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藏唐写卷子本《翰林学士集》，清末陈矩（衡山）影写携回中国，曾印行。此集虽屡经前人研究，而似有未尽之义。本文首先探讨此集之性质及其适当名义究应如何，并从诗题之特征与作者题衔不无误漏之现象，推论抄写者可能是遣唐使，故与中土诗集编纂之传统不同，今传抄本也可能出于
日本藏唐写卷子本《翰林学士集》，清末陈矩（衡山）影写携回中国，曾印行。此集虽屡经前人研究，而似有未尽之义。本文首先探讨此集之性质及其适当名义究应如何，并从诗题之特征与作者题衔不无误漏之现象，推论抄写者可能是遣唐使，故与中土诗集编纂之传统不同，今传抄本也可能出于日人再转抄。又由于原卷未依撰作年代编次，故学界多将其中诗作五十一首及序一首，依诗题与作者之题衔、姓名分成十三组，而分别就其内容探讨每组诗作于何年何时何地，笔者亦然，唯结论互有异同。兹按考订所得依年代先后排次，以供学界参考，并呼应本文各节之推论。
一、性质与名义
《翰林学士集》唐写卷子本一卷，原藏日本奈良东大寺东南大院，其后数度转藏，今藏名古屋真福寺。清末陈矩（衡山）影写携归，后曾印行。一九五四年，原卷经确定为日本国宝。
此集收诗五十一首，或称六十一首者，乃将〈四言奉陪皇太子释奠诗一首应令〉中的「其一」至「其十」分计为十首，并将许敬宗一篇有序无诗的文字算成一首，合计而得。其中为《全唐诗》收录者仅十二首，其余皆为中土久已失传的作品，因此有研究价值。作者共有十八人，按其作品多寡依序为：许敬宗（13首）、唐太宗（9首）、上官仪（6首）、长孙无忌（4首）、褚遂良（3首）、杨师道（3首）、刘子翼（2首），其余高士廉、岑文本、郑元（王┼寿）、于志宁、刘洎、郑仁轨、沈叔安、朱子奢、张后胤、张文琮、陆搢各1首，其中至贞观二十二年止，曾任弘文馆学士或直学士者，为许敬宗、褚遂良、上官仪、郑仁轨、刘子翼五人。
此集内容大多为太宗御制与数名臣工应诏同题之作，也有少数应诏、令之单一诗作，但也有臣工彼此唱和之作，构成的内容较为复杂，故本文依学界旧法将题目分为十三组，俾利讨论。大部分的诗组，有太宗的原唱以及臣工应诏唱和之作，而全部的组诗则都有许敬宗的作品，其中有数篇是应太宗诏之作，前举〈奉陪皇太子释奠诗〉则是许敬宗应太子（后即位，是为高宗）令的作品。陈尚君先生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唐人选唐诗新编》的《翰林学士集》「前记」中，承袭陈矩之说，指出「翰林学士」此一官名之设置，在唐玄宗以后，则《翰林学士集》此一书名之不恰当与出于后人所题极为明显，因此学者对应当如何称呼此书众说纷纭。森立之《经籍访古录》怀疑乃许敬宗撰，服部宇之吉《佚存书目》拟题为《贞观中君臣唱和诗集》，福本雅一在《唐钞本》所附「解说」中则认为可称《弘文馆学士诗集》或《唐太宗御制及应诏诗集》，今人或认为此集可能是许敬宗所编几种总集之一中的残卷，或是敬宗别集的残卷。陈尚君则认为「此卷为许敬宗子孙为其所编别集，……唐人别集多有附收唱和诗作之例」。并在二一○四年最新版《唐人选唐诗新编》新增《翰林学士集考释》一文，力主「别集」之说。
但其所持该集卷末有「集第二，诗一」一行，乃「唐人别集次第，一般是先赋，次诗，再为各体文章」的左证，证据力和说服力却有不足。关于以上对于此集性质和名义的意见，笔者认为日本学者之改题虽较原名为佳，但又各有不合内容之处：若题为《贞观中君臣唱和诗集》，则上举〈四言奉陪皇太子释奠诗一首应令〉及〈四言曲池酺饮座铭并同作七首〉并非君臣唱和之作，未能涵盖。若题为《弘文馆学士诗集》，则此集作者十八人中，仅有五人为弘文馆学士或直学士，自属不当。若题为《唐太宗御制及应诏诗集》，则〈奉陪皇太子释奠诗〉乃应太子令之作，〈曲池酺饮座铭并同作七首〉亦非应诏之作。考虑各组作品的内容，以上诸说均有不稳当处。
此集固然依照先四言后五言以及先帝王后臣工的顺序编次，但并未依照写作年代的先后或诗作的类别编次，而且依下文的考证，各篇写作年代的跨度也长达二十年，除贞观十九年征高丽往返途中的诗作较为密集外，每隔数年方有一组；再者，〈目录〉的诗题与内容的诗题也不完全一致，诗题及题衔的体例也相当不统一，其中〈五言侍宴中山诗序一首〉提到「圣怀兴豫，爰诏在列，咸可赋诗，各探一字，四韵云尔」，但全无应诏之作（详下节）。以上现象，都不像子孙所编的别集。且因别集通常不会只有诗作，此集又绝非许敬宗别集之全貌。因此，若依陈尚君之说题为《许敬宗别集残卷》，亦有不宜。若考虑原卷呈现的内容，实包括太宗御制及臣工应诏、应太子令撰作、与同僚唱和三类，将此集称为《贞观中御制与应诏令唱和诗选集》，也许比较贴切。
二、从诗题特征与题衔误漏现象推论抄写者可能是遣唐使或经日人再转抄，故与中土传统不同
此集各首的诗题，对中国传统诗歌总集、选集、别集而言，有一特殊之处，即此集各首之诗题均冠以「四言」、「五言」字样。查中国传统诗集，固有依体制分卷而在卷前总题「五言」、「七言」或「古诗」、「律绝」等等之例，但同卷之中并不每首均冠以此类字眼，习惯与此集差异极大。此事似可透露出抄写者身分之讯息。
按：现存日本最早之汉诗集为《怀风藻》，一般相信为奈良朝（公元710至794年）诗人淡海三船于天平胜宝三年（孝谦天皇年号，751年）编成。其书收录近江朝至奈良朝（667至794年）汉诗，作者六十四名，诗作一百二十首，作者包括文武天皇（697至707年在位）、大友皇子、川岛皇子、大津皇子、官吏、儒生、僧侣等。体裁以五言八句为主，内容多为侍宴、从驾应诏或述怀、咏物等。该集每首诗题均冠以「五言」、「七言」字样，与《翰林学士集》相同，但必须注意的是，《怀风藻》以下的日本汉诗集，习惯却与中国传统有异，而与《怀风藻》相符，其间之关系究竟如何？甚可探讨。《翰林学士集》何时编抄？原卷经日本学者研究，书写年代当在唐德宗（779至803年在位）以前，此言下限。至于上限，其年代必在此集最后一首作品完成（参下节第（十三）组）之后，亦即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之后。考遣唐使自第一次于太宗贞观四年（630年）派遣后，自高宗永徽四年（653年）起又陆续派遣十七次，至昭宗干宁元年（894）止，共十八次。其间最密集时期者为高宗朝永徽、显庆、麟德、总章年间，共五次。而许敬宗在太宗朝即以文藻受重视，高宗则自为皇太子起至即位后，以迄咸亨初许以八十一岁高龄卒，亦始终受到倚重，其间受诏主持编纂诗文图书甚伙，于太宗、高宗两朝执文坛牛耳，以其为中心之君臣诗作，成为遣唐使编抄之对象，动机与机会甚高。
果若如此，则似可解释《翰林学士集》编纂之现象：
一、不依创作年代编次，而形式先四言后五言、地位先君后、内容先军国后闲适，而偏重侍宴、从驾或述怀、咏物者，盖遣唐使节成员中有人有意编抄归供日本君臣游宴时参考模仿之用。
二、此集之所以每首均冠以「四言」、「五言」字样者，乃自唐人各书各卷中抄出，为示区别而添加者，并非唐人书中原有。若然，则中土本无此集，各篇诗目亦非唐人集中原貌，其编抄乃出自遣唐使之特殊目的。若以上推论得实，则可探讨此集与《怀风藻》每首均冠以「五言」、「七言」字样之现象，彼此之关系究竟如何。笔者以为：此集极可能于高宗朝传入日本后，其诗题、内容均为日本君臣所模仿，亦步亦趋，而成此格，其后淡海三船编纂《怀风藻》，由于乃是选集，每一作者之诗作，或属五言，或属七言，故每首冠以「五言」、「七言」字样，形式遂与此集同一面貌。除此之外，此集各首，除太宗标「太宗文皇帝」、高宗标「皇太子」外，群臣姓名均冠以官衔，《怀风藻》目录亦然，显示《怀风藻》之编纂当受此集影响，而非承继中国传统诗集之样貌。此说是否能够成立？可自中、日、俄分藏之唐写本诗选印证之。日本另藏唐写本《唐诗卷》一卷，乃重要文化财产，收有陈羽、李嘉佑、苏味道、梁王三畏、郑常、崔峒、张齐贤、张说、王渐、孟浩然、郎士元、高适等人诗作二十七首，每首亦上冠「五言」、「七言」字样，与此集及《怀风藻》形式相同。又，今所见日本汉诗集《本朝丽藻》、《经国集》亦有标明「七言」、「五言」者，显示此一习惯乃为适应日人训读之需要而生。反之，敦煌所出〈唐人选唐诗〉则无有，又，《俄藏敦煌文献》所见《瑶池新咏集》乃女子诗选残卷，除题目外，亦无「五言」或「七言」之标识。盖对汉人读者而言，诗作形式之为几言甚为显著，无须标示也。敦煌所出《珠英集》（或称《珠英学士集》，斯二七一七、伯三七七一），则于诗题「一首」二字下，间着「四言」、「五言」、「七言」、「杂言」字样，盖因是选集，一卷之中，既四、五、七、杂言间出，为示区别，故标识之，但体例不严整，有连续数首均标示「五言」者，有未标识言数者，此则抄写本之通病也，但均注于诗题之下，而非其上，此与日本选集不同。总之，对汉人而言，注明诗作「言」数，并非必要。即使日人，熟稔汉诗之后，标示言数之必要性亦渐消失，故平安朝初期，嵯峨天皇于弘仁九年（818年）敕编之《文华秀丽集》遂无「五言」、「七言」字样矣。又，《翰林学士集》于原目及诗题之下间载「若干首」或「一首」字样，日本之《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本朝丽藻》、《经国集》同之，而敦煌所出《珠英集》虽间有之，〈唐人选唐诗〉及《瑶池新咏集》则无有。此二特征显示：《翰林学士集》之面貌，乃出自日人之编抄，又影响及《怀风藻》以下诗集之面貎，并非中土诗集或选集之传统。然则《翰林学士集》非「唐人选唐诗」，乃「日人选唐诗」也。至于今传日本名古屋真福寺所藏写本，是否即遣唐使编抄原本？以日本抄本题《翰林学士集》之名核之，已知其不然。再以今本题衔文字不无讹误简省观之（为避复沓，详参下节各组），恐是再传抄之本。
三、写作时地考证
《翰林学士集》所收十三组诗作均有题目，且作者除「太宗文皇帝」以外，均题官衔，其中作品最多者为许敬宗与太宗，太宗起居详载于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许敬宗生平仕履亦详见《旧唐书．许敬宗传》与《新唐书．奸臣．许敬宗传》，但是《旧唐书》所载有误，当以《新唐书》为准。本文主要依据二人之行年，依诗题、内容及官衔，再参考史传所见他人官衔与事迹，推考各组诗作撰写年代。这方面学界已有若干研究：陈伯海《唐卷子本〈翰林学士集〉考索》，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均对十三组诗提出论断，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则对〈赋得归衣机〉、〈赋得情〉以外的十一组进行编年。近年则有董常保以单篇论文对十三组诗重新系年，石树芳则就争议较大之〈曲池酺饮〉、〈赋得归衣飞机〉、〈别题得阿阁凤〉、〈经破薛举旧地〉四组诗作提出意见，后出转精。但学界仍有若干争论未定处。
以下打散原书编次之先后，依据笔者逐一推考之结果，重新按照各组诗作撰写年代之先后编次。若争议处有采纳前人研究成果者，随文注明。若考释结果与前人略同，则不一一注明。若有相异，亦不一一驳议。以各文均在，可取而对照，无庸赘述。各组诗作均标示第一首原题，而不标〈目录〉题目，以其本不齐全也。其后括号中小字，则标示笔者考证之写作时地。（一）四言曲池酺饮座铭并同作七首（共七首，贞观二年九月作于长安曲池）本组诗同作者共七人，其官衔、姓名依序为：沛公郑元（王┼寿）、兵部侍郎于志宁、武康公沈叔安、燕王友张后胤、酆王友张文琮、著作郎许敬宗、越王文学陆搢。
依据《新唐书．奸臣．许敬宗传》，许敬宗仕履大抵如下：武德初，补涟州别驾，太宗闻其名，召署文学馆学士。贞观中，除著作郎，兼修国史。俄改中书舍人。文德皇后丧，以言行不恭贬洪州司马。累转给事中，复修史，以劳封高阳县男，检校黄门侍郎。高宗在东宫，迁太子右庶子。高丽之役，敬宗与高士亷典机剧。岑文本卒，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贞观二十一年，加银青光禄大夫。高宗即位，代于志宁为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顷拜侍中，监修国史，爵郡公。后为有司劾举，下除郑州刺史，入为卫尉卿，加弘文馆学士。咸亨初卒，年八十一。
本组诗，许敬宗官衔仅题著作郎，则应当在「贞观中」。至于较确切之年份，可参考于志宁所题官衔兵部侍郎，据新、旧《唐书．于志宁传》，于志宁于贞观三年始为中书侍郎，中书侍郎地位尊于兵部侍郎，则此组诗当作于贞观三年以前。复考《新唐书．太宗本纪》贞观二年九月壬子，「以有年，赐酺三日」，则本组诗当作于贞观二年九月。至于写作地点，原题已标示为曲池，于志宁、许敬宗既是朝官，则地点乃是长安曲池。至于本组诗七人之官衔，须说明者为：许敬宗「入为卫尉卿，加弘文馆学士」之言易滋误解。其实许敬宗本久任弘文馆学士，以出为郑州刺史，夺之。及入为卫尉卿，复加耳。关于武康公沈寂安，石树芳以为沈乃吴兴武康人，封吴兴公，故题衔当作「吴兴公沈叔安」，其说是。
（二）五言七夕侍宴赋得归衣飞机一首应诏（共一首，贞观九年以前某七夕作于长安）
本组诗共一首，其官衔、姓名为中书舍人许敬宗。考许敬宗于贞观十年六月文德皇后丧时言行不恭，由中书舍人贬洪州司马，则知此诗不可能作于十年七夕，当作于贞观九年以前。董常保据《旧唐书．五行志》谓：贞观八年七夕，陇右山崩，大蛇屡见，不太可能当夕作为此诗。按：陇右山崩，长安人士当夕未必得知，其说存疑可也。查太宗起居，此前除贞观四年曾幸陇州外，均在长安一带，许敬宗既为中书舍人，则应诏之作当在长安。
（三）五言侍宴莎栅宫赋得情一首应诏（共一首，贞观十五年初春作于洛阳莎栅宫）
本组诗共一首，作者题给事中许敬宗。许敬宗以文德皇后丧时言行不恭，由中书舍人贬洪州司马，之后「累转给事中，复修史，以劳封高阳县男，检校黄门侍郎。高宗在东宫，迁太子右庶子」。文德皇后丧在贞观十年，高宗为太子在贞观十七年，则此诗当作于贞观十年至十七年之间。地点按诗题乃在莎栅宫。莎栅宫在洛阳。考史传，太宗于贞观十一年秋曾幸洛阳，而此诗有「塞寒变桃色，冰断箭流声」之句，乃初春冰融之景象，则不能作于十一年。又太宗于贞观十五年正月辛巳如洛阳宫，至十二月戊子始至自洛阳宫，几乎全年均以洛阳为活动轴心，故此诗于此年初春侍宴时作最有可能。
（四）五言奉和侍宴仪鸾殿早秋应诏并同应诏四首并御诗赋得早秋（共五首，贞观十五年初秋作于洛阳仪鸾殿）本组诗共五首，包括太宗一首及应诏唱和四首，其官衔、姓名依序为：司空赵国公长孙无忌、中书令驸马都尉安德郡开国公杨师道、国子司业朱子奢、给事中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据史传所载，贞观十一年秋，太宗曾幸洛阳，此诗是否可能作于此时？据《旧唐书．杨师道传》，杨师道于贞观十年拜侍中，十三年转中书令。以太子承干事，罢为吏部尚书。从征高丽，因中书令岑文本薨于军中，摄中书令。可见杨师道之为中书令，首次在贞观十三年至太子被废之间，第二次在太宗征高丽时岑文本薨后。查太子承干被废之事，时在贞观十七年，太宗征高丽则在贞观十九年，则此组诗不可能作于贞观十一年。合理之推考，应在十三年与十七年之间，当时杨师道任中书令。
据《唐六典》卷七，仪鸾殿在洛阳，复据本节第（三）组所考，仅贞观十五年太宗几乎全年均在洛阳。此年杨师道正为中书令，与诗组题衔相合。又据〈太宗本纪〉，长孙无忌于七年十一月为司空，九年二月罢，五月起复，直至十六年七月转司徒，此时题司空衔与史传相符。至于许敬宗，贞观十年，文德皇后丧时贬洪州司马，其后「累迁给事中，复修史，以劳封高阳县男」，今虽不知其任给事中之年份，推考之，与此题衔亦无矛盾。然则此诗盖贞观十五年初秋诸臣侍宴仪鸾殿时君臣唱和之作。或疑太宗诗有「寒惊蓟门叶」之句，蓟门远离洛阳，似非在洛阳赋诗应有之语。按：东都苑杂植各种花木，故太宗诗及四臣诗作中有松、竹、菊、芙蓉、荷、芳桂等词，其中寒带蓟门之叶早凋，本无足怪。
（五）五言春日侍宴望海同赋光韵应诏并同上九首春日望海以光为韵（共十首，贞观十九年三月壬辰以前作于定州）本组诗共十首，除太宗诗外，其官衔、姓名依序为：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开府仪同三司申国公高土廉、吏部尚书驸马都尉安德郡开国公杨师道、侍中清苑县开国男刘洎、中书令江陵县开国子弘文馆学士岑文本、黄门侍郎弘文馆学士褚遂良、太子右庶子高阳县开国男弘文馆直学士许敬宗、秘书郎弘文馆直学士上官仪、左宗卫府长史弘文馆学士郑仁轨。本组诗既称「望海」，依据太宗历年起居，仅能是贞观十九年征高丽途中之作。据《旧唐书》，太宗以贞观十九年二月庚戌发洛阳，癸亥至邺，三月丁丑车驾至定州，壬辰发定州，太子监国，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城南，五月庚午车驾至辽泽，已接近战地。本组诗既称「春日望海」，则当作于五月之前尚在渤海之滨时。
考中书令岑文本从伐高丽，至幽州暴病，据《新唐书》，盖薨于贞观十九年四月，由杨师道摄中书令（参本节第四组）。本组诗岑文本仍题「中书令」，杨师道又仅题「吏部尚书」而无「摄中书令」字样，则知本组诗作于岑文本卒前。至于许敬宗，《新唐书．许敬宗传》称：「高宗在东宫，迁太子右庶子。高丽之役，太子监国定州，敬宗与高士亷典机剧。岑文本卒，帝驿召敬宗，以本官（按：太子右庶子）检校中书侍郎。驻驆山破贼，命草诏马前，帝爱其藻警，由是专掌诰令。」许敬宗自高宗为太子时任太子右庶子，因皇太子随太宗至定州，留定州监国，因而太子太傅高士廉、太子右庶子许敬宗亦在定州，故此时得预宴会。皇太子既留定州，太宗至幽州，中书令岑文本卒，杨师道摄中书令，太宗遂自幽州驿召许敬宗自定州前来检校中书侍郎，此后即随太宗，故得于驻驆山草诏，本组诗其官衔既题「太子右庶子」而无「检校中书侍郎」，则知本组诗在岑文本四月卒于幽州前作，日期当在三月壬辰以前，此时确属春日。赋诗确切地点，当在定州，唐代定州当今河北省定州市，去渤海尚有数百里之遥，而诗中屡见「之罘」、「碣石」等语，之罘当今山东省烟台一带，碣石在渤海湾中，确切地点历代记述不一，二者并不在太宗君臣行程中，诗中语言乃用秦始皇、汉武帝登之罘、碣石典故，故太宗诗云：「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而高士亷诗云：「观兵辽碣上，停骖渤澥傍。」褚遂良诗云：「之罘初播雨，辽碣始分光。」郑仁轨诗云：「观兵临碣石，极目眺扶桑。」杨师道诗云：「碣石朝烟灭，之罘归雁翔。」并非君臣亲至其地。
又贞观十五年，臣民已有封禅泰山之议，此次太宗亲征，群臣又以凯旋后顺道登封预祝之，故高士亷诗云：「愿草登封礼。」许敬宗〈辽东侍宴〉诗云：「方怀草封禅，陪礼泰山阴。」又建言封禅。及太宗狼狈而返，无颜为之。其后虽于贞观二十一年正月诏来岁有事于泰山，其八月又诏停封，盖其时身已不豫故也。
（六）五言塞外同赋山夜临秋以临为韵（共四首，贞观十九年夏末初秋作于辽东）本组诗共四首，除太宗诗外，其官衔、姓名依序为：黄门侍郎弘文馆学士褚遂良、太子右庶子高阳县开国男弘文馆学士许敬宗、秘书郎弘文馆直学士上官仪。本组诗从诗题观之，时节已近秋天，故太宗诗云：「早花初密菊，晚叶未疏林」，许敬宗诗云：「复属高秋夜，澄空素景临」、「秋令生威远，寒光被物深」，上官仪诗云：「辇道含秋阴」。至于地点，太宗诗云：「边城炎气沈，塞外凉风侵，三韩驻旌节，九野蹔登临」，此诗既云「边城」、「塞外」，可见此时乃在五月太宗车驾至辽泽之后。许敬宗诗云：「辕门萦浿水」，上官仪诗云：「御辩辽山夕，凝麾溟海浔」，浿水者，与朝鲜之界河，其地点历代所指不同，但已接近当时高丽边界无疑，故太宗诗云「三韩驻旌节」。然则本诗组约在贞观十九年夏末初秋作于辽东。在此所须讨论者，乃作者之题衔。前文已述高丽之役时，太宗译召许敬宗为「检校中书侍郎」，何以此时仍题「太子右庶子」云云而未题「检校中书侍郎」衔？笔者之意，此乃抄撮者脱漏「检校中书侍郎行」七字耳。褚遂良则自贞观十八年以谏议大夫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故得陪侍同赋。
（七）五言中山宴诗（共一序一诗，贞观十九年十一月作于定州）本组诗除太宗诗外，仅有题为「敬宗奉敕撰序」之〈五言侍宴中山诗序一首〉。序文云：「皇帝廓清辽海，息驾中山。引上罇而广宴，奏夷歌而昭武。于时绮窗流吹，带熏风而入襟，雕梁起尘，杂飞烟而承宇。更深露湛，圣怀兴豫，爰诏在列，咸可赋诗，各探一字，四韵云尔。」据此，当时应有应诏唱和之作，然而无有，今不知何故，疑当初抄撮时或有所遗漏耳。许敬宗序既云：「皇帝廓清辽海，息驾中山」，则诗作于高丽战后，返回唐土之时。故太宗诗云：「驱马出辽阳，万里转旗常，对敌六奇举，临戎八阵张」，此言与高丽大战也，「斩鲸澄碧海，卷雾扫扶桑」，此谓战胜也，「回首长安道，方欢宴柏梁」，此谓在返京途中也。查太宗起居，贞观十九年十月丙辰入临潼关，太子自定州迎谒，十一月庚辰次易州，丙戌次定州，十二月戊申次并州，二十年三月己巳至自高丽，始抵京也。许敬宗序云：（太宗）「息驾中山」，标明太宗赋诗地点，定州在西汉时为中山国与中山郡郡治，许序称「中山」者，用典。太宗至定州者，以皇太子监国在定州，故抵定州时，「圣怀兴豫」而宴群臣也。然则太宗诗乃贞观十九年十一月在定州作。
（八）五言延庆殿集同赋花间鸟（共二首，贞观二十年三月以后作于长安延庆殿）本组诗共二首，除太宗诗外，另一首官衔、姓名为中书侍郎许敬宗。依本节第（七）组所述，太宗于贞观二十年三月己巳始自高丽返抵长安，本组诗既在延庆殿作，据下文考之，则写作时间必在贞观二十年三月以后，二十一年以前。
此诗许敬宗官衔何以仅题中书侍郎？据《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二十一年各卷考之：二十年十月己丑，太宗以幸灵州往还，冒寒疲顿，欲于岁前专事保摄，除若干事外，「余并取皇太子处分」。（参本节第十组）二十一年二月，太子释奠。三月，太宗得风疾，五月戊子，幸终南山翠微宫，壬辰诏：「百司依旧启事皇太子」。可见太宗自往督御薛延陀、敕勒等返京后，身体不豫，自二十年十月之后，专事调养，已交由太子处分国事。此集许敬宗〈四言奉陪皇太子释奠诗一首应令〉之题衔既称「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行太子右庶子弘文馆学士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考许敬宗于贞观二十一年始加「银青光禄大夫」，此时无其衔固宜，则知贞观十九年至二十一年二月皇太子释奠时许敬宗均有「中书侍郎」之衔。又据大陆学者石树芳所考，许敬宗于贞观二十年三月已由右庶子迁为左庶子，则此时题衔应作「中书侍郎太子左庶子高阳县开国男弘文馆学士许敬宗」，仅题「中书侍郎」者，抄撮者省略以下「行太子左庶子高阳县开国男弘文馆学士」等字耳。又，此集凡此年之后所作，许敬宗题衔「右庶子」均为「左庶子」之误（九）五言后池侍宴回文诗一首应诏（共一首，贞观二十年三月以后作于长安）本组诗共一首，作者题中书侍郎许敬宗。此诗乃贞观二十年三月以后、二十一年以前作于长安。许敬宗未题全衔者，抄撮者省略耳，情况与本节第（八）组相同。（十）五言行经破薛举战地（共六首，贞观二十年八月作于泾州）本组诗共六首，除太宗诗外，其官衔、姓名依序为：司徒赵国公长无忌、太常卿驸马都尉安德郡开国公杨师道、兼黄门侍郎弘文馆学士褚遂良、太子右庶子高阳县开国男弘文馆学士许敬宗、秘书郎弘文馆直学士上官仪。「右庶子」当作「左庶子」。
本组诗作之写作背景，乃为往御薛延陀与敇勒，行经破薛举故地。关于太宗为秦王时破薛举之事，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称：唐高祖武德元年七月，薛举寇泾州，秦王讨之，会得疟疾，其部将与薛举战于浅水原，不利，失高墌城而返。九月，薛举死，其子薛仁果继立。十一月，以秦王为元帅击之，大破之于浅水原，凯旋献捷，斩仁果，秦王声名大着。许敬宗诗云：「于斯建震极，由此创鸿名」，记实之言。太宗诗谓「再举鲸觬灭」，固为夸耀灭薛仁果之战功，而「一撝氛沴静」之句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此诗题称「经破薛举战地」，其实指破薛仁果，以父统子也。当时两战皆在泾州浅水原，太宗诗又云：「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则写作地点在泾州浅水原，确为经破薛战地，故褚遂良诗云：「昔往摧勍寇，今巡奏短箫」，杨师道诗云：「召雨窃泾川」。至于褚遂良诗云：「呼沱冰未结，官渡柳初凋」，许敬宗诗云：「还临官渡营」，呼沱河在今山西省，官渡在今河南省，与泾州在今陕西省者，相去甚远，褚、许二人诗句，盖用汉光武受困于呼沱河与曹操破袁绍于官渡之典，非实地之景。
至于本组诗之写作时间，当在贞观二十年八月，何以明之？据《资治通鉴》及《新唐书．太宗本纪》，贞观二十年八月庚辰，次泾州，赐高年鳏寡粟帛。所谓经破薛举战地者，即此行也，来此之目的，则因当时有薛延陀、敕勒等来犯，故亲自督导李世绩与李道宗等击之。
至于长孙无忌诗：「方陪东觐礼」，盖当时朝廷自征高丽时已有封泰山之议，唯尚未下诏耳，其后遂于贞观二十一年正月有「来岁有事于泰山」之诏（参本节（五）），长孙无忌自贞观十六年七月由司空改司徒，此时题「司徒赵国公」，官衔正合。
（十一）五言侍宴延庆殿同赋别题得阿阁凤应诏并同上三首并御诗赋得残花菊（共四首，贞观二十一年作于长安延庆殿）本组诗共四首，除太宗诗外，其官衔、姓名依序为：司徒赵公长孙无忌、银青光禄大夫行右庶子高阳县开国男弘文馆学士许敬宗、秘书郎弘文馆直学士上官仪。许敬宗既于贞观二十一年始加银青光禄大夫，则本组诗当作于贞观二十一年之后。「右庶子」当作「左庶子」。
（十二）四言奉陪皇太子释奠诗一首应令（共一首，分其一至其十，贞观二十一年二月丁丑太子释奠之后作于长安）本诗作者题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行太子右庶子弘文馆学士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
本诗共一首，分为其一至其十，故有学者以十篇计，今因题目仅称一首，故以一首计。按许敬宗诗其十有句云：「缛礼光备，文思可纪」，又云：「景福垂裕，受厘延祉，严训一尊，澄瀍万祀」，则是在典礼过后所作。然则此诗撰作于贞观二十一年二月太子于国学释奠之后，稍后太宗得风疾，赴终南山调养，令太子依旧处分国事（参本节（八）），则地点自在长安。「右庶子」亦当作「左庶子」。
（十三）五言咏棋（共八首，贞观二十二年作于长安）本组诗共八首，除太宗诗二首外，其余唱和者三人亦各二首，其官衔、姓名依序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右庶子高阳县开国男弘文馆学士许敬宗、承议郎守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刘子翼、起居郎弘文馆直学士難難難。所缺姓名三字，据陈尚君校注乃「上官仪」。「右庶子」亦当作「左庶子」。本组诗中，许敬宗既题「银青光禄大夫」衔，则在贞观二十一年以后。许敬宗官衔中无「中书侍郎」字样者，考贞观二十二年正月，以中书舍人崔仁师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此时许敬宗盖已解中书侍郎职，故无此衔。然则本组诗乃贞观二十二年作于长安，翌年四月太宗崩。
四、考证诗作创作时地的相关问题
本文所用考证方法，与第一节所举大陆学者略同，而卢燕新〈《翰林学士集》题名职官考辨〉一文有所质疑，并谓该集职官题名错误率达百分之五十九。笔者不以为然，如〈侍宴仪鸾殿早秋应诏〉一组，卢燕新引《旧唐书．许敬宗传》，以为许敬宗于贞观十七年始封高阳县男，此诗作于贞观十五年，则不得有此衔。
按：据《新唐书》，许敬宗封高阳县男，在贞观十七年为太子右庶子以前，《旧唐书》误，不得引据。又如〈春日侍宴望海同赋光韵应诏〉一组，卢燕新以为其时高士廉摄太子太傅，刘洎为左庶子留辅太子定州监国，许敬宗为太子右庶子，故其题衔有误，高士廉应加「太子太傅」衔，刘洎应加「太子左庶子」衔，许敬宗不得题「弘文馆学士」。实则本组诗作于定州，太子于此监国，太傅及左右庶子均追随在太子左右，题衔可略不可增，本组诗之题衔虽有简略者，但无错误。（参第三节）卢氏其余质疑，多如此类，兹不一一缕举。归纳之，其误有三：一为仅据单一史传立论，二为不熟悉当时官制与题衔惯例，三为未细考写作时之确实年月及地点。
五、结论
据上文所考，此集以许敬宗应诏及唱和作品为编抄主轴，而非唐太宗。所选作品年代亦颇参差，起自贞观二年，止于贞观二十二年，但以贞观十九年许敬宗任检校中书侍郎以后之时期为主，其前仅有任著作郎、中书舍人与给事中期间寥寥数首，而且未依写作年代先后编次，可见此集之编选颇有随意性，必非许敬宗子孙所编别集，乃出后人抄撮。
再观此集原有编次，除〈奉陪皇太子释奠诗〉外，前半以唱和诗为主，其题衔多中规中矩。后半自〈五言行经破薛举战地〉起，题衔遂多脱误及简化之现象，显示传抄者不耐烦之痕迹，就全书言，则有「吴兴公」误为「武康公」者，亦有「左庶子」误作「右庶子」者，显示抄手对官衔及许敬宗生平不甚熟悉。故可推论此集现今之面目乃经传抄之结果。诗作每首均冠以「四言」、「五言」字样者，亦属日本习惯，并非中土传统。
然则欲将此集置于唐诗发展脉络中加以了解者，宜参考学者所考订编年进行之，方易上手；而将此集置于日本汉诗学发展之脉络中予以了解，似为更准确之方向。
（本文之撰作与修改，曾于台湾科技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唐人选唐诗》研读班」讨论时，受益于曹淑娟、侯雅文两位教授。有关日本古抄本之形式与流传，亦曾请教朱秋而教授。并此申谢。）
作者简介：叶国良（YehKuo-Liang），1949年生，中国台湾桃园县人，台湾大学中文所博士（1983年4月），现任台大中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学术专长：经学、金石学、诗学。曾开设课程：国文领域、历代文选及习作、诗选及习作、文史基础、礼记、书法、金石学概要、石刻资料研究、应用文。
来源：古籍