

“我闺蜜说，村里传遍了。说昨天下午，一辆黑色的轿车开到地头，下来两个穿白衬衫的人，跟你大伯说了半天话，最后给了他一张纸条，然后就走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黑色轿车，白衬衫，纸条。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像极了电视剧里那些不祥的场景。

“看清是什么人了吗？”我追问。

林慧摇头：“不知道，村里人离得远，就看到你大伯拿着那张纸条，在地头站了很久很久，天黑了才回家。”

我爸“咳”了一声，把电视声音又调大了两格，到了37。

那多出来的两个分贝，像两块石头，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

第一章

第二天一早，我终究是没忍住。我跟公司请了半天假，决定回村里一趟。我必须亲眼看看，那张纸条到底是什么。我的优越感和掌控欲，不允许家里出现任何我无法预料的“意外”。

去车库取车的时候，林慧跟了出来。

“陈默，你别一去就跟你大伯吵。”她帮我整理了一下衣领，“你爸昨天一晚上没睡好。”

我发动汽车，车子在狭小的地下车库里发出一阵轰鸣。“我不吵。我就是去看看。他是我大伯，我能不管吗？”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我知道，我内心深处，更多的是一种“看吧，我早就说过会出事”的验证心态。

车子驶出地库，晨光刺眼。我忽然想起，我爸昨晚坐在沙发上敲击膝盖的动作，和我小时候，他因为我考试不及格被老师叫去学校，回来后坐在椅子上的动作，一模一样。

一路无话。一个半小时后，我把车停在了村口。我没直接开到地头，怕那辆白色的SUV太扎眼。

村里的路还是那么窄，两旁是邻居们探头探脑的目光。王家婶子正在门口择菜，看到我，立刻扯着嗓子喊：“小默回来啦？去看你大伯啊？哎哟，你大伯可出息了，镇上都来人了！”

这声“出息”，说得阴阳怪气。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快步朝那三十亩地走去。

远远地，我就看到了那片向日葵。

和我一个月前看到的荒芜不同，现在，三十亩地上，密密麻麻地长满了半人高的向日-葵。它们还未开花，但那一片浓绿，在阳光下翻滚着，自有一种沉默而倔强的生命力。

大伯正蹲在地头，手里拿着一个放大镜，对着一株向日葵的叶子仔细地看着什么。他身边，放着一个破旧的军绿色帆布包，拉链敞开着，露出里面几本厚厚的、书皮都卷了边的专业书籍，封面上印着《土壤修复学》、《植物生态改良》之类的字样。

我愣住了。这和他“人活一口气”的形象，反差太大了。

“大伯。”我喊了一声。

他抬起头，看到我，有些意外，随即又恢复了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他把放大镜小心翼翼地收进包里，拍了拍手上的土，站了起来。

“你怎么来了？公司不忙？”

“请了假。我……听说昨天镇上来人了？”我开门见山。

大伯的眼神闪烁了一下，他没看我，而是望向那片无边无际的绿色。“嗯。来了。”

“他们来干什么？给了你一张纸条？”我紧紧盯着他的脸，不放过任何一丝表情。

他沉默了片刻，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更加沧桑。

“小默，大人的事，你别管。”

又是这句话。从小到大，每次他惹了祸，或者家里有什么难事，他都用这句话来搪塞我。这句话像一堵墙，把我隔绝在外。

“我怎么能不管？”我的火气“噌”地一下就上来了，声音也大了几分，“全村都在传！说你惹上事了！那张纸条到底是什么？是法院传票？还是催债通知单？你到底欠了外面多少钱？”

我的话像连珠炮一样射向他。

大伯猛地转过头，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死死地瞪着我。

“在你眼里，我陈大海就是个只会惹祸的废物，是吗？”他的声音沙哑，带着一丝颤抖。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他把手里的烟狠狠地摔在地上，用脚碾灭，“你从小就看不起我！你觉得你爸老实本分，我就是个败家子！你上了大学，在城里买了房，你就觉得你了不起了！你看我们这些泥腿子，都像看笑话一样！”

“大伯！”我被他说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你走！”他指着村口的方向，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我的事，不用你管！就算是天塌下来，也砸不到你陈默的头上！”

他吼完，转过身，又拿起那把被磨得发亮的铁锹，开始给向日葵地旁边的水渠清淤。那背影，佝偻，却又无比倔强。

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我没想到，我的关心，在他看来，是赤裸裸的羞辱。

成年人的崩溃，往往是从评价一个亲人开始的。我们总以为自己站在“为你好”的制高点上，却忘了，语言的刀子，最伤的，往往是离你最近的人。

一阵风吹过，向日葵的叶子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一片无声的嘲笑。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村口的。王家婶子还在那里，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她凑了过来，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说：“小默，我跟你说，你可得劝劝你大伯。昨天来的人，我瞅着像是……像是国土局的。我听人说，你大伯这地，手续好像有点问题，人家要收回去呢！”

国土局？收地？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如果是真的，那投进去的十万块钱，就真的打了水漂。这对我那个节俭了一辈子的父亲来说，将是多大的打击？

我钻进车里，重重地关上车门。车内狭小的空间里，充满了我的怒火和无力感。我一拳砸在方向盘上。

“疯了！”

“他就是疯了！”

“简直不可理喻！”

我拿出手机，想给我爸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最坏的消息。但拨号键就在指尖，我却迟迟按不下去。我能想象到电话那头，他那漫长的沉默，和那无声的叹息。

就在这时，手机屏幕亮了，是林慧发来的微信。

一张图片。

是我儿子小宝，正踮着脚，趴在阳台上，用他的小手，费力地够着一盆小小的太阳花。

图片下面，是林慧的一行字：“小宝说，他也想种一朵自己的向日-葵。”

（第一个情感共鸣点：亲子互动细节）

看着那张照片，我所有的怒火，仿佛瞬间被一盆冷水浇灭。我靠在座椅上，视线开始变得模糊。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像一个好斗的公鸡，竖起全身的羽毛，去攻击一个可能正在经历人生最大困境的亲人。我忘了，他也是别人的父亲，是我的大伯。

我深吸一口气，把手机揣回兜里。我决定，暂时不告诉我爸。这件事，我得自己先弄清楚。

我掉转车头，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开向了镇政府。

第二章

镇政府的大院里停着几辆半旧的桑塔纳。我找到国土资源所的牌子，推门进去。办公室里有三个人，一个年纪大的在看报纸，两个年轻的在对着电脑。

我说明了来意，想咨询一下我们村陈大海租的那块地的情况。

那个看报纸的老同志抬了抬眼皮，问：“陈大海？种向日-葵那个？”

“对对对，就是他。”我连忙点头。

“哦，那块地啊，”他放下报纸，慢悠悠地说，“那块地是村里的集体建设预留地，性质比较特殊。签的是一年的短租合同，合同里明确规定了，只能用于生态种植，不能盖大棚，不能搞养殖，更不能有任何永久性建筑。”

“那……现在是有什么问题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问题？没什么问题啊。”年轻一点的工作人员插话道，“我们昨天是接到了一个举报，说有人在那块地上违规使用，所以派人去核查一下。结果去看，人家种的向日-葵，完全符合生态种植的要求。我们就是按流程，下发一个‘现场核查情况告知单’，存档用的。怎么了？”

告知单？不是收地通知？

我整个人都懵了。

“那……那举报人是谁？”

“这个按规定不能透露。”老同志摆了摆手，“行了，没别的事就回去吧。人家老大爷搞点生态农业，挺好的事，你们家里人要多支持。”

我浑浑噩噩地走出镇政府，脑子里乱成一团。

不是收地，只是一个例行公事的告知单。

大伯为什么不跟我解释？他为什么宁愿被我误会，也要摆出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还有，那个举报人，会是谁？是王家婶子那样的长舌妇，还是有别的竞争对手？

我开着车，在回城的路上，第一次感觉到了智商上的碾压。我自以为是的推断，在事实面前，显得如此可笑。

回到家，已经快中午了。我爸妈都不在，应该是去菜市场了。林慧正在客厅里拖地。

她看到我，停下手里的活。“怎么样？见到大伯了？”

我把在镇政府打听到的情况跟她说了一遍。

林慧听完，叹了口气：“我就说嘛，大伯不是那种没谱的人。陈默，你就是想得太多，把人都想得太坏了。”

“我……”我张了张嘴，却无力反驳。我的核心缺陷，再一次被她点破。

“你就是太骄傲了。”林慧把拖把靠在墙角，走到我面前，眼神很认真，“你觉得你比他们都有出息，所以你看他们，总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你忘了，大伯是你爸的亲哥哥。你忘了，你小时候，是谁背着你去看镇上的第一场电影？是谁用木头给你削了一把长枪？”

那些遥远的，几乎被我遗忘的记忆，被她的话语唤醒。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蜇了一下。

“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林慧的声音很轻，“家是讲感情的。”

有些道理，非要最亲近的人说出来，才扎心。

那天下午，我破天荒地没有回公司，而是在书房里待了很久。我没有做PPT，也没有回邮件。我打开电脑，鬼使神差地，在搜索框里输入了“向日-葵，土壤修复”几个字。

屏幕上跳出来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向日-葵对土壤中的重金属，特别是镉、铅，有极强的富集能力……”

“利用向日-葵进行植物修复，是目前治理中低度污染土地成本最低、最环保的方式之一……”

“一个生长周期的向日-葵，可以使土壤中的镉含量下降20%……”

我看着那些专业的论文和报道，又想起大伯帆布包里那些卷了边的书，和他用放大镜看叶子的专注神情。一个巨大的谜团，在我心中升起。

那块地，难道……

我不敢再想下去。

傍晚，我爸妈回来了。我妈看到我，愣了一下：“小默，你今天怎么没上班？”

“请假了。”

我爸换了鞋，径直走到电视机前，习惯性地按下了开机键。屏幕亮起，音量，35。

那熟悉的数字，今天却像一根刺，扎得我眼睛疼。

我走过去，从他手里拿过遥控器，把音量调到了22。一个正常人听着最舒服的音量。

我爸愣住了，他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

“爸，”我看着他，“我今天回村里了。”

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又坐回了沙发上，手指，又开始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敲击。

“地，不会被收回。镇上的人就是去例行检查。”我说。

我爸敲击的动作停了下来。他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

“爸，我想教您用手机支付。以后去买菜，就不用带那么多零钱了。”我拿出自己的手机，岔开了话题。（必须包含的共情场景①：教父母使用智能手机）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坐在他身边，手把手地教他怎么打开APP，怎么扫码，怎么输入密码。他的手指很粗糙，带着常年和零件打交道留下的老茧，在小小的手机屏幕上，显得格外笨拙。

“这个……这个红色的，是啥？”

“爸，这是红包，别人给你钱的时候点的。”

“那……那我要是点错了，钱是不是就没了？”他一脸紧张。

“不会的，还要输密码呢。”我耐心地解释着。

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把我们父子俩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如此近距离地，观察我的父亲。我发现，他的鬓角，又多了许多白发。

就在这时，我妈端着汤从厨房出来，看到这一幕，她停下脚步，站在那里，眼圈慢慢红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别过脸去，用力地吞咽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我没有去公司，而是又一次开车回了村里。这一次，我没有把车停在村口，而是直接开到了地头。

我从后备箱里，搬下来一箱矿泉水，还有几大袋面包和火腿肠。

大伯看到我，愣住了。

“你又来干什么？”他的语气，依然很冲。

我没理他，径直走到他休息时坐的那个小马扎旁边，把东西放下。“早上没吃饭吧？先吃点东西。”

他看着我，又看了看地上的东西，眼神复杂。

“我昨天去镇上问了。”我平静地说，“那张是告知单，不是收地通知。”

大伯的身体僵了一下。他低下头，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大伯，”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那块地，以前是不是有个小化工厂？”

大伯猛地抬起头，震惊地看着我，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第三章

大伯的震惊，证实了我的猜测。

“你怎么知道的？”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沙哑和警惕。

“我查了资料。”我指了指他包里露出一角的书，“向日葵可以富集土壤里的重金属。这块地租金这么便宜，又只能用于生态种植，不是因为它贫瘠，而是因为它有污染，对不对？”

大-伯沉默了。他蹲下身，捻起一撮泥土，放在鼻子下闻了闻。那动作，不像个农民，倒像个严谨的科学家。

“是。”良久，他才吐出一个字。

“十几年前，这里有个小电镀厂，干了没两年就倒闭了。但那水，把这周围的地都给毁了。”他拍了拍手上的土，语气里带着一丝沉重，“种庄稼，收成不好，人吃了还容易得病。所以这块地就一直荒着。”

我的心，被重重地敲了一下。我一直以为他是在荒地上异想天开，却没想到，这背后藏着这样一个秘密。

“那你种这些向日葵……”

“净化土壤。”他看着那片绿色的海洋，眼神里第一次流露出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光芒，“这些向日葵，不是用来收瓜子的。等它们开花、成熟，我会把它们整株收割，然后送到专门的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理。一个周期，大概能清理掉这片土地里五分之一的重金属。大概需要五年，这三十亩地，就能重新变成能种粮食的好地。”

五年。

一个多么漫长的周期。而他，已经快六十岁了。

“这……这能赚钱吗？”我问出了最世俗，也最实在的问题。

“赚钱？”大伯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他自嘲地笑了笑，“不赔钱就不错了。这些处理过的向日葵秸秆，一分钱不值，处理费还得我自己掏。我就是……就是想做点事。”

“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他又念叨起了这句口头禅。但这一次，我听懂了。这口气，不是为了向谁证明什么，而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为了抚平年轻时失败留下的伤疤，为了对得起这片他生长于斯的土地。

我看着他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和那双因为常年劳作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忽然觉得，自己之前那些关于“成功”的定义，是多么的狭隘和可笑。

“那……举报你的人是谁？”

大伯摆了摆手：“算了，村里嘛，总有那么一两个嚼舌根的。随他们去吧。”

我没再追问。但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那个在背后使绊子的人，一定就是想低价租下这块地，然后违规搞养殖或者建厂房的人。大伯的生态种植，挡了别人的财路。

我从那天开始，几乎每隔两三天，就会往村里跑一趟。有时带点吃的，有时带些防蚊虫的药。我不再劝他放弃，而是默默地帮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除草，浇水，检查向日葵的生长情况。

我开始学着像他一样，蹲在地头，观察叶片的颜色，测量植株的高度。我发现，每一株向日葵，都像一个沉默的战士，用它的根系，拼命地从土壤里吸取着那些看不见的“毒”。

这期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天我正在地里帮大伯给水泵接电，我爸突然打来了电话。他的声音很急，带着哭腔。

“小默，你快回来！你妈……你妈晕倒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扔下手里的活就往回跑。大伯也跟着跑了过来，脸上满是惊慌。

“你快回去！这里有我！”他把车钥匙塞到我手里。

我一路把车开得飞快，赶到医院时，我妈已经被送进了急诊室。我爸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不停地用手搓着脸。

“爸，怎么回事？”

“高血压……医生说是突发性高血压，引起的脑供血不足。”我爸的声音抖得厉害，“幸好邻居发现得早。”

我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心乱如麻。林慧也很快赶了过来，她握着我的手，她的手心冰凉。

医生从急诊室出来，说人已经抢救过来了，但需要住院观察。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安顿好我妈之后，我把我爸送回家。一进门，他就把自己关进了书房。我有些不放心，过了一会儿，悄悄推开一条门缝。

书房里没有开灯，我爸坐在书桌前，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手里拿着一个东西，在反复摩挲。

我定睛一看，那是我妈的医保卡。

突然，我听到一阵压抑的抽泣声。我爸，那个在我记忆里像山一样坚强，从没掉过一滴眼泪的男人，正一个人，在黑暗里，无声地哭泣。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就在这时，我看到他拉开了书桌的抽屉，从最里面，拿出了一个陈旧的铁盒子。他打开盒子，从里面翻出了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

我认得那张纸。那是一张借条。

（第三人称视角切换）

陈建国的手在颤抖。借条上的字，是他亲手写的，每一个字，都像刻刀一样，刻在他的心上。

“兹借到陈建国人民币伍万元整，用于周转。借款人：陈大海。”

落款日期，是十五年前。

那是大哥陈大海第一次生意失败，被人追债堵到家门口的时候。他这个做弟弟的，瞒着老婆，把准备给儿子陈默买婚房的首付款，偷偷拿给了大哥。

他以为，这笔钱，能帮大哥东山再起。可没想到，那次失败，成了大哥一辈子的心魔。

这笔钱，也成了他心里，一个不能说的秘密。特别是当儿子陈默一天天长大，开始用金钱和地位来衡量一切的时候，他更不敢说了。他怕儿子看不起他这个“拎不清”的父亲，更怕儿子看不起他那个“失败者”大伯。

十五年了，大哥没提过还钱的事，他也没提过要债的事。兄弟之间，仿佛都忘了这件事。

可今天，妻子躺在病床上，那高昂的住院费，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想到了这笔钱。可他怎么开得了口？

大哥现在，把所有的钱都投进了那片没人要的破地里。他去要钱，不就是往大哥心口上捅刀子吗？

陈建国把借条死死地攥在手里，趴在桌子上，肩膀剧烈地耸动着。他这辈子，没求过人，可现在，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视角切回第一人称）

我轻轻地关上了书房的门，靠在墙上，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伍万元。十五年前的伍万元。那几乎是我爸妈大半辈子的积蓄。

我终于明白，我爸那敲击膝盖的焦虑，那越来越高的电视音量，那面对大伯时欲言又止的复杂眼神，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他不是在担心大伯的向日-葵，他是在担心这个家。他被一个隐藏了十五年的秘密，和一个无法开口的困境，折磨得夜不能寐。

而我，那个自以为是的儿子，却一直在用最刻薄的语言，审判着他的哥哥，审判着他拼尽全力想要维护的亲情。

家人的沉默，有时候不是默许，而是一道伤口，他怕你看见，更怕你一碰就疼。

我回到客厅，林慧正坐在沙发上等我。

“爸怎么了？”她问。

我摇了摇头，走到她身边坐下。我们之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这是我们婚后，第一次如此沉重的冷战。我知道，她在怪我，怪我对家人的迟钝和冷漠。

（必须包含的共情场景②：夫妻冷战中的无声关怀）

夜深了，我一个人在客厅的沙发上翻来覆去。我妈住院，我爸崩溃，大伯的困境，这一切都像一张大网，把我牢牢困住。我的骄傲和自负，在这张网面前，不堪一击。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给我盖上了毯子。我睁开眼，是林慧。她没有开灯，只是借着月光，把一杯温好的牛奶，轻轻放在我手边的茶几上，然后就转身回了卧室。

整个过程，我们没有一句交流。但那杯牛奶的温度，却顺着我的指尖，一直暖到了我的心里。

我拿起那杯牛奶，温热的液体滑过喉咙。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思考，我到底该怎么做。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的决定。我没有去医院，也没有去公司，而是拿着我的银行卡，第三次开向了那个村庄。

这一次，我是去“要债”的。也是去“还债”的。

第四章

我把车停在地头时，大伯正吃力地把一台抽水泵往水渠边上拖。看到我，他愣了一下。

“你怎么又来了？你妈怎么样了？”他急切地问。

“还在住院观察，没什么大碍。”我把车门关上，走到他面前。

阳光很烈，晒得人皮肤发烫。向日葵的叶子都有些打蔫。

我看着他，深吸了一口气，说：“大伯，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一件事。”

他看我表情严肃，也停下了手里的活，疑惑地看着我。

“十五年前，你是不是向我爸借了五万块钱？”我问。

大伯的脸，“唰”地一下就白了。他手里的绳子一松，那台沉重的抽水泵，“哐当”一声砸在地上。他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呆立在原地，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看着他瞬间垮掉的表情，心里针扎一样地疼。但我知道，这件事，必须挑明。

“我妈住院了，需要用钱。”我硬着心肠，继续说道。

大伯的头，缓缓地低了下去。那-个在邻里嘲笑中，在举报威胁下都未曾弯下的脊梁，此刻，却在我这个侄子面前，彻底地塌了下去。

“是……是有这么回事。”他的声音，细若蚊蝇，“小默，你……你容我几天。我……我想办法。”

“怎么想办法？”我逼视着他，“把这地退了？还是把这些向日-葵卖了？这些还没开花的苗，谁会要？”

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只是一个劲地用那双粗糙的手，搓着自己的裤腿。那是他极度窘迫和难堪时的标志性动作。

“大伯，”我的声音缓和了下来，“我不是来逼你还钱的。”

他猛地抬起头，不解地看着我。

我从钱包里，拿出我的银行卡，递到他面前。

“这里面有十万。五万，算我还给我爸的。另外五万，算我投给你这片向日-葵的。”

大伯彻底愣住了，他看着我手里的银行卡，又看了看我的脸，眼睛里充满了难以置信。

“你……你这是干什么？可怜我吗？”他突然激动起来，一把推开我的手，“我陈大海还没死！我不用你可怜！钱我会还！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会还！”

“我不是可怜你！”我抓住他的胳膊，大声说，“我是投资！我投资的是这三十亩地未来的价值！我投资的是‘向日葵修复法’这个项目！”

“项目？”他愣住了。

“对！项目！”我从车里拿出我连夜赶出来的一份简陋的计划书，摊在他面前，“你这种模式，如果成功了，完全可以复制到其他被污染的土地上！我们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生态修复公司，去跟政府合作，去申请环保基金！这不比你一个人在这里傻干强？”

大-伯看着那份打印出来的计划书，手开始颤抖。他看不懂上面那些关于市场分析、商业模式的词，但他看懂了我的态度。

那不是施舍，是尊重。

“小默……”他抬起头，眼眶红了。这个大半辈子都没服过软的男人，此刻，声音里带上了哭腔。

“大伯，你活的这口气，不应该是为了跟自己较劲。”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这口气，是应该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都看看你到底在做什么有意义的事。”

他没再说话，只是接过那张银行卡，紧紧地攥在手里。然后，他转过身，用手背飞快地抹了一下眼睛。

有时候，支撑一个男人的，不是金钱，而是另一个男人的理解。

解决了钱的问题，我心里的石头落下了一半。我用卡里的钱，先替我妈交了住院费。然后，我开始利用我做项目主管的经验，正式地把大伯的“向日-葵计划”当成一个真正的项目来运作。

我查阅了大量的政策文件，联系了市环保局的朋友，咨询了农业大学的教授。我发现，大伯凭着一股“蛮劲”摸索出来的路，竟然完全符合当下国家对土壤污染治理的政策方向。

只是，这条路，需要更专业的技术，和更强大的资金支持。

这期间，林慧和我之间的冷战，也悄然结束了。她看到我为大伯的事情跑前跑后，看到我爸脸上的愁云渐渐散去，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我深夜回家时，默默地把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

有一天晚上，我们都躺在床上，谁也睡不着。

“对不起。”我突然开口。

黑暗中，她翻了个身，面向我。“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不该跟你冷战。我只是……只是心疼你爸。”

“我明白。”我握住她的手，“林慧，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看清了自己。”

（第二个情感共鸣点：夫妻关系细节触发）

在黑暗的卧室里，我们没有拥抱，甚至没有更多的言语。但那一刻，手心传递过来的温度，比任何海誓山盟都更让我心安。我意识到，一个好的伴侣，不是在你春风得意时为你喝彩，而是在你陷入迷惘时，帮你找到回家的路。

我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不错。家里的气氛，也一天天好了起来。我爸不再把电视音量调到35，他开始学着跟我妈一起去逛公园，甚至还主动问我，手机上那个“绿色的小圈圈”（朋友圈）是怎么用的。

电视机的音量，这个最初暗示矛盾的细节，第一次被呼应，标志着家庭内部危机的初步化解。

而村里，向日-葵地的情况，却急转直下。

八月中旬，正值向日-葵花期前的关键时刻，一场罕见的暴雨，席卷了整个地区。

我接到大伯电话的时候，正在公司开会。他的声音，在嘈杂的雨声中，充满了绝望。

“小默！完了！全完了！水渠堵了，水全都倒灌进地里了！花……全都淹了！”

第五章

我冲出会议室，连假都来不及请，抓起车钥匙就往楼下跑。

车子在暴雨中，像一叶扁舟。雨刮器开到最快，也刮不尽眼前倾盆而下的雨幕。我的心，比这天气还要沉重。

赶到村里时，眼前的景象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村里的主路已经变成了浑浊的黄河，水没过了小腿。那三十亩地，彻底成了一片汪洋。之前那些半人高的向日-葵，此刻只剩下一个个绿色的顶，在水中无力地摇曳着，像是在做最后的挣扎。

大伯一个人，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正拼了命地用铁锹去疏通被上游冲下来的杂物堵住的排水口。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从他脸上滚滚而下。他整个人，就像一尊在洪水中顽抗的雕塑。

“大伯！”我脱了鞋，也跳进了水里。冰冷的泥水瞬间包裹了我的身体。

“你来干什么！快回去！”他看到我，急得大吼。

“别废话了！赶紧排水！”我抢过他手里的铁锹，开始疯狂地挖掘堵塞的淤泥和树枝。

村里的一些邻居，站在远处地势高的地方，对着我们指指点点。

“看吧，我就说他瞎折腾。”

“这下好了，血本无归了。”

风言风语，夹杂在雨声里，格外刺耳。

我和大伯两个人，在水里泡了整整三个小时。直到雨势渐小，排水口被彻底疏通，地里的水，才开始缓缓退去。

我们俩瘫坐在泥泞的田埂上，浑身湿透，冻得瑟瑟发抖。

大伯看着那一片东倒西歪，被泥水浸泡得奄奄一息的向日-葵，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他没有嚎啕大哭，只是无声地流着泪，一滴，一滴，砸进脚下的泥土里。

“完了……全完了……”他喃喃自语，“我这口气……终究是没争回来……”

他的口头禅，在这一刻，充满了悲凉的意味。我看着他瞬间苍老了十岁的侧脸，心里堵得难受。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大伯，还没完。只要根还在，就还有希望。”

回到家，我发起了高烧。林慧一边用酒精给我擦拭身体降温，一边掉眼泪。

“你不要命了！你以为你是铁打的吗？”

我躺在床上，烧得迷迷糊糊，嘴里却还在念叨着：“农科院……得找农科院的专家……排涝，病虫害防治……”

我的核心缺陷——那种世俗的骄傲和对失败的恐惧，在这一次的危机中，被彻底击碎，转化成了一种不计后果的责任感。我不能让大伯的心血，就这么白费。

一个人的成熟，不是看他赢过多少次，而是看他敢为一次失败，赌上多少。

病好后，我真的通过朋友，联系上了一位省农科院的土壤学专家，姓李。我把大伯的情况和我的计划书都发给了他。

李教授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他答应，过几天亲自来村里看一看。

这个消息，让原本已经心灰意冷的大伯，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

然而，就在李教授来之前，又一个意外发生了。

那天傍晚，我和大伯正在地里检查劫后余生的向日-葵。大部分的植株虽然被泡过，但竟然顽强地活了下来。

就在这时，村西头的王二赖子，领着几个人，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王二赖子是村里有名的混混，前几年因为非法排污被罚过款，一直对环保政策心怀不满。

“陈大海！”王二赖子指着大伯的鼻子，骂骂咧咧，“你他妈是不是你举报的我养猪场排污不达标？”

大伯愣住了：“我没有。”

“放屁！不是你还有谁！就你天天把环保挂在嘴边！”王二赖子说着，一脚就踹倒了一株向日-葵，“你这破花能值几个钱？老子今天就让你颗粒无收！”

说着，他带来的人，就要冲进地里搞破坏。

我立刻挡在了他们面前。“你们想干什么？这是私人财产，你们敢动一下试试！”

“哟，城里来的大学生啊？吓唬谁呢？”王二赖子轻蔑地看着我，“我告诉你，这块地，老子早就看上了！要不是你大伯在这瞎搞，我早就在这建猪舍了！识相的，赶紧滚！”

我这才明白，原来之前那个举报大伯的，就是他！

眼看冲突一触即发。我虽然心里也发怵，但一步也没有退。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苍老但有力的声音，从我们身后传来。

“住手！”

我回头一看，是我爸！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手里，还提着一把生了锈的柴刀。他身后，还跟着村里的几个长辈。

我爸走到我身前，把柴刀往地上一插，眼睛死死地盯着王二赖子。

“王二赖子，你要是敢动我儿子，动我大哥一下，我陈建国今天就跟你拼了！”他一字一句地说，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狠劲。

我从未见过我爸这个样子。他一直是个老实本分的钳工，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但此刻，他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守护着自己的家人。

王二赖子被我爸的气势镇住了，他没想到这个老实人会突然变得这么硬。

“陈……陈叔，不关你事……”

“这是我大哥的地，这是我儿子的心血，怎么不关我事？”我爸指着地上的向日-葵，“你们谁敢再动一棵，就从我身上踩过去！”

村里的几个长辈也纷纷开口。

“二赖子，你别太过分了！”

“大海做的是好事，是给村里积德！”

王二赖子看犯了众怒，自知讨不到好，骂骂咧咧地带着人走了。

危机解除。

我爸走到大伯面前，看着他，又看了看这片地。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弯下腰，扶起了那棵被踹倒的向日-葵，小心地用泥土把根部重新培好。

大伯看着我爸的动作，嘴唇翕动，最终，只是重重地喊了一声：“弟……”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兄弟。兄弟，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是在你最落魄的时候，依然愿意为你抄起柴刀，挡在你身前的那个人。

第六章

王二赖子虽然走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两天后，李教授如约来到了村里。他戴着草帽，穿着胶鞋，一点专家的架子都没有。他一下车，就直奔地里。

他仔细地查看了向日-葵的根系，又取了不同深度的土壤样本，甚至还掰了一小块叶片，放在嘴里尝了尝味道。

大伯和我，都紧张地跟在他身后，大气不敢出。

半个多小时后，李教授站直了身子，摘下草帽扇了扇风，脸上露出了凝重的表情。

“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他说。

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

“这块地，除了电镀厂遗留的镉和铅，表层土壤还有高浓度的有机磷残留。这应该是近期才有的污染。”李教授指着不远处王二赖子的养猪场方向，“如果我没猜错，是养殖废水渗透过来的。”

这个发现，像一颗炸弹，在我们头顶炸开。

“这……这会有什么影响？”大伯急切地问。

“影响很大。”李教授的语气很严肃，“复合型污染，单一的植物修复效果会大打折扣。而且，暴雨之后，这些污染物很可能已经随着地表径流，污染了下游的水源。这已经不是你们一个人的事了，这是公共安全事件。”

我和大伯都懵了。我们只想修复一块地，却没想到，牵扯出了一个更大的隐患。

“那……那怎么办？”

“必须立刻上报环保部门。”李教授说，“我会出具一份专业的评估报告。你们也要保留好证据。”

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

当天下午，李教授就带着土壤样本回了省城。三天后，一份详细的检测报告和专家建议，就通过加密邮件，发到了我的邮箱。同时，李教授也以专家的名义，将情况通报给了市环保局。

市里非常重视。一周后，一辆环境监测车和几辆执法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村子。

这一次，来的不是镇上的工作人员，而是市环保局和农业局的联合调查组。

王二赖子的养猪场被当场查封，他本人也被带走接受调查。

而我们这片三十亩的向日-葵地，则成了关键的“物证”。

调查组的领导，一位姓张的局长，亲自找到了大伯和我。他握着大伯的手，激动地说：“老先生，多亏了您啊！要不是您这片向日-葵，我们还不知道，这里藏着这么大一个污染源！您为全市的环保工作，立了大功了！”

大伯被这突如其来的夸奖，弄得手足无措，只会一个劲地说：“我……我没做啥，我就是种种地……”

张局长又转向我，看了看我打印出来的项目计划书，赞许地点了点头：“小伙子，你这个思路很好！把生态修复和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很有前瞻性！我们局里，正准备搞一批‘土壤污染治理试点项目’，你们这个，完全符合条件！”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我最初只是想帮大伯解决一个家庭危机，却阴差阳错地，把它变成了一个有社会价值的环保项目。

命运的吊诡之处在于，当你一心只想逐利时，往往两手空空；当你开始不计得失地付出时，回报却在不经意间敲门。

调查组走后，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之前那些嘲笑大伯的邻居，现在都换上了一副讨好的嘴脸。

“大海哥，我就说你肯定能成！”

“小默真是有出息，大学生就是不一样！”

王家婶子甚至还端了一篮子鸡蛋，送到我家，被我爸婉言谢绝了。

人性的复杂，在这一刻，展露无遗。

半个月后，好消息再次传来。

经过专家组的评审，大伯的“向日-葵生态修复”项目，成功入选了市里的首批试点项目名单。政府不仅会提供三十万元的专项扶持资金，还会派驻技术团队，全程指导。

那张决定命运的“纸条”，终于来了。

不是告知单，不是传票，而是一份盖着鲜红印章的，正式的合作协议。

那天，镇长亲自把协议送到了地头。

他握着大伯的手，当着全村人的面，大声宣布了这个消息。

大伯拿着那份薄薄的，却重如千钧的协议，手在抖，嘴唇也在抖。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转过身，看着那片劫后余生，已经开始结出花苞的向日--葵。

阳光下，那些金色的花盘，虽然还有些稀疏，却顽强地，齐刷刷地，朝着太阳的方向。

大伯缓缓地举起手，朝着那片向日葵，敬了一个不怎么标准的军礼。

然后，他回过头，看着我，看着我爸，咧开嘴，笑了。那笑容，和他年轻时在老照片上的样子，一模一样。灿烂，骄傲，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

“人活一口气……”他喃喃地说。

这句口头禅，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它最圆满的注解。

第七章

项目签约仪式那天，村里像过节一样热闹。市电视台都来了记者。

大伯换上了一件崭新的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站在镜头前，有些拘谨，但腰杆挺得笔直。记者问他，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件事。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很意外的话。

“因为我侄子。他跟我说，我活的这口气，不应该是为了跟自己较劲，是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

我在台下，看着灯光下的大伯，鼻头一酸，赶紧别过脸去。

仪式结束后，我们一家人，陪着大伯，又回到了那片地。

我儿子小宝，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么大一片向日葵，兴奋得在地里跑来跑去。

他跑到一株最高的向日-葵下面，仰着小脸，突然问我：“爸爸，为什么向日-葵要一直看着太阳呀？”

（必须包含的共情场景③：孩子无意识话语刺痛大人）

我愣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是啊，为什么呢？

是为了光明？为了温暖？还是，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无法改变的宿命？

就像大伯，一辈子都在追逐他心中的那束“光”，哪怕头破血流，也从未放弃。就像我爸，一辈子都在用他的沉默，守护着这个家。也像我，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才终于明白，人生的价值，并不只在于你站得多高，更在于你是否愿意为那些你在乎的人和事，弯下腰，低下头。

我蹲下来，摸了摸小宝的头，说：“因为，它们的心里，住着一个小太阳。”

小宝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爸走到大伯身边，两个年过半百的兄弟，并肩站在一起，看着这片金色的希望。

“哥，”我爸开口了，声音有些哽咽，“那五万块钱……”

“提那干啥！”大伯摆了摆手，打断了他，“钱，我早就还了。”

我爸和我都是一愣。

大伯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被他珍藏了十五年的借条，递给我爸。

“弟，这些年，哥对不住你。这张条子，就是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现在，哥把它还给你。”他顿了顿，指着这片向日葵，“这，就是我还你的钱。哥以后，要给你，给小默，挣一个金山回来！”

我爸接过那张已经泛黄的借条，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他掏出打火机，当着我们的面，把那张借条，点燃了。

火苗升起，将那段沉重的过去，烧成了灰烬。

“哥，你还我的，比这个多得多。”我爸看着大-伯，眼睛里，是我从未见过的释然和轻松。

有些债，用钱是还不清的。有些情，也根本无法用钱来衡量。

秋天的时候，向日-葵到了收割的季节。市里的技术团队，用专业的设备，将这些富含重金属的秸秆，全部打包运走，送往专门的处理中心。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在经历了一个生长周期的洗礼后，变得干净了一些。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这个生态项目上。我辞去了原来公司的工作，和大伯一起，成立了一家小小的生态农业公司。公司的名字，叫“向阳”。

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轨，甚至，比以前更好。

家里的气氛，前所未有的和谐。我爸妈开始一起研究菜谱，林慧的脸上也总是挂着笑。

那台电视机，很久没有再发出过35分贝的噪音了。大多数时候，它都安静地待在角落里。因为我们发现，当一家人有说有笑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任何背景音来填补空白。

电视机音量这个细节，第二次被呼应，象征着家庭矛盾的彻底解决。

一个周末的清晨，我起床，看到我爸正站在阳台上，晨光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边。

他手里，拿着他的那部老年智能手机，正笨拙地在屏幕上点着什么。

我走过去，看到他正在看我朋友圈里发的，关于“向阳”公司的最新进展。

“爸，这么早。”

他回过头，看到我，笑了笑。那笑容，很温暖。

“小默，”他把手机递给我，指着屏幕上的一个图标，有些不好意思地问，“这个……这个怎么给你点赞来着？你再教我一遍？”

我看着他期待又有些紧张的眼神，忽然想起，我曾经因为他学不会手机支付而烦躁，因为他听不懂我的项目计划而失望。

我张了张嘴，那句迟到了很久的“对不起”，就在舌尖上打转。我想告诉他，我错了。我错在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他，错在忽略了他默默的付出和深沉的爱。

可最终，那些话，我一个字也没能说出口。

我只是点了点头，喉咙发紧，接过他的手机。

我指着那个小小的爱心图标，说：“爸，点这里。”

阳光，暖暖地照在我们身上。我忽然明白，我爸那台电视机的音量，从来都不是为了对抗外界的喧嚣，也不是为了听清新闻。

那35分贝的噪音，是为了填补我不在家时，那满屋子的寂寞；是为了掩盖他面对儿子时，那无法言说的担忧；是为了在我这个自以为是的儿子面前，维护他作为一个父亲，最后的尊严。

而现在，他不再需要了。

来源：随性自由的小羊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